我的学生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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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4-03-18 1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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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4-11-24 02:17
民办学校无须报批，只要具备一定的条件：一间可容纳一二十个人的空间、一块简易的漆成黑色的木板，课作板凳均有家长自带。至于教师，也是就读的学生家长共同支付工资合请。工资微薄且是以年薪计算，一年也就一百多块钱或几担谷。
民办或说私办学校通常就是一个老师，这个老师兼带两门学科：语文和数学。有的还要带不同年级的两门课程，即一、二两个年级的语文和数学。如果人数少，通常就纳入一个班，这个班叫复式班。上一年级的课时，二年级的学生就自习作业。反之亦然。
当学生要升入三年级，通常要转入所在大队的高小。我想这种办学模式大概介于私塾和公立之间的过渡与衔接。
一
我的村庄所处位置得天独厚，交通便利，靠近乡*。乡*那年代叫人民公社，也是一个区域的*、经济、文化的中心。多宝中心完小就设立在人民公社所在村庄—北陈村。只不过公社在村东头，学校则在村西头。
家里大人们在我不足5岁的时候就把我送入中心完小，学校距我家大约一公里远。第一次上学没有家人的护送陪同，由同村的长我5–6岁的柏松哥和明建哥带去的，奶奶叮嘱他俩：在学校关照我，放学时把我带回来，他俩点头允诺。
带到学校后，他们俩消失得无影无踪。也不知是否办了入学手续？不知道是否进了教室？是否坐上教室的座位？教育朝向，黑板在哪一概不知。现在想来，他俩只把我带到了学校，根本没领进教室，或者是开学第一天不必正常上课，仅仅是报个到就了事。
我清楚地记得，到校后他俩一转身就不见了，我瞪着一双惊恐的眼睛四处环顾寻找他们的踪影，看到的是乱哄哄的穿梭不停的陌生的面孔，对新的环境一点都没新鲜感和好奇感，专注的一件事就是呆呆的立在一地不动，用目光找寻这两个熟悉的面孔，可直到放学回家也没看到他俩的身影。
惶恐中把从家中带来的一本“红宝书”弄丢了，这本书是装在一个小小的口袋似的布包里，包斜跨背在身上，大概就是象征性当作书包。
情绪一下爆发了，哇哇大哭，引来一老师，得知掉了“红宝书”书，四处寻找。不多时竟然笑容满面地拿着一本书说“找到了”。崩溃的情绪得到些许安慰。
放学时，学生列队出来，几列队伍前面站着两个勃子上挂着纸牌，低头弯腰。纸牌上写着字，可能上面有名字，但一个字也不认识。这两个人其中的一个就是刚才为我找到“红宝书”的那位。当时心里很纳闷，这么好的人怎么是个“大坏蛋”。
那两个答应带我回家的大哥，大概忘记了他们的承诺早就跑得无影无踪。哭着走到家后，见到大人嚎啕大哭，自此再也没去这个学校了。
那时学制是一年为一个学年。一学年分两个学期，上半年为一学期，暑假之后下半年为另一学期。
第二年正月，在族人的撺掇下，本村撑起一个由七、八个学生组成的小学，教师也是由本村的识文断字的村民担任，教室设在祖堂上厅，一块小小的黑板，课桌是一张长约一米五，宽约一米的长方形大桌子，学生围桌而坐。
这张桌子本用于逢年过节时村民们摆放祭品，因势利导，因陋就简临时就作了学生的课桌兼老师办公桌。
一切准备就绪，开始上课没几天，发生了一件事：本村的外甥许银松在上课顽皮被老师掴了一巴掌，一粒门牙就掉落，满口鲜血淋漓，哭得稀里哗啦。
那时正是小孩换牙期，事情过去了就没事。可他外公知晓后赶来，暴跳如雷，指责老师太凶残恶毒，砸了教室里的东西，并扬言要与老师拼了。
老师负气不干了，学生作鸟兽散。
两次入学都无疾而终。不知道这几天的学校学习算不算我的启蒙教育。入学经历确贝戏剧性，因此，我常把这两次的入学看成一部戏剧的序幕或一首音乐作品的前奏。
二
屡经周折，但家长们送我读书初衷不改。70年正月元霄节后又被送入北陈村一所小学。这应该算是正式开启了启蒙教育。
这个学校不是原来那个多宝完小，虽然都处于北陈村，完小在村庄西头，而这所学校在村中。不知原来公办的全小是否还在？后来就读的学校貌似由北陈村合办的私立学校。
学校设在北陈村的祖厅里，用砖隔成内外两间，供两个不同的一、二年级作教室。共一个大门，大门挺阔，差不多占据向南的一面墙，是由多块长条形木板组成。开门或关门的时候必须一块一块木板的安装或卸下。通往内间教室必须经过外间，内间光线有点昏暗。
很幸运，一、二年级都在外间上课，同班同学大概十几个人。
学校共有三位老师，两位是本村人：陈银泉和陈金初老师；另一位是上山下乡的上海女知青麦庆妮老师。他们分工协作，两个班的语文和算术交叉上课。
那时语文课不教拼音，一年级以教生字为主，二年级继续教一些生字并用所学生字组词抄句。老师带读后大部分时间给学生习字练习。
算术课一年级的时候就认数、读数、简单的加减法，到二年级加减混合运算并学会了用括号，后期接触到乘法。除这些外，还学一点点珠算。
课外活动很少，偶尔也有一些勤工俭学活动。例如：在老师的带领下去沙山采摘蔓荆子；还有就是每个学生捡3斤柴火。可能是供老师煮饭或冬季生火御寒。
如果把一、二年级当作整个学校学习的起跑线，无疑我的起跑是成功的。因为不管大考还是小测，成绩总在一二位，陈金初老师把她妹妹“二女得”安排在我的同桌，并嘱我：她做不来的就教教她。其实哪会讲解，只不过把答案写一遍而已。
能与我一较高下的只有一个叫陈齐民的同学。他成绩很好。有一次我们俩人都考了满分，老师奖给我俩一人一本《毛*语录》，封面是红色的小小的册子。陈老师还把他抱起举得高高的。我心想为什么只举他一个人呢？我也考了满分呀。
那时学习仅靠课堂，根本没有什么课外作业，所以学得很轻松。记得有次老师让我们站在黑板前背九九乘法表，背下来了就上位。长关的一排人我第一个坐上了自己的座位，其时北陈村还有几个女人手里抱着娃站在教室外边观看，心里很得意。
二年级期末考试又拿得语数双百分，妥妥的井底之蛙的“学霸”。正当春风得意无忧无虑，我妈“揠苗助长”，出一个歪主意：这么好成绩，跳过三年级，直升四年级。
72年正月，为跳级转入华光高小。华光高小没有校舍，起初学校设在塘边赵村的一所民房里，从我家到学校有很长的一段路程，大约七八里吧，逢上下雨天很不方便，于是中饭就在上午上学的时候带去。为了保温，将两个碗合然后用塑料布包裹扎紧。
高泉生老师担心带去的饭冷了，毎到老师吃午饭的时候，他亲自动手放入老师炒菜的锅内热一下。没多少日子，学校又搬迁到刘化村的一栋民宅内，这家人还在内生活，教室只占用了客厅，房东有一儿子叫刘旭初也在班上就读。这个校址比先前的学校要近两里路，上学要方便得多，自此再也不用提着饭袋子上学了。
折腾来折腾去耗费了不少时间，正好赶上教育改制，学校由原先的春季入学改为秋季入学，因而这半个学期为过渡期，没有新教材，上课没有新内容，基本上是复习以前的知识为主。也就是练练字写写作文和演算一些算术题。
对我来说，教育改制有利有弊。有利的是取得时间上的缓冲；不利的是老师不怎样讲解，没人辅导又没自学能力，语文方面从未写过作文，老师命题后不知从哪下笔，三年级学的生字一概不知；数学方面连➗号都不认识，更不知道什么叫平均数。
越级的后果是从学霸跌入学渣，母亲知道后，她试图辅导，可是她不讲解除数、被除数、商这些概念，直接用了一个竖式48➗48，我看着“厂”里面一个48，左外边一个48，不知什么意思，拿着一支笔杵在桌旁，我妈努火中烧一边骂：“吃去死个东西，这么简单的题都算不出来”。一边在我头上敲了几个“螺丝”。不知这时她是否后悔让我跳级。
后来在老师的点拨下，不久学会了除法。对用括号的四则混合运算完全掌握，不过对“平均”含义理解不透彻，对四五年级的知识掌握带来了一些障碍。就好像一株植物正在蓬勃生长的时候遇上了缺水少肥的给养，即使没有完全枯萎也会生长滞停，受过伤害的作物产量自然会降低。
最大的困扰不是对所学内容的理解和掌握，而是削减了学习兴趣，成绩不如别人就产生了自卑感。记得小学四年级学加减乘除混合运算的应用题，要求是先用文字表达再分部列式运算，最后列出综合算式。遇到此类题目我往往陷入瓶颈，当时特别崇拜一个叫赵淑云的女同学，她字迹娟秀，思维清晰，由分到总的步骤列得条分缕析。数学作业本全是红灿灿的勾。这时我感到极度自卑，再也没有之前学习数学的热情和兴趣，遇到应用题总是回避，有时连题目都不过目直接放弃，这一坏习惯一直都在，好像大病后落下后遗症。
从切身经历来看，小学阶段很重要，应遵循循序渐进的原则。切忌盲目越级，除非课后有人跟踪辅导。更为重要的是对有问题苗头的学生要进行及时的心理疏导，一旦有心理障碍无法学好。就像水被堵住，如果能及时开沟引流，就不会泛滥四溢。或着说像一个婴儿吃“积食”，只有通过调节饮食，才能让其消化吸收。如果那时有老师、家长或同学点拔一下，我想问题会迎刃而解。其实一直以来，我对数学蛮感兴趣。多门学科中，数学还是学得比较好的。
那时小学是五年制，实际我只读了四年，时间一晃就过去了。升入初中没有后来的小升初考试，如果条件允许，只需大队的一张证明就可以直升。所谓的“条件”就是必须是“贫下中农”的子女，这与生俱来的身份可证明你“根红苗正”，继续深造可作社会主义*人。一些地主富农的子女在升学、就业、参军、提干等方面均受*。可见个人命运与所处的时代紧密相连。
三
七四年下半年九月，入读多宝中学。多宝中学既有初中也有高中，初高中学制各两年。其时多宝中学正在由湖山搬迁到界牌许村的地盘上，用作教窒和学生寝室的平房基本完工，但可称之为办公楼的教工宿舍正在筹建中，所以第一学期除了上课有很多劳动，诸如搬砖、挑沙、扯草…分任务完成，个头大的力气足的完成较快，而我总觉得体力不支，勉强坚持完成。
学校初建，一切基础设施不完善，不要说有蓝球场等活动场所，就连硬化的水泥路也少见。学校院内杂草丛生，还有三座坟在校园中，虽然是新建的校舍，没有焕然一新的感觉。万事开头难，一切百废待兴的感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