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说“兵凶战危”是儒、墨、道的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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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2-05-05 1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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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2-06-27 08:30
以孔子、孟子、苟子为代表的先秦儒家，都持“非战”的态度。孔子作为儒学的创始人，强调以礼乐治国，以仁德服人，主张“道之以德，齐之以礼”，珍惜民力，节制剥削。站在这种人本主义的立场上，他合乎逻辑地否定和非议当时的战争。在他看来，当时频繁发生的战争，其性质大多属于非正义的一类，是“天下无道”的表现。孟子更是反对当时的战争，他处处拿自己的“仁政”原则对当时的战争现实进行衡量，结果是大失所望：“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孟子·离娄》）。于是对战争痛加抨击：“今之所谓良臣，古之所谓民赋也。君不志于仁，而求为强战，是辅桀也”（《孟子·告于》）。荀子的态度虽较孟子稍为温和，但同样是本于仁义的原则来认识战争的意义认为“仲尼之门，五尺之竖子，言羞称乎五伯”《荀子·仲尼》）。可见，先秦儒家是从人性与战争的对立冲突这一角度阐述“非战”立场的。
道家对战争也持基本否定的态度。《老子》明确认为战争是不吉利的事情，“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老子，三十一章》），它是“有为”（即妄为，无事生非），与“无为”相对立，违背自然本性。给民众生计造成严重的破坏：“师之所处，荆棘生焉；大军之后，必有凶年”（《老子·三十章》），同时导致惨重的人员伤亡。“杀人者众”，违背天道厚生好德的本性，有百害而无一利。基于这样的认识，道家提倡“非战”，对战争采取远而避之的立场，“故有道者不处”。即主张“以道佐人主”而反对“以兵强天下”。至于庄子否定一切战争（包括所谓的“义战”），就自不必说了。
墨家学派战争观的核心内容是“非攻”理论。《墨子》一书对当时的战争多有抨击，无情贬斥，它认为从历史史实考察，战争是凶事，是灾祸：“古者封国于天下，尚者以耳之所闻，近者以目之所见，以攻战亡者不可胜数”（《墨子·非攻中》）。只有极少数国家得以幸存下来，这就像医生给人治病一样，医治了一万人，而仅仅有几个人痊愈，这种医生绝不配称为良医。同样的道理，战争也绝非安定社会的正确途径，必须予以否定。再从现实状况考察，战争的危害性也显而易见，必须坚决反对。《墨子》指出一旦发动战争，久者数发，短者数月，国君无暇处理朝政，官吏无暇处理事务，农夫无暇耕耘，妇女无暇纺织，使得国家生产荒芜，人员的伤亡不可胜计，物质的损失不可胜计；这完全是“夺民之用，废民之利”，断无可取！所以对战争活动应予以否定。
儒、墨、道的“非战”“羞兵”思想从道德的层面看，有其不可忽略的积极内涵。具有批判社会现实，揭露战争弊端的合理一面，客观上表达了饱受兵燹灾难的广大民众渴望社会安宁的良好意愿，反映了这些学派追求和平、关注人道的努力。然而从历史发展的自在规律来看，他们的观点又不无可针砭之处。的确，战争有残酷的一面，但有些战争却符合历史发展的要求；“仁政”、“兼爱”、“无为”合于人道、但却有时解决不了历史提出的问题。从人道的角度看，当时的战争不可取；从历史的角度看，当时的战争又不可无。儒（墨、道诸家以“仁政”、“兼爱”、“无为”等原则否定当时的战争，这实际上也就使得自己的学说成为苍白无力的说教。
2．“义战”的理想追求。儒、墨、道等学派基于人本主义的立场，主张”非攻”“去战”；可是他们所面临的，却是战争频繁、杀戮惨重的痛苦现实，这就决定了他们无法回避战争，不得不重视对军事问题的思考和探讨，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充满理想主义色彩的战争目的论。
儒家系统地提出了“义战”的理论，他们把战争区分为“义战”和“不义之战”两大类，肯定和歌颂“义战”，将其视为军事斗争的理想境界。所谓“义战”，按儒家的理解，就是拯民于水火之中，吊民伐罪，为实施仁政开辟道路。他们认为，这种性质的“义战”，在历史上曾有过：“尧伐驩兜，舜伐有苗，禹伐共工。汤伐有夏，文王代崇，武王伐纣，此四帝、两王皆以仁义之兵行于天下也”（《荀子·议兵》）。同时，在现实生活中，“义战”也是应该成立并积极推行的。如孟子鼓励齐宣王伐燕，即是明显的例子：“今燕虐其民，王往而征之，民以为将拯己于水火之中也”《孟子·梁惠王》）。就儒家创始人孔子来说，他对于反抗*，保卫祖国的义战，也持肯定的态度。公元前486年，齐国发动侵犯鲁国，孔子闻讯后即号召其弟子挺身而出，共赴国难：“夫鲁，坟墓所处，父母之国，国危如此，二三子何为莫出”（《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认为即使是为之奉献生命，也当在所不辞。儒家进而指出，“义战”顺乎天道而应乎民心，因此必定是所向披靡，无敌于天下：“国王好仁，天下无敌焉”（《孟子·尽心》）；“彼王者不然，仁眇天下，义眇天下，威眇天下……以不敌之威，辅服人之道，故不战而胜，不攻而得，甲兵不劳而天下服”以《荀子·王制》）。
墨家提倡兼爱，主张以德义服天下，通过兼相爱来消弥战乱，达到“非攻”的目的：“若使天下兼相爱，国与国不相攻。家与家不相乱，盗贼无有，君臣父子皆能孝慈，若此，则天下治”（《墨子·兼爱上》）。在墨家看来，兼爱可以去乱，可以止战。兼爱是非攻的道德伦理基础，非攻则是兼爱的必然结果。
墨家主张“非攻”，并不是反对一切战争，而是特指反对当时那种掠夺性非正义战争。《墨子》把战争区分为“诛”与“攻”两大类。“攻”是非正义的，而历史上的“诛”则是正义战争、如大禹征讨有苗，武王翦伐商纣这些为民除残去暴的战争，就属于“诛”而非“攻”，是正义之举，值得肯定和支持。由此可见，墨家赞成拥护以吊民代罪为宗旨的正义战争，并把它视为理应追求的用兵理想境界，这一点与儒家的“义战”观点有异曲同工之妙。
儒、墨诸家提倡“义战”的思想，反映了其重视对战争性质进行区分，在客观上多少起到了抑制统治者战争野心的作用，这也是其人本精神的具体体现，对于中*事文化慎战、和平传统的形成，不无深远的影响。然而也应看到，儒家的“义战”观存在着严重的“迂远而阔于事情”的倾向，往往是其抽象理念中的虚构假设，无法在现实生活中实现。其发展到极端，则造成中*事传统文化中重义轻利、重道轻器弊病的滋生。
3．民心向背与战争胜负的理性认识。儒、道、墨三家均高度重视军事与*的关系。深刻认识到民心所向与战争胜负的关系。儒家在这方面尤为突出。它始终把*清明、民心所向视为决定战争取胜的首要条件。强调只要赢得民心，便可以无敌于天下：“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亲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顺之。以天下之所顺，攻亲戚之所畔；故君子有不战，战必胜矣”（《孟子·公孙丑》）。而争取民心的关键，在于修明*，推行“仁政”与“礼乐”，“取信于民”。用苟子的话说，就是“仁义者，所以修政者也。政修*亲其上，乐其君，而轻为之死”（《荀子·议兵》）；“凡用兵攻战之本，在乎壹民……士民不亲附，则汤武不能以必胜也。故善附民者，是乃善用兵者也。故兵要在于善附民而已”。
道家也重视*条件对夺取战争胜利的意义。如《老子》指以：“夫慈，以战则胜，以守则固”（《老子·六十七章》）。认为统治者如能做到谦恭自律，以宽容、慈爱的态度对待民众，就会赢得他们的信任。获得他们的支持，这就叫做善“用人之力”、无*守，都将无往而不胜。
墨家讲“救守”，认为要使“救守”达到目的。其前提条件是修明政流民心，只有做到“上下相亲”，方能“死而守”。至于修明*的内容，墨家认为首先是要尊天、事鬼、爱民，以取得上天保佑，民众拥护，“主君之上者等天事鬼，下者爱利百姓”以墨子·鲁问”；其次是选拔人才，量才录用，使之各得其所，效命国家：“守者必善而君尊用之，然后可以守也”以墨子，备城门》）。
儒、墨、道三家重视*对军事的决定性作用，强调民心向背对于赢得战争的关键意义，这无疑是正确的见解，它揭示了战争活动的本质属性，对兵家战争观的构筑产生过重大的影响。然而，他们中间的个别人（如孟子）一味强调这一点而忽略其余（实力建设等），认为只要做到“孝悌忠信”，便“可以制挺以挞秦、楚之坚甲利兵”，天真地宣扬“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国不以山豁之险，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孟子·公孙丑》），则陷入了思想的误区，不能不说是偏颇的观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