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胡人是什么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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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2-04-21 0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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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2-06-18 15:23
唐俑中之“胡”,大抵指粟特人.能区别出来的还有昆仑人,但较少见.至于区别更少见的大食人和其他民族,目前仍难准确做到；兹不讨论.粟特人是居住在中亚河中地区,即泽拉夫善河流域的半农半商民族.当时的大商队都以武力自保,所以粟特人也尚武.然而与十六国时期以武装入侵的方式进入中原的北方各族不同,叩关的粟特人多以通商的面貌出现.尽管贞观年间康国大首领康艳典充任蒲昌海（今罗布泊）石城镇之镇使时（《新唐书·地理志》）,“胡人随之,因成聚落”.其后,在石城镇外又筑起胡人聚居的新城,蒲桃城和萨毗城（S.367号《沙州伊州地志》）,仿佛是一些殖民的据点；但唐*以宽容的态度处之.这时入华的粟特*都生活在此类聚落中.起初,他们几乎与唐代社会格格不入.粟特人信仰火祆教,然而并不外传,不曾有过译成汉文的祆教经典,各地之祆祠唐*也“禁民祈祭”（《新唐书·百官志》）；在宗教上与信仰佛、道的唐人完全隔绝.在婚姻上粟特人实行血亲通婚.《隋书·西域传》说粟特人“妻其姊妹,及*相禽兽”.唐·慧超《往五天竺国传》说粟特人“极恶风俗,婚姻交杂,纳母及姊妹为妻”.唐·杜环《经行记》也说：“寻寻（指祆教徒）蒸报于诸夷狄中最甚.”西安出土的《唐苏谅妻马氏墓志》中,就记下了祆教徒近亲通婚的事例（《考古》1964年9期）.这种风俗,自唐人看来,实属悖逆伦常,为情理所不容.在丧葬制度上,祆教经典《阿维斯陀经》规定,要将死者置于山间,让狗噬鸟啄.但萨珊波斯实行*,尸体虽任鸟啄,却不令野兽吞食.粟特人则又不然.唐·韦节《西蕃记》说,康国于城外,“别筑一院,院内养狗.每有人死,即往取尸,置此院内,令狗食人肉尽,收骸骨埋殡”.《旧唐书·李暠传》所记太原“黄坑”,也是狗食死人之处,似亦为流寓当地的粟特人治丧之所.为哀悼死者,其亲属或剺面截耳.这些做法,并令唐人不胜惊诧骇怪.当然,如果他们在本乡行施自己的风俗,外人可不必置喙.但大批粟特人却留恋唐之富庶,乐不思归,不愿“还蕃”；这样就产生了一个如何找到在这里长期生活下去的出路,实际上也就是如何进入唐代社会的问题.
当唐王朝的统治得到巩固后,大部分聚落被编为乡里,入籍的粟特人之从事农业者依均田法受田,并承担相应的赋税兵役.他们与汉族农民杂居,且互相通婚,较易汉化.那些继续经商的：未入籍者称“客胡”；入籍者则成为“当县夷胡户”,其籍贯“属西、庭、伊等州府者,验有公文,听于本贯以东来往”（S.1344号《开元户部格断简》）.也就是说入籍的胡商只能在其户籍所在的边州以东的内地进行贸易.而“客胡”虽然也不允许捆载内地产品任意“入蕃”,但可以从域外运货进来,比入籍者方便.所以这两部分粟特商人遂互相配合,操控丝路上的贸易.长安西市中胡商尤多,“西市胡（商）”成为当时的一个专门名称.经他们转贩而来的西方物品常为论者推重,誉之为“撒马尔罕金桃”.虽然由此带来了若干西方器物的造型与纹饰,丰富了唐代的工艺制作.但其中大部分为奢侈品,或用途不广的奇货；远不能和16世纪传来的美洲作物、19世纪传来的欧洲机械相比,于发展社会生产、改善民众生活的作用至鲜.而且未入籍的客胡流动性大,虽然他们善于适应,但很难被看成是社会中之稳定的因素.
不过入唐既久,且已脱离聚落约束的粟特人,逐渐不循旧制.改奉摩尼教、景教以及佛教的不在少数；唐代的佛教大师释法藏（见《宋高僧传》）、释伽跋摩（见《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等都是粟特人.其精英分子更努力接受汉文化,供职唐廷的大有人在.他们不但担任译语、将作、监牧等方面的职务,还有成进士,做文官的.然而这些人,包括未解体以前的粟特聚落成员,都不会出现在胡俑中.只有贫困的粟特移民,居留的时间已长,对唐土风情知之已稔,已基本华化者,才能为汉族大户所收容；甚至也只有其中的“家生子”,才能受到充分信任.因为随葬的胡俑代表的是这类人,而不是人地两生的初来者,更不会是精英阶层.所以考察在现实生活中沦为厮役奴婢的胡俑,只能为唐代社会中的粟特人这幅大画卷揭开一角,其中还不可避免地被涂上一层墓主人所属意的色彩.由于粟特人“十岁骑羊逐沙鼠”（李益诗,《全唐诗》卷二八二）,懂得畜牧,所以牵驼驭马的胡俑相当多,可是无论俑或驼、马,以及所驮之物,无疑悉数代表墓主人的财产.研究者不宜离开这一基本事实而过度引申.比如有人把它们看成是丝路上的商队的一部分；甚至驼囊上的兽面装饰也被认为即《酉阳杂俎》所称“刻毡为形,盛于皮袋”的祆神（《唐研究第7卷》）.而如《唐代胡人》页9所收陕西乾县唐章怀太子墓出土的三彩骆驼,造型诚如其说；但章怀太子既不经商又不信祆教,与丝路贸易及祆神均不相干.又辽宁省博物馆所藏朝阳唐·鲁善都墓出土之彩绘骑驼俑,骑者既是汉人面相,朝阳又僻在北方,也说明此驼与丝路上的商队没有直接关系.而陕西户县元代贺氏墓出土的驮马,其驮囊上亦饰兽面.元代不流行祆教,此驮囊更与祆神无涉.
粟特人长于音乐歌舞,唐代的胡人乐俑颇不罕见,西安鲜于庭诲墓出土的骆驼载乐俑尤为著名.《唐代胡人》页169所收西安西郊枣园唐·俾失十囊墓出土的乐俑共6人,所奏乐器有二弦琵琶（疑即勿雷）、答腊鼓、横笛、竖笛等,另有引吭作歌者,其安排与上述载乐俑差近.俾失十囊为突厥首领.《册府元龟》卷九七四载,开元四年四月“突厥俾失州大首领伊罗友阙颉斤十囊来降,封其妻阿失那氏为雁门郡夫人,以向化宠之也”.此人卒于开元十二年,居唐仅8年,随葬之乐俑胡貌唐装,疑非其本族；此时粟特之附突厥者人数甚众,所以这些乐俑可能也是粟特人.不过令人奇怪的是,胡俑及相关之美术作品中出现的舞者皆为舞胡腾的胡人男子,而舞胡旋、柘枝之胡人女子则不经见.其实胡人女子中之酒家胡姬,在唐代风头正健.李白诗“胡姬貌如花,当炉笑春风”,“胡姬招素手,延客醉金樽”（《李太白集》卷三,卷一八）均反映出偕胡姬置酒饮谑之状.但红粉浮浪,诗句轻薄；再考虑到其祆教之“恶欲”的背景,则胡姬在当时人眼中一般不被视作良家妇女.元曲中涉及男女私情时仍常常扯上祆教,如《货郎旦》第三折：“祆庙火,宿世缘,牵牛织女长生愿.”甚至明清时妓院中供奉的行业神白眉神,据刘铭恕先生考证,亦由祆神转化而来（《边疆研究论丛》1942~1944年卷）.因此在唐代上层人士用于葬礼的陶俑中没有她们的位置,出土物中迄今尚未发现可以被确认的女胡俑.唐代男胡俑的面目剽悍,有的且接近狰狞,胡女的面型大约也不尽符合唐人的审美习惯.这时如对人说“子貌类胡”,绝不是一句恭维的话.“如花”云云,不过是吟咏时即兴遣辞而已.更由于在社会心理上把她们定格为风尘冶艳之尤,遂使之难以在正式场合抛头露面.有鉴于此,唐代之带粟特血统的贵妇,常特地攀附汉族烈女贞妇的节操,用以标榜.如洛阳出土的仪凤二年《曹氏墓志》,其父名毗沙,显然是胡人.但志文中说她“贞顺闲雅,令范端详”；“四德周备,六行齐驱”；“孝同梁妇,节比义姑”（《千唐志斋藏志》）.这些谀墓之词可能不尽是实录.因为同出于洛阳的《安师墓志》（龙朔三年）与《康达墓志》（总章二年）,文字竟几乎全同（均见《隋唐五代墓志汇编·洛阳卷》）.炮制者依样葫芦,照猫画虎,其中的假大空,自不待言.
真正广泛吸纳粟特移民从事的职业是当雇佣兵.《大唐西域记》说康国“兵马强盛,多诸赭羯.赭羯之人,其性勇烈.视死如归,战无前敌”.赭羯亦作柘羯,意为勇士.《唐代胡人》页170之胡人骑俑,裸露上身,肌肉饱绽,或即代表侍卫永泰公主的一名柘羯.唐的建立颇赖突厥兵之助,所以自始就有任用蕃将的传统.特别是到了玄宗朝,由于均田之制已驰,建立在均田制上的府兵确已“不堪攻战”,蕃将统领的军队已成为国家主要的武装力量.虽说其中包括蕃汉兵卒,而且蕃人亦不尽是粟特,但九姓胡毕竟占有相当大的比例.高适诗中甚至说：“控弦尽用阴山儿,登阵常骑大宛马”（《全唐诗》卷二一三）；可以想见当时唐军中胡骑之众.蕃将为了取得信任,每每竭力作输诚效忠的表白：“忠勤奉主,操等松筠；委质称臣,心贞昆玉”（《康元敬墓志》,见《隋唐五代墓志汇编·洛阳卷》）.但实际上像安金藏、石演芬等之能做到忠于一姓者,亦不多见（《新唐书》安、石本传）.其民风或如《西域记》所说：“胡人贪冒,性多翻覆.”以安禄山为例,他在唐玄宗面前的表演,如《安禄山事迹》所记,可谓矫情作态,已臻极致.安禄山“腹缓及膝”,当被问起其中何物时,他就说：“唯赤心耳!”最后此人成为范阳、平卢、河东三镇节度使,身兼三个大军区的司令,兵刑钱谷,生杀予夺,尽操一人之手；其麾下的镇兵人数相当全国兵额的36%.他的反叛,成为李唐由盛而衰的分界线.致令杜甫悲哀地感叹：“羯胡事主终无赖,词客哀时且未还”（《全唐诗》卷二三O）.这场叛乱不仅给国家造成了无可弥补的伤害,也使杜甫饱受颠沛流离之苦.安史叛军中就有不少柘羯.围睢阳城时,“有大酋被甲,引柘羯千骑,麾帜乘城招巡”（《新唐书·张巡传》）.这些柘羯骑兵虽早已湮灭在时间的长河中,但从《唐代胡人》页138之骑具装马、戴虎头磕脑的胡俑身上,却仿佛仍能看到那个令人震怖的历史时刻中之粟特铁骑的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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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2-06-18 15:23
由于仰慕汉文化和对中原汉人的驱赶，一些以往的胡人已经汉化与汉族无二异矣，广泛分布于中原和北方各地。
五胡指匈奴、鲜卑、羯、氐、羌这五个民族，趁中原八王之乱时期衰弱之际陆续建立非汉族国家而造成与南方汉人政权对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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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2-06-18 15: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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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2-06-18 15: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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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2-06-18 15: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