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篇文章能改变现实吗?

发布网友发布时间：2022-05-06 06:42

共2个回答

好二三四时间：2022-05-28 15:21

梁文道

当代最伟大的记者之一，阿米拉•哈丝，是以色列《国土报》的专栏作家，长年住在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等巴勒斯坦地区，报道当地人的生活面貌。她是个犹太人，父母都是纳粹大屠杀的幸存者；但她却和加沙的计程车司机与伊斯兰教领袖交朋友。

她是以色列人，平常身处约旦河西岸等地简直是深入龙潭，不只要小心游击队”误伤”自己，更要躲避以军无区别的枪弹攻击。

她是以色列国民，但当今世上没有几个比她对以色列更不客气。她喜欢拿以色列和实施种族隔离政策时期的南非相比，指控以色列政府压迫甚至屠杀巴勒斯坦人。很多以色列人因此视她为叛徒。最糟糕的，是她竟然还用英文写书，把巴勒斯坦人的苦难和以色列带给他们的伤害公之于世。

正是阿米拉•哈丝这种人使我感到记者的尊严与光荣。她是一位真正的”无国界记者”，在普世的人道价值和政府与同胞的欢迎之间，她选择了前者。然而，她又是一位最爱国的记者，因为她不能忍受自己的国家犯错，不能忍受自己的祖国在军事和经济上是巨人但在道德上却是个侏儒。看着自己的政府和国民走上一条错误的道路，于是奋起孤笔一士谔谔，欲挽狂澜于既倒，这岂不就是新闻人的良知吗？

一个记者报道或许一时无法见容于当权者，但是掌握政治权力的人就一定更聪明，更了解什么是国民应该知道的事、什么是对国民最有利的东西吗？任何政府都想叫人相信答案是肯定的，而任何记者都应该怀疑。

约翰•皮尔格是我最敬佩的调查记者，数十年来，他走遍世界各个阴暗角落，用同情的眼光注视被遗忘的人群，专门揭出令大国权贵尴尬的事实，英语世界那些右倾的媒体无不视之为拒绝往来户，跨国财团的首脑与白宫里的鹰派则把他当作必须消声的噪音。同为澳洲媒体人，他的老乡默多克坐拥亿万财富，把买回来的报刊电视全部变成喉舌工具，异口同声地为美军入侵伊拉克鸣锣开道，说萨达姆藏有大杀伤力武器。皮尔格孤身一人手无恒产，却办起了独立新闻和评论网站，连结世界各地的进步人士，成为伊战期间最受注目的反战言论基地，拆穿无数谎言。

外国的月亮未必特别圆，我们中国也曾出过一代又一代不畏权贵执着真相的好记者，政府还鼓励舆论监督，以收广开言路之效。但是经过长期的环境扭曲，有些新闻人已经忘记了令他们骄傲的根本价值了。在现实条件的限制下不得抒展心愿，大家可以同情可以理解；但是自己心态不正，在没有太大的压力下主动迎合奉承，那就实在对不起记者和新闻人的名分了。

我曾目睹一些人号称是做调查报道，却在受访地处处接受该地方官方单位和企业的招待指引，不但不因此焦躁，反而为自己的贵宾级待遇感到庆幸。我还想起许多同行前辈的教诲，评论时政要”该叫好的叫好，该批评的批评；政府做得不好，固然要批评；政府做得对，就应不吝称赞”。我了解他们言者谆谆的苦心，也明白客观中肯的重要。然而，我还是没办法去赞美什么，不是我尖刻，也不是官府从来都错，是因为这句劝告实在不适用于掌权者身上。

热心网友时间：2022-05-28 12:29

只有一种情况能使时事评论不朽，那就是你说的那些事老是重复出现。几年前发生过矿难，评论家费煞苦心地分析它的成因，推介善后的处置，指出杜绝它再度发生的方法。结果它不只没有消失，反而更加频密地发生。如果时事评论的目的是为了改变现实，那么现实的屹立不变就是对它最大的嘲讽了。任何有良心的评论家都该期盼自己的文章失效，他的文章若是总有现实意义，那是种悲哀。除非他那作者的自我要大于一个知识分子的志趣：江山不幸诗家幸。 ———梁文道两百多年前，被誉为“两个世界的英雄”的托马斯·潘恩出版了《常识》一书，一年内发行了50万册，当时200万北美居民中几乎每个成年男子都读过或听过别人谈这本小册子。最近，活跃于香港和内地媒体的知名评论家梁文道先生也出版了一本《常识》，其受欢迎程度会是怎样，我们不妨拭目以待。与潘恩的《常识》是一篇长文不同，梁文道的《常识》是一本时事评论集。之所以与前贤的著作重名，作者有两点考量：一是“为了向前人致意，归宗于这种知识分子的传统”；二是“以为自己所说皆不脱常识范围”，不似流俗凡事都要往“深处”钻、议论总要谈“本质”的倾向。公共关怀和常识写作，正是梁文道的话语立场和评论视角。公共关怀梁文道在序言中对潘恩赞赏有加。这不只是因为“几乎所有轰动一时的小册子都消失在故纸堆中了，而惟独潘恩的《常识》是个例外”，更因为“他一直向往西方知识史上一种以畅销为荣的出版物”，即小册子。他援引擅长小册子书写的美国社会学家米尔斯的话说，出版的“真正意义是‘面向公众’”，而知识分子写小册子就是“让一种想法公之于世，交给公众研判思考，再酝酿出变化社会的土壤”。尽管这本《常识》并不是小册子，但其书写本身秉持的无疑也是一种知识分子的公共情怀。在他看来，“时事评论的目的是为了改变现实”，因而“任何有良心的评论家都该期盼自己的文章失效，他的文章若是总有现实意义，那是种悲哀”。换句话说，知识分子写作时事评论是为了“干预生活”，是期待我们置身其中的这个世界完美起来，而不是追求成就自我的“江山不幸诗家幸”。并不是所有的知识分子都愿意“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的，他们中的很大一部分过着“两耳不闻窗外事”的生活，至于是否“一心只读圣贤书”却未必好说。当然，选择做一名纯粹的学者也无可指摘，何况一名学者在进行公共发言之前本应该做好自己的专业，就像孔子所说的“行有余力则以学文”那样。让人意气难平的是，从事公共发言的知识分子往往遭到专业知识分子的鄙夷，被认为是不务正业或者哗众取宠。也许这就是“思想家淡出、学问家凸显”的症状？事实上，这种“纯学者”的傲慢与偏见并非今日中国独有，而毋宁具有某种“普适性”。仍以潘恩为例。尽管凭其理论贡献他本该在近代*思想史上享有独特的地位，但西方出版的许多*思想史专著却没有潘恩的一席之地。在大多数西方学者看来，潘恩只是个宣传家、鼓动家，充其量是个小册子作家，却绝非*思想家。其实，正如朱学勤先生指出的那样，潘恩的“著作并不是闭门整理前人思想资料的结果，大多是应时而作的战斗檄文，无意中却给近代*思想史留下了一份珍贵的遗产”（《托马斯·潘恩在近代*思想史上的地位》）。实践与理论是相互促进的，公共关怀本身是一种价值，而其对学者专业发展的促进也不无价值。专业学者完全没理由鄙夷从事公共发言的学者。梁文道是位学者型的评论家，虽然未闻他在学术上有何贡献，但这并不能抹杀其公共发言的价值。常识写作潘恩道出的常识在他那个时代其实是非常惊世骇俗的，说那是常识乃是为了消除读者的接受障碍，从而令其笔下的真理显得自然可信。这里有必要交代一下潘恩的“话语策略”。按照朱学勤先生的说法，作为下层人民一员的潘恩，“知道怎样用他们的语言说出他们的要求”。所谓“他们的语言”，无外乎简明直白，不兜圈子，不作过度阐释，有一说一，直指人心。这样一种性格也是梁文道的追求。前文已经说过，他很反感那种凡事都要往“深处”钻、议论总要谈“本质”的倾向，好像不上溯到终极本源就无法显示自己的深刻似的。很多问题，特别是中国的很多问题，其实本来很好解释，完全没有必要云山雾罩地谈文化谈心性，那样反倒掩盖了问题的症结所在，不过是“在文化的脂肪上搔痒”。在他看来，“在公共事务上面，种种关于‘本质’和‘深度’的空洞玄说不只解决不了任何实际问题，有时还会塑造出更难疏解的偶像与幻觉”。只要以常识度之，很多问题也就无所遁形了。致力于说出常识或者以常识写作，其实也是中国报刊评论的一个传统。比如当年的《努力》周刊、《独立评论》和《观察》，尽管其撰稿*多留过洋，但写起文章来却从不摆洋谱，而是白话开篇，如话家常。强调常识，不只是一种策略需要，更因为常识常常被遗忘和压制，造成常识稀缺，因而需要“时时勤拂拭，不教染尘埃”。常识来自于人类屡被印证的经验认知，当然，这些认知和成果未必会被普遍接受，而违背常识的事情也就由此在拒绝接受的地方发生。事实上的确存在把常识当新知的问题。若是欣然接受倒也罢了，最怕的是视为异端加以拒斥。那些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常识几时能够刷新国人的视听、给人“欸乃一声山水绿”的快慰呢？在信息面前，世界是平的，在常识面前，世界何时也是平的呢？指认常识梁文道对于常识的理解还有一层，即“常识是一种文化体系”（人类学家吉尔兹语）。简单来说，就是不同的文化共同体有不同的常识观念，甚至不同的亚文化共同体也有不同的常识观念。比如香港人和内地人虽同属华人文化圈，但其常识观却不尽一致，香港人认为是常识的内地人未必认为是常识，反之亦然。梁文道提出这个命题并非只是出于理论认知，而更是某种真切的生命体认。作为一个香港人，他试图接受内地人的常识，并以此来思考眼前的问题，但这种“进入”是为了“跳出”，也就是获得某种“地方性知识”，而不是为了融入其中自如地生活。同样，如此跳来跳去的姿态也适用于获得内地人对香港人常识的“发现”。这样一来，他的时评就不只是简单的时评，而是在做一种诠释的工夫，以把一连串看似浅白自然、不得不如此的“常识”一一揭出，逐个指认。那么，梁文道到底为我们揭出了哪些常识？本书分为上下两编，上编名为“理解当代中国的七十张关键切片”，涉及国耻、抗战、汉奸、*、问责、*、教授、低俗等诸多命题；下编名为“窥视世界的局部角度”，又细分为“*激进派的豪赌”、“一个国家的梦想与现实”和“世界到底有多平”三个单元。常识几多，读书便是。有意思的是，这组时评文章一旦被赋予“揭出常识”的使命，似乎就超越了时评易于过时的命运，从而获得了某种持久的价值。换句话说，人们阅读这些文章，不是为了了解作者对某个具体事件的看法（事过境迁，人们可能也已没有了兴趣），而是为了获得作者对某个抽象命题的认知，而这一认知适用于以后遇到的同类具体事件。这就是《常识》不同于一般的时事评论结集之所在。胡唐 □媒体人士，广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