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网友 发布时间:2022-05-06 03: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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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心网友 时间:2022-06-28 15:01
1、孟子
孟子约于齐宣王二年(公元前318年)再游齐国,受到礼遇。齐宣王见到孟子就问:“齐桓、晋文之事可得闻乎?”孟子回答说:“仲尼之徒无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后世无传焉,臣未之闻也。无以,则王乎!”
齐宣王想效法齐桓公、晋文公图谋霸业;孟子的*主张却是效法“先王”,实行“仁政”。他讲的“保民而王”、“制民之产”的道理,虽然注意到了封建地主阶级的长久利益,但并非“富国强兵”的当务之急,从而被看成“守旧术,不知世务” 。
燕王哙因让国给燕相子之,引起燕国内乱。公元前314年,齐宣王乘机派兵伐燕,只用了五十天就大获全胜。齐宣王对孟子说:“诸侯多谋伐寡人者,何以待之?”孟子说:“王速出令,反其旄倪,止其重器,谋于燕众,置君而后去之,则犹可及止也。”
宣王不听,“燕人畔”。王曰:“吾甚慙于孟子。”孟子对齐宣王的进言很多,并未见用。他本来打算依靠齐宣王来推行他的*主张,但齐宣王只是把他当作一位德高望重的学者来尊重,而不是想实现他那一套*理想。
孟子也看清楚了这一点,便准备回乡。齐宣王派人告诉孟子:“我欲中国(国都中)而授孟子室,养弟子以万钟,使诸大夫国人皆有所矜式。”这实际上是把孟子当作一块招牌,博得尊贤重士的名声。
2、范仲淹
天圣七年(1029年),仁宗十九岁,章献太后(宋真宗章献皇后)依然主持朝政。
冬至,仁宗准备率领百官在会庆殿为太后祝寿。范仲淹认为这一做法混淆了家礼与国礼,就上疏仁宗说:“皇帝有事奉亲长之道,但没有为臣之礼;如果要尽孝心,于内宫行家人礼仪即可,若与百官朝拜太后,有损皇上威严”,谏言仁宗放弃朝拜事宜。
上疏奏报内廷,没有获得答复。 范仲淹又上书太后,请求还政仁宗。奏书入宫,再次石沉大海。
晏殊得知范仲淹上疏,大惊失色,批评他过于轻率,不仅有碍自己的仕途,还会连累举荐之人。
范仲淹据理力争,并回写一封长信(《上资政晏侍郎书》),详述自己做法的缘由,申明自己的*立场:“侍奉皇上当危言危行,绝不逊言逊行、阿谀奉承,有益于朝廷社稷之事,必定秉公直言,虽有杀身之祸也在所不惜。”
3、屈原
周赧王三十五年(前280年),楚顷襄王十九年,秦将司马错攻楚,楚割让上庸、汉北地;第二年,秦白起攻楚,取邪、邓、西陵。
周赧王三十七年(前278年),白起更进一步攻下了郢都,楚顷襄王只好跟那些执政的贵族们一起,狼狈不堪地逃难,“保于陈城(今河南淮阳县)”。在极度苦闷、完全绝望的心情下,屈原于农历五月五日投汨罗江自尽。
这一年大概是楚顷襄王二十一年(前278年),屈原当时六十二岁左右。
4、杜甫
天宝十四载(755年)十一月,安史之乱爆发,第二年六月,潼关失守,玄宗仓惶西逃。七月,太子李亨即位于灵武(今宁夏回族自治区灵武市),是为肃宗。
这时的杜甫已将家搬到鄜州(今陕西富县)羌村避难,他听说了肃宗即位,就在八月只身北上,投奔灵武,途中不幸为叛军俘虏,押至长安。同被俘的王维被严加看管,杜甫因为官小,没有被囚禁。尽管个人遭遇了不幸,但杜甫无时无刻不忧国忧民。
时值安史之乱,他时刻注视着时局的发展,在此期间写了两篇文章:《为华州郭使君进灭残冠形势图状》和《乾元元年华州试进士策问五首》,为剿灭安史叛军献策,考虑如何减轻人民的负担。
当讨伐叛军的劲旅——镇西北庭节度使李嗣业的兵马路过华州时,他写了《观安西兵过赴关中待命二首》的诗,表达了强烈的爱国热情。
5、陆游
绍兴三十二年(1162年),宋孝宗赵昚即位,任命陆游为枢密院编修官,赐进士出身。陆游上疏,建议整饬吏治军纪、固守江淮、徐图中原。 时孝宗在宫中取乐,并未重视,陆游得知后告诉大臣张焘。张焘入宫质问,孝宗遂罢陆游为镇江府通判。
隆兴元年(1163年),宋孝宗以张浚为都督,主持北伐。陆游上书张浚,建议早定长远之计,勿轻率出兵。张浚派大将李显忠、邵宏渊领兵出击,收复灵壁、虹县,进据符离,因李邵不睦,宋军大败(符离之战),偏安之论随即甚嚣尘上。张浚上疏领罪,被贬为江淮宣抚使。
隆兴二年(1164年)春,陆游在镇江任上结识张浚,献策出师北伐,张浚赞扬为“志在恢复”。四月,“隆兴和议”将签成,陆游上书东西两府,进言说:江东之地,自吴国以来,莫不以建康为都城。
临安频临大海,运粮不便,且易受意外袭击,皇上驻扎临安,只能作为权宜之计。合约签订之后,皇上应驻扎建康、临安,金朝来使,或到临安、或到建康,这样以来,可以争取时间建都立国,而不令金朝生疑。
时龙大渊、曾觌掌权,陆游就对枢密使张焘说:“曾觌、龙大渊利用职权,广结私党,迷惑朝廷,今日不除,后患无穷。”张焘闻言奏报朝廷,孝宗大怒,贬陆游为建康府通判。
乾道元年(1165年),陆游调任隆兴府通判。有人进言陆游“结交谏官、鼓唱是非,力说张浚用兵”,朝廷即罢免了陆游的官职。
热心网友 时间:2022-06-28 15:01
孔子这样表述:“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论语·学而》)不注重道德品质的提高,不切磋学问,不按道义的原则去行动,有了过错不能及时改正——这些就是他目睹春秋末期现实状况而产生的忧虑。 孟子从历史中举出若干有成就的人,说明他们都是从忧患和痛苦中磨练出来的。比如,舜出身于农家,后来成为一国之君;胶鬲这个人遭遇战乱,以贩卖鱼盐为生,后来周文王提拔了他,为周朝做出了很大贡献;孙叔敖隐居在海滨,楚庄王推举他做令尹,有很大的政绩。这些事例说明,对于人来说,如果没有“忧患”的磨练,没有失败教训的反思,要培养出刚强意志、奋发精神,那是不可能的。孟子将这些道理提到人生哲学的高度加以总结,写出了自古以来中国人都熟知的一句名言:“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孟子·告子·下》),忧患足以使人生存发展,安乐足以使人沉沦死亡。这是多么深刻的人生哲理! 西汉初期的贾谊是一个思想敏锐、敢讲真话、有强烈责任感的政论家。他心系国运,给汉文帝上书,即著名的《治安策疏》,时当西汉立国20多年,政权日趋稳定,经济有所恢复发展。然而,贾谊却根据他自己的观察和研究,在上书中忧心忡忡地指出,“进言者皆谓天下已安已治矣,臣独以为未也”,认为当时的“事势”不容乐观,有“可为痛哭”、“可为流涕”、“可为长太息”之处并不少。他也正面地提出了解决社会矛盾的方法,像贾谊这种警世危言正是责任感的表现,并不是无病*,也不是悲观绝望。北宋时期著名*家、学者范仲淹在所写名文《岳阳楼记》中,将此前的“忧患”意识提到了一个新高度。岳阳楼初建于唐代,宋仁宗时重修。范仲淹应友人之邀,曾访问岳州(今湖南岳阳市)岳阳楼。这篇名文首叙登楼俯视洞庭湖的景观,接着作者提出了一个问题:“览物之情,得无异乎?”意思是说,人们欣赏景物的感触,会不会因环境的变迁而改变呢?在霪雨霏霏的日子里登楼观景,使人产生“去国怀乡,忧谗畏讥,满目萧然,感极而悲”的心情,可是在春和景明之际登楼,又会使人“心旷神怡,宠辱皆忘”……于是就有了这样的结尾:“嗟夫,予尝求古仁人之心,或异二者之为。何哉?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矣。……” 历经明末清初巨变的思想家黄宗羲,于清康熙二年(1667年)写出了划时代的著作《明夷待访录》,对封建君主*制度进行了深刻剖析。他假托三代(夏、商、周)为黄金时代,说这时“以天下为主,君为客”。三代以下情况大变,“以君为主,天下为客”。由于主客颠倒,君主视天下为己物,独占天下之利,形成黑暗*。黄宗羲指出:“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明夷待访录·原君》)。他提出:“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同上《原臣》他将个人的忧乐归结为众人的忧乐。他又说,臣之出仕,“为天下,非为君也;为万民,非为一姓也”(同上)。“天下”这是具有深刻内涵的名词,与一家一姓的统治是不同的。黄宗羲的挚友顾炎武同样强调“保天下”,他说:“……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日知录》卷13“正始”条)。顾炎武于康熙十五年(公元1676年)给黄宗羲的信中说:“……大著《明夷待访录》读之再三,于是知天下之未尝无人。天下之事,有其识者未必遭其时,而当其时者,或无其识。古之君子所以著书待后,有王者起,得而师之。”(《亭林佚文辑存》)“忧患”意识促使他们将希望寄托于未来。热心网友 时间:2022-06-28 15:02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居安思危,是中国传统官德重视和强调的一个重要内容,要求为官者在安定的环境下,应当充分注意和考虑到可能会存在和出现的危险。《左传》中说:“居安思危,思则有备,有备无患。”说的就是安定时要想到危险,提前做好准备,防患于未然。《新唐书·魏征传》中说:“思所以危则安矣;思所以乱则治矣;思所以亡则存矣。”要求当政者要常想危亡混乱的原因,才能保持长治久安。唐代的吴兢在《贞观政要·政体》中记载着魏征另外的一段话:“自古失国者,皆为居安忘危,处治忘乱,所以不能长久。”唐朝的李隆基由中唐之兴到安史之乱,再好不过地说明了这一点。〖BF〗《孟子·告子下》中讲:“生于忧患〖BFQ〗而死于安乐也。”说的也是这 个道理。�在生活中往往也是这样。走崎岖山路,身处险境时,思想高度紧张,格外谨慎,分外小心;走平敞坦途,身处安逸时,思想容易麻痹大意,精神松懈,放浪形骸,从而埋下了事故和祸端的隐患。所以,自古以来就有“打江山易,守江山难”、“创业难,守业更难”的说法。早在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政权——苏维埃政权建立之初,列宁就指出,*党执政后如何巩固政权将是“新的异常困难的事业”,“这是一场严峻的考试”。新中国成立前夕,*同志把进京执政比做“赶考”,向全党鲜明地指出: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但*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这是因为,在战争年代,处在极其艰难和极为恶劣的环境下,面对强敌的围攻杀戮,要求得生存和*胜利,全党上下必须要团结一致、同甘共苦、同仇敌忾、浴血奋战、艰苦奋斗。*胜利后,夺取了全国政权,处在了执政的位置,远离了纷飞战火,没有了*林弹雨,生活水平提高了,工作条件改善了,人们就容易陶醉于胜利,沉湎于安乐,消闲于灯红酒绿、歌舞升平,而国家的前途、民族的振兴、人民的幸福则被淡忘,党的传统、群众利益、党纪国法置之脑后,抛却九霄云外。斗志松懈,意志消沉,纪律松弛,作风散漫,贪图享受,结果造成了事业的失败甚至政权的丧失。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权变色、国家解体的深刻教训,值得我们永远吸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