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则天对后世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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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2-05-06 0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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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2-06-29 05:11
中国古代的“汉唐盛世”一直被史学界和国人所津津乐道，也被国际学者所认可。美国著名汉学家费正清就说：“(那时)中国成为当时世界上最为强大、富裕和先进的国家。”实际上，唐朝的清明、繁盛主要是指唐太宗至唐玄宗统治的这一百三十年。史家曾以“贞观之治”和“开元盛世”称颂这一时期。分析说来，这一局面的造就，唐太宗有开创之功，唐玄宗使其达到了顶峰，武则天作为继往开来的重要一环，她的才能、努力和气度，则加速了这一盛世局面的到来。
武则天(624—705)，自取名为曌，并州文水(今山西省文水县)人，辅助唐高宗执政45年，独掌政权21年。史*载，她“通文史，权变多智”，具有较高的文化素养、非凡的魄力和无畏的胆略。
武则天生活的那个时代，整个唐朝是生机勃勃、欣欣向荣的，显示出一种博大的气象。对外，拓疆有功，唐统治者被周边少数民族称为“天可汗”；内部，经济繁盛，谷物藏于百姓之家，人民的生活较为殷实。同时，国家开放包容，对世界敞开大门，唐都长安成为世界经济和文化交流中心，也是“国际间著名人物荟萃之地”。著名诗人王维诗句：“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便是对这一宏阔气象的生动写照。但是，当时的唐朝也是一个等级森严、崇尚血统与武力的男权社会。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武则天作为一个女性能够驾驭这么一个庞大帝国，在延续初唐繁荣稳定的前提下，又为盛唐局面奠定坚实的基础，没有超出常人的智慧、胆略与气度，几乎是不可能的。
重视、爱惜人才是武则天治国理政的一个重要特色。关于这一点，最具代表性的事例是关于骆宾王的。光宅元年(684年)，徐敬业起兵反抗武则天，到处散发骆宾王写的《为徐敬业讨伐武氏檄》。该檄有“入门见嫉，蛾眉不肯让人；掩袖工谗，狐媚偏能惑主”，“神人之所共嫉，天地之所不容”等极其恶毒、极具攻击性的语言。武则天看后不但没有大怒，反而赞叹骆宾王文采飞扬，认为“人有如此才，而使之流落不偶”，乃“宰相之过”。骆宾王“亡命”后，武则天还派人寻访他的作品，找到了十卷，“盛传于世”。骆宾王曾在《在狱咏蝉》诗中悲戚地说：“无人信高洁，谁为表予心?”没想到，他死后“表”他“心”的竟是他的政敌武则天!这不免令人哀叹知音难遇并佩服武则天的爱才之心、容人之量。后来清朝诗人丘逢甲在《题骆宾王集》诗中，盛赞武则天的表现：“凤阁鸾台宰相忙，此才意令落蛮荒。若将文字论知己，惟有当时武媚娘。”
史书所记，关于武则天重视、爱惜人才的例子还有很多。宋璟为官刚正不阿，经常遭到武则天男宠张易之等人的陷害，“则天察其情，竟以获免”。苏良嗣鲠直不贰，他当宰相时，与尚书韦方质有隙。方质犯法当诛，胡乱攀引良嗣，“则天特明保之”。以上种种，足见武则天爱才、惜才之心。唐中期的宰相陆贽据此评价武则天道：“当代谓知人之明，累朝赖多士之用。”北宋史学家司马光也借《资治通鉴》一书，表达自己对武则天的看法：“挟刑赏之柄以驾驭天下，政由己出，明察善断，故当时英贤亦竟为之用。”这些评语都是符合实际情况的。
由于武则天爱才心切，使得当时一部分官吏敢于当面廷争，“逆龙鳞”而依法办事。这就引出了武则天执政的另一特色：善于纳谏，勇于自我反省、自我纠错。说起武则天纳谏，论者以为比起唐太宗有过之而无不及。太宗暮年，“虑人致谏”或“杜谏者之口”，而武则天晚年却能避免其失。由她出题、组织北门学士编撰的《臣轨》一书，因故未能及时完成，她于长寿二年(692年)亲自撰写完成。书中明确要求臣下要“匡君之恶”，大胆揭露她的过失。她还专门设置“补阙”、“拾遗”等官，鼓励臣子进谏。这些绝不是她说的漂亮话，做的表面文章，历史已经实实在在证明了这一点。狄仁杰经常当面指责其过失，武则天总能曲己意而从之。甚至当一些谏官对武则天的进谏，干预了她的私生活、直指其隐私，令她非常难堪的时候，武则天还能不怪罪，有时还给予奖励。这种度量和纳谏精神，在历代最高封建统治者中，实属罕见，难能可贵。
更难能可贵的是，武则天还勇于反躬自省，自己纠正自己的错误。武周初期，为巩固自己的统治，武则天曾实行恐怖*，利用酷吏打击政敌，制造了大批冤假错案。不过，当她认识到政权已经巩固的时候，便开始采纳大臣的建议，诛杀酷吏，以慰民望。像周兴、索元礼、来俊臣等酷吏，都在她执政时期被杀。《旧唐书，贝0天皇后纪》认为武则天能够“遵时宪而抑幸臣，听忠言而诛酷吏”。晚年，为了弥补、匡正自己的错误，武则天又于长寿元年至神龙元年(705年)正月退位前，多次下达减狱、洗冤的诏书。
如果说以上这些，还不足以说明武则天过人之处的话，那么武则天在国家制度建设上的一些举措，垂百世而为后世法，给以后一千多年的封建社会进程带来巨大影响，则不是一般帝王所能做到的，也更具有历史的借鉴意义。
创立殿试，“初设武举”，完善、发展了科举选拔人才的制度。武则天前的科举制度分为常举和制举两种：常举是经常举行的考试选官制度，主要有进士、明经、明法、明书、明算、秀才等科目；制举是皇帝I临时特诏的科举考试，不常进行。为了便于选拔人才的需要，武则天不仅增加了常举的难度、制举的次数，而且于载初元年(690年)在洛阳创立了殿试。后来，殿试制度一直被沿用下去，影响深远。通过这一系列制度革新，在社会上产生了明显的效果。据统计，科举出身的录取比例，高祖时为7％，太宗时23％，高武时35％，武周时40％，年均录取人数已大大超过了贞观年间。大量的有才能的中下层人士被吸收到统治者的队伍中来，像名相狄仁杰，以及后来玄宗开元时期的名臣姚崇、宋璟、张九龄等，都是此时选拔上来的。这就为武周时期*、经济制度的良好运转，打下了坚实的人才基础。后来为了促进边疆地区的开发，保卫边疆地区的安全，武则天又于长安二年(702年)在重返长安大明宫期间“初设武举”，专门发现和培养军事人才。从此，在应试的群体中，除云集大批舞文弄墨的饱学之士外，还涌动着许多舞*弄箭的骁勇将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