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词愁情体现在哪几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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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2-05-02 1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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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心网友
时间:2022-06-20 01:16
宋词愁情体现在友人之间,兄弟之间的思念之情;更多的是恋人之间的离别相思,而后者更显得炽烈殷切,缠绵悱恻。
唐宋词是我国文学史上的一大瑰宝,数量巨大。在这众多的宋词中,写愁情的词不能不被注意。烦愁、闲愁、旅愁、乡愁及缠绵之愁、无奈之愁,内容从风花雪月、春夏秋冬到人情世态、子妻亲朋,带给我们无尽的美。在这里我们把这些愁归为相思词、思乡词、郁志词等。
其中李清照的《一剪梅》就是写男女恋情相思词的经典。
一剪梅·红藕香残玉簟秋 ·李清照
红藕香残玉簟秋。轻解罗裳,独上兰舟。云中谁寄锦书来?雁字回时,月满西楼。
花自飘零水自流,一种相思,两处闲愁。此情无计可消除,才下眉头,却上心头。
这首词在黄升《花庵词选》中题作“别愁”,是李清照写给新婚未久即离家外出的丈夫赵明诚的,她诉说了自己独居生活的孤独寂寞,急切思念丈夫早日归来的心情。
词中所表现的爱情是旖旎的、纯洁的、心心相印的;它和一般的单纯思夫或怨其不返,很是不同。
诗*胆地讴歌自己的爱情,毫不扭捏,更无病态成份;既象蜜一样的甜,也象水一样的清,磊落大方。它和那些卿卿我我、扭捏作态的爱情,泾渭分明。李清照的词的语言大都浅俗、清新,明白如话,这首词也不例外。但它又有自己的特点,那就是在通俗中多用偶句,如“轻解罗裳,独上兰舟”、“一种相思,两处闲愁”、“才下眉头,却上心头”等等,既是对偶句,又浅白易懂,读之琅琅上口,声韵和谐。若非铸词高手,难能做到。
思乡词
家国是一个人心中永远的依恋,更是一个独居异乡的人最眷恋的存在。因此,许多词人都曾用他们美丽的辞藻抒发过那浓浓的思乡之情,南后主李煜就是其中的代表者,他的.《浪淘沙令·帘外雨潺潺》特别值得一品。
浪淘沙令·帘外雨潺潺 ·李煜
帘外雨潺潺,春意阑珊。罗衾不耐五更寒。梦里不知身是客,一饷贪欢。
独自莫凭阑,无限关山。别时容易见时难。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
这首词是李煜降宋后被掳到汴京软禁时所作的,表达了对故国、家园和往日美好生活的无限追思,反映出词人从一国之君沦为阶下之囚的凄凉心境。
热心网友
时间:2022-06-20 01:16
婉约派的特点,主要是内容侧重儿女风情。结构深细缜密,重视音律谐婉,语言圆润,清新绮丽,具有一种柔婉之美。内容比较窄狭。由于长期以来词多趋于宛转柔美,人们便形成了以婉约为正宗的观念。就以李后主、柳永、周邦彦等词家为“词之正宗”,正代表了这种看法。婉约词风长期支配词坛,直到南宋姜夔、吴文英、张炎等大批词家,无不从不同的方面承受其影响。
豪放派的特点,大体是创作视野较为广阔,气象恢弘雄放,喜用诗文的
宋词配画
手法、 句法和字法写词,语词宏博,用事较多,不拘守音律,北宋黄庭坚、晁补之、贺铸等人都有这类风格的作品。南渡以后,由于时代巨变,悲壮慷慨的高亢之调,应运发展,蔚然成风,辛弃疾更成为创作豪放词的一代巨擘。豪放词派不但屹然别立一宗,震烁宋代词坛,而且广泛地沾溉词林后学,从宋、金直到清代,历来都有标举豪放旗帜,大力学习苏、辛的词人。[9]
明瞭了上述脉络,就会懂得要讲词的欣赏,首先要从格律美的角度去领略赏会。离开这一点而侈谈词的艺术,很容易流为肤辞泛语。众多词调的格律,千变万化,一字不能随意增减,不能错用四声平仄,因为它是歌唱文学,按谱制词,所以叫做“填词”。填好了立付乐手歌喉,寻声按拍。假使一字错填,音律有乖,那么立见“荒腔倒字”,——倒字就是唱出来那字音听来是另外的宇了。比如“春红”唱出来却像是“蠢閧”,‘兰音”唱出来却成了“滥饮”--。这个问题今天唱京戏、鼓书、弹词…也仍然是一个重要问题。名艺人有学识的,就不让自己发生这种错误,因为那是闹笑话呢。
即此可见,格律的规定十分严格,词人作家第一就要精于审音辨字。这就决定了他每一句每一字的遣词选字的运筹,正是在这种精严的规定下见出了他的驾驭语文音律的真实工夫。
正因此故,“青山”“碧蜂”“翠峦”“黛岫”这些变换的词语才被词人们创组和选用。不懂这一道理,见了‘落日”“夕曛”‘晚照”“斜阳”“余晖”,也会觉得奇怪,以为这不过是墨客*人的“习气”,天生好“玩弄”文字。王国雄曾批评词人喜用“代字”,对周莫美成写元宵节景,不直说月照房宇,却说“桂华流瓦”,颇有不取之辞,大约就是忘记了词人铸词选字之际,要考虑许多艺术要求,而所谓“代字”原本是由字音、乐律的精微配合关系所产生的汉字文学艺术中的一大特色。
然后,还要懂得,由音定字,变化组联,又生无穷奇致妙趣。“青霄”“碧落”,意味不同;“征雁”“飞鸿”,神情自异。“落英”缤纷,并非等同于“断红”狼藉;“霜娥’幽独,绝不相似乎“桂魄”高事。如此类推,专编可勒。汉字的涵义渊繁,联想丰富,使得我们的诗词极其变化多姿之能事。我们要讲欣赏,应该细心玩味其间的极为精微的分合同异。“含英咀华”与“咬文嚼宇”,虽然造语雅俗有分,却是道着了赏会汉字文学的最为关键的精神命脉。
第二,要讲诗词欣赏,并且已然懂得了汉字文学的声律的关系之重要了,还须深明它的“组联法则”的很多独特之点。辛稼轩的词有一句说是:“用之可以尊中国’。末三宇怎么讲?相当多的人一定会认为,就是“尊敬中国”嘛,这又何待设问。他们不知道稼轩词人是说:像某某的这样的大材,你让他得到了真正的任用,他能使中国的国威大为提高,使别国对她信增尊重,曹曹芹写警幻仙子时,说是她“深惭西子,实愧王嫱”。那么这是说这位仙姑生得远远不及西施、昭君美丽了?正相反,他说得是警幻之美,使得西施昭君都要自惭弗及!苏东坡的诗说:“十日春寒不出门,不知江柳已摇村。”是否那“江柳”竟然‘动摇”了一座村庄?范石湖的诗说:“药炉汤鼎煮孤灯”。难道是把灯放在药锅里煎煮?秦少游的词说:“碧水惊秋,黄云凝暮”。怎么是“惊秋”?是‘惊动”了秋天?是“震惊”于秋季?都不是的。这样的把“惊”字与“秋”字紧接的“组联法”,你用一般“语法”(特别是从西方语文的语法概念移植来的办法)来解释这种汉字的“诗的语言”,一定会大为吃惊,大感困惑。然而这对诗词欣赏,却是十分重要的事情。我们的诗家词客,讲究“炼字”。字怎么能炼?又如何去炼?炼的结果是什么?这些问题似乎是艺术范畴;殊不知不从汉语文的特点去理解体会,也就无从说个清白,甚至还会误当作是文人之“故习”,笔墨之“游戏”的小道而加以轻蔑,“批判”之辞也会随之而来了,——如此,欣赏云云,也岂不全成了空话和妄言了?因此,务宜认真玩索其中的很多的语文艺术的高深的道理。
至于现代语法上讲的词性分类法,诸如名词动词等等,名目甚多,面我们旧日诗家只讲“实字”“虚字”之一大分别而已。这听起来自然很不科学,没有精密度。但也要思索,其故安在?为什么又认为连虚实也是可以转化的?比如,石湖诗云:“目膏浮珠佩,声尘籁玉萧。”浮是动词,一目了然,但籁应是“名词”吧?何以又与“浮”对?可知它在此实为动词性质。汉字运用的奇妙之趣,表现在诗词文学上,更是登峰造极,因而自然也是留心欣赏者的必应措意之一端。其实这无须步举奇句警字,只消拿李后主的“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来作例即可看得甚清:譬如若问“东”是什么词性词类?答案恐怕是状词或形容词等等。然而你看“水长东”的东,正如‘吾欲东’’吾遭东”,到底该是什么词?深明汉字妙处,读欧阳词——“飞絮濛濛,垂柳栏干尽日风”之句,方不致为“词性分析”所诒,以为“风”自然是名词。假使如此,便是“将活龙打作死蛇弄”了。又如语法家主张必须有个动词,方能成一句话。但是温飞卿的‘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一联名句,那动词又在何处?它成不成“句”,如果你细玩这十个字的“组联法”,于诗词之道,思过半矣。
第三,要讲欣赏,须看诗词人的“说话”的艺术。唐人诗句:“圣主恩深汉文帝:怜君不遭到长沙。”不说皇帝之贬谪正人是该批评的,却说“圣”“恩”超过了汉文帝,没有像他贬谪贾谊,远斥于长沙卑湿之地。你看这是何等的“会讲话”的艺术本领!如果你认为,这是涉及*的议论性的诗了,于抒情关系嫌远了,那么,李义山的《锦瑟》说:“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他不说如今追忆,惘然之情,令人不可为怀;却说何待追忆,即在当时已是惘然不胜了。如此,不但惘然之情加一倍托出,而且宛转低迥,馀味无尽。晏小山作《鹧鸪天》写道:
“醉拍青衫惜旧香,天将离恨恼疏狂。年年陌上生春苹,日日楼中到夕阳。
云渺渺,水茫茫。征人归路许多长。相思本是无凭语,莫向花笺费泪行。”
此词写怀人念远,离恨天穷,年复一年,日复一日,而归信无凭,空对来书,流泪循诵——此本相思之极致也,而词人偏曰:来书纸上诉说相思,何能为据?莫如丢开,勿效抱柱之痴,枉费伤心之泪。话似豁达,实则加几倍写相思之挚,相忆之苦;其宇字皆从千回百转后得来,方能令人回肠荡气,长吟击节,这就是“说话的艺术”。如果一味直言白讲,“我如何如何相思呀”岂但不能感人抑且根本不成艺术了。
第四,要讲词的欣赏,不能不提到“境界”的艺术理论问题。境界一词,虽非王国维氏所创,但专用它来讲究词学的,自以他为代表。他认为,词有境界便佳,否则反是。后来他又以“意境”一词与之互用。其说认为,像张先的“红杏枝头春意闹”,著一“闹”字而境界全出矣;欧公的‘绿杨楼外出秋千”,着一“出”字而境界全出矣。这乍看很像“炼字”之说了。细按时,“闹”写春花怒放的艳阳景色的气氛,“出”写秋千高现于绿柳朱楼、粉墙白壁之间、因春风而倍增骀宕的神情意态。究其实际,仍然是我们中华文学艺术美学观念中的那个“传神’的事情,井非别有异义.我们讲诗时,最尚者是神韵与高情远韵。神者何?精气不灭者是。韵者何?馀味不尽者是。有神,方有容光焕发,故曰“神采”。有韵,方有言外之味,故曰“韵味”。试思,神与绘画密切相关,韵本音乐声律之事。可知无论“写境”(如实写照)“造境”(艺术虚构),都必须先有高度的文化素养造诣,否则安能有神韵之可言?由是而观,不难悟及:只标境界,并非最高之准则理想,盖境界本身自有高下雅俗美丑之分,怎能说只要一有境界,便成好词呢,龚自珍尝笑不学之俗流也要作诗,开口便说是“柳绿桃红三月天’,以为俗不可耐,可使诗人笑倒!但是,难道能说那七言一句就没有任何境界吗?不能的,它还是自有它的境界。问题何在?就在于没有高情远韵,没有神采飘逸。可知这种道理,还须探奉寻源,莫以“境界”为极则,也不要把诗词二者用鸿沟划断。比如东坡于同时代词人柳永,特赏其《八声甘州》,“惭霜风凄紧,关河冷落,残照当楼”。以为‘高处不减唐人”。这“高处”何指,不是说他柳耆卿只写出了那个“境界”,而是说那词句极有神韵。境界有时是个”死”的境界,神韵却永远是活的。这个分别是不容忽视的分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