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信的我与蒋氏父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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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2-05-04 17: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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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2-06-24 10:45
无论是在中国还是韩国，我家与蒋介石先生的关系都不是秘密。 要不是蒋介石先生全力支持，韩国独立运动很难有发展。1933年，蒋先生通过陈果夫联系，在南京黄埔军校秘密会见我父亲，共商抗日大计，国民*拨款支持韩国临时*，组建光复军，选派韩国抗日青年到洛阳军校受训。在重庆的时候，中国人民的粮食物资供应非常困难，但是国民*一直保证韩国临时*的活动经费和基本生活开支，我们再也不像在上海法租界时那样困窘了。可以这样说，如果没有中国*和人民的支持，如果没有蒋先生的远见与仁义，大韩*临时*是维持不下去的。1938年，父亲在长沙遭独立运动内部的激进分子行剌受了重伤，送到湘雅医院抢救，医生认为希望不大了，已经放弃抢救。这时候蒋先生知道了，下令给湖南省*张治中：不惜一切代价抢救金九的性命。同时一日三电，关心我父亲的情况。张治中将军亲自到医院去慰问。我父亲能转危为安，与蒋先生的救助是分不开的。事后蒋先生还派人送来巨额慰问金。 当年我能进中大附中也是国民*的特别指示，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里，还保存着当时的教育*陈立夫指示中大附中免费接受韩国独立运动领袖子弟10人入学的文件。
1936年，我在南京孝陵卫参加了童子军全国的夏令营活动，并接受检阅，那是我第一次见到蒋介石先生，我做梦也没想到后来我能经常地与他面对面地交谈，成为忘年之交。 1957年我任空军作战*，随陆军总长李亨根将军去台北访问，蒋先生接见了我们一行，在我们告辞时，蒋先生忽然说：“金信，请留步，我们合个影。”我立在蒋先生身边合影，这是我第一次与他单独留影，弥足珍贵。几年后我以空军总长的身分访问台湾，蒋先生亲自给我授勋，并让蒋经国先生陪同我去金门岛考察。后来我任驻台湾大使，见到蒋先生的机会就多了。记得那次到达台北两三个星期了，还没有安排我递交国书，我很焦急，要是蒋先生再不接见我，我就赶不上“*”的庆典活动了，我心中充满了疑虑。就在“双十”的前一天，蒋先生接受了我的国书。这时候，我才发现他在生病，而且病得不轻，嘴唇上全是泡，他是带病会见我的。他对我说：金大使，令尊金九先生是我的朋友，你我关系非同一般，以后想见我，无须经过外交部，可以直接到我的官邸找我。
我在台湾，蒋先生对我关照很多，我们的关系的确非同一般，他对我说话无所顾忌。他经常来电话，要我到他那里去聊天，一谈就是好几个小时。说实话，且不说我和他的地位不一样，论年龄不是一辈人，更何况我一直把他当作我们金家的恩人，当年要是没有他下令抢救我父亲，我父亲早就不在了。蒋先生对我很亲切，很信任，也经常向我打听外面的事。有几次，他让我到士林官邸，秘书与卫士都被他打发出去。我们一老一少在一起谈得很愉快，他经常大笑出声。我告辞时，秘书和侍从都说，老先生沉郁多日，好长时间没有这样笑过了。侍卫长郝柏春先生说，金大使，你以后要常来玩，他会高兴的。后来党政军要人都知道我可以直接见蒋先生，于是对我尊重有加，有的甚至托我打听升迁的事。
他是善解人意的人。有一次在士林官邸，他留我单独聊天，秘书与卫士全退下。谈了三四个小时仍无倦意，说起来不好意思，我当时内急，有点不安，蒋先生看出来了，用手指示说：“金信，你是不是要解手？请按那里。”――蒋的洗手间非常秘密，他要不指给我看，我还以为那儿是墙呢！他晚年更寂寞，经国先生曾对我说，要我经常来玩，并关照我，外面有些事没必要让老先生知道，知道后他会烦。这些，我都懂。老先生晚年不大相信别人的话，总认为别人会骗他，而“下骗上易，上骗下难”，――这话是他亲口对我说的，我认为极有道理。我与蒋老先生、经国先生及其他*的高层人士，都建立了很好的关系。我驻节台湾8年多，每年纪念815光复时，使馆举行招待会，蒋先生、经国先生及党政军要人都出席，我在致辞中总是先提韩中两国人民共同抗日的历史，在等日本使馆*退场后，全场总是又一次响起热烈的掌声。――韩中两国人民的苦难的过去，我们每个人都不应当忘却！
那些年，我经常应邀到台湾高层人士家作客。我当大使，注意台湾的经济发展，也注意他们的*。*退居台湾后，党内是有反思的，蒋在台湾开过许多会，检讨过错。当时经济发展得不错，蒋对高层管得也很紧。我到白崇喜、王叔铭、黄杰等高级将领家作客时，发现他们的住宅都很简朴，用饭也仅仅是三四个菜，生活比较清苦。*部门办公效率比较高，社会也较安定（当然这与实行戒严法有关）。可是蒋先生晚年，对周围的人，他似乎不太信任，自信心也有点动摇，我清楚地记得，有一年他得知朴正熙访美，曾要我让朴总统向尼克松打听一下美国人对他究竟是什么看法。
1969年，朴正熙总统访问台湾，蒋先生要同他密谈一次，我告诉他，朴正熙总统不会汉语，他说：“那你来当翻译吧！”我告诉朴正熙，他惊讶地说：“哪有外国大使当翻译的道理？他真是跟你太知己了！”有关蒋朴密谈的内容，不但海峡两岸的有关人士感兴趣，韩国历史学家也感兴趣，可是他们二人均已作古多年，仅有我这个“翻译大使”尚留人间，要我来披露内情，我觉得不大合适。
我与蒋家父子两代的感情非同一般，后来，韩国方面遇到麻烦的问题，都想到派我去斡旋。有一年，韩国发生旱灾，又值总统大选，*要我想办法从台湾进口大米，我很为难，因为我知道，当年台湾也遇大旱歉收，仅有以备非常时期的军备粮。而韩国人只吃粘性比较强的蓬莱大米，只有台湾的米能解决问题。我去找了副总统兼行政院长的陈诚先生，他也觉得困难，他建议我自己去向蒋先生开口。蒋先生考虑问题周密，知道我不到万不得已，是不好意思开这个口的，就亲自安排周转，调剂了约20万吨大米卖给韩国，谁能知道，这在当时是多难的一件事啊！我感激不尽，不知说什么是好。我告辞的时候，蒋先生叫住了我，说：“金大使，对不起，这些米还是卖给你们的。要是我还在*，这点米就送给你们了……”靠着这批大米，韩国渡过了难关。但是蒋先生的那句话我始终忘不了，从这一席话也可以窥见他晚年的心境。
全斗焕当政时代，我已经退出政界，1987年2月，发生了涉及朝日韩关系的严重的外交事件（具体经过我以后会在回忆录里细说），需要台湾出面作中介。我国外长当天约我商谈，请我出马立刻到台湾去一趟，找经国先生想办法。我想也只有我去能说说话，当天就去了台北。我与沈昌焕先生也是朋友，他一见我就问：“你作为全总统的特使，带没带委派书？”我说走得匆忙，没来得及办。他说没有也罢，说着就与经国先生联系。我想我这张面孔在台北还是很有人缘的。次日。经国先生接见了我，没说几分钟，就主动答应了我们的请求，我一下子如释重负，――他帮了韩国*一个大忙。当时韩国与台湾关系已经趋向冷淡，经国先生这样大度，令我钦佩，也令我感动。
1992年中韩建交前，韩国方面考虑派我去台北打招呼，我觉得不大好意思，官方认为我去“最合适”，可是我认为我“最不合适”。――我相信海峡两岸所有的人都会理解我复杂的心情。1975年蒋先生谢世，1987年经国先生谢世，我都专程去台北参加葬礼。我到奉化溪口旅游时，在蒋氏宗祠献花鞠躬，引起了许多游客的注意，也许他们把我当成台湾来的了，我很想讲一讲我家对蒋家的感情，但是有谁还会对这样的故事有兴趣呢？会不会引起误解呢？我没有把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