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奏折制度是着呢么出现的 对清朝起了什么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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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3-12-18 03: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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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4-08-04 07:40
对于清代绵延的兴盛，有很多的原因，其中应当与他在制度方面的创建有着相当重要的关系，如清代对中枢机构的变更与调整，军机处的创建等，包括奏折制度的建立与实施、完善。
奏折制度的建立与发展
奏折是统治者用以决策的重要信息来源和依据。在清代初年，是延续了明代的做法，这个信息的来源是奏本和题本，其中主要是以题本为主。但是题本有着很多的不足，比如制度单一，虽然有时候也要求公题私奏，但经常是公私不分。并且上呈的过程也是相当繁琐，首先地方官员的题本要送往通政使司，然后再从这地方送到内阁里，在内阁还需要先经汉本房，进行翻译、登记，然后再由满本房进行校对和膳正，再送往票签处，在这里经侍读校阅汉文，汉中书再拟定草签后，再交满票签中书翻译为满文，再送给大学士观阅审核，再回到满汉签处，写好正签后，给拟本处，转内奏处登记，这样才能送到皇帝手里进行批读。
这样繁琐的递送程序，其工具的意义完全没有体现出来，反而及其影响效率，并且地方官员给皇帝的内容众人皆知，毫无保密性可言。这样一来，皇帝收到全国的新信息就会被延迟。在清代初年，刚刚进入关内夺取天下的满族统治者，急需一个畅通无阻的渠道来获取各地的信息，同时还要保证自己的权威，保证皇帝与中央的集权，这样一来，奏折制度也就顺应而生。
这奏折简单来说，其实就是呈给皇帝秘密文书。据悉，这奏折一词最早是出现在《清实录》中，当时是顺治十三年，但是至今为止，研究人员们也没有见到过顺治年间的奏折，因此有人怀疑这是康熙时期修撰前朝实录时的误写。
奏折制度大多认为是康熙皇帝所创立，康熙皇帝即位后为了及时整治前朝留下来的腐朽政治，需要去秘密调查官场，知晓民情，于是就暗中委派自己的亲信，把他们真实的所见所闻及时上报给自己，康熙帝也曾说：
凡督抚许上折子，原为密知地方情形，四季民生，雨旸如何，米价贵贱，盗案多少等事。
并且也直白说，天下那么大，他一个人是无法全部得知地方情况的，“若不密奏，何以洞悉?”由此，我们可以得知，作为奏折制度的创建者，康熙皇帝的目的无非是有两个。一是为了知道各个地方的情形，弥补自己不能周知的弱点;二是这种收集信息的方式，作为一种秘密的方式去开展，具有一定的保密性。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出来，在这个时候，奏折专门给一部分人的使用，只有皇帝的亲信才能使用，是作为一种非正式的制度使用。
当雍正皇帝即位之后，随即对这种制度表示了肯定与赞同。在雍正元年的时候，雍正帝在给各级官员的谕旨中就有说道：
朕仰承大统，一切遵守成宪，尤以求言为急。在京满汉大臣，外省督、抚、提、镇仍令折奏外，尔等科道诸臣，原为朝廷耳目之官，凡有所见，自应竭诚入告，绝去避嫌顾忌之私，乃为尽忠。
在这里雍正大力倡导官员上奏折，并且还将奏折制度进一步扩大，使得一些品级较低的官员也有了上奏的权利。一时间，官员上奏成风，仅仅是《朱批谕旨》就收录了223人的奏折，而实际上奏折的人数则不少于一千人。
而奏折制度在雍正一朝最大的改变就是从“密折”变成了“明折”，在雍正晚年的时候，为了宣扬自己的勤政，命内廷词臣，选捡历年的朱批奏折，付诸刊刻。直到乾隆三年才具体成书，共有18函，112帙，360卷，名为《世宪宗皇帝朱批谕旨》，由此，奏折制度才为天下人所知。奏折的扩大化使用和公开化，对奏折制度的发展起到了十分关键的作用。
乾隆皇帝对奏折的制度化也做了非常多的工作，在即位之初，乾隆帝便肯定了奏折在国家事务中的重要作用，在雍正皇帝驾崩后的第二天，乾隆帝就发出上谕：
若有密封陈奏事件，仍令本人自行交奏。
那些原本具有上奏权利的官员如外省督抚提镇、学政等，“俱著照前题奏”。之后不久，乾隆帝又扩大了上有奏权利的人数，并且还恢复了雍正时期一部分官员俱折言奏的权利，使得拥有上奏权利的全员日益庞大，如乾隆三十九年，谕令各省盐政、关差“如遇新异案件及有关紧要者，即应就所见据实奏闻”。
此外乾隆帝对奏折制度化的工作还有：一统了奏折的呈递与书写的格式，并且规定，奏折上递，需要用夹板或凭匣加封，封面上必须要著名日期：奏折必须要书写工整，清晰，不适合规范者加以处分。最主要是一统了奏折的递送渠道，把奏折的收发汇总到了奏事处，将奏事处分为内、外奏事处，外奏事处由内务府选人，内奏事处由奏事太监充当，并且加以限制，防止宦官与外臣进行勾结。这样一来，清点的各级文书才逐渐完整，在由后世的皇帝加以修正，最终才成为一套全面、完整的奏折制度。
奏折制度与传统的题奏制度相比的优点
信息收集地更加全面奏折是为了弥补题奏制度的缺点应运而生的，最初也只限于报告各地的气候、雨水、民风民俗等，用来帮助皇帝知道各地实际情况，这样就会使得皇帝能够及时施以相对应的政策，能够更好地巩固清代的统治。之后才发展到了对官场、民意的揭露，康熙晚年的时候，就讲到凡是有官场作弊的，或者是“关系民生者”，都可以“风闻入奏”。
雍正时期则建立了官员轮番密奏的制度，并且下发诏令：
今后各科道每日一人上一密折，轮流俱奏，或二三人同日具奏一折，一折止言一事，无论大小事务皆可据实陈之;即或无事可言，折内亦必声明无可言之故。
并且雍正帝还命各地的知府。布政使、按察使等官员直接向皇帝上奏他们顶头上司的职务情况，这样就可以牵制住各级的官员。在皇帝的要求下，上奏权利从最初少数官员的特权，变成了全体官员的义务，就算是没有事情也要给皇帝上一封奏折，聊表忠心，如学者方苞在为礼部侍郎的时候，就给雍正上过一封密折：“苞在修书，无事可奏。”这样一来，全国各地的官员是否勤政、是否懒惰、是否优劣，百姓的生计如何都源源不断得汇集到了皇帝的面前，使得皇帝对全国的掌控更强。
高度的保密性奏折再形成的最初就具备了它最主要的特点就保密性，因此奏折也就本称为“密折”，雍正皇帝就曾在即位后的第八天，发出上谕：
谕总理事物王大臣，军前将军，各省督、抚、将军、提、镇等出，所有皇父朱批旨意，俱著敬谨查收进呈。若抄写存留、隐匿焚弃，日后败露，断不宥恕，定行从重治罪”。京师大臣，凡一切有皇考朱批谕旨，亦著敬谨封固进呈。……嗣后朕朱批密折，亦著缴进，不得抄写存留。
若是有人违反这一规定，就会被降罪处罚，比如议政大臣题奏年羹尧的5大罪状中就有一条：奏缴朱批御折，故匿原折，诈称毁破，仿写进呈。
其次就是打造用于奏折呈送的专用密匣，雍正帝命内廷打造特质皮匣，配上钥匙，发给具奏的官员，具奏官员若是有了奏折，就会把奏折放到匣子里，让亲信送到京城，这钥匙则官员与皇帝一人一把，这样就只有皇帝和官员才能打开匣子看到奏折。
同时，为了防止奏折内容泄漏出去，对奏折有关的人都做了非常细致的安排，并且严格了执行的程序。如：雍正七年设立军机处，军机处听候差遣皆选15岁以下不识字的幼童。军机处章京办事，各部院大小官不得擅入其窗前阶下，不得闲人窥视。文武满汉大臣俱不准至军机处同军机大臣谈说事体，违者重处不赦。因此在雍正之后，关于奏折的保密措施都得到了极大的增强。
奏折制度在清代政治运作中的巨大作用
加强了清代的中央集权当奏折的使用范围逐渐扩大之后，各级官员都有了给皇帝上折子的权利，这样就可以让皇帝在最短的时间内获得最新的消息，方便了对事件的知道，使得皇帝的命令能够更直接被施行，使得地方官员的权利得到了削弱。
同时，由于大小官员都有了上奏的去权利，各官员积极上奏争宠，从而变相成为了皇帝的探子，各个地方官员们，互相牵制，彼此监视，从而加强了皇帝对地方官员的管理和控制。正如乾隆年间成书的《四库全书》其中所说：
题本由内阁票拟者，遇事涉两歧，辄公善双签以请，无敢擅转。而乾纲独握，自增用奏折以后，皆高居紫极，亲御丹毫，在廷之臣，一词莫赞，即朱批谕旨是也。
并且奏折是直接递给皇帝的，避开了内阁，皇帝在批阅奏折的时候，不用和内阁大臣商讨，从而将内阁的票拟权剥夺。尤其是在雍正中期设立了军机处之后，具有了对奏折的记录、封发、记档和廷寄的权利，更是完全将内阁架空，使得原本名为“宰辅”的大学士，变为了闲人。从内阁变为军机处，从题本改为奏折，这样的交替更改了清代的权利分布，使得清代的专治体制大大增强。
提高了行政运作效率奏折为何能够取代题本，其主要原因就是它要比题本更加简便，传递更加迅速。最初奏折的传递需要直接由具奏者亲自或者派亲信送到宫门口，在经过奏事太监，进呈给皇帝。这样就减免了其中传递的很多步骤，大大提高了传递的效率。到了康熙后期，由于各个地方的官员都有了上奏的权利，为了减轻具奏官员的传递负担和保证传接的及时，因此决定各地呈递奏折的官员和其亲信都可以程驿马进行递送，并且将这一方法固化、制度化。由此和题本上奏的方式相比较，奏折的流通、传递都是相当便利和快捷的。
总结：
清代的奏折制度来源于前朝的提本制，但是它又有不足之处。因此在康熙时期，为了弥补它的不足，应运而生了奏折，而后雍正与乾隆两朝又加以完善，使得奏折制既能提高管理官员的效率，又增强了皇帝的中央集权。由此可以得知，清代能够延续几百年的国祚，这奏折制度功不可没。
参考：《清世祖实录》《康熙起居注》《雍正帝及密折制度研究》《清代中央机构文史保密制度》《四库全书》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