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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4-02-13 2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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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4-03-03 13:51
“比梁实秋,钱钟书晚出三十多年的余秋雨,把知性融入感性,举重若轻,衣袂飘然走过他的《文化苦旅》。”这是余光中先生《散文的知性与感性》中的一段话。余光中把余秋雨与梁实秋,钱钟书相提并论。的确,十多年来,余秋雨散文读者众多,好评如潮。有人评论说：从空间上它进入了民众,从时间上进入了散文历史，树立起一座散文的奇峰。读完从《文化苦旅》,《山居笔记》，《霜冷长河》，《文明的碎片》，《秋雨散文》到最近的《千年一叹》和《行者无疆》几部散文集,心中不由感慨万千，大哉斯文，大美为美！
余秋雨先生的散文是一种典型的文化散文,在我们看惯了标榜散文的精巧灵活之作后,它呈现在我们眼前一道亮丽清新的风景线,如一股罡风劲吹。.它摆脱了沉湎于自我小天地的小家子气,而表现为一种情怀更为慷慨豪迈的大散文,当然不是篇幅冗长之大,而是体现在一种沉甸甸的历史感和沧桑感,一种浩然而衮毫不矫情的雍容与大气,一种俯仰天地古今的内在冲动与感悟,一种涌动着激情与灵性的智慧与思考。余秋雨先生的散文，在丰富的文化联想与想象中完成对所表现的对象的理性阐释，融合了庄子哲学散文的天马行空，汪洋恣肆的思维与两汉赋体铺叙夸饰，华美凝重的修辞方式，从而表现出浸润了理性精神与内在理趣的诗化特征。落笔如行云流水，舒卷之间灵性激溅，有博雅的文化内涵，笔端饱蘸着深切的民族忧患意识，字里行间充盈着越迈千年的睿智哲思
如果说余秋雨从人生的角度给出了文化以丰富生动形象的涵限，是从微观角度出发的话，那么立于民族、国邦角度的关切，则是宏观上对文化的构架。
这种关切体现于作者把祖国山水、民族感情、华夏文化三者交融浑然为一体。他视文化为民族的魂灵，把对民族的情感又付之于山水之上。《道士塔》中作者由莫高窟的文物遗藏联想到外夷入侵、民族劫难，“一位年轻诗人写道，那天傍晚，当冒险家斯坦因装满箱子的一队牛车正要启程，他回头看了一眼西天凄艳的晚霞。那里，一个古老民族的伤口在滴血”。何止是几箱文物被运走了，作者分明看到了一个民族的精灵──文化，在列强刺刀下伤痕累累、血迹斑斑，一个高大的文化巨人在时代面前痛苦着、呻吟着。
透过余秋雨散文把祖国河山、民族情感与华夏文化融为一体的形式，我们会看到隐含着更深层次的文化意义，那就是华夏文化的精髓和内核──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我甚至想向他跪下，低声求他”,“请等一等，等一等……”，“这里也难，那里也难，我只能让它停驻在沙漠里，然后大哭一场”，……我们仿佛看到作者那颗拳拳赤子之心，充满了对民族文化的珍视和对祖国的深厚情感，他那凄切的乞求和呼唤，不仅仅要保存莫高窟的文化遗产，而且更深刻地蕴藏着爱国的内涵。
……余秋雨的苦旅“文化”，不仅有着强烈的人生感、民族感，而且更富有历史感。余秋雨散文的精邃的思辩、丰富宏魄的内涵，都导源于他的渊博精湛的史家修养。他的“文化”所富有的历史感，并不是对过去僵死的白描，而是把历史作为一条奔腾不息的长河，用文化把过去和现在紧密相连。在他那里，文化如同充满着旺盛生命力的滚滚浪涛，推动着中华民族勇往直前。
作者站在人类历史的高阔视角之上来看待文化，文化成了历史的积淀，文化和历史已经成为不可分割的整体。他的“山水”是“人文山水”,“这是中国历史文化的悠悠魅力和它对我的长期熏染造成的，要摆脱也摆脱不了。每到一个地方，总有一种沉重的历史气压罩在我的全身，使我无端地感动，无端地喟叹”(《自序》）。《莫高窟》一文中的描述更具典型，“大凡至今轰传的历史胜迹，总有生生不息、吐纳百代的独特秉赋”,“莫高窟可以傲视异邦古迹的地方，就在于它是一千多年的层层累聚。看莫高窟，不是看死了一千年的标本，而是看活了一千年的生命。一千年而始终活着，血脉畅通，呼吸匀停，这是一种何等壮阔的生命!”历史的韵味可谓浓矣!《莫高窟》一文哪里是对文物古迹的欣赏，实在是对中华几千年沧桑历史的活生生的再现。他从画像的色流中，竟将几千年文明看了个玲珑剔透。历史在他那里与文化相结合，便没有了冷漠和严峻，历史的生气驱除了“文化苦旅”的单调和干枯，呈现给我们的则是活泼与洒脱，或许这也正是“文化苦旅”津津有味的原因之一吧！
（张昭君等《血凝·精灵·积淀──〈文化苦旅〉的文化观》，《社会科学探索》）
长久以来,人们对散文文体的理解一般多侧重于对形式层面元素的关注,因而对散文文体的阐释往往更为注重突出其共性化特征。这种思维显然对散文创作产生强烈的影响,当年杨朔散文对篇章结构的刻意雕凿便是一个典型。然而,如果对于散文文体的界定仅局限于形式层面的思考,必将对当代散文理论的建构与散文的发展有所局限。
追寻自《文化苦旅》以来的散文创作足迹,应当可以明确余秋雨散文实际代表着当代文学一种新的散文文体意识的萌生。在散文创作实践中,余秋雨格外强调创作主体对客体的价值叩问。2004年余秋雨曾在央视《百家讲坛》作了一个关于散文创作的专题讲座,其间曾谈到:“我当时写《文化苦旅》和《山居笔记》的时候,我比较重要的是想用我的脚去踩一踩废墟,在废墟当中感受中华文化还能给我什么感觉……”。所谓“感觉”,即指作者对这些人文山水的个性化感悟与价值性发现,而这种对历史文化的个性化感悟与价值性发现恰是余秋雨散文创作的起点和归宿。探入人类文明历史,透过两难困惑的辩证思索步步逼近真理是其散文的重要特征。“我写那些文章,不能说完全没有考虑过文体,但主要是为了倾吐一种文化感受。”[1]这里所谓“文体”指向大众的普泛理解,专指传统意义上的散文形式规范,即散文在表达方式、篇章结构、语体风范等形式元素的综合统一。然而这并不是余秋雨关于散文文体的思维,显而易见,这段表述明确地告知人们他写作散文是重在“倾吐一种文化感受”。由此可见,余秋雨的散文文体意识体现这种精神:散文创作是一个心灵追问的历程,散文的价值核心在于其精神内涵,散文的本质应定位于创作主体的“心灵体验”;创作主体“心灵体验”的内涵为“真诚”与“价值叩问”的统一,它积淀着作家个性化的生命意识,是作家对历史人生、社会文明切身体察、探寻追思而超越了世俗平庸的价值性认识与感悟。
事实上,俄国著名文学理论家、批评家别林斯基在论及文学文体问题时就曾指出:“文体——这是才能本身,思想本身。文体是思想的浮雕性、可感性,在文体里表现着整个的人;文体和个性、性格一样,永远是独创的。”[2]别林斯基的文体意识明确指向作品的内在精神,突出强调创作主体的个性化体验。说明文体实质上是富于作家艺术个性的把握生活的方式,它首先指向创作主体的思维方式及价值观念。遗憾的是建国以来相当长的时期,人们对文体的阐释往往囿于单纯的技巧或形式,散文领域亦无例外。由此直接导致散文创作或者是对形式技艺的过度加工,或者是作品内在精神显得浅薄或矫饰。余秋雨散文对精神内涵、创作主体心灵体验的强调为当代散文文体作出了富有启示性的阐释,并提供了可贵的范式。
这种散文文体意识带来了余秋雨散文文本浓厚的主观感悟色彩。他的散文虽然多以游记形式出现,如《文化苦旅》、《行者无疆》等,但与一般游记篇章大有不同。其笔墨所涉虽然表层也在访山问水,却不似一般游记重在“潇洒一游”。亦即说余秋雨的目光并非止落于对一个个无声景点的形象摹写,整体叙写经营也不是首先重在技艺精巧的追求。他散文笔下的客观风物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作家对社会历史文化省思的介质,创作主体的情感体验才是创作思维营构的主导。如记写我国著名藏书楼天一阁的《风雨天一阁》实际关注的是这样一个命题:“基于健全人格的文化良知,或者倒过来说,基于文化良知的健全人格。”[3] 它重在表达作者对中国传统知识分子人格精神的体悟,因而叙写“天一阁”的历史变迁实际上成为考察不同历史时期知识分子精神人格的表层依托,全文精髓在于作者对以“天一阁”主人范钦为代表的一类传统优秀知识分子“轻常人之所重,重常人之所轻”[4] 的、“基于文化良知的健全人格”的人格光辉的揭示与歌颂。
应当说,余秋雨的散文创作动因是生命意义追问中的困惑,困惑中的思索:“我把我永远想不明白的问题交给我的散文”,写作散文是有“另外一种追求”,同在上述讲座中谈及散文创作体验时余秋雨如是说。在现实生活中,余秋雨是个求真的学者,丰富的生活经历带给他的不仅止于一般生物性的经验积累,更是以诗性情怀感悟人生的价值体验。对他而言,散文既是心灵困惑的诉说,同时也是一种解决困惑、追寻生命意义的方式,散文文本实际上是作者自我价值观念、生命意识的外化。因而他的散文创作完全是“笔”随“心”走,至于对形式层面问题的考虑,正如他说自己在许多时候写作文化游记时不考虑诸如谴辞造句等因素那样,倒是位在其次的。因此,在余秋雨散文世界中,“散文”不可单纯从表现形式上作界定,创作主体对所观照客体的“以身体之,以心验之”,由此而进入价值叩问与发现的境界,抒写出超越一般生活经验的诗性情感才是散文的真谛;散文是一种有着深刻反思、舞动着诗性灵魂的文体,创作主体以超越经验与平庸的诗性情怀表达出对社会人生的关怀才是散文核心价值和意义所在。
二
余秋雨对散文是创作主体“心灵体验”的认定,与现代散文大家郁达夫所提倡的散文创作第一要写“散文的心”的观念是有共通之处的。我们可以把这“心”理解为蕴含于文的、富有意义的主体精神,这是决定作品审美价值的重要元素。
回顾建国后散文创作的历史,我们会发现,十七年散文虽然有着明显的关注社会、思考现实的倾向,但思想情感大多淹没于纯粹的社会生活之中,缺乏必要的、独立的创作主体人格精神。如五、六十年代“写中心”、“赶任务”、“歌颂新的生活和新的人物” 这样的散文占据着主导地位,其中不少作品呈现出一种常人难以企及的“神圣化”或背离历史现实的“伪崇高”色彩。此时散文创作虽然努力切近社会主流生活,然而大多却因思想的浅薄、情感的浮泛而显示出一份贫弱与苍白。此外,即使在当时一些具有代表性的作品中,由于主体意识淡化,思想个性在有意或无意之中被遮掩,艺术创作中极为可贵而重要的主体精神在相当程度上被消解。有时乍看起来表现的是个性,但实际上共性色彩浓厚;看似抒发自我怀情,但矫饰成份居多,创作主体富于个性化的情感理想、艺术思维受到极大抑制。十七年之后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不少散文创作由于深受建国后散文模式的影响,仍在自觉不自觉地延续着以往的散文传统。进入新文学时期,虽然也有了一些年轻作家的散文创新,但就总体而言,散文创作仍未形成一种自觉的主体意识。到了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人们在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的文化撞击与交融之中思索着,在多元融合对立的现实中开始冷静定位自己的坐标。在这种背景之下,散文也开始了以新的姿态走向当代人的心理。开始由相对浅显单一的抒情、言志进入深层的思考,由感性的热情转向理性的期冀,由难以企及的“神圣”、“崇高”而切入到关联千古常人生活的文化反思。由此一种优美崇高而切近生活现实的精神品格开始渗入散文实践,散文领域日渐形成艺术创作新格局。在这个新格局当中,余秋雨散文是一个标志,它标志着一种强健的主体精神在散文创作中的确立。余秋雨由《文化苦旅》所开启的系列散文笔涉中外,它们在聚焦人类文明发展历史、探寻社会文化真善美的历程中,通过文化品位的渗透而确立了独具个性魅力的精神品格。也就是说,郁达夫所说的“散文的心”,在余秋雨散文中得到了真切的落实,也正是这个散文的“心”把他的散文推进了深远的艺术境界。
突出创作主体的心灵体验,从而强调作品的精神内涵是余秋雨散文创作的显著特征。而透过艺术创作探视创作者的心灵世界,余秋雨散文呈现给人们他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的文化良知与叩问意义、价值世界的理性自觉。应当说,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文化良知与使命自觉是余秋雨强调内在精神价值的散文观形成的根源。
不可否认,中国传统知识分子所特有的文化良知与使命自觉可以使创作主体在社会思考中渐进形成优美深沉的诗性情怀。这种情怀是一种审美的人生态度,它生成于现实而又能挣脱现世物欲的羁绊,在对日常生活经验的超越中探寻生命、生活的意义,能动地构筑人类精神家园。余秋雨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始终立足于现实,满怀强烈的现实忧患意识,以现代的价值评判而执着于对历史文化、人类文明的洞察,通过意义的追寻、价值的叩问而逼近人类历史文化的精神本质。所以确切地说,他的散文创作是其作为创作主体以诗性情怀对客观世界审美观照的结果,因而不难理解其作品为蕴含着丰厚深沉、令人感慨的精神人格。对此《文化苦旅》可以说是一个典型的代表。作者写作《文化苦旅》的初衷,就是想从古老中国源远流长的文化长河之中捕捉到即便是在现代社会仍然闪烁着价值光辉的历史亮点。他用“生命”开始其意义深远的“文化苦旅”,用“生命”捕捉“历史亮点”的过程便是一种超越经验而走向意义与价值追寻叩问的历程。
同时,在余秋雨身上不难感受到中华传统文化薰陶下的优秀知识分子所特有的使命自觉。这种自觉促使他必须借助一定的方式来唤醒、强化大众的生命意识、忧患意识以及民族意识,于是散文成为了他以诗性情怀观照历史人生所获的感悟的有效表达方式。在意义与价值追寻叩问的历程中,创作个体人生际遇与经历转化成为了一种意义深刻的价值性体验。在余秋雨看来,散文是这种价值性体验极为适宜的载体,他期望通过散文这样一种创作主体个性意识可以得到充分而自由发挥的文体将它们传达出去,以使人类文化精髓得以传承,精神人格光辉得以发扬光大。因此在其关注人类文明、文化底蕴深厚的系列散文创作中可看到作者往往以一现代“介入型”知识分子的身份而走入渊远流长的文化历史长河。
文化良知与使命自觉引领余秋雨散文笔触探入人文精神深层。“我发现自己特别想去的地方,总是古代文化和文人留下较深脚印的所在,说明我心底的山水并不完全是自然山水而是一种‘人文山水’。这是中国历史文化的悠久魅力和它对我的长期熏染造成的,要摆脱也摆脱不了。”[5]这里所谈虽然是关于《文化苦旅》的创作,实际面对欧洲文明余秋雨也表现出类似的意趣,比如《行者无疆》便是如此。在《文化苦旅》中,他借助“游记”以现代知识分子的生命价值观来探触古老中国沧桑历史文化的灵魂。如在《道士塔》、《阳关雪》里,作者追根溯源,通过对过往历史的透视展现泱泱黄河文明的盛衰历史,字里行间渗透兴叹与无奈、豁达与悲凉,表现出了一个富有良知的现代知识分子与历史对话的深沉慨叹。在余秋雨笔下,历历山水古迹实际上是座座历史和文化活着的雕像,其间蕴藏着丰富的文化信息。作者的深层探寻与深邃的思辨凝聚成了独特的思想精神,使其散文创作有着丰厚的文化底蕴。
对知识分子人格精神问题的关注同样是这种文化良知与使命自觉的一个重要表现。从余秋雨以《文化苦旅》、《山居笔记》为代表的早期散文创作中,我们可以看到他所关注的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即是知识分子的人格构成和传统文人的心路历程。因为在他看来,知识分子是传统文化的承传者和集中体现者,借助对不同历史时期知识分子的人格考察可以读解民族文化内在的精神实质。所以,在余秋雨散文中你常常会感受到一个怀着强烈社会责任感与知识分子良知而介入现实、评点人事的艺术形象存在,从中可品读出强烈的儒家文化的“入世” 精神,由此可见余秋雨作为一个传统知识分子的情感特质。余秋雨是以现代人的眼光和情怀来观察生活、思考历史和把握时代,并于其中倾注进了浓重的个性和“自我”色彩。他写苏东坡磨难中的刚强豁达,赞佩其有着“完整的天下意识、宇宙感悟”、“硬朗的主体精神、理性思考” ,把他誉为“时代的峰颠和精英”[6];写柳宗元的“凭着自己的文化人格,营筑起一个可人小天地”[7],颂其在贬官之地造福于民,创出斐然政绩等等,从中我们应当可以清楚地看到余秋雨对中华民族文化人格的体认,并且也可感受到在他通过散文创作呼唤一种“健全而响亮的文化人格”的过程之中,这种精神人格已内化成其自我生命意识。这种生命意识生成于对历史文化、社会人生的眷注与思考,却又带着浓烈的个体价值评判色彩。
我们说,散文的主体精神要想达到“真”而“美”的境界,必须以创作心灵的自由、真诚为前提。“散文创作是知识分子精神和情感最为自由与朴素的存在方式”[8]其中所揭示的应是散文创作的内在规律。然而在漫长的年代中散文创作往往陷于刻意雕琢的境地,人们很难从中真正体味到作者的真实人格和复杂的人本心理世界。余秋雨散文则以其形神之不拘一格地自如挥洒而展示给人们一个解放舒展的心灵。它拒绝雕琢虚假与矫揉造作,敞开心灵,使得一种令人惊喜的真诚而大气的审美风范得以张扬。
三
在其散文观念的主导下,余秋雨的散文实践实现了双重突破:一是突破了长久以来或是抒写服务于政治的“伪大我”之情,或是吟叹个体化、私秘化的小情感,或是籍闲遐小品游走于世事之外的模式,以真诚、强健的主体精神人格营构出底蕴深厚的“大散文”;再则从艺术表现上看,应承“大散文”精神内涵的表现需求,余秋雨散文突破了长久以来被规范化、样板化了的表现形式,以大气磅礴、放荡不羁的手法创造了憾人心魄的艺术境界。
从余秋雨散文创作精神内蕴方面看,作者深沉的文化追思凝结出凝重丰厚的诗性情感,把散文创作推向了意蕴绵长的大散文境界。余秋雨散文内在精神突出地表现为鲜明的文化反思性。从《文化苦旅》开始,从中华传统文化到欧洲历史文明的追寻足迹,人们可以看到余秋雨遭遇着一个又一个关于历史文化的困惑,于是有了他一次又一次的价值追问。面对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他所有的困惑与追问最根本处可归结到一个古老的话题:蒙昧——野蛮——文明。在《文明的碎片•题序》中余秋雨写道:“写作每一篇文章都有各自的题材和主旨,那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结线是什么?我究竟是凭着什么样的精神标准把这么多陈旧的故事快速召来又依次推出的呢?” 其中“至少有一个最原始的主题:什么是蒙昧和野蛮,什么是它们的对手——文明?每次搏斗,文明都未必战胜,因此我们要远远近近为它呼喊几声。”[9] 由此可以,作者始终在努力探寻、追问千百年来古今中外关于蒙昧、野蛮与文明之间相互搏击的历史,使得其创作指向鲜明的文化反思。
正是这种对社会历史文化发展进程的意义深刻的省思以及从中自然传达出来的生命意识与精神人格,使得余秋雨散文得以超越平庸而进入高迈境界。作者以其生命智慧观照社会人生、历史文明进程,在充满创作主体个性特征的深沉体验之中铺就一条深远的历史文化隧道,于历史文化隧道之中穿行的历程生发出作品灵动的诗性,张扬的艺术个性令其散文篇章携着宏大气魄走向高远境界,从而收获气韵生动、气度非凡的“大散文”魅力。如在《十万进士》中,作者怀着对中华文化艰涩的两难思索,洋洋洒洒的笔墨从科举制度游走到社会秩序,从追求个体生命的飞黄腾达到普遍的社会人格灾难,飞扬的神思将读者引入灵动深致的艺术境界,人们在掩卷沉思之间获得如许思索的愉悦与启迪。
为使作品精神得到适切的传达,艺术表现形式上的推陈出新也就成为余秋雨散文创作的必须。对于自己的写作,他原本就明确意识到与传统的悖离:“我已经料到,写出来的会是一些无法统一风格、无法划定体裁的奇怪篇什。”[10]而在《文明的碎片》的题叙中,他甚至说最好不要把他放入散文这个“界”中,不要把他的文章叫做散文。但从体裁角度而言,人们还是将其此类创作归为散文,这已是个公论。但由此可知,在创作之始余秋雨就明确地突破了建国以来关于散文定义的传统,奉献出一种新的表达范式。
建国后几十年对散文的传统认识之一即散文是“文学中的轻骑兵”,相应的对散文体裁有着“篇幅短小”的规范,这直接导致不少散文作家或热衷于描摹微景细象以明志,或沉湎于吟唱个人心底悲欢以抒怀,让人看到的是散文视域相对狭窄与风格的小家子气。应承着博大情怀、超迈精神、宏阔视野的选择,余秋雨散文往往篇幅浩大,洋洋万言之文不在少数。外在形式之气势与内在情理之气魄相契合的结果便是明显地突破了散文以往那种“小体会”、“小摆设”的格局,给人以大气磅礴之感。当作家探入历史文化长河,依凭着洋洋篇章而上下几千年,纵横几万里地自由漫溯时,人们惊叹于他的大命题、大表现,强烈的阳刚之气动人心怀。
对于散文的创作,当年鲁迅曾经说过:“散文的体裁,其实是大可以随便的”。然而后来人们对散文提出了“形散神不散”的理论,当这理论发展到极致便是长久定位于“景—情—理” 的结构模式,这就使得散文表现形式在相当程度上作茧自缚,呈现出呆板的局面。余秋雨散文创作则明显表现出不再囿于传统教条,而是“笔”随“心”走,道法自然。整个篇章行文可以在一种放射性思维与情感的推动下自由挥洒,感慨往往极为丰富,思索往往也是多重的。如他的《道士塔》,既有对愚昧道士的批判,也有对古代灿烂文化被毁的悲哀,还有对民族屈辱历史的感叹,同时抒发出对腐败国家机制的痛憾。在《莫高窟》中,面对辉煌灿烂的古代文化艺术,他神思飞扬。他既可以抒写自己深致的礼赞与自豪,也可以由艺术表征的特质揭示艺术美的本质在于人本的复归与生命的灵动,并由此而感叹一个时代的强悍。他也可以突破“起承转合”的结构教条,通过独特视点的选择以局部表现整体,借助一人一地为焦点自然地辐射开去,摇曳多姿而又条理井然地展现历史的概貌。如《一个王朝的背影》,镜头对准的是一个帝王避暑山庄,然而展现了清王朝的崛起、鼎盛和没落。这种结构方式为他的散文的超长篇幅、大容量的思想内容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载体。总观其散文创作,看似并非传统所谓的章法谨严,却是恢宏畅达,自在潇洒。
余秋雨散文以其鲜明独特的文体意识拉开了当代散文新时期的帷幕。他的散文实践以广阔的视野、宏大的胸怀、深邃的思想及奔放不羁的表现形式,为当代中国散文提供了一种风格独具的范式,其雄厚的实绩表现出对当代散文创作长期处于平庸状态的超越。读他的散文,总能让人耳目一新,在一种生命意识、历史忧患意识与民族意识被强烈唤起的同时,获得巨大的艺术享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