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主要因素有哪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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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2-04-24 03: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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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二三四
时间：2022-10-04 12:20
欧洲技术进步的表现：
1、技术的进步手工业，纺织业中出现手摇纺车和脚踏自动纺车；
2、采矿业，使用畜力，水力等；
2、冶金业，利用水力和风力鼓风冶铁；
3、中国的四大发明传到欧洲并被广泛应用；
4、经济的发展，手工业专业化程度加强，手工业和农业进一步分离；
5、农业技术的进步表现在，多田轮作制的精耕细作；
欧洲资本主义工商业的产生和发展：
1、生产技术进步 ；
2、社会分工扩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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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影响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因素：
1、推动的因素：
①西方列强的侵略，在给中华民族带来沉重灾难的同时，也不断地冲击着中国的生产方式和思想观念，瓦解着中国自给自足的封建经济，客观上为民族工业的兴起和发展提供了某些条件和可能。
②由于时代潮流的冲击和巩固统治的需要，清末至民国历届政府都鼓励兴办实业。
③中国人民反帝爱国热情不断高涨，使实业救国具有日益广泛的社会基础，有力地推动了民族工业的发展。
④实业家们自强不息的爱国精神是支撑近代民族工业曲折发展的力量源泉。
2、阻碍的因素：
①缺乏资本、人才、技术、市场和思想观念的准备。
②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环境，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和束缚，这是阻碍近代中国民族工业发展的主要因素。
③中国近代民族工业的投资方向和发展主要在轻工业领域，重工业基础薄弱，而且主要分布在沿海和通商口岸，这种工业结构和地区分布的失衡使民族工业呈畸形发展，未能形成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
二、中国民族资本主义：
中国民族资本主义是在一个极其艰难的发展背景下发展起来的。它毗邻鸦片战争的烽火与甲午战争的硝烟，在中华民族中兴办起民族产业，虽然由于经济的短缺问题与社会大的背景与形式问题的多种不良因素的影响，但仍然对中国近代化企业的发展积累了经验，这一创举在中国是史无前例的。另外，中国民族资本主义还为中国的近代化进程铺设着道路。
三、总体特征：
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条件下艰难成长起来的，饱受外国资本的压迫，买办资本、官僚资本的排挤，封建生产关系的束缚及军阀官僚的压榨，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1、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很小，始终没有成为中国社会经济的主导形式。1936年，资本主义现代工业产值只占工农业总产值的10．8%，1949年占工农业产值的17%。──其力量之弱可见一斑。
2、在民族工业中，工业资本所占的比重小，商业资本和金融资本所占比重大。抗日战争前，民族资本中80%是商业资本和金融资本，与工业资本的比例极不相称。──民族资本没有自己独立的生产基础。
3、民族资本主义工业主要是以纺织、食品工业为主的轻工业，缺乏重工业的基础，不能构成一个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在技术、设备以至原材料方面不得不依赖外国垄断资本和本国官僚资本。──中国民族资本缺乏独立性。
4、民族资本所经营的企业，规模小，经营分散，技术设备落后，劳动生产率低。这种情况，使得民族工业的产品成本高，在市场上缺乏竞争力。它发展的办法就是加大对工人的剥削，力求获得最大的剩余价值。──他们害怕工人的觉醒和革命的发动。
5、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和封建势力有千丝万缕的联系。相当一部分民族资本家的前身是官僚、地主，他们的资本是地租转化而来的，一些民族资本家还用经营工商业所得的利润，到农村去购买土地，兼有资本家和地主的两重身份。──他们不敢提出彻底否定封建土地所有制的革命纲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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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民族工业的发展道路十分曲折。1911年辛亥革命成功，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制度，建立了中华民国。中华民国政府制定和推行了一系列有利于近代经济发展的政策和措施，各种实业团体如雨后春笋，纷纷出现。再加上不久以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大战期间，帝国主义列强忙于战争，暂时放松了对中国经济的侵略，中国资本主义得到了一个发展机会，进入了“黄金时代”。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到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前夕，帝国主义经济势力卷土重来，特别是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再加上封建军阀混战，缺乏一个和平安定的社会环境，使民族资本主义受挫。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到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前夕，南京国民政府通过整顿税务、控制金融、改革币制、开展“国民经济建设运动”，以及围绕实现关税自主和废除领事裁判权而展开的“改订新约运动”，使中国民族资本主义获得显著发展。而这种发展的势头被1937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所打断。利用战时经济的环境，日本帝国主义侵华资本和国民党的官僚资本迅速膨胀。1945年打败日本帝国主义以后，国民党官僚资本靠接收日本侵华资本，在国民经济中处于明显的优势和垄断地位。国统区的民族资本企业在美货倾销、官僚资本排挤压制、苛捐杂税横征暴敛和通货膨胀等多方面因素打击下，一直处于风雨飘摇之中。
民国时期民族工业曲折发展的史实告诉我们：中国资本主义是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夹缝中艰苦挣扎的。民族工业的发展需要有一个和平安定的社会环境，但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控制下的旧中国，不可能有一个和平安定的社会环境。帝国主义的侵略、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压制，是影响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主要因素。
三、资本主义在中国近代历史发展进程中的地位和作用
通过发展资本主义，实现近代化，达到强国富民的目的，是近代中国许多仁人志士做过的梦，但是毫无例外全都破灭了。历史雄辩地证明，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不推翻腐朽的社会制度，不实现国家独立和民族的解放，要想发展资本主义是不可能的。
在近代中国，曾经有不少人提出过发展资本主义，建立资本主义制度的主张，并为此而奋斗，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有三次：
第一次是由太平天国的干王洪仁玕提出、经天王洪秀全批准的《资政新篇》。《资政新篇》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比较全面的发展资本主义的纲领。由于太平天国的失败，这个纲领没有付诸实践，只是作为思想史的重要资料保存下来。
第二次是康有为、梁启超领导的“百日维新”。19世纪90年代，特别是中日甲午战争以后的几年里，中国民族资本主义有了初步发展，反映民族资产阶级上层愿望的康有为、梁启超主张变法维新。他们提出设议会、立宪法；办铁路、开矿山、奖励农工商；创建新式学堂、设立译书局、翻译外国书籍；精练陆军、扩建海军。这些变法维新的主张，其实质就是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他们依靠光绪皇帝的支持，颁布了一系列变法诏令，将变法理论付诸实践。但是，新法只推行了103天，在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封建守旧势力的打击下，戊戌六君子血染刑场，遭到惨败。
第三次是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这是在中国资本主义有了进一步发展的基础上，一次有理论、有纲领、有政党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其使命就是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从1894年孙中山建立革命团体到1911年武昌起义成功，其间经历多次武装斗争，历时17年。1912年元旦，孙中山宣誓就任临时大总统，庄严宣告中华民国成立。中华民国是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它理应成为发展中国资本主义的保障。事实上，孙中山制订和颁布《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包括了一些废除封建制度，推行民主制度，鼓励发展资本主义的条款。但是，这个新政权还没有来得及实行反对封建主义、发展资本主义的重大举措，帝国主义就勾结中国封建势力发动反扑。政治扼杀、经济封锁、军事威胁，同时并举，终于迫使孙中山将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宝座让给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势力相中的新代理人袁世凯。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付之东流。
历史一再证明，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的社会基础很薄弱，中国资本主义没有发展起来，中国资产阶级的力量和成熟程度，远不如欧美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资产阶级。因此，中国资产阶级担当不起领导人民完成民主革命的任务。这个任务历史地落到无产阶级和中国共产党的肩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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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下面四表中我们可以看出，自鸦片战争以来，随着国门被打开，西方资本主义的侵入，中国农产品的商品化程度不断增高，商品值增长较快，标志着社会分工，尤其是工业劳动和农业劳动的分离不断加速，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逐步走向解体。
自然经济以及其解体的表现
所谓自然经济，可简称为自给自足和自产自销的经济，它是指生产者或经济单位所从事的产品生产是为了满足生产者本身或本经济单位（如封建制庄园或家长制农民家庭）的生活消费需要，而不是通过交换满足社会上他人需要的经济活动形式。在自然经济条件下，劳动产品是依据生产者本身或本经济单位的生活需要，在自然状况的资源条件下而组织其生产活动的。其劳动不必通过劳动互换，就直接在原本形态上成为社会总劳动的一个组成部分，劳动产品也不需要当作商品和经过市场交换，就直接在孤立状态下成为社会总产品的一个组成部分。在这里，劳动产品就是劳动产品，它既不采取其他形式和作为其他东西，也不具有广泛的社会性质，充其量只是在本经济单位的成员之间消费时认可就行，劳动产品的生产者和劳动产品的消费者是直接统一或等同的，劳动产品一旦生产出来，就直接进入消费领域，勿需任何中间环节。自然经济是我国封建社会的主要经济形式。到了近代，随着西方资本主义的入侵以及民族资本的不断发展，逐步受到冲击而逐渐解体。它的解体，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表现为传统的家庭手工业，主要是家庭手工棉纺织业开始走向衰落，并且与农业分离，以男耕女织相结合为特征的小农经济结构开始走向瓦解。另一方面表现为，农业生产进一步商品化，其中包括经济作物的扩种和粮食生产的商品化。
关于自然经济解体原因
鸦片战争以前，中国还是完整的封建社会。那时，由于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已经出现破坏自然经济的因素，并且已经有自然经济解体的现象发生。但是，那时候自然经济的解体，还只是局部的解体，不成其为重大的经济现象，也没有对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发生深远影响。当时，还是自然经济占绝对支配地位。中国自然经济的大规模迅速解体，开始于鸦片战争以后。甲午战争以前，自然经济已经初步解体。甲午战争以后，自然经济又进一步解体，解体的范围扩大，解体的速度加快，解体的程度提高。主要原因表现为：
第一、外国资本主义凭借一系列政治经济特权，大规模地对中国进行商品输出、资本输出和掠夺农产品，对自然经济进行猛烈的冲击。这是中国自然经济迅速解体的主要原因。
第二、本国资本主义机器工业的产生和发展，也给予了自然经济一定的打击。
第三、航运、铁路等交通事业的发展，加强了城乡经济的联系，也促进了自然经济的解体。
第四、以手工劳动为基础的分散的个体小手工业生产，技术水平低下，生产规模狭小，分工和协作不发达，生产的发展，成本的降低，质量的提高，都受到了根本的限制，终究抵挡不住资本主义机器大生产的强有力的进攻。这是中国自然经济解体的内部根源。
洋务运动的指导机关——总理衙门
1861年1月20日，咸丰帝批准成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简称总理衙门、“总署”或“译署”），作为应付洋务的中央机关。总理衙门的组织体制，“一切均仿照军机处办理”。官员分总理和章京两级。大臣由一亲王总领，即为首席大臣，其他大臣则由军机大臣、大学士、尚书、侍郎、京堂中指派委任，统称“总署大臣”。建立初咸丰帝派恭亲王奕欣、大学士桂良、户部左侍郎文祥，充任总理大臣，以后大臣人数略有增加，经常为七八人，多时十多人。章京分为四级，从内阁、部院、军机处的司员中挑选，最初满汉各八人，以后人数逐渐增加。
总理衙门下设南、北洋通商大臣。最初南北洋大臣为专职，由买办化的官僚薛焕、崇厚任职，后分别由两江总督和直隶总督兼任。南洋通商大臣管理长江及江苏以南沿海各省通商口岸，驻上海，后移南京。北洋通商大臣管理北方各通商口岸，驻天津。
总理衙门最初主持外交与通商事务，后来扩大管理办工厂、修铁路、开矿山、办学校、派留学生等，权力越来越大，成为清政府的重要决策机构。洋务运动实质上是凌驾于六部之上的筹办洋务的最高行政机构。
何谓洋务运动
“洋务”指一切涉外的事务。“洋务运动”即洋务派为了镇压人民，维护封建统治，标榜“自强”“求富”，采用西方先进生产技术，创办近代工业的“自救”运动。因它产生于19世纪60年代初至90年代中，正处在同治和光绪年间，所以又称“同光新政”或“自强新政”。
洋务运动发起人——曾国藩
曾国藩生于1811年，卒于1872年，湖南湘乡人。原名子城，字伯涵，号涤生。道光进士。曾任四川乡试正考官、翰林院侍讲学士、内阁学士等，擢升礼部右侍郎，历署兵、吏等部侍郎。咸丰三年（1853），太平天国爆发后，奉命帮办团练，并在基础上扩编为湘军。第二年正月，发布《讨粤匪檄》，率湘军剿杀太平军。同年四月在靖港战败，投水自杀，被救。十一月（西历1855），攻江西九江、湖口，不久，水师败绩，武汉为太平军克复，曾遂困守南昌。咸丰六年（1856）秋，太平天国发生内讧，曾国藩乘机攻陷武汉。咸丰八年（1858）四月，占领九江。咸丰十年（1860）六月，授两江总督，并命为钦差大臣，督办江南军务，所有大江南北水陆各军皆归其节制。同治三年（1864）六月，督湘军攻破天京（今南京），太平天国失败。曾国藩旋加太子太保衔，封一等侯爵。次年五月，奉命督办直隶、山东、河南三省军务，镇压捻军。同治五年（1866）十一月，回两江总督原任。次年授大学士。曾与李鸿章等在上海创办江南制造总局等军事工业。同治七年（1868），调任直隶总督。同治九年（1870），奉命办理天津教案，屈从法国侵略者，杀害无辜良民，受到社会舆论谴责。旋调任两江总督。死后，清廷追赠太傅、谥文正，著有《曾文正公全集》。
左宗棠
左宗棠，字季高，湖南湘阴人，生于1812年，卒于1885年。清末大臣，洋务派地方代表。1860年为曾国藩推荐，统领部分湘军，曾自募约五千人，组成“楚军”，左系湘军形成。1862年初，经曾国藩举荐，升任浙江巡抚。1866年以闽浙总督身份创办福州船政局。1875年任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次年率军入疆，进攻阿古柏反动政权。1878年收复除伊犁以外新疆全境，建议设立新疆行省，开发新疆。1881年升军机大臣，调两江总督。1884年中法战争中是主战派，督福建军务。次年因病退职死。他创办的福州船政局，在19世纪70年代以后裁撤洋员，与李鸿章的江南制造总局的“非洋人洋匠不可”的情形有所不同，反映了他具有一定的自力更生办洋务的思想特点。
李鸿章
李鸿章，字少荃，安徽合肥人，生于1823年，卒于1901年。道光进士，清末大臣，洋务派地方代表。1853年，在籍办团练，协助镇压太平军，投靠曾国藩当幕僚。1861年在安徽按湘军编制，组织淮军。1862年4月，淮军由安庆乘英国轮船到上海，与外国侵略者组织“常胜军”，守上海、陷苏州、常州，升任江苏巡抚。1865年署两江总督，镇压捻军。1870年由曾国藩举荐，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掌握军政、外交大权。为了挽救清朝统治，以“自强”“求富”为名，创办军火工业和民用工业（如江南制造总局、上海轮船招商局等），创办北洋海军。曾参与反对戊戌维新，义和团运动时与英国策划“东南互保”。订立《辛丑条约》后不久病死。他在洋务运动中贪污中饱，死时遗产竟达4 000万两之多。江南制造总局的设立
今上海江南造船集团公司前身，是近代早期中国规模最大的军工企业。 1865年9月20日，两江总督曾国藩和江苏巡抚李鸿章在上海设立江南机器制造总局。这是清政府洋务派开设的规模最大的近代军事企业。又称江南制造总局、江南制造局、上海机器局、上海制造局。1865年李鸿章以4万两银在虹口买下美商的旗记铁厂，并将苏州洋炮局的部分机器和曾国藩派容闳从美国买回的机器，加上海洋炮局并入铁厂，成立江南制造总局。造办经费54万余两，以后屡加扩充，由清政府指拨上海海关税收的二成作为常年经费。雇用工人2000多人。江南制造总局建立后，因虹口厂地房租价银过高，场地狭窄无法扩展，加上驻地洋人反对在该地区制造军火，所以1867年5月，从虹口移设城南高昌庙。
江南制造总局移设高昌庙后，建设规模逐渐扩大。初购地70余亩，分建锅炉厂、机器厂、木工厂、洋枪楼（附设于机器厂内）、铸钢铁厂、轮船厂、熟铁厂，另在陈家巷建火箭分厂，以后不断购地建房，添置机器。至1894年，江南制造总局占地面积达1 100余亩，员工约3 000人，生产规模和员工人数，都居当时全国军工厂之首。该局以生产枪炮子弹为主，辅之以修造船舰，此外为培养技术力量和传播科技知识，江南制造总局附设有广方言馆、翻译馆、工艺学堂，培养技术人员，翻译与军事、工程有关的书籍，也有少量的史志和政法方面的书籍。
何谓京师同文馆
京师同文馆也称为“同文馆”，是清末最早设立的“洋务学堂”，是清政府了解西方世界的窗口。其前身是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设立的旨在培养俄文译员的俄罗斯文馆。由于1858年签订的《天津条约》和1860年签订的《北京条约》，都规定英、法致中国的外交文件概用本国（即英国和法国）文字书写，致使清政府急需培养熟悉英、法等外国文字和语言的人才。加上清政府认为“与外国交涉事件，必先识其情性，……欲悉各国情形，必谙其语言文字，方不受人欺蒙”。于是，恭亲王奕欣等于1861年奏陈在北京设立同文馆。附属于总理各国事务衙门。
同文馆完全按正规学校来办，陆续开设英文馆、俄文馆、德文馆和东文（日文）馆。原只招收13、14岁以下八旗子弟，后又招收15-25岁的满汉学员，也招收不限年龄的满汉学员。学习期限初定3年，到1876年分为两种：一是由外文而及天文、化学、测地等科的学生，学制8年；一是年龄稍大、仅借中文译本学习天文、化学、测地等科的学生，学制5年。所设课程，1867年时增设算学、化学、万国公法、医学生理、天文、物理、外国史地等。学生最多时达120人。毕业生大多任清政府译员、外交官员和其他洋务机构官员。设有印刷所，曾译印《万国公法》及数理化和文史等方面书籍。1902年同文馆并入京师大学堂。
留美幼童——中国第一批官派留学生
1871年，为“使西人擅长之技，中国皆能谙悉，然后可以渐图自强”，曾国藩与李鸿章联衔上奏朝廷，要求朝廷“拟选聪颖幼童送赴泰西各国书院学习军政、船政、步算、制造诸学。同治皇帝很快恩准，清廷为此特别制订了《选派幼童赴美肄业办理章程》，容闳被任命为留美学生副监督。1872年8月12日，中国有史以来第一批官派留学生从上海登船启程赴美。这30名学童梳着辫子，穿着朝廷“以数千金为之”的长袍马褂，肩负为中国寻求富国强兵的使命，去往大洋彼岸的异国开始了奇特的留学生活。先后派往美国的幼童即4批人数总计120人。
这些幼童到美国后开始穿上洋服，剪掉辫子，弄一条假辫子“以在中国官员接见时使用”。一些学生拒绝向“朝廷官员和孔子牌位行叩头之礼”，个个开口闭口就是西方的“民主”和“平等”，这引起清朝官吏的恐慌。清驻美公使陈兰彬与留学事务总办吴嘉善上奏：“外洋风俗，流弊多端，各学生腹少儒书，德性未坚，尚未究彼技能，实易沾其恶习，即使竭力整饬，亦觉防范难周，极应将局裁撤。”正是由于清廷保守主义抬头，在1881年（光绪七年），全体留美幼童奉召辍学归国。当时幼童中得于耶鲁大学毕业者，仅詹天佑及欧阳庚二人，其余仍在大学和中学。
虽然这些幼童被召回，但这一留学行动取得了可喜成果，不仅开了中美教育交流的先河，也是中国早期现代化运动极具重要性的一页。正如曾国藩、李鸿章所说：“幼童出洋肄业，固属中华创始之举，抑立古来未有之事！”在归国的120名幼童中，有成功向美国交涉返还庚子赔款1500万美元的驻美公使梁诚；有促成辛亥革命、南北议和的唐绍仪；有修成京张铁路的詹天佑；有清华大学首任校长唐国安；有北洋大学（现天津大学）校长蔡绍基；也有在甲午海战中撞日舰“吉野”而为国捐躯的“致远”舰副舰长陈金揆；还有在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毕业、再经纽约州议会特准无美国公民籍，可在纽约州执业的律师张庚仁等。
发昌机器厂
同治五年（1866年），上海发昌机器厂创建。它是中国最早的私营机器制造厂。初为锻铁作坊，后不断扩大规模，更新设备，至同治十二年已成为初具规模的近代工业企业，称“发昌号铜铁机器车房”。光绪二年（1876年）开始制造小火轮、车床等。八十年代称“发昌机器船厂”，俗称“发昌机器厂”，以制造小火轮为主，为当时上海民族资本机器工业中最大的厂家。后因受外商排挤，日趋衰落，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被英商耶松船厂吞并。
陈启沅与继昌隆缫丝厂
陈启沅是近代中国早期著名的华侨民族资本家。他大约生于1825年，死于1905年。早年，陈启沅在南洋经商，随着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1872年，陈启沅从安南（今越南）回到广东，他的家乡盛产原料茧，当地农民有缫丝传统，因而人员可大量招募。于是，他仿效在安南的法国式缫丝机器，亲手设计绘制了两套机器图样。全部设备包括蒸汽锅炉、缫丝车和丝釜都由当地制造，其中丝车改为木制，丝釜改用陶制，仿制了“法国式（共拈式）”的缫丝机，于1874年在南海县西樵简村堡创办我国第一家民族资本的蒸汽缫丝厂“继昌隆”。采用自己设计的机器缫丝，俗称“丝偈”，该厂雇佣工人六七百，出丝精美，行销欧美，获利甚厚。不久，因被视为异端，于1881年（光绪七年）被南海知县下令关闭。他将工厂迁至澳门，改称复和隆丝厂。三年后，得清政府许可。又迁回简村继续经营。
3.学术观点
关于资本主义萌芽与中国资本主义的产生之间的关系
学术界有不同的看法，林增平认为，中国封建社会内部孕育的资本主义萌芽，没有得到如同西方资本主义萌芽时期的历史条件，因而发展微弱。近代资本缺乏原来的手工工场作为发展的基础，中国新兴的近代企业，绝大部分是从无到有，把西方已有的企业成套地移植过来的。徐新吾认为，中国一直到鸦片战争前，资本主义萌芽还是迟滞和稀少的。在鸦片战争还没有出现任何独立的棉纺手工业和小作坊，更无论手工工场了。李新也认为，中国民族资本近代工业，主要不是在手工工场的基础上产生的，而是外国资本主义侵入中国，促使中国封建自然经济开始解体后，直接从外国输入机器创办起来的。由手工业工场主投资兴办近代工业或是在手工工场基础上进一步采用机器生产的为数极少。吴承明则不同意上述观点，他认为，中国的资本主义不是从西方移植来的，中国近代工业的建立与资本主义萌芽有一定的延续继承关系。他指出，有人认为明清以来的资本主义萌芽后来中断了，近代工业的建立与萌芽并无继承关系，这种“中断论”实无确切根据。事实上，第一家外资工厂，即1845年广州的柯拜船坞，就是收买原来的中国的手工船厂的泥坞建立的……第一家民族资本的近代工业上海发昌机器厂，原来也是一家手工工场。他承认有些传统手工业在鸦片战争之后，受到帝国主义商品侵略的破坏。但他强调说，这种破坏是被夸大了。其实这种破坏，主要是在没有资本主义萌芽的农村家庭手工业方面，而不是在独立手工业方面。在清代前期已有资本主义萌芽的十几个手工业行业中，只有踹布和刨烟丝两个行业在鸦片战争后被外国商品代替了，其余都维持下来，并有九个向机器工业过渡，它们代表资本主义萌芽的主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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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在明代中叶即产生资本主义萌芽，但是萌芽虽早，却一直得不到顺畅发展，一直末使中国进入完全的资本主义社会，而长期在封建、半封建的藩篱中徘徊。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很多，但人多地少对此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因人多地少使土地成为稀缺资源，从而导致地租率极高。“清代的地租率一般都在50%以上，有的地区甚至高达60—70%”。这么高的地租率，使得有钱人置买田产后出租即可获得稳定的高额利润，而没有投资工商业那样的风险。投资工商业有时虽可获得高于地租率的利润，但风险很大，一旦经营失败，便会陷入亏损、甚至破产的悲惨境地。因而近代中国的有钱人大多不象西方人那样积极兴办工商企业，而是置买田产出租以获取高额稳定的地租收入。有钱人不积极兴办工商企业，那么资本主义就得不到顺畅发展。因而，人多地少迟滞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