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传启的媒体评价
发布网友
发布时间：2023-04-11 20:07
共1个回答
热心网友
时间：2023-10-19 13:50
他曾经有三个选择：留在国外，浅吟低唱家国；回国挣钱，直奔自己的小康生活；做一名本色的科学家，为中国的现代化之路尽自己的绵薄之力。
让何传启作出选择，更比他人艰难，因为他深刻了解中国与国外的差距，以及中国距离现代化的遥遥路途。最终，他选择了第三条路。
“我深刻体会到了‘差距’”
武汉市东北方向70公里外，木兰山脚下，有一个小村庄，何传启生长于此。在16岁上大学以前他没有去过武汉。
“1979年我考上武汉大学生物系，大学4年，我深刻体会到农村和城市生活的巨大差距。1983年毕业，我来到北京，在中国科学院工作。于是，我发现北京和武汉还有很大差距。”
何传启的生活重心不断前移，他所看到的差距也越来越多。1992年，他到美国参会期间，参观了一些小镇和农场。他看到美国的小镇景色如画，风格独特的建筑和商店，使他联想到武汉市的脏乱差。
“落差非常巨大，当时只能用一个词形容我的感受，就是非常震惊。武汉是中国的一个大城市，但它与美国农村一个小镇的发展水平相比差距仍然很大。”何传启说。
1993年，何传启到华盛顿工作，当时美国*正好提出一个信息高速公路计划，引起全世界的关注，美国人率先向信息社会、知识社会过渡。何传启回忆说：“我很感兴趣，美国的现代化水平到底有多高？于是，我就进行系统比较研究，这才真正理解中国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有100年。”
在得出这个多少有些令人沮丧的数据之后，何传启认为，在资源有限的前提下，中国现代化的前景确实很渺茫。中国和美国发展水平和发展条件差别很大，不可能沿着发达国家走过的老路实现现代化，中国必须要走一条自己的发展道路。
“采用传统的工业化、现代化模式，中国不可能赶上发达国家，那么我们怎么办？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我。”何传启说。
为中国寻找一条现代化路径
在中国，知识界有这样的传统，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总会有一些人为了国家的利益、为了人生的理想站出来。
何传启就是这样一位科学工作者。1995年，他带着深刻认识到的“中国现代化实现之差距”回到中国，在中科院计划财务局任规划处*。
这时，他注意到一个现象，就是在欧美社会学界，热门话题是后现代和新现代化；在经济学界，讨论比较多的则是知识经济和新经济；而在科技界热衷于探讨国家创新体系和创新能力。
何传启用业余时间开始潜心研究这些新观点，并对这些观点进行分析，在其中寻找联系性，以及对中国现代化的启示。经过几年的研究，他提出了第二次现代化理论。
1997年8月，他和同事提出国家创新体系四个子系统和“知识创新工程”，主持完成了《迎接知识经济时代，建设国家创新体系》的研究报告。1998年，中科院正式启动国家知识创新工程试点，其推动者——何传启却于此时悄然离开。他的想法很单纯，就是要专注于中国现代化研究。就像当年没有丝毫犹豫地回国一样，他始终保持着赤子之心，不为世俗名利所羁。
1998年4月，他在《光明日报》发表《知识经济与中国现代化》一文，同年6月在《科技导报》发表题为《知识经济与第二次现代化》的文章。
为了生存，他给一家金融企业兼做顾问。“我的生活问题解决了，就可以潜心研究。至于其他，都不在本人的关心内。”何传启这样说，脸上带着他惯有的纯真的笑容。
其时，中国人口多、资源少、很难赶上去的观点甚嚣尘上。“但我是比较乐观的。我认为知识经济给了中国一个迎头赶上的契机。”何传启说，作为一名科研工作者，他并不盲目乐观，而是经过精心测算。
何传启曾以日本为例作过一次简单分析。日本自然资源很少，人口密度也很大，在1950年的时候，日本人均GDP为112美元，同年美国人均GDP为1582美元，美国人均GDP是日本的14倍。到1990年，日本人均GDP比美国人均GDP高1658美元。也就是说，战后的日本仅用40多年就赶上了美国。2002年，中国和美国的经济相对差距是35倍，中美经济差距大约是当年日本与美国经济差距的2.5倍。既然日本人花了40多年赶上美国，中国要想赶上美国，会花更多的时间，简单算算就知道，大约需要100年的时间。这也意味着中国迎头赶上美国是有可能性的。
“未来的发展有多种可能性，悲观、折中和乐观的观点，在知识界都存在。我认为要将未来的可能性讲清楚，但乐观的可能性是我们追求的目标。如果我们对国家持悲观态度，那何来奋斗？”何传启说，“至少我们的研究是要提高中国实现现代化的可能性。”
此时，他已经有了一个崭新、明晰的奋斗目标，即分析300年的世界现代化进程、130多个国家的经验，基于事实，归纳现代化的基本特征，找出其背后隐藏的原理，以及对中国的*启示，使中国能有实现现代化的合理路径。
分析世界，服务中国
何传启又回到了中科院，那是2002年的事。何传启关于现代化的研究已经进行得有声有色，出版了4本专著和4本合著。
“回到中国科学院，不为别的，因为现代化是国家目标，要想使我们的现代化研究能够更好地发挥作用，就需要建立国家科研机构，需要回中科院。另外，这也是中国科学家的一个历史责任。”何传启说。
在中科院领导的支持下，何传启迅速组建了中国科学院中国现代化研究中心。他提出，中心的责任是“研究世界、服务中国”，以自然科学眼光审视世界现代化，为中国现代化之路寻找比较理想的前景。
作为一个新机构，现代化中心经费少、人员少、压力大，所从事的又是一种新型的现代化研究，涉及到自然科学、高技术、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对于这样一个交叉科学研究，真有些一将难求的意思，所以何传启始终坚持在研究一线，独立承担着80%以上的研究工作。他主张只做科学，不论其他。
对于前来应聘的年轻人，他每每都要先叮嘱一句：“追求回报就不要来这个中心，在这里没有个人利益，也没有部门利益，只有国家利益，国家至上。”
何传启很清楚作战略研究是一项高风险、高要求、低回报的研究，成功的机会太少，*的因素太多。他曾对网友分析：“如果真的选择了战略研究，你就要作长期的准备。我的建议是，首先，你要具备坚实和广泛的知识基础，不能急于求成，不能短平快，更不能急功近利；第二，你要有百折不悔的意志，否则你很快会退下阵来；第三，你要有敏锐的观察能力和创新的战略思维，要能看到别人看不到的现象，看不到的趋势，并且把握住这种现象和趋势，转化成社会接受的建议；第四，你要有非常优秀的文字和语言能力，能够让你的新的发现、新的发明、新的创造变成一篇美丽的文字，打动社会、科学家、*。”
令人惊异的正是何传启的清醒和乐观。他清醒地认识到中国的现状、世界的发展，他选择了一条最为艰难的道路。他也并不主张别人效仿自己的路，但他以纯真的学者风范、执著的求索精神，凝聚了一批人，他们不求回报，一起为寻找中国现代化的实现途径而奋斗。对此，何传启说：“对于我们这些人而言，没有什么利益驱动，我们只是看到了祖国的希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