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网友 发布时间:2023-04-10 03: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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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心网友 时间:2023-09-13 22:02
明成祖何止是在下西洋时重用太监,可以说明朝的宦官干政问题就是朱棣打下的基础。他不仅重用了郑和,还有如侯显、洪宝等,永乐时期就是太监集体“翻身”的时代,朱元璋立下的祖训在这个时代被打破,太监的地位就一发不可收拾。郑和之所以能够脱颖而出,成为七下西洋的正使,主要与他的个人经历有关。
“其在宫禁,止可使之供洒扫、给使令传命令而已,岂宜预政典兵?汉唐之祸,虽日宦官之罪,亦人主宠爱之使然。向使宦官不得典兵预政,虽欲为乱,其可得乎?”——《明太祖实录》
朱元璋开国之后,虽然内廷规模就已形成,但太监在洪武时期并没有成为一个*集团,这是朱元璋吸取汉唐教训,提高警惕,刻意打压宦官的结果。朱元璋规定宦官不许接触军政方面事务,只将这些人作为“服务员”、“传讯员”,当皇帝的不给他们其他权力,他们就没有机会作乱。洪武时期的宦官是由吏部管理的,朱元璋曾告诫吏部:“此辈自古以来,求其善良,千百种不一二见。若用以为耳目,即耳目弊矣;以为腹心,即腹心病矣”。也就是说在朱元璋得眼里,太监里边没什么好人,当耳目都会被蒙蔽,何况拿来当心腹呢?
总体来说,朱元璋对太监是非常提防的,所以也就在制度上形成了打压。到了洪武末年,朱元璋还为此立下祖训,规定宦官“不得兼外臣文武衔,不得御外臣冠服,官无过四品,月米一石,衣食于内庭”;“内臣不得干预政事,预者斩”。这里就点明了封建社会内外之分的权力架构,这种架构就是宦官形成*集团的根源。
众所周知,明朝很好的解决了外戚问题,在明朝的后妃选拔制度中,不再重视门阀,甚至有些后妃只是小县令的闺女,这就将外戚集团彻底“消灭”了。封建权力架构中的内外之分往往需要第三方势力形成权力上的平衡,皇帝是唯一的中心,三方势力分别是外戚、宦官、士大夫,宦官属于内廷核心,士大夫则是掌控外朝的庞大集团,外戚被用来权衡内外廷。
洪武时期的权力架构企图拜托这种模式,朱元璋的方法就是君主*无限加强,不需要任何权力制衡。所以他首先在制度上将外戚一棒打死,又规定了宦官不得参与军政,然后借着胡惟庸案彻底废除丞相制度,六部直接对皇帝负责,看起来皇权一家独大,内外廷做好分内事务就可以了。
但与此同时,朱元璋又搞了个塞王体系,这等于说宗室取代外戚,而且是分封于地方,军政财高度自主。再加上言官体系的空前加强,又相当于外朝权力虽然削弱,但手里多了个发声的工具,而且这个工具不能随意处置,即使是指着鼻子骂皇帝,也不能随便动刑、处死。所以明朝的权力走向并没有达到预期,第二代皇帝就遭遇了塞王的反叛,皇位就此被夺;外朝的言官个个“忠言逆耳”,前期成了皇帝最讨厌的群体,后期又成了党争的工具。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还是得宦官重出江湖,形成一个三角制衡的权力架构。
建文帝朱允炆是个听话的孩子,他铭记爷爷的教导,对宦官加强了抑制,他上台后规定:内臣外出时,稍有不法行为,地方官有权力、有义务将他们绑了送往京城,交朝廷处置。朱允文的做法将太监群体“得罪”的淋漓精致,所以当塞王对皇权提出挑战时,不管外朝如何,宦官是肯定要抛弃朱允文的。朱棣靖难时,一些宦官就开始密谋投奔朱棣,很多宦官都成为朱棣的向导和内应。
朱棣虽然是藩王,但朱元璋设定九塞亲王镇边体系的时候,也对其进行了*,主要就是征募军队的规模。所以朱棣造反的时候最却的就是人手,他需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因此他身边的宦官基本上都得到了重用,一个很奇特的现象就是太监拿起兵器上战场。当朝中的宦官听闻燕王重用太监时,自然而然的是想迎来新的生机,所以就偷偷地给朱棣送情报。当燕军南下*近江北时,朱允炆皇宫里一些宦官不再满足泄露机密当内奸了,而是乘人不备逃到朱棣的军营中,“漏朝廷虚实”,充当燕军南下的向导。所以整个靖难过程中,太监充当了很重要的角色。
“文为忠于己,而狗儿辈复以军功得幸,即位后遂多以委任。永乐元年,内管监李兴奉赦往劳暹罗国王。三年,遣太监郑和帅舟师下西洋。八年,都督谭青营有内官王安等。又命马靖镇甘肃、马骐镇交趾。”——《明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