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洛克到卢梭:自然状态与战争状态的兼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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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3-04-09 15: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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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4-03-17 05:20
约翰·洛克提出了现代国家的表述,其思想被吸纳进《独立宣言》,关于三权分立、私有财产、人民推翻*等观念,我们对之再熟悉不过了。
在《*论》的上篇,洛克批判了菲尔麦。菲尔麦的《先祖论》无疑是男权中心主义的集大成,他将我们那种一本正经胡说八道的欺骗精神贯彻得淋漓尽致。洛克的批判很轻易的驳倒了菲尔麦,同时建立了自己关于“谁统治”“我们应该顺从谁”的*基本倾向,至少洛克以一种被统治的心态为根基:“一个人除非充分了解谁是有权对他行使支配的人,否则,他在良心上决不会感到有服从任何一种权力的约束力量。”换言之,即便我们承认君权神授,却不能赞同一位不合法的统治者,“从古至今,为患于人类带来城市破坏、国家人口灭绝以及世界和平破坏等绝大部分灾祸的最大问题,不在于世界上没有绝对权力存在,也不在于权力是从什么地方来的,而是谁应当具有权力的问题”。这不仅表明,君主的绝对权力本身存在问题,君主的权力的转移也存在问题。洛克并没有给出一个更好的方案,我们似乎要在下卷继续寻脉。
在光荣*之后,新的国家理论崛起。《*论》(下)开篇,洛克提出了两种似乎没有界限的“前状态”,一种是“自然状态”,一种是“战争状态”。按照施特劳斯的看法,“看来最安全的做法是将他的学说理解为对霍布斯学说的深刻修正”(列奥·施特劳斯《柏拉图式*哲学研究》p193)人们偶然来到一个民主、平等、理性的世界(自然状态),然而这样的状态并不能持续下去,并最终会陷入互相危害的境地(战争状态),因为缺少一个*权威能够调节自我保存、财产私有、占有的纠纷。这里,洛克似乎是将“自我保存欲”转换成了物质形态——“私有物”:自我、生命、自由、财产等,并在第五章综合为“财产权”,因而,人是一种占取财产的动物。更重要的是,在洛克看来,这种占取并没有任何自然界限,“自然权利变成了无止境获取的自然权利”(列奥·施特劳斯《柏拉图式*哲学研究》p193)因此人们必然走向相互冲突的状态,这就要求我们必须走向公民的社会,或者说必然要求一个保障财产权的*,在这里,经过多数人的同意,“人人放弃其自然法的执行权而把他交给公众,在那里、也只有在那里才有一个*的或公民的社会。”(《*论》)至此,许多*哲人会认为洛克的理论与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只有一步之遥,洛克代表着一类新兴的商业阶层(是资产阶级的原初形式),他们正试图构建自己商业国家的*正义,而这种观念实际上是一种戴着人道面具的马基雅维利主义,“洛克要比人们一般所说的或所想的更靠近马基雅维利”(列奥·施特劳斯《什么是*哲学》p211)。在新的*生活中,德性、荣耀、品质等不再成为核心主题,而“生活就是对于愉悦的毫无愉悦的追求”(列奥·施特劳斯《自然权利与历史》p256)瑞士人卢梭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扭转了“自然状态”的全部意涵:“古代*家不厌其烦地讲风尚和德性,我们的*家只讲生意和赚钱。”(《论科学与艺术》)
卢梭的*理论同样肇始于霍布斯的前提。卢梭*了霍布斯好战的自然状态,认为这是置身于社会之中的人的状态,相反,卢梭将我们与“分散地生活在动物中间的野蛮人”比较,他们更优越、强壮,卢梭做了一个生动的类比:“森林中的马、猫和牛,甚至驴,比家养的马、猫、牛和驴身躯都更高大,长得更结实,更有力气和胆量;然而一成了家畜,它们的这些优点就失去了一半,可以说,人们的精心饲养反倒使它们退化了。”(p57)因而, 人也同样,进入社会后变得“逐渐衰弱,胆子越来越小,显得畏畏缩缩,萎靡不振,结果,既失去了体力,又丧失了勇气。”在卢梭看来,这种差异比动物间的差异更大,而“正是舒适的享受成了使他退化得更加明显的特殊原因。”(p57)
在精神方面,野蛮人起初是纯粹动物性的,他们“因为没有任何知识,只具有来源于自然冲动的*,所以他的*不会超过他的身体的需要。”(p62)然而,大自然赋予了人们超过本能的能力,结果出现了过分满足*之人,“生活放荡的人之所以纵欲无度,结果招致疾病和死亡,其原因就在这里,因为精神一败坏了感官,尽管自然的需要已经满足,但欲念却有无穷的奢望。”(59)
在卢梭看来,寻找到人与人之间差别的原因必须从历史的重构,一系列的变化中去探索,这是“由于人的一切进步都在不断使人离开他的原始状态,因为,我们愈是积累新的知识,我们愈是失去获取知识之中最重要的知识手段,而且,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由于我们对人进行研究,我们反而愈是找不到如何去认识人的门径。”(《论人与人之间不平等的起因和基础》,p36)而这正预示着,人对知识的认识,对语言的掌控,对自身的完善能力,对理性的运用,却成为自身痛苦的根源。所有一切都改变了。在《论人与人之间不平等的起因和基础》的第二部分,卢梭描绘着一个*社会的形成,而一个败坏的世界同样开始形成。
卢梭搜索了各种证明,使得自然状态得以生成的“前理性”动力有两个:一是自我保存;二是同情心。在卢梭看来,野蛮的世界似乎更加文明,卢梭的倾向性难道是回归野蛮的状态?答案必然是否定的,我们别无选择。
据称,卢梭的核心观念寄寓在《论科学与艺术》一书中。(列奥·施特劳斯《苏格拉底问题与现代性·论卢梭的意图》p70)很显然,卢梭并没有简单的“赞扬野蛮状态”,他自己也声称这是对他荒谬的误解。列奥·施特劳斯以其惯用的显白—隐微二分法在《论卢梭的意图》一文中分析道,《论科学与艺术》面向两类不同的读者,当卢梭拒绝科学时,他是以普通人的身份面向普通人说实话,然而,作为伪装普通人的哲人,他要站在科学一边。科学与普通人的美德不相容,却能够与“伟大的天才”们相容,科学是坏的,却只是针对整体社会和普罗大众,而对于少数精英,却是不可或缺的。换言之,公民社会要求一致性,或是把自然人变成公民;相对于人的自然独立,一切社会都是自重奴役的形式。但哲学要求哲人极为真诚地遵从他“自己的天才”,不考虑任何普遍意志或共同的思维方式。(《论卢梭的意图》p79)从这里,我们似乎也能够理解卢梭那些糟糕的行为了,并且他那洋洋得意的忏悔录式的自传,似乎是这样的哲学的最好确证。总之,卢梭的处理方式是试图尽可能保留现代社会,但同样需要古典时代的哲学,同时保留精英和大众两种形态,也就是允许一部分人成为自然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