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初年,郑和七下西洋,有什么特殊的历史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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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2-04-23 20: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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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2-07-03 05:29
郑和下西洋是中国古代规模最大、船只最多（240多艘）、海员最多、时间最久的海上航行，比欧洲国家航海时间早几十年，是明朝强盛的直接体现。郑和的航行之举远远超过将近一个世纪的葡萄牙、西班牙等国的航海家，如麦哲伦、哥伦布、达伽玛等人，堪称是“大航海时代”的先驱，是唯一的东方人，更是比马汉早五百年提出海权论[2] ，更有说法称郑和最早发现美洲、澳洲、南极洲。[3]
郑和下西洋的目的众说纷纭，一说宣扬大明威德，《明史·郑和传》中记载：“且欲耀兵异域，示中国富强”；一说寻找建文帝朱允炆，《明史·郑和传》中记载：“成祖疑惠帝亡海外，欲觅踪迹”；一说发展贸易缓解财政，有未被抹杀干净的史料称郑和下西洋使“贫民致富”、“国用充足”[4-6] ；另有包抄帖木儿帝国、 扫荡张士诚旧部、解决军事复员问题等说法。
*方面
加强边防
永乐帝在位24年间，中国西北部的蒙古旧部继续对明朝产生危机，永
郑和
乐帝还亲征几次，并在最后一次征途中去世。所以，有人认为永乐派郑和下西洋是为安定海外，使永乐没有后顾之忧，以利明朝专注防御北方之乱。
但此说不可能成立，因为当时海外诸国武力都不强，没有攻侵明朝海域之可能。
另有一说是，下西洋是为控制遗存在中南亚及印度北境之蒙古汗国。这也不可能，因在永乐年初，此国之可汗死亡，对明朝已没有威胁。
郑和七次下西洋，碰到三次战役，其一为帮助某一小国政权转换，一为某国想偷袭郑和船队，一为海盗集团，三者都是小战役（下篇会再详述）。有人依此视为郑和下西洋有当“国际*“之作用。但这些只是顺途发生事件，不可能是主要动机或目的。郑和碑文有言“及海外邦、番王不恭者生擒之。蛮寇之侵略者剿灭之，由是海清宁，番人仰赖者“，可证实此言。
皇位继承
朱棣
燕王明成祖朱棣以“靖难”之名，最后攻下国都应天（今南京），建文帝朱允炆火烧皇宫，不知所踪。明成祖继位称帝，改年号为永乐，但对于建文帝的失踪及其遗臣逃散各地可能仍有挂怀。明朝历史文献里，留有一些建文帝可能没有被烧死，而逃亡海外之传言，甚至有说出家于二十年后，返北京之故事。所以，有人认为永乐帝派郑和下西洋的主因为寻找建文帝。但此种说法不一定成立，因为郑和每次出使海外都是那么浩浩荡荡，建文帝若亡命海外，当可闻风而躲藏起来，大规模下西洋寻建文帝绝非有效之方法，而绝大多数学者已不相信此说，但历史小说常常为了戏剧化，尚强调此可能。
明成祖夺得皇位时，明朝已经建立了三十多年，农业与人们的生活并没有受到这场政变的影响。这时，中国广州等沿海的大都市发展得十分繁荣。在经济获得良好的发展之后，发展海外交通和海外的贸易已经是十分迫切的事。另一方面，明成祖也想利用对外的活动，展示自己的势力，并建立自己的声望。因此，远航的活动就势在必行了。
外交方面
西洋各国对于郑和庞大百艘巨舶及数万兵士，浩浩荡荡迫临其海域，当然会有小巫见大巫，战战兢兢之感。所以“扬威跃武“作为永乐派郑和下西洋之主要目的之一是很可了解的，并被绝大多数研究者所接受的。
但若只为海外展示国力，对明成祖有何大利益呢?何需花费那么大的经费及军力呢?故“扬威跃武“不可能是永乐帝的“终极“目的。
其实，郑和的宝船每次都载了许多宝物，送给每一个访国之国王，做为“礼物“。并且许多国家也都派使者或皇帝本人，乘郑和宝船并带了其国之特产珍奇，返回明都进贡。这些外国使者来中国后，过些时间要郑和船送他们返国，并带回更多的“礼物“。所以永乐年间，海外朝贡国家由洪武帝年间之几国，增至30余国。其中满剌加（今马六甲）和浡泥（今北加里曼丹和文莱一带）两国与明朝的关系最为密切。[7] 永乐死后，下西洋事停止六、七年宣帝初年，希望有外国来朝贡，才有第七次之行。
再者，这共28年间七下西洋，等于平均每四年一次，一次出使往返要两年，故约有一半年月，郑和船队络绎不绝之中国至西洋之间。为什么要如此频繁呢?
贸易方面
西洋诸国，对明朝出品之陶瓷、丝绸等，都极喜爱，永乐年间确也利用郑和下西洋之官船，载运这些货品到海外。在返程中，郑和官船亦购买或交换一些中国所缺之香料，染料，宝石，象皮，珍奇异兽等等。所以下西洋当然有某程度中外两方贸易作用。但若贸易是主要目的，何需建造宝船二、三百艘及每次派二、三万人（官兵）古今所有商船都设法用最少的船员，空出最大的船上空间做为载物之用，以增加其利润。郑和船队与一船商船队是背道而驰的。故学界所习用“朝贡贸易”“厚往薄来“为郑和下西洋动机之说，是把“贸易“重要性过于夸大了。
文化方面
原为中国东南沿海区的妈祖海神，保佑船事之信仰对郑和下西洋人员是很重要的。因为访问西洋各国有七次之多，妈祖信仰也借助此航行，传播到南洋诸国。这是下西洋文化方面最值得提及的，也是影响至今的。但这些相互海事与宗教信仰之发展，是下西洋之成果而非其动机。
条件编辑
大明混一图
明代初期，由于朱元璋三十一年的励精图治，农业经济恢复了。在手工业方面，也有了很大的发展：矿冶、纺织、陶瓷、造纸、印刷各方面，都比以前有了不同程度的提高。中国的丝织品、瓷器以至一些欧洲国家的欢迎，赢得了很高的声誉。尤其是造船业的发达，航海技术的进步（包括罗盘的使用，航海经验的积累，航海知识的提高），大批航海水手的养成，以及明初工商业的恢复和发展，宋、元以来中国海外贸易的发达，对外移民的增加，所有这一切，都为郑和下“西洋”准备了坚实的经济基础，提供了较为雄厚的物质条件。明初这种强盛的国势、发达的贸易，本身具有加强同海外各国的联系，扩大海外的贸易和来往的要求。明太祖于1389年编制的《大明混一图》就是实例。明成祖朱棣进一步对外扩展海外贸易，决定组织一支强大的船队，前往“西洋”诸国。
中国唐宋元朝以来发达的造船技术；
中国古代罗盘，火炮等技术的不断发展，为大规模的远洋航行提供了安全保障。
永乐帝明成祖宣扬大国国威，出于*目的的需要。
中国的元朝的远洋贸易传统，元朝时中国的远洋贸易非常发达[8] ，拥有当时世界上贸易量最大的几个港口和世界上最强大的海军和大量的民船和商船，为后来的明朝航海奠定了基础。
地方支持：江苏、福建等提供的支持
明朝的封建*集权制度能够调动力量办大事，能提供经济上的支持和军事力量保障；
郑和船队上的海员、明朝军队士兵、翻译官等人的共同努力。
船队编制
郑和下西洋的船队是一支规模庞大的船队，完全是按照海上航行和军事组织进行编成的，在当时世界上堪称一支实力雄厚的海上机动编队。很多外国学者称郑和船队是特混舰队、郑和是海军司令或海军统帅。著名的国际学者，英国的李约瑟博士在全面分析了这一时期的世界历史之后，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明代海军在历史上可能比任何亚洲国家都出色，甚至同时代的任何欧洲国家，以致所有欧洲国家联合起来，可以说都无法与明代海军匹敌。”
郑和下西洋船队，是根据海上航行和担负的任务，采用军事组织形式组建的。
首先，人数多。
郑和下西洋的人数，史料上有明确记载的有4次。
郑和每次下西洋人数在27000人以上。约明朝军队5个卫，每个卫5000-5500人；从《武职簿》来看，主要是来自沿海卫所。当时西方哥伦布、达伽马、麦哲伦航海的人数：分别在90-150人之间；170多；265人。我这里不是单纯地谈数量，而是说明一个科学道理，航海人数的多少，反映了一种实力，尤其是在古代社会，它需要各方面物质保障，很不容易。
其次，船队编制。
根据中国海军专业人员多年研究，郑和船队由舟师、两栖部队、仪仗队三个序列编成。舟师就是现在的舰艇部队，基本单位战船，它们被组成编队，叫前营、后营、中营、左营、右营；两栖部队用于登陆行动；仪仗队担任近卫和对外交往时的礼仪，庄严威武。
按照下西洋的任务，郑和船队人员主要有五个部分：指挥部分、航海部分、外交贸易部分、后勤保障部分、军事护航部分。指挥部分：整个船队的中枢，对航行、外交、贸易、作战等进行指挥决策。郑和职务是钦差正使总兵太监；航海部分：航海业务、修船的、预测天气的等；外交贸易部分：外交礼仪的、进行贸易的、联络翻译的；后勤保障部分：管理财务的、后勤供应的、起草文书的、医务人员等；军事护航部分：负责航行安全和军事行动的。从对郑和船队人员组成研究，编制是完善的、严密的，体现了古代中国人民丰富航海经验，确保郑和下西洋的实现。
别的影响：著名历史学家黄仁宇认为，永乐期间，郑和下西洋所费约在白银600万两，相当于当时国库年支出的两倍，而这还不包括造船等各地支出的费用。而建造和修补一艘船平均需要1600两银子，每次出航平均需船260多艘，仅造修费用就需要几十万两银子。
从表面上看，郑和船队每次出海，“云帆蔽日”，浩浩荡荡，但从实质上看，却是“孤帆远影”，它的后面没有，也不许跟随民间海商的船队，厉行禁止民间海商“片板不许下海”[9] 。在梁启超看来，“其希望之性质安在，则雄主之野心，欲博怀柔远人、万国来同等虚誉，聊以自娱耳。”
明宣德六年（1431年），地处福建的小城福建福州长乐县骤然喧哗起来。一支两百多只船、两万七千多人的庞大船队，从太仓刘家港南下，泊在县城西边的太平港。[10] 福建长乐县是郑和七次下西洋的开洋之地，当年庞大舰队屡此驻扎于此，伺风下海。这里不仅有郑和当年亲自竖立、保存完好的《天妃灵应之记》碑，而且有下西洋影响下形成的“十洋街”。明后期“倭患”的严重更促使人们纪念和崇拜与海洋相关的神癨，将郑和塑像供奉在寺庙中，合乎一般民间造神过程的。
永乐帝即位当年，他就调浙江、福建、湖广等五省府县优秀造船工匠四百余户来南京龙江造船，他动员全国造船力量，要造出比曾在印度洋上航行的元船更大的远洋巨舶，其中，供正副使乘坐的宝船长44丈，宽18丈，当属15世纪世界上最大最好的船。南京龙江造船厂遗址现有郑和宝船模型一座。
造这么巨大的船，并不完全取决于实际需要的载重量，而是为了给人“巍如山丘，浮动波上”的观感，以“耀兵异域，以示中国富强”。为了保证造船质量的精良，明成祖不惜“支动天下一十三省的钱粮”。
永乐年间，郑和船队每到一国，首先向当地国王或酋长宣读诏书，举行隆重的册封典礼，赏赐宝物。除了建立藩属关系之外，郑和还奉命调解海外各国之间的纷争，饱受强国欺凌的满刺加国，就是在郑和的帮助下获得独立的。
事实上，与贡品相较，“际天极地皆王臣”的满足感才是皇帝更看重的东西。明成祖在位时，郑和每次下西洋，随船队来中国的各国贡使、国王等都大量增加。1423年郑和第六次下西洋回航的时候，船上载有16国1200多名使臣及其家属。到永乐晚期，来朝贡的国家超过60多个。
这么多国家乐于朝贡是有原因的。朝廷在接受香料、珍奇等贡物后，按“赏赐厚宜”的原则予以赏赐。赏赐物品与贡品的差价一般在1至20倍左右。比如，胡椒在苏门答腊市场每百斤值1两，但作为“贡品”，明朝*给予每百斤20两。
具体赏给了巫宝赤纳什么物品已不可考，但明朝*一贯大方，却是事实。赐给各国国王、王族丝绸、瓷器等物品，丝绸动辄数千匹，“永乐间多给铜钱”。1405年赐给日本国王铜钱150万枚，次年又赏赐1500万枚，王妃500万枚。以致于一段时间内，日本甚至自己不铸铜钱，以永乐铜钱作为通行日本的货币。
赏赐之外，招待贡使也是一项巨大开支。完成繁杂的朝贡手续，往往需要很多时日，而沿途往返的车船住宿均由*承担，另外还给银锭作为车马费。于是，许多贡使和大批随从，一边从容处理自家的贸易，一边乐不思蜀地等待。巫宝赤纳在中国待了大半年时间，便逢上郑和出航。有的贡使为了搭乘免费的宝船回国，甚至一等就是三年。
宣德七年（1432年）七月初八，郑和船队抵达满刺加国，先送巫宝赤纳回国复命，然后前往暹罗国宣读明宣宗的敕书，告诫其“和睦邻境，以副朕同仁之心。”具体如何交涉不得而知，但郑和往返满刺加和暹罗两国之间，忙了一个多月才调解妥当。
八月十八日，船队到达苏门答剌，然后去阿鲁、那故儿、黎代、南渤利等国访问。前几次下西洋，郑和已在这些国家举行过封王仪式，赐其国王或酋长玺书、彩币、御窑瓷器等物。
朝贡贸易
事实上，郑和船队，又名取宝船，他所率领的部属，本就是押送朝廷物资的军队，从西洋各国猎取珍珠、玛瑙、香料、奇禽异兽等“宝物”，运回国之后，主要是供皇帝和贵族享受。这些宝物，并不能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国库收入。
巨型宝船
据《明史》《郑和传》记载，郑和航海宝船共63艘，最大的长四十四丈四尺，宽十八丈，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海船，折合现今长度为151.18米，宽61.6米。船有四层，船上9桅可挂12张帆，锚重有几千斤，要动用二百人才能启航，一艘船可容纳有千人。《明史·兵志》又记：“宝船高大如楼，底尖上阔，可容千人”。
在郑和下西洋的船队中，有五种类型的船舶。第一种类型叫“宝船”。最大的宝船长四十四丈四尺，宽十八丈，载重量八百吨。这种船可容纳上千人，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船只。它的体式巍然，巨无匹敌。它的铁舵，须要二，三百人才能举动。第二种叫“马船”。马船长三十七丈，宽十五丈。第三种叫“粮船”。它长二十八丈，宽十二丈。第四种叫“坐船”，长二十四丈，宽九丈四尺。第五种叫“战船”，长十八丈，宽六丈八尺。可见，郑和所率领船队的船只，有的用于载货，有的用于运粮，有的用于作战，有的用于居住。分工细致，种类较多。我们可以说，郑和的船队是一支以宝船为主体，配合以协助船只组成的规模宏大的船队。
肯定派
郑和下西洋船只
认为《明史》基本上正确，因为南京静海寺郑和残碑所记“两千料海船”，不是“宝船”，而是较小的“战座船”。
对南京郑和造船厂的考古，发掘出一根约15米长的舵，和明史所述宝船大小相符。
南京郑和造船厂的船坞宽可容20丈。
伊本·白图泰（ibnBattuta）（1304-1377年）游记中早已纪录中国巨大的12张帆可载千人的海船。白图泰的纪录可作为12帆载千人的宝船的旁证。
根据南京静海寺郑和所立残碑记载，郑和首次出海宝船为“两千料”，根据他们推论，折合长约为长十五到二十丈，宽六到八丈左右。载重量约为五千吨。至今未有人复制能够实际航行的四十四丈“宝船”。复制中的宝船多采用质疑派的说法。
即便采用质疑派的说法，郑和宝船仍是当时世界首屈一指的巨型船舶。右图为按照当年郑和船队中的中号宝船尺度设计建造的仿古宝船，展示于南京宝船厂遗址公园。船长63.25米、船宽13.8米，6桅8帆，排水量约1300吨。
航海技术
根据《郑和航海图》，郑和使用海道针经（24/48方位指南针导航）结合过洋牵星术（天文导航），在当时是最先进的航海导航技术。郑和的船队，白天用指南针导航，夜间则用观看星斗和水罗盘定向的方法保持航向。由于对船上储存淡水、船的稳定性、抗沉性等问题都作了合理解决，故郑和的船队能够在“洪涛接天，巨浪如山”的险恶条件下，“云帆高张，昼夜星驰”，很少发生意外事故。白天以约定方式悬挂和挥舞各色旗带，组成相应旗语。夜晚以灯笼反映航行时情况，遇到能见度差的雾天下雨，配有铜锣、喇叭和螺号也用于通讯联系。
体现郑和下西洋航海技术，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1、天文航海技术
中国很早就可以通过观测日月星辰测定方位和船舶航行的位置。郑和船队已经把航海天文定位与导航罗盘的应用结合起来，提高了测定船位和航向的精确度，人们称“牵星术”。用“牵星板”观测定位的方法，通过测定天的高度，来判断船舶位置、方向、确定航线.，这项技术代表了那个时代天文导航的世界先进水平。
2、地文航海技术
郑和下西洋的地文航海技术，是以海洋科学知识和航海图为依据，运用了航海罗盘、计程仪、测深仪等航海仪器，按照海图、针路簿记载来保证船舶的航行路线。航行时确定航行的线路，叫作针路。罗盘的误差，不超过2.5度。
3、《郑和航海图》
《郑和航海图》得以传世，多亏明代晚期作者茅元仪抄录在《武备志》中。原图呈一字形长卷，收入《武备志》时改为书本式，自右而左，有图20页，共40幅，最后附“过洋牵星图”二幅。海图中记载了530多个地名，其中外域地名有300个，最远的东非海岸有16个。标出了城市、岛屿、航海标志、滩、礁、山脉和航路等。其中明确标明南沙群岛（万生石塘屿）、西沙群岛（石塘）、中沙群岛（石星石塘），1947年**内政部以郑和等命名南海诸岛礁，纪念这位伟大的航海家。
《郑和航海图》是世界上现存最早的航海图集。该图与同时期西方最有代表性的波特兰海图相比，《郑和航海图》制图的范围广，内容丰富，虽然数学精度较其低，但实用性胜过波特兰海图。英国李约瑟在《中国科技史》一书中指出：关于中国航海图的精确性问题，米尔斯(Mills）和布莱格登（Blagdon）曾作了仔细的研究，他们二人都很熟悉整个马来半岛的海岸线，而他们对中国航海图的精确性作出了很高的评价。
郑和下西洋折射出的中国先进航海科技光辉，表现了中国古代人的伟大智慧，从而创造了郑和下西洋的伟大航程。
目的编辑
郑和下“西洋”的动机和目的，也是明成祖派遣他出使“西洋”的动机和目的。明朝初年，正是国势向上发展的时期。这时在北方，蒙古的势力已被驱逐出长城以外，明朝的封建统治已十分巩固，加上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国势日趋强盛，这就有可能使它向海外发展。明成祖自认为是“奉天命天君主天下”的“供主”，要海外各国都来朝贡。和历代功利主义的封建帝王一样，明成祖也要宣扬国威，向外示富。
到了永乐年间，由于国力强盛，明成祖向异域显示中国的富强，对明朝初期对海外的消极*深表不满，故朝廷对外*为之一变，即位后便派宦官出国，召各国来朝，此举无疑可以提高明成祖的威望。郑和下西洋便可以在国外显耀兵力，向海外各国夸示中国的富强，宣扬明朝的威德。同时他还想用扬威海外来缓和国内国内一部分人对他武力夺取皇位的不满。有些书上说的明成祖派郑和下“西洋”，是找寻建文帝朱允炆的下落。据说，“靖难之役”以后，朱允炆出走，不知所终。明成祖的皇位是发动靖难之变后，从侄儿建文帝手中夺得的。这在猜忌心很重的明成祖看来，自然是一件最不放心的事。明成祖怀疑他逃到海外避难，恐怕他将来对自己构成威胁，所以派郑和下西洋暗中侦察建文帝的踪迹，以杜绝后患。
郑和率领的庞大船队，就其活动的性质来说，既不是一般的商船队，也不是一般的外交使团，而是由封建统治者组织的兼有外交和贸易双重任务的船队。
他出使的任务之一，就是招徕各国称臣纳贡，与这些国家建立起上邦大国与藩属之国的关系。为了完成这一任务，郑和所到各国以后，第一件事便是宣传明成祖的皇帝诏书。向各国宣谕：明朝皇帝奉天乘命的上邦大国之君，是奉“天命天君”的旨意来管理天下的，四方之藩夷都要遵照明朝皇帝说的去做，各国之间不可以众欺寡，以强凌弱，要共享天下太平之福。如果奉召前来朝贡，则礼尚往来，一律从优赏赐。
第二件事便是赠送礼物。赐各国国王诰命银印，赐国王及各级*冠服和其他礼物，表示愿意和那些国家建立和发展友好的关系。第三件事是与南海（今马六甲海峡）国家建立友好关系。
⒈宣扬明朝国威（*目的）；
⒉扩展朝贡贸易（经济目的）；
⒊寻找失踪的建文帝。
⒋出海目的是为迎佛牙[11]
⒌加强同各国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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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2-07-03 06:47
揭开了世界大航海时代的序幕
与会专家学者认为,明初郑和出使西洋揭开了世界大航海时代的序幕,是中国拥抱外部世界的象征；郑和以多元宗教文化为先导,打通东南亚海上丝绸之路的实践,将中国的航海事业铭刻在世界航海史的里程碑上.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研究员郑一钧在主题为《人类历史转轨时期伟大的和平实践》报告中提出,1405年,郑和首次下西洋,揭开了世界性大航海活动的序幕.郑一钧说,由于世界性大航海时代的到来,东西方交通为之大变,促进了世界各国之间的往来,逐渐打破了全球东西方之间、各大洲不同地区之间相对封闭隔绝的状态.这对人类社会与国际关系,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导致人类社会日益具有世界性,从此进入一个带根本性的历史转轨时期.在这个人类社会发展的关键时期,发生于东方的郑和航海壮举,让大批中国人走出国门,走向海洋,在人类文明交汇的大舞台上,以伟大的和平实践,谱写了十五世纪初人类文明史上的壮丽篇章.台湾中华郑和学会理事王桂岩与郑一钧观点相近.王桂岩说,郑和率领两百余艘船只、两万七千余人员的庞大舰队出使远航,是世界航海史的空前首航,是了不起的伟大成就,同时也将海上交通推上高峰,震惊了西洋的航海冒险家,激起了他们东来的*,进而使世人认识了海洋,开辟了海上航道,增进了世界经济繁荣及文化交流.
尝试建立和平和谐的国际社会秩序
专家们认为,与同时代的西方大航海不同,以郑和为代表的中国*航海,推动大批中国人以空前的规模走向海洋,是为了以中国人传统的*道德理念,尝试建立和平与和谐的国际社会秩序.郑一钧说,中国传统的*哲学,是以“仁”、“恕”为核心的价值理念.郑和使团在海外努力传播中华文教,与古代志士仁人所追求的大同理想,追求人类社会和自然界的和谐发展,是一脉相承的.这种“大同”与“和谐”的理想,也是各国人民向往“世界大同”理想的一种表现,反映了海外各国人民向往美好幸福生活的愿望.印度尼西亚三宝垄市儒学会会长林义彪从自己家乡人民对郑和的崇拜来表述郑和下西洋和平之旅的意义.林义彪认为,郑和下西洋是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创举,是中外关系的丰碑.郑和航海图也被以后的西方航海家所利用.他说,郑和下西洋,向各国推广中国的农业和手工业的先进技术,传播了文化文明,促进了各国经济的发展.
播撒文化理念的“香料之旅”
郑和下西洋,固然有其贸易上的贡献,因为当时明代的陶瓷、丝绸、钱币等,多为东南亚各地人民所喜爱及需要；而产自南洋各地的香料、染料等,也为国内所需要,这种各取所需的现实,使郑和的远航彰显了贸易的重要性.但专家们认为,郑和远航影响之持久深远的,还是在文化交流方面.澳大利亚悉尼大学海洋科技系教授琼斯把郑和下西洋传播东方文化的旅程称为传播文化理念的“香料之旅”,称其比穿越中亚的丝绸之路影响更为深远.王桂岩则认为,一方面,就中华文化的西传而言,郑和所到之处,往往立石纪功,宣扬中国文化；另一方面,西洋*教大量传入中国,同时使西洋的数学、理化、天文等学术教材也随之传入,使西洋现代化的科技学术启蒙了当时的高级*及知识分子,这也是郑和出使对东西文化交流的重要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