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宝典《左传》:襄公十六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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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3-04-27 0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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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3-10-21 16:10
《襄公十六年》
【原文】
【经】十有六年春王正月，葬晋悼公。三月，公会晋侯、宋公、卫侯、郑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湨梁。戊寅，大夫盟。晋人执莒子、邾子以归。齐侯伐我北鄙。夏，公至自会。五月甲子，地震。叔老会郑伯、晋荀偃、卫宁殖、宋人伐许。秋，齐侯伐我北鄙，围郕。大雩。冬，叔孙豹如晋。
【传】十六年春，葬晋悼公。平公即位，羊舌肸为傅，张君臣为中军司马，祁奚、韩襄、栾盈、士鞅为公族大夫，虞丘书为乘马御。改服修官，烝于曲沃。警守而下，会于湨梁。命归侵田。以我故，执邾宣公、莒犁比公，且曰：「通齐、楚之使。」
晋侯与诸侯宴于温，使诸大夫舞，曰：「歌诗必类!」齐高厚之诗不类。荀偃怒，且曰：「诸侯有异志矣!」使诸大夫盟高厚，高厚逃归。于是，叔孙豹、晋荀偃、宋向戌、卫宁殖、郑公孙虿、小邾之大夫盟曰：「同讨不庭。」
许男请迁于晋。诸侯遂迁许，许大夫不可。晋人归诸侯。
郑子蟜闻将伐许，遂相郑伯以从诸侯之师。穆叔从公。齐子帅师会晋荀偃。书曰：「会郑伯。」为夷故也。
夏六月，次于棫林。庚寅，伐许，次于函氏。
晋荀偃、栾□帅师伐楚，以报宋扬梁之役。楚公子格帅师及晋师战于湛阪，楚师败绩。晋师遂侵方城之外，复伐许而还。
秋，齐侯围郕，孟孺子速缴之。齐侯曰：「是好勇，去之以为之名。」速遂塞海陉而还。
冬，穆叔如晋聘，且言齐故。晋人曰：「以寡君之未禘祀，与民之未息。不然，不敢忘。」穆叔曰：「以齐人之朝夕释憾于敝邑之地，是以大请!敝邑之急，朝不及夕，引领西望曰：『庶几乎!』比执事之间，恐无及也!」见中行献子，赋《圻父》。献子曰：「偃知罪矣!敢不从执事以同恤社稷，而使鲁及此。」见范宣子，赋《鸿雁》之卒章。宣子曰：「□在此，敢使鲁无鸠乎?」
【译文】
十六年春季，安葬晋悼公。晋平公即位，羊舌肸做太傅，张君臣做中军司马，祁奚、韩襄、栾盈、士鞅做公族大夫，虞丘书做乘马御。改穿吉服，选贤任能，在曲沃举行烝祭。晋平公在国都布置守备以后就沿黄河而下，和鲁襄公、*公、卫献公、郑简公、曹成公、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在湨梁会见。命令诸侯退回互相侵占的土田。由于我国的缘故，拘捕了邾宣公、莒犁比公，而且说这两国“使者来往齐国、楚国之间”。
晋平公和诸侯在温地举行宴会，让大夫们舞蹈，说：“唱诗一定要和舞蹈相配合。”齐国高厚的诗与舞蹈配不好。荀偃发怒，并且说：“诸侯有别的想法了。”让大夫们和高厚结盟，高厚逃走回国。当时叔孙豹、晋国荀偃、宋国向戌、卫国宁殖、郑国公孙虿、小邾国的大夫盟誓说：“共同讨伐不忠于盟主的人。”
许灵公向晋国请求迁都。诸侯就让许国迁移，许国的大夫不同意，晋国人让各国诸侯回国而单独出兵进攻许国。
郑国的子蟜听到将要进攻许国，就辅佐郑简公跟从诸侯的军队。穆叔跟从鲁襄公回国。齐子率领军队会见晋国荀偃。《春秋》记载说“会郑伯”，是为了把序列摆平。
夏季，六月，军队驻扎在棫林。初九日，攻进许国，驻扎在函氏。
晋国的荀偃、栾黡带兵进攻楚国，报复在宋国扬梁的那一次战役。楚国的公子格带兵，和晋军在湛坂作战。楚军大败。晋军就侵袭方城山的外边，再次进攻许国然后回国。
秋季，齐灵公包围成地，孟孺子速拦击齐军。齐灵公说：“这个人喜欢勇敢，我们离开这里以使他成名。”孟孺子速就堵塞了海陉险道然后回去。
冬季，穆叔去到晋国聘问，同时说到齐国的事情。晋国人说：“由于寡君还没有举行禘祭和百姓没有安息，所以不能救援，如果不是这样，那是不敢忘记的。”穆叔说：“由于齐国人早晚都在敝邑的土地上发泄愤恨，因此才来郑重请求。敝邑的危急，早晨等不到晚上，伸长了脖子望着西边说：‘也许可以来救援了吧!’等到执事得空闲，恐怕来不及了。”见了中行献子，赋了《圻父》这首诗。献子说“偃知道罪过了，岂敢不跟从执事来一起为国家忧虑，而让鲁国到达这样的地步!”见了范宣子，赋《鸿雁》这首诗的最后一章。范宣子说：“匄在这里，岂敢让鲁国不得安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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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成就
与史学成就相比，《左传》的文学价值比较容易受到忽略。其实，从我国古代文学的演变过程来看，《左传》在这一领域同样有其独特而重要的历史地位。概略而言，主要表现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左传》显示了由单纯记史向注重剪裁史料、精于谋篇、善于敷演故事的重要跨越，空前而触目地增加了叙事的形象性、生动性（尤其一些战争的叙写最有特色），从而体现早期史书中文学成分的显著积累。在先秦文学，《左传》出现，预示着散文的发展已经面临更加广阔的天地。
二、《左传》在铺叙事件过程中，第一次展现了一批有着各自经历和不同性格的历史人物，虽非完全着意而为，却也时有渲染、夸饰之笔，客观上积累了形象塑造的宝贵经验，为此后传记文学、历史小说涌现提供了难得的启示、重要的借鉴。
三、《左传》语言简洁而准确，生动而富于表现力，注意细致描摹，长于运用比喻，达到了很高成就，常被后代视为某种规范；其特具的文学色彩与文学价值，也是此前记事文字中所罕见的。
四、从总体看，《左传》思想深邃、文风朴厚，叙事、状物精彩而富于多样性，留下了许多久经传诵的佳作，其中不少业已成为后世人们称文的典范。清初吴楚材、吴调侯编选历代堪称“观止”的优秀古文，所收《左传》各篇（节）竟达三十三则之多，可见一斑。此外，《左传》丰富的内容，多姿多彩的历史故事，还作为一部分重要的创作素材为后代的小说、戏曲所利用和发挥，这在我国古代文学发展也是并不多见的。
应该强调的是，由于自两汉以迄明、清，《左传》先被视为“解经”之作，其后更升格于重要经书的行列，它在我国文化的地位一度被推崇到至高的地步。唐初孔颖达奉诏撰“五经正义”，于“三传”中特重左氏一家，《左传》更获得与《易》、《书》、《诗》等主要经学元典几相比并的突出地位。
隋唐以后，科举考试以《左传》为重要科目之一，进一步促成了其书流传的普泛性。两千年来，有关《左传》的注疏、考订和论评，可谓代不乏见、数量繁多，清初彝尊《经义考》，收录此前各类《左》学著作九十四种；上世纪五十年代末上海图书编纂《中国丛书综录》，收历代《左传》注、疏、论的各种书目达两百一十余种之多。
《左传》经学地位的形成，有力地推动了其书的流传，愈益张扬，扩大了它在史学、文学等各方面的积极影响，同时，也为《左》学的发展添加了一些复杂化、神秘化的内容，值得辨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