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的选官制是什么,后来又是怎样废止的

发布网友发布时间：2022-07-22 01:12

共1个回答

热心网友时间：2023-11-03 07:48

整个先秦时期至少有六种选官制度:选举制、学仕制、军功制、客卿制、考核制、世官制。一、选举制选举指采用推选与举荐方式产生领导人,既包括原始社会的民主选举即“贤能共主”,也包括在夏商周时期官吏选拔时的举荐。选举制产生在原始社会,是古代最早的选官制度,仅先秦时期前后就实行了几千年。其大体分为三个阶段:夏朝之前原始社会的原始民主发展阶段、夏商西周奴隶社会时期的低落阶段、春秋战国时期的发展阶段。在原始民主发展阶段,民主选举制主要是选举部落联盟领导人。禅让制中就有对接替人选的民主推举。被推举出来的部落联盟长,都是氏族成员认为有贤德和能力的人。氏族的首领是由氏族成员会议选举出来的,当这个首领不称职时,氏族会议有权罢免他。“传说中的尧、舜、禹等,就是由氏族联盟会议民主选举出来的。”“尧舜的禅让制度,是晚周人一致的传说,必有部分史实根据,而不会完全出于向壁虚构。”“从社会发展的规律上看,当时还属于原始氏族社会,生产资料是公有制,人们的私有观念还比较缺乏,把首领的职位视为绝对私有的想法还未产生。”“母系氏族社会里,酋长的更替都是通过氏族成员民主选举产生,而不可能实行传子。尧、舜、禹是在父系氏族社会时代,可是这种旧传统仍在继续。这就是古代传说中‘大同’社会的‘选贤与(举) 能’(见《礼记?礼运》) 的制度,也是传说中的‘传贤’或者‘禅让’制度。”[1 ]乡举里选也是选举*的重要方式。乡举里选始于商代,立制于西周,是地方基层*的一种选任方式。西周时期“君所任者,与共开国之人及其子孙。上士、中士、下士、府、史、胥、徒,取诸乡贤与能,大夫以上皆世族,不在选举也。”[2 ] (《乡兴贤能论》) 说明大夫以下*通过上古时代选贤举能的方式产生。“据清代学者考证,认为周时大夫以上的高级官吏实行世族世官,而大夫以下的低级官吏出自‘乡兴贤能’,或曰‘乡举里选’,简称作‘选举’。”[3 ]可见,乡官制度作为基层政权建设的组成部分,商周时期已经建立,乡官的选拔任用和监督考核机制已相当完备, 春秋战国时期已形成制度。乡官与世卿世禄的大夫在地位和产生方式上都有区别,乡官的地位并不稳固,其人选的产生大都由乡里推举。荐举选官是指君主及*个人推荐优秀人才任官。这样的人才来自社会各个阶层,靠自身才干被委以各级各类官职,甚至将、相等*。如西周春秋时诸侯有贡士于天子之制,是基层长官向最高统治者推举有才学之士供朝廷选用的制度,就是朝廷通过基层荐举选拔* 的一条重要途径。他们没有官宦背景,完全凭个人能力。《礼记?射义》云:“古者天子之制,诸侯岁献贡士于天子,天子试之于射宫。”《后汉书?左雄传》说:“郡国孝廉,古之贡士。”《周礼?地官》也记载有乡大夫具乡饮酒之礼,考察其乡人士的德行、道艺,三年举贤能者贡于周王,以备选用。到春秋战国时期,适应社会巨变、诸侯争霸称雄对人才的需要 ,荐举选官更是普遍实行,大批贤能之士通过荐举而步入仕途。二、学仕制学仕制是指由学入仕,学有成而入仕,靠学到的知识和本领入仕。公学的创办为*选拔创造了条件。“学在官府”即是国家通过学校教育方式,培养入仕人才。夏朝就有学校,以后历代效仿。苏东坡认为“三代以上出于学”;梁启超亦认为:“三代之取士也,必学而后官, 必试之事而能,然后用之”。官学选士制度说明卿大夫以下的官吏是通过选士的方法产生。无论是卿大夫以上世袭的*和从士中选拔的官吏,都需要通过学校进行培养,即官学教育。夏商西周时期都有官学设置。《孟子?滕文公上》说:“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学则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伦也。”《礼记?王制》说:“命乡论秀士,升之司徒,曰选士。司徒论选士之秀者而升之学,曰俊士。升于司徒者,不征于乡;升于学者,不征于司徒,曰造士。 ??大乐正论造士之秀者,以告于王,而升诸司马,曰进士。司马辨论官材,论进士之贤者,以告于王,而定其论。论定,然后官之;任官,然后爵之;位定,然后禄之。”这说明对士的逐级选拔,已经成为选拔行政*的法定渠道,是”士”阶层入仕的主要途径。三代学校教育既是中国教育的开端,又是培养人才、选拔*的重要制度。即使培养贵族子弟,也并不说明是世卿世禄。重要的不是学生出身,而是*通过什么渠道进行培养选拔。私学的兴起进一步扩大了通过教育手段选拔官吏的范围。孔子之前就有私学,而孔子弟子三千,贤者七十二,其办私学成就最为突出。孔子主张“有教无类”,扩大育人选人方法,提出“学而优则仕”的思想。孔子办学并非养士,而主要是培养入仕人才,并以此闻名于世,成为举世公认的教育家。孔子门生子夏提出“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认为做官以后还要不断地学习提高,学习好了才能从政。荀子说:“学者非必为仕,而仕者必如学。”[4 ] (《大略》) 荀子的主张与孔子虽不完全相同,但也强调入仕当官必须经过学习培养。先秦时期通过教育选官的制度,开启了文官执政、精英治国的先河,其意义重大而深远。三、军功制军功制即通过战争实践考验而选拔人才,是春秋战国时期因战功而入仕、按照作战功劳大小赏给爵位和官职的制度。春秋战国时期,诸侯争霸,列国争雄,战争使得军人凭军功入仕而显得特别突出,以军功选拔官吏渐成制度,各国都注意从下层有实践经验的人中选拔人才 ,有军功者授爵或做官。做官有成绩的,再根据治绩擢升。凭军功和治绩擢升,成为各诸侯国大批中下级官吏的重要来源,其中优秀者还可升为*。当时官爵合一,但爵非官。对有军功者,虽不一定都具备指挥才能,也往往是封官赐爵。战国时期各国选官制度的改革,其根本目的在于废除世卿世禄制,按照因能授官、因功授禄原则建立新的选官制度。军功制把功劳大小作为选拔*的基本条件,盛行于魏、韩、楚、赵、燕、齐、秦等国,而以秦最为发达。魏国在李悝的倡议下,按照“食有劳而禄有功”[5 ] (《政理》) 的原则来选拔官吏,有功必赏,有罪必罚。韩国建立了“见功而与赏,因能而授官”[6 ] (《外储说左上》) 或者叫做“循功劳,视次第”[7 ] (《韩策第八》) 的按功行赏制度。楚国吴起提出了“使封君之子孙,三世而收爵禄,裁减百吏之禄秩,损不急之枝官,以奉选练之士”[6 ] (《和氏第十三》) 的改革方案,凡*无用之官吏和不重要官职,一律裁减,并削减官吏俸禄,把节省下的财富用来抚养战士,奖励军功,建立完全以功劳大小为标准的赐爵制度。同一时期,赵、齐、燕、韩等国也都实行了类似的制度,而以秦国最为彻底和完备。秦国在战国时规定因作战有功可授予官爵“, 宰相必起于州部,猛将必发于卒伍。”[6 ] (《显学》) 秦国自孝公即位后进行改革。商鞅颁布了一系列的变法政令,实行“效功而取官爵”的仕进新制度,利禄官爵专出于军功。他说:“行赏而兵强者,爵禄之谓也。爵禄者,兵之实也,是故人君之出爵禄也道明。道明则国日强,道幽则国日削。故爵禄之道,存亡之机也。夫削国亡主非无爵禄也,其所道过也。三王五霸其所道不过爵禄,而功相万者,其所道明也。”[8 ] ( 《错法》) 商鞅把军功入仕封爵的作用提得很高,把它视为国家“存亡之机”。军功爵制对于那些既无地位又无特权的新兴地主阶级来说,则是登上*舞台的捷径。同时商鞅又把耕战结合起来,以耕战*也成为秦人入仕的重要途径之一。《史记?商君列传》载商鞅的变法令云:“宗室非有军功论,不得为属籍。”可见秦国执行军功入仕主张非常坚决。军功制的推行,打破了世卿世禄制。同春秋时期的选贤任能相比,选官不再是因人而异的“ 相马”,而是制度化的“赛马”。军功制对于提高军队作战力和国家竞争力有着重大作用, 秦国实行军功制最为彻底,它的军队享有“虎狼之师”的威名,它的*行政效率和管理能力也在七雄中最为突出。四、客卿制客卿制是指在一国做官的其他诸侯国人,被以客礼相待,以客的身份入仕。春秋战国时期, 社会变革,诸侯争霸“, 得士者强、失士者亡”。因此各国为达到争霸图强之目的,招贤纳士,礼贤下士,不惜重金引天下贤才,重用外籍游说之士,成为一代风尚。“客卿”这个名称 ,最早出现于战国,当时燕、齐、赵、韩、秦各国都有客卿,秦客卿最为活跃。《史记?苏秦列传》载:“苏秦佯为得罪于燕而往走齐,齐王以为客卿。”燕昭王筑黄金台, 礼聘天下贤人智士。他曾请郭隗替朝廷推荐贤士,郭隗说:“王诚欲致士,先从隗始。隗且见事,况贤于隗者乎? 岂远千里哉!”燕昭王听从郭隗的话, “为隗筑宫而师之”,于是,“ 乐毅自魏往,邹衍自齐往,剧辛自赵往,士争凑燕。”[8 ](《燕策一》) 二十余年后,燕国强盛起来,曾一举攻破齐都城临淄。秦自商鞅变法,国力日强,统治者便萌生兼并六国雄心。《史记?李斯列传》载,李斯入秦前向荀卿辞别时说:“今秦王欲吞天下,称帝而治,此布衣驰骛之时而游说者之秋也。”秦相吕不韦,门下食客数千。李斯初入秦时,就是吕不韦的门客。《史记?范睢蔡泽列传》:“乃拜范睢为客卿,谋兵事。”范睢魏人,仕于秦,故称客卿。秦自惠文王十年以后,出现了以客入仕的*。自秦惠文三十年(公元前328 年) ,由魏人张仪拜相开始,至秦始皇三十七年(公元前210 年) 楚人李斯为相,秦高级*的选拔多来自游士。以秦相一职为例,这百余年间22 人担任秦相,其中大部分不是秦国人(籍贯明确是秦的仅樗里疾一人) 。所以,为秦统一事业做出重大贡献的文臣武将,均为客卿。与客卿制密切相关的是养士制。各国不仅招贤纳士,而且争相养士,由*或执政的*豢养一批具有特殊知识或技能的士人,作为人才储备,为己所用。这时的士,是社会中的一股特殊势力。他们虽然出身不同,但都具有较强的进取心,熟悉形势,长于谋略,敢于担负重任 ,只要有崭露头角的机会,就毫不犹豫去奋斗;而且不受国家、宗族、经济地位的*,走到哪一国,都可能得到*厚禄,成为当时*舞台上最活跃的力量。战国时期官方养士最著名的为齐国的稷下学宫。齐国由*直接建立机构养士,在稷门之外造了宽大的公馆,从各国招集文人学士上千人,讲学论道,进行学术研究,称为稷下学士。淳于髡、尹文、慎到、荀子、邹衍等,都在稷下讲过学。他们居住在高门大屋内,出入车马随从众多,其规模气派之大,为其他各国所不能及。私人养士著名的有“战国四公子”。贾谊曾在《过秦论》中称:“齐有孟尝,赵有平原,楚有春申,魏有信陵。此四君者,皆明智而忠信,宽厚而爱人,尊贤而重士。”《史记?孟尝君列传》说齐相孟尝君田文家有“食客三千人”。《战国策》中多有关于“四公子”养士及他们所养士人从事各种活动的记载。总之,养士制打破了血缘宗法关系,士人“朝秦暮楚”,大量为异国效力。客卿制及养士制促进了人才的流动,意义重大。一部春秋战国史,就是一部人才竞争史、人才流动史。人才流动有利于社会变革,促进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开放环境的形成,推动了中国历史上人才高地的出现,也为国家统一做出了重要贡献。五、考核制考核制主要是从“官”系统内选拔人才,由低级官吏选拔为高级官吏。低级官吏经考核证明确有德才、政绩或民望好,一般会提拔重用,委以要职,政绩特别突出的,还可能越级任用。考核制度是选拔官吏的重要途径,在官吏队伍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古代,考核也称“考课”、“考绩”、“考功”等,即对*履行职责的情况进行考察核实。它萌芽于尧舜,建立于周,在我国古代国家政权的巩固和社会发展中发挥了积极作用。史书对古代官吏考核的记载,始于尧舜,禹时有“会计”诸侯功绩的做法。自夏朝开始,由于国家的形成和职官制度的发展,官吏考核制度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夏王朝设官分职后, “三载考功,五年政定”[9 ] (《卷六》) 。商朝创设“三有宅考绩法”[10 ] (《立政》 ) ,从政务、管理、执法三方面综合考察*。西周、春秋战国时期,考核既是对*的督责,又是选贤任能之手段。西周王朝已建立起较为系统的考核体系,有严格的奖惩措施,考核结果兑现,优者提升奖励,差者降职免官,有罪者则动之以刑。《周礼?天官》记载有当时对官府机构和官吏考核之规定。如天官冢宰属大宰之职,“以八法治官府:一曰官属,以举邦治。二曰官职,以辨邦治。三曰官联,以会官治。四曰官常,以听官治。五曰官成,以经邦治。六曰官法,以正邦治。七曰官刑,以纠邦治。八曰官计,以弊邦治。”说明官府和* 有明确的职责分工、办事程序和考核制度,做法可谓正规;小宰之职“, 以听官府之六计弊群吏之治:一曰廉善,二曰廉能,三曰廉敬,四曰廉正,五曰廉法,六曰廉辨。”从六方面考核官吏,已相当于今日考核公务员之德、能、勤、绩、廉,内容可谓全面具体。周王考核诸侯职守比较固定的办法主要有四:一是巡守,即巡狩。二是述职,即诸侯向天子报告工作情况; 三是派员监督,跟踪考核;四是通过朝廷不定期派员到地方巡访,及时了解地方官吏治绩表现,向天子汇报。无论巡狩、述职,还是派员监督、巡访,都与*的供职表现、升降奖惩紧密结合。随着社会的发展,官职增多,考核的职责要求更明确,做法不断规范。考核方式主要有短期的日计月核、年终的“会政致事”和“三年大比”三种。考核内容更具体。春秋战国时期 ,周王室*经济势力衰弱,已非天下“共主”,而诸侯国势力增强,各国开始设置考核官吏的职司,一般设有专职或兼职考核*,考核方法各异;用“上计”法考核政绩的方法也已出现。战国时期各诸侯国都有“上计”制度。“上计”是地方各级官吏把自己辖区内的情况,主要是赋税收入,定时汇编成册,上报朝廷审察,作为国君了解下情及对职官进行考核的计书。考核后要分出等级,优者奖,差者罚,甚至罢官、施刑等。先秦时期的官吏考核制度经过多年发展,已有一定规范,并普遍实行。既有年度总结考核, 每年以一定标准考核课责在任官吏之功过行能,执行国家法律法令之表现,又有阶段性考核 ,还有下级*向上级汇报等。升降赏罚分明,从而调动各级*的积极性。考核既是对现任*进行日常管理和激励的手段,又是选拔任用上一级*的重要途径。六、世官制世官制即古代贵族世代承袭官职的制度,主要存在于夏商西周到春秋初期。此种任官制度阻绝了许多贤能之士步入仕途的道路,是一种封闭性的任官制度。夏商与西周时期实行宗法、分封之制,被分封的各级贵族,同时又都是王朝的官吏,世代承袭各种官职。特别是商与西周时期,王室大臣均为同姓或异姓贵族。春秋列国卿大夫也大都是世袭贵族。正如俞正燮在《癸巳类稿?乡兴贤能论》中所说:“太古至春秋, ??大夫以上皆世族,不在选举也。”在奴隶社会中,奴隶主贵族掌握政权,各级官吏都是由国王、诸侯按自己亲属血缘关系的远近相应地把土地、臣民分封给他们,作为食邑,让他们世代相传,称为“世卿世禄”制度。《公羊传?隐公三年》说:“尹氏者何? 天子之大夫也。其称尹氏何? 贬。曷为贬? 讥世卿,世卿非礼也。”何休注:“世卿者,父死子继也。” 中国古代的早期国家(夏商周三代) 是一种部族国家,它的*、法律和选官制度,都带有浓厚的部族色彩,因此,世卿世禄制度曾成为选拔官吏的基本方式。自启杀伯益,以强权手段夺得帝位以后,我国原始时代的“天下为公”、“选贤与能”的“禅让制度”,便被父死子继的“传子制”所取代,世袭王权正式确立。商代王的产生方式,有父子相继和兄终弟及两种类别,即在同一代中,有兄弟几位相继为王,然后才传递到下一代人中。商代前期多兄终弟及,盘庚迁殷后父死子继占优,确立了嫡长子继承制。商代贵族则官位世袭,有不少贵族到周朝还是世代做官的。周人原是殷商的一个强大部落,后以武力克殷,建立了天子与诸侯之间之从属关系的新王朝,等级社会的次序逐渐稳定下来。武王以后,王位的继承由兄终弟及转为固定的父死子继制度。历朝天子都是以嫡长子继承王位,并世代保持着天下“大宗”的地位。其他子弟封为公侯伯子男,建立诸侯国;诸侯也由嫡长子继承,其他子弟封为士大夫,建立家邑;士大夫同样由嫡长子继承,其他子弟均为士,享有禄田;士由嫡长子继承, 其他子弟则为平民,即国人。对于异姓部族,则按联姻关系的亲疏远近进行分封。从诸侯到士,根据出身的高低贵贱来兼任*职务,世代为官,执掌着政权。春秋时期,由于土地和姓氏的世代相传,大夫的氏族就变为世族,拥有土地和*权利,并且聚族而居。他们可以在邑中筑城,还拥有自己的军队。春秋时大国的大世族,封地多达几十邑,甚至百邑以上,兵力也在数千人至万人以上。春秋各国都有一批累世显赫的大贵族,这些大族或出自某国君之子孙,或是功臣之后嗣,其兴起皆是由于在国中担任要职,而取得封地,拥有大批财产、领民和奴隶。*和大族是相辅而成的,所谓“弃官则族无所庇”[11 ] (《文公十六年》) ,“大官大邑,身之所庇也”[11 ] (《襄公三十年》) 。一国之内大族族长们,在朝中是同僚,互相支援,相互为用,故国君也要得到贵族的支持,地位才牢靠。由于世族制度的存在,导致春秋时列国重要*也世袭。各个大族不仅世代为官,甚至取诸侯而代之,成为国君,如三家分晋、田氏代齐等。三代时期世卿世禄制度的建立,说明大贵族阶级垄断着*大权,治理国家的统治者是贵族。国君上台为了安定大族,稳固自己的地位,选官时必在大族中挑选。这样大族的子弟* 后,其长子就可直接接替其父,而出为国家官吏。一个大族若不出意外,它在其国中的官位就要世代保持下去。这与后代那种职业官吏有着很大不同,与“选贤任能”的选官标准有着本质上的差异,结果是其不但不能保持国家内部的团结统一,更阻塞了贤能之士的上进路。这种制度选拔的人才是贤庸并举,贤后有庸,庸中有贤。荀子曾抨击世官制的危害云:“ 先祖当贤,后子孙必显,行虽如桀纣,列从必尊,此以世举贤也。??虽欲无乱,得乎哉?”[4 ] (《君子》)世官制是建立在井田制和宗族公社的经济基础上的,这种制度到了春秋后期随着井田制和宗族公社的瓦解,才逐渐被打破。先秦时期多渠道的官吏选拔制度,对秦王朝以至后世官制建设产生了深远影响,成为后世选官制度的渊源,其中选举、荐举等选官方式直接发展为察举以至科举制度,为封建社会选拔了大批优秀人才,在国家政权的巩固和社会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可以说,没有先秦的官吏选拔制度的基础,就没有秦汉以至后世的选官制度。古代选官制度又是现代选官制度的基础,当今许多好的选官制度,如选举、推荐、考察、交流、考核、招聘、考试、试用制等 ,正是古代选官制度优良传统的继承和发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