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革命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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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2-10-15 1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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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3-10-09 03:20
【拼音】gémìng
【释义】古代以天子受天命称帝,故凡朝代更替,君主易姓,皆称为*。近代则指自然界、社会界或思想界发展过程中产生的深刻质变
【出处】汤武*，顺乎天而应乎人，革之时大矣哉!——《易·革》
【演变】
在中国古代，“*”的意思很窄，只指改朝易性；语源是《易．革卦》的彖传：“汤武*，顺乎天而应乎人。”革是变，命是天命。这一词义，两三千年里没有变化。
“*”现在的用法，是从日本语来的。旅美学人陈建华，在98年的《读书》上写过一篇文章，指出晚清王韬的《法国志略》（1890年），第一次使用了现代语义的“*”、“法国*”，而王韬这个用法，和他这本著作的很多地方一样，取自日本人冈千仞的《法兰西志》和冈本监辅的《万国史志》。
在日本，“*”这个词本也是从汉语来的，但到后世，已经被改造，可指变革，如“明治维新”便被称为“*”，再后则与“国际用法”接轨。据冯自由《*逸史》讲，1895年，孙中山来到神户，见到当地的报纸，上面说“支那*党首领孙逸仙抵日”，对陈少白说，这个意思很好，以后我们就叫*党罢。陈少白的回忆（《兴中会*史要》）与此略同，并讲到此前他们也只以为做皇帝才叫*，自己只算是造反。孙中山的“*”思想，已接受了西方“共和*”的内容，复加以排满的“种族*”，故不但与保皇党势难两立，便与改良派也互相水火。
由于“*”的现代用法初进中国时和法国大*的关系，以及这个字眼在本土原有的语义，使它从一开始就有两种色彩，一是暴力，二是正义。特别是后一点，使清*只说“乱党”，“贼党”，“叛党”，而绝不愿对孙中山辈使用“*党”这样的虽然已经流传开来的字眼。孙中山《*运动概要》说：“*之名字，创于孔子。中国历史，汤武之后，*之事实，已数见不鲜矣。”这在当时，是为自己的“*行动”争取合法性的努力，但稍后，很多人已指出中国历史上只有造反和变乱，鲜见*，而此时的*，已旧瓶新酒。所以章太炎说：“吾所谓*，非‘*’也。”（《*的道德》）就是这个意思。
“*”很快流行起来。1899年，梁启超在《清议报》上著文提倡“诗界*”，“*”获得更广泛的语义。1902年，主张保皇立选的康有为写了一篇《答南北美州诸华侨论中国只可行立选不可行*书》，第二年，章太炎回敬以《驳康有为论*书》，这是当时，是影响非常大的一场争论。（同年邹容写了著名的《*军》。）
1949年后，“*”的词义变得越来越宽泛和具有压迫性，包容了上次*行动的一切成果和与正统有关的各种现象，并成为价值体系中裁决一切的核心词。在理论上，马、恩曾提出“不停顿的*”的设想，为*继承后，演变为新的继续*的思想。
*曾说：“看到*两字就高兴。”在那个时代，“*”一词，真可以用“一切”来形容；而“反*”是一种罪名，要被*毙的。还有一种用法，叫“不*”，是落后分子的标签。
1980年代以来，“*”的极端色彩淡化了一些，而用法更宽泛了。在很多场合，它是“变革”，甚至是“变化”的同义词。但它那种来自过去时代的“正义”性，始终是主流用法。同一事件的对手，仍要争夺“*”的身份，争夺话语的上风。另外，“继续*”的理论虽然不再使用，但它的某些内涵，仍然被继承下来。
1990年代后，在知识分子中间，开始在“*”一词的用法上“西化”，有意在世界通行的语义上使用这个术语。1995年，香港出版了李泽厚和刘再复合著的《告别*》，提出“*”是激进主义和情绪化的，“二十一世纪不需要*”。这本书在两个方向上遭到批判。
现在“*”一词的歧义，主要的方面，是在“*”是否与暴力相联这一点上。即使在西方的现代用法上，“*”也经常用来指各种领域里“新”的变革，比如医学*，生态*，未必有手段激烈的含义。当然“*”尽管被广义地使用，仍然保存那种令人想到法国大*赋给的狭义。当与“改良”成为对立词时，便有这种色彩。
马列主义的“*”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最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提出的历史设想中，主要的思想是以一种生产方式为基础的各个时代彼此更迭的思想；*从它最全面的意义来说，是从一个时代向另一个时代的剧变性的跃进。在陈旧的制度同争取自由的新的生产力之间，进而从人的关系上来看，在旧秩序内部的上层阶级同下层阶级之间，在以前的阶级同向它挑战的新的阶级之间，各种冲突的汇合，会带来*，直至社会主义*阶段，原来被剥削的阶级同新的统治阶级合而为一。后来，只是对于现代欧洲的*，包括过去的、现在的和未来的，马克思和恩格斯才有时间认真加以考虑。马克思在1843年已经开始研究英国、法国和美国的*（他的笔记中说明了这一点）。所有这些*都是“资产阶级*”（虽然美国的*也是民族的*），是由中等阶级中野心勃勃的一部分人领导的，本质上是由资本主义的生产力扩大的需要促成的。
在所有这些除旧立新的尝试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很快考虑到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和1524—1525年伴随它最初的最豪迈的阶段的德国农民战争——恩格斯在这方面写了一本书——，认为这是最早的*；虽然作为市民和农民打破封建优势的努力只获得很有限的效果。17世纪40年代英国的*要成熟和成功得多。但是，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如果没有自耕农和城市平民竭力为新兴的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化的地主战斗，它不会推进到如此程度；这也就向他们暗示这样一个一般原则，所有一切造反的运动必须推进到远远超出资产阶级自身利益所要求的目的，如果不可避免的反动不要超出像1688年那种结局所代表的限度的话（参看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英文版导言）。另一个一般特点是，走向前台的新的有产阶级能够得到群众的支持，就能以反对旧秩序的全民代表的姿态出现，甚至在当时自认为如此。
1848——1849年间，马克思和恩格斯从左派方面参加了德国的激进运动，有机会从内部看到一场资产阶级*，对终于导致失败的犹疑不决和软弱*深感厌恶；后来他们在这方面思考了并写了许多东西。对近代经济史的研究，使马克思深信，欧洲的*以1847年的商业萧条为背景，群众的不满掀起了*，在下一次衰退和再次发动群众以前，新的叛乱不会有任何机会。事实上，中欧和东欧的资产阶级甚至对支持他们的工人比对他们面前的*更加惶惶不安，决不会再冒险试验，除非是半心半意，如1905年在*。它能够在旧的框框内获得一种地位，尽管不是政权，使它能毫无阻碍地发展工业，这也就是对它有实际意义的一切。
恩格斯曾经企图（在《暴力在历史中的作用》中）把这种情况纳入马克思的设想，就德国而论，把俾斯麦的“统一”描写成“*的”，这个例子说明他和马克思使用这个词多么灵活。另一个例子是马克思关于印度农村被不列颠的压力所破坏是亚洲历史上历来仅有的一次“社会*”的说法（参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67页）。但是，在“资产阶级*”概念方面，产生了许多问题，虽然这在过去半个世纪中已由马克思主义学者生动地加以阐明。在英国，还无法颠扑不破地证明阶级之间和它们所代表的经济体系之间的冲突。甚至1789年法国的情况（这里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或诸如此类的观点得到比较广泛地承认）仍然很有争论。然而人们承认，马克思的假设所起的最大的作用是促使人们去探讨整个问题。
另一种*即*主义*在很长时间内萦回于少数人的脑际，但是，马克思经常强调，在它的物质条件具备之前，不可能有实际意义。那就是说，*主义只能是继资本主义而来的事物，它带来一个新的工人阶级，它第一次有可能消灭一切阶级差别，因为它不代表另一种所有制形式，而是摆脱一切所有制。它的执政将是一种道义的改革和社会的改革，因为它会清算过去，扫除人类的肮脏东西，使它从新开始（参看《德意志意识形态》第1章第1部分B3）。马克思和恩格斯很早形成而且从不背弃的另一个信念是，伟大的变革不可能在这里和那里个别地方发生，而应当是决定性数量的工业国同时行动的结果（同上，第1卷第1部分A1）。
马克思从1848年6月巴黎工人起义的失败中作出结论说，这只是像一个犹太人在沙漠中的旅途那样漫长的斗争开端（参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468页）——后来这成为斯大林特别喜爱的形象。在以后的年代中，马克思和恩格斯不得不承认，1848年他们被青年的急躁情绪所左右，在资本主义在*的进程的第一个阶段就指望推翻资本主义，这是很不成熟的。政权是不可能靠少数热烈分子，即没有整个阶级的力量作后盾的战斗先锋队的突然袭击来夺取的（参看恩格斯为1895年版《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写的序言）。
恩格斯后来认为*可能是这条原理的例外。1875年他考虑到那里的*可能会被战争所促进而迫在眉睫（《*的社会状况》）4；1885年他告诉一个*记者，如果说布朗基主义的幻想（由一批密谋者推翻整个社会）可能在任何地方有些道理的话，那肯定是在彼得堡，因为沙皇制度如此不稳定，猛然一推就可以把它推倒（致维•查苏利奇，4月23日）。在其他地方，事情会缓慢一些，虽然在大多数情况下，*也许是武力的较量。马克思可能认为，少数国家，首先是英国由于其长期的*传统，可以避免最后的严峻考验。但是，英国的发展情况令人失望，工人阶级在宪章运动失败之后退到了非*的工联主义，缺乏社会主义的“责任”感。在法国，*精神比较活跃，但1848年以后不久，马克思懂得，在一个主要具有农业性质的国家，没有农民的援助，有限的工人阶级不可能取得政权，他估计，农民日益加深的贫困将保证这种支援（《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七）。
1870年以后，德国迅速的工业化使它似乎成了工人阶级将率先行动的国家。强大的社会主义运动不久开展起来，在帝国国会的议席不断增加。恩格斯更加注意它作为选举力量的增长，因为他作为军事问题专家，也意识到新式武器正在加强各国*的武力。1892年11月3日，他曾写信给拉法格说，巷战和街垒已成为过去的事情；在同军队作战时，社会主义者肯定要吃大亏，而且他承认，他还找不到解决这种困难的好办法。但这就更有必要把群众吸引进来，尽可能扩大运动的范围，在德国，要把它推进到军队的主要征募地区，如东普鲁士。
恩格斯在1895年为马克思的《1848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德文版写的序言中强调了这些告诫。然而，他的文章被编者由于担心书报检查而大肆删改，他对此极为不满；他在写给考茨基的一封信（1895年4月1日）中抱怨说，这使他容易被歪曲为“合法斗争的崇拜者”。事实上，这种情况不久就发生了。1898年，即他去世三年之后，伯恩施坦开始提出导致关于“修正主义”的争论的种种主张（参看修正主义条目）。在这场复杂的争论中，伯恩施坦的主要论点是：资本主义在最近的将来的所谓不可避免的崩溃，只是愿望中的想法；但是，按照一般的理解，争论是关于原有意义的*究竟是否仍然是一种实际可能性，或是说，现在是否只应依靠*的方法。
在*，在1905年*以前，不存在*权利，以后也没有多少*权利。列宁决心创立一个能够准备、然后领导*的政党；和所有的前人不同，他最充分地贯彻了事先筹划的*主张。在1905年主要带有自发性的*中，他的党太小，没有经过考验，无法取得很大成就，它无论如何未能超出资产阶级民主的范围和泛泛的土地改革。但是，它的失败表明了软弱的*资产阶级的不坚定，正如1848—1849年表明德国资产阶级不坚定一样。因此产生这种似非而是的说法，它的*要由工人阶级及其政党所领导的群众代替它、甚至撇开它进行。这种思想自然而然导致“不断*”的策略，毫不停顿地从资产阶级*（比较确切些说，现在的民主*）推进到社会主义*的计划。这里，存在够多的复杂情况促使左派方面进行无穷的争论，正如修正主义在西方那样。
1914年当欧洲按照它的统治者的命令服从地拿起武器的时候，列宁试图反击这种责难，国际曾经愚蠢地预言战争意味着*。他写道，它从来没有保证这一点，不是任何*形势都导致*，*不能自行到来（参看《列宁选集》第2卷，第620—621页）。只有在号召已经准备*，而上层阶级无法在旧秩序下维持下去的时候，*才可能发生。这是一些不以政党和阶级意志为转移的客观条件。1916年3月，在战时的另一次论战中，列宁宣称，社会主义*不能设想为一次迅速的打击：它是一切战线上一系列的紧张战斗（参看《列宁选集》第2卷，第717页）。
在*，1917年发生了列宁所期待的总危机。托洛茨基在他的历史（见“参考书目”⑧，附录2）中写道，任何*都不可能充分符合它的发动者的意图，但十月*却比它以前的任何*都更充分符合一些。在一个极重要的方面，它却离开正道。他和列宁曾经指望它成为欧洲*的讯号；对于他们如同对于马克思和恩格斯，胜败要在国际舞台上决定。但是，东方和西方相距过于遥远，其他地方的社会主义者并不太乐意仿效布尔什维克，布尔什维克感到被人离弃，首当其冲。不久发生一场争论，列宁以考茨基为主要论敌。问题是，这是否是一次真正的社会主义*。列宁谴责他的批评者背离马克思主义而信奉改良主义。考茨基却谴责布尔什维克以马克思曾经认为任何*后的过渡必不可缺的无产阶级专政为借口凭籍恐怖主义执政。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恐怖主义有别于这种专政的观点，在1870年9月4日恩格斯给马克思的信中得到说明，其中把1793年的恐怖*看成是人们自己惊恐而从事简直无用的暴行来支持他们自己的信念的一种制度。
以后几年欧洲另一些地方举行*的尝试失败了。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曾经在狱中悠闲岁月中思考经验教训，这位马克思主义者就是葛兰西。他根据19世纪意大利的种种事件，区分出马志尼的积极的起义和卡富尔所倡导的“消极的*”，后者以耐心准备作为通过人们头脑中的“分子变化”造成社会力量改变构成的方法。他设想，也许二者对于意大利都是必要的，他认为欧洲的其余部分在1848年以后倾向“消极”类型。他论及资产阶级民主*或资产阶级民族*；在1918年以后，更慎重地说，在1945年以后，欧洲社会主义可以说有一个类似的转变。在西方，对*目的的追求实际上已经意味着相信社会的彻底改造，以别于仅仅用零星的改革来修补旧社会的任何办法。在苏联，可以看到向这个方向的缓缓移动；在20世纪60年代早期，苏联理论已愿意采纳下列这种观点，随着社会主义已经在世界上许多地方建立，它有可能在其他地方通过和平手段取得政权。
这个论点是在毛主义（参看*条目）的偏激学说的压力下得到承认的。毛主义同莫斯科争夺社会主义阵营的领导权并一再重申斗争的国际性质。较近几年，北京已经放弃它的极端*姿态。但是，自从列宁在1914年以前认为殖民地的*运动很有希望，乃是对欧洲*运动的支持以来，武装斗争已经从欧洲转移到第三世界。在那里，这始终是一个十分紧迫的问题，因为亚洲和拉丁美洲大部分地区有外国背景的右翼军人统治，似乎没有留下选择余地。社会主义和民族情绪或农民情感往往交织在一起，但在许多地区，提供指引线索的是马克思主义或它的某种改头换面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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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3-10-09 03:21
说起过草地，85岁的老红军、四川内江军分区原副司令员肖延对一双曾伴随他数月的“皮鞋”记忆犹深。
1935年8月下旬，部队开始穿越茫茫无边的大草地。在部队出发前，时任红四方面军党校*部主任陈本元的勤务员肖延分到一双“皮鞋”。这是一种特殊的皮鞋，由一整块厚牛皮构成，只是在四角被剪开几个豁口，再用粗麻线将对边连缀成形。它的鞋面与鞋底一体，鞋面同鞋帮一色，倘若不是被套在脚上，也许没人会把它当作一双可以穿着走路的鞋。
虽然它的样子看起来怪模怪样，但还是把肖延高兴坏了，因为长这么大，他还从来没穿过皮鞋呢！他马上把鞋套在脚上，左看右瞧，晚上睡觉都没舍得脱下来。然而，第二天行军不久，肖延就知道它的“厉害”了。原来，这种鞋尽管结实耐用，但质地过于坚硬，抬腿时鞋帮磨得脚跟脱皮，落地时又把脚趾顶得生疼。还没进入草地，肖延两只脚就打起血泡，走起路来钻心地疼。
一气之下，肖延真想把这双所谓的“皮鞋”扔掉。但草地到处是野草杂刺，如果没鞋穿就更走不了路了。无奈之下，肖延只好穿着它艰难行进。有时候，陈主任见肖延实在走不动了，就把他扶上自己的骡子载上一程。
然而，就是这双要命的“皮鞋”，在红四方面军二过草地时却救了肖延和战友的命。1935年9月，部队二过草地。由于此次所经为草地的中心腹地，所以行程最远，耗时最长，干部战士所经历的艰难困苦也最多。
进入草地二十多天后的一个中午，太阳毒辣辣地当头照着，原本空气稀薄的草地更让人喘不过气来。已经饿得前心贴了后心的肖延习惯性地把手伸进口袋，发现里面空空如也，这才想到青稞炒面早在昨天就吃完了。肖延看看周围同样粒米未进的战友，又望望浩瀚无垠的草地，不由得丧气地垂下头来。
这时，肖延的肩膀被人拍了一下：“小鬼，过来。”他扭头一看，原来是陈主任正亲切地招呼他。
只见陈主任手里拎着一只他穿的“皮鞋”，一瘸一拐地向一个地势稍高因而相对干燥的草坡上走去。他先找来一些干茅草堆在一起，然后从怀里摸出火镰子，“啪啪”两声点着了火。随后，又用一根木棍把“皮鞋”架着开始在火上烤。时间不长，一股牛皮所特有的香味便伴随着阵阵青烟飘了出来。
陈主任的这一举动让肖延惊奇地瞪大了眼，他把鞋子烧了，今后怎么走出草地啊！肖延忙从火里抢鞋，而此时用于系鞋的麻绳已被烧断，“皮鞋”早就变成一张平展展的牛皮了。陈主任拿出刀子，把牛皮上面的泥巴刮干净后，又分作了若干份。
“来，同志们，自己动手吧。”陈主任开始招呼大家。
随着征程推进，草地的环境越来越恶劣，可吃的野菜也越来越少。为了渡过最后的难关，在此后的第三天，肖延向陈主任学习，也把自己的“皮鞋”脱下来，依法炮制烤熟了，送给周围的每位战友。一双“皮鞋”，他们共吃了4天。虽然自己从此只能光脚走草地，但庆幸的是有了这双“皮鞋”的营养作支撑，肖延和战友们全部顺利地走出草地。（稿件采写：成政编、张仕文、刘聚波、纪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