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渊明为何辞官隐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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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2-10-05 07: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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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3-10-17 21:43
导语:陶渊明字元亮,号五柳先生,世称靖节先生,入刘宋后改名潜。东晋末期南朝宋初期诗人、文学家、辞赋家、散文家。东晋浔阳柴桑(今江西省九江市)人。曾做过几年小官,后辞官回家,从此隐居。下面是让我们了解一下他为什么辞官吧!
陶渊明被称为“隐逸诗人之宗”。他的创作开创了田园诗的体系,使我国古典诗歌达到了一个新的境界。从古至今,有很多人喜欢陶渊明固守寒庐,寄意田园,超凡脱俗的人生哲学,以及他淡薄渺远,恬静自然,无与伦比的艺术风格;同时对陶渊明归隐田园的原因以及他的隐居生活情况进行研究分析。下面结合陶渊明的诗歌对此作出探讨。
陶渊明少年时受家统和儒经的影响,怀有兼济天下大济苍生的壮志。但是,由于门阀制度的存在,庶族寒门出生的人不可能突破门阀士族对*权位的垄断,在这样的情况下,陶渊明的理想是难以化为现实的,他理想的梦幻注定会破灭。陶渊明直到二十九岁的“高龄”才出仕为官,但终其一生,他所做的也不过是祭酒、参军、县丞一类的芝麻小官,不仅壮志无法施展,而且不得不在苟合取容中降志辱身和一些官场人物周旋委蛇。到他三十九岁时,多年来的经历使他的思想发生了质的变化,他开始转向躬耕自给自足,追求心灵的宁静与澹泊。此后,他又为彭泽县令,因不愿为五斗米折腰,上任八十余日就解印挂职而归。从此,他结束了他仕途的努力和曾经的彷徨,义无反顾地走上了归隐田园之路。 自四十一岁归隐田园之后,陶渊明确确实实享受了一段“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的田园乐趣。然而书香门第出来的陶渊明毕竟不是稼穑的好手,“开荒南野际”的辛勤也未必能使他过上衣食无忧的小康生活。义熙四年在陶渊明四十四岁时,一场灾祸更使得他全家一贫如洗。这年夏天,诗人笔下洋溢着生活气息的“方宅十余亩,草屋*间”被一场无情的大火烧光了,全家只好寄居在船上,靠亲朋好友的接济过活。永初三年(422年)陶渊明五十八岁时生活已近绝境,其情状反映在《有会而作》一诗中,“弱年逢家乏,老至更长饥。菽麦实所羡,孰敢慕甘肥!”元嘉四年(427年),诗人贫病交加,在其《挽歌诗》中第二首自挽诗中,诗人对死后可以“鼓腹无所思”的幻想读来让人心酸:“在昔无酒饮,今但湛空觚。春醪生蜉蚁,何时更能尝。肴案盈我前,亲旧哭我傍”。元嘉四年(427年)十一月,六十三岁的陶渊明黯然瞑目,与世长辞。
关于陶渊明的出仕与隐退,人们习惯于从社会大环境崇尚隐逸之风和他内儒外道的思想去解释。其实,抓住陶渊明五次仕宦经历,历史地具体地去分析他为何隐退守拙的原因,可以得出一些新的认识。可归结为两点:一是陶渊明本性使然,一是社会现实使然。陶渊明性格的本质特征是追求心灵的最大自由和心态的闲适优雅,仕宦生活不符合他崇尚自然的本性。陶渊明处于一个崇尚自由、玄风扇炽的时代,*上的篡夺和杀伐使一意寻求避祸全身的士人极易形成隐逸的品格。陶渊明隐逸性情的形成,应当说与东晋士族文人这种普遍企羡隐逸,追求精神自由的风尚不无关系。就是这种崇尚自然、悠然洒脱的天然禀赋,使他不堪“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儿”,而最终挂官归田。他写了《归去来兮辞》,在诗中他十分坦诚地讲,就任县令,是为生计所迫;之所以辞职,是因为“质性自然,非矫励所得,饥冻虽切,违己交病”,超然的性格使他宁可饿肚子,也不愿违心地逢迎上司而混迹官场了。在《归园田居》中,诗人歌道:“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短短几句,对仕途的厌恶之情溢于言表。因“质性自然”“本爱丘山”,视仕宦之途为樊笼的陶渊明,终辞职归隐,抛离尘杂,返归自然。 陶渊明归隐田园不仅要与他率真的个性结合考虑,更要从广阔的*背景以及他的仕宦生涯去体察,他的入世与出世可以说都与当时的社会现实有关。陶渊明虽最终解职归田,但他少壮时,却是有一番建功立业、兼济天下的思想的。在《饮酒》《杂诗》等诗歌中,他曾道:“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经”,“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少时壮且厉,抚剑独行游”,表明了他并非一开始就有出世的想法。他出生于世代官宦的家庭,又是元勋之后,也曾期望在仕途中有所进取,在*上有所作为。但他所处的东晋末年时局动荡:宗室内部的斗争,军阀对政权的野心,不断引起血腥的杀戮乃至激烈的火拼。这种社会*不仅给人民带来灾难,同时在社会上层也造成严重的不安感。这使陶渊明的*雄心不得不有所消减。另外,在这种权力争夺之中,一切卑污血腥的阴谋,无不打着崇高道义的幌子,这使秉性真淳的陶渊明也难以忍受。从晋孝武帝太元十八年,二十九岁的陶渊明第一次出来做官,到四十二岁挂冠归田共十三年。这期间,陶渊明一直处于“出世”与“入世”的矛盾斗争中,这在他的诗中多有体现。在《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涂口》等诗中,他叹道:“如何舍此去,遥遥至西荆”,“日月掷人去,有志不获聘”,诗中蕴籍着诗人太多的失望和悲慨,可以看出诗人也曾为是否归田有过痛苦的徘徊和犹豫,但终究“爱丘山”的夙愿压倒了“逸四海”的猛志,他终于找到了他最终的路——归隐田园。所以说,他的归隐是社会现实使然,是他的思想与社会现实无法调和的结果。
从陶渊明归隐后的`生活来看,陶渊明的归隐不同于东晋时借归隐买名邀誉的其他隐士,他是真隐,是一种人生的选择,是一种对“举世皆浊”、“众人皆醉”的厌恶。且看陶渊明一生大致经历:始为州祭酒,不堪吏职,少日自解归。后仕职于桓玄、刘裕、刘敬宣的幕下,最后任职彭泽令八十余日,因不肯为五斗米向乡里小人折腰,毅然辞职归耕田园。后有人劝他再度出仕为刘宋王朝服务,他宁愿贫病交加,穷困潦倒也不愿再涉官场。可以说,陶渊明归隐得真守拙得真。在《归园田居》、《饮酒》等诗中,诗人对自己归隐后的生活作了描写,“白日掩柴扉,对酒绝尘想。时复墟里人,披草共往来。相见天杂言,但道桑麻长。”“方宅十余亩,草屋*间。”“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这些别人都瞧不上眼的乡村、平凡的事物、乡间生活,在诗人笔下却是那样的优美、宁静,显得格外亲切。归隐后的陶渊明还亲自参加生产劳动,接近劳动人民,歌颂劳动,这使得他的田园诗更具劳动生活气息。《癸卯岁始春怀左田舍》《归园田居》《庚戌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等,都描写了诗人参加劳动的情况:“在昔闻南苗,当年竟未践。屡空既有人,春兴岂自免。夙晨装吾驾,启涂情已缅。”癸“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开春理常业,岁功聊可观。晨出肆微勤,日人负来还。”“温原长如此,躬耕非所叹。”在早出晚归的辛勤耕作中,诗人与劳动人民的关系更为密切,对劳动人民的感情也更为真挚:“且入相与归,壶浆劳近邻”,“时复墟曲中,披草共来往。相见无杂言,但道桑麻长”,“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清晨闻叩门,倒裳往自开。问于为谁欤,田父有好怀。壶觚远见候,疑我与时乘。”从这些诗中,读者可以看出,在这种闲适的田园生活中,诗人心情自然而宁静,达到了心灵发展的真正和谐的境地,这才是真正的归隐。
陶渊明的隐居生活并非完全的出世,他隐居的本身就是对于黑暗现实不同流合污的一种反抗,这和逃避现实不一样。诗人在农村长期参与田间劳作,感情上越来越贴近劳动人民,更了解人民疾苦,在他的诗中对劳动人民的贫寒生活以及仕途的黑暗虚伪多有反映。他在诗中写到:“夏日常抱饥,寒夜无被眠”,“旧谷既没,新谷未登,颇为老农,而值年灾,日月尚悠,为患未已”,“羲农去我久,举世少复真”,“重华去我久,贫上世相寻”。虽然归隐田园,但诗人心中并不平静,他不愿也不可能完全抛却社会现实,他将自己未尽的*理想寄寓诗中。在《桃花源记》里,诗人描述了一个心中的理想社会:“春蚕收长丝,秋熟靡王税”,“重孺纵行歌,斑白欢游诣”,人人都“怡然自乐”。这里没有剥削,没有压迫,人人劳动,大家过着富庶和平的生活。这个“世外桃源”反映了诗人美好的愿望,它和当时黑暗的社会现实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是诗人对现实社会的一种否定。它是诗人归田后对农村生活实践的结晶,是诗人思想进一步发展的结果。这也足以证明,归隐后的陶渊明并未完全脱离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