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时期的“内阁制度”和明朝时期有什么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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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2-09-24 0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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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3-09-11 04:26
前言：
历史进入元朝以后，空前辽阔的疆域面积也开始让统治者十分“烧脑”，最后，为了对地方政权进行有效的控制，元朝实行了行省制度。然而，尽管行省制度的创立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元朝统治阶层最初所面临的难题，但另一方面随着*集权的进一步加强，中书省的长官宰相的权力也愈发强大，直至元朝后期甚至可直接干预皇位的继承事宜。
明朝建立以后，朱元璋一方面将元朝的管理机制沿袭至本朝，同时为了防止出现元朝末年的乱象，一方面又采取了各种措施来*宰相的权力。公元1376年（洪武九年），为了使*集权进一步得到加强，朱元璋将地方行政制度进行了一番改革，即“废除行省，权分三司”。
值得一提的是，此举在加强*集权的同时，也间接提升了宰相的权力。公元1380年（洪武十三年），“胡惟庸案”的爆发彻底引发了明朝统治者对宰相制度废存的思考，最终，左丞相胡惟庸跟随延续了上千年的“宰相制度”被一同埋葬在历史的长河中，至此，宰相这一职位在我国历史上就此终结。而“宰相制度”被废除后，摆在统治者面前的又一崭新难题便是该由何种机制来辅助其处理政务？要知道单以皇帝一人的精力去驾驭整座封建大帝国国家机器的运转是极难做到的，更何况谁又能保证帝国的每一任统治者都能够做到勤政务实呢？基于如此，继“宰相制度”后必然会产生另一套新的辅政制度。公元1402年（建文四年），“内阁制度”应运而生。
公元1644年（清顺治元年），十余万八旗铁骑由山海关长驱直入，拉开了清王朝统治中原的序幕。作为一个新兴的王朝，清朝在统治机制上无疑也只能够效仿前朝，但为了彰显其满洲的特色，在个别机制上也有着较为可行的创新或改善，如著名的“八旗制度”。
顺治末年，全国各地的武装抗清斗争逐渐偃旗息鼓，这意味着彼时清王朝在中原地区的统治地位也愈加根深蒂固。为此，进一步加强*集权以适应皇帝*的**发展的需要已然是势在必行。顺治十五年（公元1658年）七月，清代“内阁制度”应时而生，其具体史料记载如下：
本朝设内院，有满、汉大学士、学士、侍读学士等官。今斟酌往制，除去内三院秘书、弘文、国史名色，大学士改加殿阁大学士，仍为正五品，照旧例兼衔。设立翰林院，设掌院学士一员，正五品，照旧例兼衔。——《清世祖实录》
作为封建*时代的典型产物，清朝的“内阁制度”由顺治十五年一直延续至清末（康熙初年间断过一段时间），毫不夸张地说，正是得益于它的存在，清王朝的辅政历程才得以焕发光彩。那么，同为“内阁”，清朝的“内阁制度”与明朝的“内阁制度”之间又有何不同呢？关于这一问题，还请诸位接着看下文！
首先，尽管明朝废“宰相制”而设“内阁制”，但实际在很大程度上仍存留相权的痕迹。举个最明显的例子：明内阁大学士不仅享有“参予机务”的权利，而且一切朝政机务基本都统归其调度，在这种情况之下，作为内阁大学士中最高级别的首辅大学士俨然就是当年的“宰相”。因此，在明朝时期尽管有“内阁制度”加以辅政，但仍存在过“朝政阁权独揽”的局面，这与当年的宰相专政似乎又有种异曲同工之处。而反观清朝，名义上内阁乃清代一切衙门之首，实质上则仅是协助皇帝处理日常政务的机构之一，正如史料所记载：
国朝拟旨有定例，内外大臣、言官折奏则直达御前，天子亲笔批答，阁臣不得与闻。天子有诏则面授阁臣，退而具草以进，曰可，乃下。——叶凤毛：《内阁小志·序》
由上述事实可见，清代内阁所掌握的实权是相当有限的，其主要辅政机制和决策机制的重心仍在“议政王大臣会议”和皇帝身上。说白了，清初时期的内阁只能在皇帝和“议政王大臣会议”的控制之下协助统治者处理日常政务，既不能向六部直接发号施令，又无任何可严重影响到皇权统一的实际权力，仅起着上呈下达的作用。这对于封建*下的帝国机器运转无疑是有利的。
除此以外，雍正时期“军机处”的设立让“内阁”所掌握的职权又被削去了一部分。“军机处”设立以后，凡“廷寄”发出的谕旨，不发内阁传抄，由“军机处”加封直接交兵部捷报传送。很明显，这一阶段统治者的意思便是要将内外臣工的启奏和皇帝的密谕置内阁于局外，使其进一步从实权当中脱离出来。正如乾隆四十六年（公元1781年）的一段上谕指出：“夫宰相之名，自洪武时已废而不设，其后设置大学士，我朝亦相沿不改。然其职权，仅票拟承旨，非如古所谓秉钧执政之宰相也。”
如果把明清内阁统一看作是一段完整的“内阁制度”发展史，那么明朝的内阁制就好比是初创阶段，而清朝的内阁制在各方面则得到了进一步的完备。如明朝内阁在人数上既无标准的定员，殿阁名入衔又无定制，而清朝初期则为标准的“四殿四阁”，乾隆时期改为“三殿三阁”，这一定制一直延续至光绪末年“内阁制度”的撤销。
当然，除以上所述之外，从内阁大学士的人选和职责来看其实也可剖析得出二者所存在的差异性。就拿内阁和翰林院两大不同的机构来说，明朝尽管设立了内阁，但实际上彼时的内阁还未完全从翰林院当中蜕化出来，这一点从内阁大学士的人员选择上（大多出自于翰林院学士）也可间接得到印证。简而言之，明朝时期的内阁就好比同一种机制下运行的两个不同的衙门，二者相互之间在职能上交织难分，以至于这一时期的内阁始终没有与之相配套的下属机构。反观有清一代则恰好与之相反，内阁与翰林院可以说是被完全割裂开来的两个不同的机构，其大学士的人选也是直接由皇帝从六部尚书、督察院左都御史当中“特简”，这一点是明朝内阁所不能与之相提并论的。
明朝内阁不随权力的增强而提升提升品秩，而清代内阁的职权虽逐步被削弱，但其品秩却不断得到提升。史料记载，康熙九年（公元1670年），清代内阁大学士已由最初的正五品升至正二品，雍正七年（公元1729年），随着皇权的进一步强化，内阁大学士又升格至正一品，这相较于明朝内阁大学士始终停留在正五品的品秩又是一大不同之处。
那么，在品秩的升降方面，同为封建王朝的明清为何会有如此大的差距呢？显然，这仍与皇权的统一性有关。在明朝时期，统治者为防止“宰相制”复燃便将内阁大学士的品秩*在正五品以内，而到了清朝时期由于内阁的职权一步又一步地被束缚，因此，统治者无需考虑其品秩过大从而影响到皇权。从这一角度上看，有清一代内阁大学士的品秩比有明一代更高，其真实原因无非是尽可能地让这一时期的文臣享有名义上的最高荣誉。
文章的最后，我认为史料《清史稿·大学士年表》中对明清内阁职权的评论相对而言是比较客观的：“清大学士沿明旧名，例称*，实则国初有议政处以掣其柄，雍正以后，承旨寄信有军机处，内阁宰辅名存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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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3-09-11 04:26
前言：
历史进入元朝以后，空前辽阔的疆域面积也开始让统治者十分“烧脑”，最后，为了对地方政权进行有效的控制，元朝实行了行省制度。然而，尽管行省制度的创立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元朝统治阶层最初所面临的难题，但另一方面随着*集权的进一步加强，中书省的长官宰相的权力也愈发强大，直至元朝后期甚至可直接干预皇位的继承事宜。
明朝建立以后，朱元璋一方面将元朝的管理机制沿袭至本朝，同时为了防止出现元朝末年的乱象，一方面又采取了各种措施来*宰相的权力。公元1376年（洪武九年），为了使*集权进一步得到加强，朱元璋将地方行政制度进行了一番改革，即“废除行省，权分三司”。
值得一提的是，此举在加强*集权的同时，也间接提升了宰相的权力。公元1380年（洪武十三年），“胡惟庸案”的爆发彻底引发了明朝统治者对宰相制度废存的思考，最终，左丞相胡惟庸跟随延续了上千年的“宰相制度”被一同埋葬在历史的长河中，至此，宰相这一职位在我国历史上就此终结。而“宰相制度”被废除后，摆在统治者面前的又一崭新难题便是该由何种机制来辅助其处理政务？要知道单以皇帝一人的精力去驾驭整座封建大帝国国家机器的运转是极难做到的，更何况谁又能保证帝国的每一任统治者都能够做到勤政务实呢？基于如此，继“宰相制度”后必然会产生另一套新的辅政制度。公元1402年（建文四年），“内阁制度”应运而生。
公元1644年（清顺治元年），十余万八旗铁骑由山海关长驱直入，拉开了清王朝统治中原的序幕。作为一个新兴的王朝，清朝在统治机制上无疑也只能够效仿前朝，但为了彰显其满洲的特色，在个别机制上也有着较为可行的创新或改善，如著名的“八旗制度”。
顺治末年，全国各地的武装抗清斗争逐渐偃旗息鼓，这意味着彼时清王朝在中原地区的统治地位也愈加根深蒂固。为此，进一步加强*集权以适应皇帝*的**发展的需要已然是势在必行。顺治十五年（公元1658年）七月，清代“内阁制度”应时而生，其具体史料记载如下：
本朝设内院，有满、汉大学士、学士、侍读学士等官。今斟酌往制，除去内三院秘书、弘文、国史名色，大学士改加殿阁大学士，仍为正五品，照旧例兼衔。设立翰林院，设掌院学士一员，正五品，照旧例兼衔。——《清世祖实录》
作为封建*时代的典型产物，清朝的“内阁制度”由顺治十五年一直延续至清末（康熙初年间断过一段时间），毫不夸张地说，正是得益于它的存在，清王朝的辅政历程才得以焕发光彩。那么，同为“内阁”，清朝的“内阁制度”与明朝的“内阁制度”之间又有何不同呢？关于这一问题，还请诸位接着看下文！
首先，尽管明朝废“宰相制”而设“内阁制”，但实际在很大程度上仍存留相权的痕迹。举个最明显的例子：明内阁大学士不仅享有“参予机务”的权利，而且一切朝政机务基本都统归其调度，在这种情况之下，作为内阁大学士中最高级别的首辅大学士俨然就是当年的“宰相”。因此，在明朝时期尽管有“内阁制度”加以辅政，但仍存在过“朝政阁权独揽”的局面，这与当年的宰相专政似乎又有种异曲同工之处。而反观清朝，名义上内阁乃清代一切衙门之首，实质上则仅是协助皇帝处理日常政务的机构之一，正如史料所记载：
国朝拟旨有定例，内外大臣、言官折奏则直达御前，天子亲笔批答，阁臣不得与闻。天子有诏则面授阁臣，退而具草以进，曰可，乃下。——叶凤毛：《内阁小志·序》
由上述事实可见，清代内阁所掌握的实权是相当有限的，其主要辅政机制和决策机制的重心仍在“议政王大臣会议”和皇帝身上。说白了，清初时期的内阁只能在皇帝和“议政王大臣会议”的控制之下协助统治者处理日常政务，既不能向六部直接发号施令，又无任何可严重影响到皇权统一的实际权力，仅起着上呈下达的作用。这对于封建*下的帝国机器运转无疑是有利的。
除此以外，雍正时期“军机处”的设立让“内阁”所掌握的职权又被削去了一部分。“军机处”设立以后，凡“廷寄”发出的谕旨，不发内阁传抄，由“军机处”加封直接交兵部捷报传送。很明显，这一阶段统治者的意思便是要将内外臣工的启奏和皇帝的密谕置内阁于局外，使其进一步从实权当中脱离出来。正如乾隆四十六年（公元1781年）的一段上谕指出：“夫宰相之名，自洪武时已废而不设，其后设置大学士，我朝亦相沿不改。然其职权，仅票拟承旨，非如古所谓秉钧执政之宰相也。”
如果把明清内阁统一看作是一段完整的“内阁制度”发展史，那么明朝的内阁制就好比是初创阶段，而清朝的内阁制在各方面则得到了进一步的完备。如明朝内阁在人数上既无标准的定员，殿阁名入衔又无定制，而清朝初期则为标准的“四殿四阁”，乾隆时期改为“三殿三阁”，这一定制一直延续至光绪末年“内阁制度”的撤销。
当然，除以上所述之外，从内阁大学士的人选和职责来看其实也可剖析得出二者所存在的差异性。就拿内阁和翰林院两大不同的机构来说，明朝尽管设立了内阁，但实际上彼时的内阁还未完全从翰林院当中蜕化出来，这一点从内阁大学士的人员选择上（大多出自于翰林院学士）也可间接得到印证。简而言之，明朝时期的内阁就好比同一种机制下运行的两个不同的衙门，二者相互之间在职能上交织难分，以至于这一时期的内阁始终没有与之相配套的下属机构。反观有清一代则恰好与之相反，内阁与翰林院可以说是被完全割裂开来的两个不同的机构，其大学士的人选也是直接由皇帝从六部尚书、督察院左都御史当中“特简”，这一点是明朝内阁所不能与之相提并论的。
明朝内阁不随权力的增强而提升提升品秩，而清代内阁的职权虽逐步被削弱，但其品秩却不断得到提升。史料记载，康熙九年（公元1670年），清代内阁大学士已由最初的正五品升至正二品，雍正七年（公元1729年），随着皇权的进一步强化，内阁大学士又升格至正一品，这相较于明朝内阁大学士始终停留在正五品的品秩又是一大不同之处。
那么，在品秩的升降方面，同为封建王朝的明清为何会有如此大的差距呢？显然，这仍与皇权的统一性有关。在明朝时期，统治者为防止“宰相制”复燃便将内阁大学士的品秩*在正五品以内，而到了清朝时期由于内阁的职权一步又一步地被束缚，因此，统治者无需考虑其品秩过大从而影响到皇权。从这一角度上看，有清一代内阁大学士的品秩比有明一代更高，其真实原因无非是尽可能地让这一时期的文臣享有名义上的最高荣誉。
文章的最后，我认为史料《清史稿·大学士年表》中对明清内阁职权的评论相对而言是比较客观的：“清大学士沿明旧名，例称*，实则国初有议政处以掣其柄，雍正以后，承旨寄信有军机处，内阁宰辅名存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