辩论:中学生治学比修身更重要。【十万火急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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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2-10-12 09: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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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3-10-21 07:16
2、治学难道就是仅仅治课堂之学吗？就仅仅是治书本之学吗？万事皆学问，为人处事不都是学问吗？
3、古往今来那个修身之人是无学之人？是懒学之人？请对方试举一二。
热心网友
时间：2023-10-21 07:16
热心网友
时间：2023-10-21 07:17
意思是：“人们做学问有困难和简单的区别吗？如果认真学习了那么再难的知识也变得很容易，如果不学那么再简单的东西也会觉得很困难。”（这句话出自彭端淑《为学》篇，就是 告诉我们只要你去做了就没有什么难的事情。但如果你不去做，即使在简单的事都是难的。）
2、"人之学也，或失其多，或失其寡，或失其易，或失其止"
原文：
学者有四失，教者必知之。人之学也，或失则多，或失则寡，或失则易，或失则止。此四者，心之莫同也。知其心，然后能救其失也。教也者，长善而救其失者也。
译文:
学生可能有四种过失，当教师的一定要知道。人的学习，可能错在贪多，可能错在求少，可能错在不专注，可能错在不求进取。这四种过失产生的原因，其心理状态是不同的。了解了心理状态，然后才能纠正他们的过失。教育的目的，就在于发扬学生的长处，纠正他们的过失。
3、 严谨治学对教师来说，有两个内容：一是刻苦学习、求知，勇于探求新理论、新知识，做到锲而不舍，学而不厌，掌握渊博的科学文化知识；二是认真细致地向学生传授科学文化知识，坚持真理，求真务实，做到诲人不倦。这是人民教师必须具备的思想和品德。
严谨治学，最重要的是实事求是精神。求是，就是根据巳有的事实，材料，寻找正确的结论。如语文教师在备《愚公移山》这一课文时发现疑问，长期以来，人们将"太行王屋二山，方七百里，高万仞，本在冀州之南，河阳之北"解释为黄河北岸，无法与"冀州之南"对应。后查地图和文献资料，则发现今天河南省的孟县，历史上称为"河阳"，从而纠正了以往的错误。可见，教师在求知和传授中，对一个音，一句话、一个地名、一篇史料、一个原理、一个结论，都要认真查索、准确无误。
教师作为人类思想文化的传播者和智力资源的开发者，重要的是要严谨治学，遵循提高业务水平方面的准则，因为它是教师完成教育教学任务、担当教育使命必须具备的条件。教师是专门为社会培养人才的人，承担着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教育教学任务，将人类长期积累起来的科学文化成果和宝贵的精神财富，包括文化科学技术知识、文学艺术、以及思想观点、道德规范等吸收过来，加以总结，然后传授给年轻一代，使他们在较短的时间内能够掌握系统的科学文化知识，适应现存社会的实践活动，接替老一辈的工作，延续社会的发展。教师承担的这一重任决定了教师必须钻研业务努力提高自身的业务水平和业务能力。这个问题的道德意义就显得特别突出。教育家叶圣陶早已指出：教师对自己从事的教学工作抱什么态度，对掌握业务专门知识抱什么态度，这也是师德问题教师在教育教学过程中，时刻会遇到"教"与"学"的矛盾。在这对矛盾中，教师的学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因为学是为了教，学是教的前提和基础。教师的任务是教书育人，学识和才能是教师从教的必备条件。教师首先必须勤奋学习，做到"术业有业有专攻"，学在前，教在后。夸美纽斯曾经指出：不学无术的教师，消极地指导别人的人，是没有躯体的人影，是无雨的云、无水的源、无光的灯、因而是空洞无物的。教师这一职业决定了教师一生将成为不断学习进取的一生，学而不厌，严谨治学的一生。因为教师要给学生一杯水，自己就得有一桶水、一缸水，甚至为一条常流常新的小溪。教师不仅要具备丰富系统的知识，还要具备会倒水（传授知识）的技能和技巧；不仅要向学生传授系统的科学文化知识，还要培养他们的学习态度、学习方法和学习能力；不仅要传递给学生不懈求知、自我更新的科学态度和坚定信念，而且自身首先必须身体力行，从而最大限度地开发生命潜能，使一生成为教不自满、学不厌倦、教学互补、生生不息的动态过程。所以说，严谨治学是关系到能否教育好学生，培养好人才的大问题，是衡量教师职业道德水准高低的一个起码尺度。
4、孟子说；“观水有术，必观其澜。”观史亦然，须从波澜壮阔处著眼。浩浩长江，波涛万里，须能把握住它的几个大转折处，就能把长江说个大概；读史也须能把握历史的变化处，才能把历史发展说个大概。
做学问犹如江河行舟，会当行其经流，乘风破浪，自当一泻千里。若苟沿边逡巡，不特稽迟难进，甚或可能误入洄水沱而难於自拔。故做学问要敢抓、能抓大问题、中心问题，不要去搞那些枝枝节节无关大体的东西，谨防误入洄水沱。
以虚带实，也是做学问的方法。史料是实，思维是虚。有实无虚，便是死蛇。
读基础书要慢点读，仔细读。不仅是读过，而且要熟。更不在多，多是余事。只熟也还无用，而是要思。但思并不是乱出异解，不是穿凿附会，只是能看出问题。
读史，史书上讲的尽是故事，切不可当作小说读，要从中读出问题来，读出个道理来，读出一个当时的社会来。否则，便不如读小说。
中外进行比较，是研究历史的一个重方法。写《古史甄微》时，就靠读书时学过些西洋史，知道点罗马、希腊、印度的古代文明，知道他们在地理、民族、文化上都不相同。从这里受到启发，结合我国古史传说，爬梳中国代民族可以江汉、河洛、海岱分为三系的法，从而打破了关於传说时代的正统看法。学者或不以为谬，后又得到考古学上的印证。后来喜读汉译社会、经济各家名著，也常从正面、反面受到启发。所写一些文章虽未明确写上这点，但在考虑问题时常常是从这里出发的。
读书贵能钻进去，并不在於读罕见的书，要能在常见书中读出别人读不出来的问题。宋刻元椠并不足贵，章太炎就常说他是读洋板书的人。
中国地广人众，而能长期统一，就因为有一个共同的传统文化。欧洲较中国小、人口申国少，反而长期是个*局面，就因没有一个共同的传统文化。中国这个传统丈化，说到底就是儒家思想。要把中国的历史和现实清楚，离开了儒家思想是不行的。
学问贵成体系，但学力不足、才力不够是达不到的。体系有如几何学上点、线、面、体的体。清世学者四分之三以上都是餖飣之学，只能是点。其在某些分支上前后贯通自成系统者，如段玉裁之於文字学，可以算是线，还不能成面。如欧阳竟无先生之于佛学、廖季平先生之于经学，自成系统，纲目了然，但也只限於一面。能在整个学术各个方面都卓然有所建树而构成一个整体者，则数百年来盖未之见。做真学问者必须有此气魄。
有些著作，看似零散、无系统，其实是自有系统的。如顾炎武之《日知录》，赵瓯北之《廿二史札记》，就可说是自成体系的通史，只不过没有把人所共知的史实填充进去而已。然清人札记之能与二书相比者盖鲜。
欧阳先生尝言：读俱舍三年，犹未能通。於沪上见沈乙庵，沈谓：君当究俱舍宗，毋究俱舍学。归金陵，觅俱舍前诸书读之，又觅俱舍后诸书读之；又觅与俱舍同时他家诸书读之，读三月而俱舍之义灿然明白。盖自前后左右之书比较研读，则异同自见，大义顿显。章太炎先生尝言：近人读书尚多未至“不懂”处。旨哉斯言。能如欧阳大师之三年犹知其未能通者鲜矣。大师读俱舍之法，用於它书，何独不然。
做学问必选一典籍为基础而精熟之，然后再及其它。有此一精熟之典籍作基础，与无此一精熟之典籍作基础大不一样。无此精熟之典糟作基础，读书有如做工者之以劳力赚钱，其所得者究有限。有此精熟之典籍作基础，则如为商者之有资本，乃以钱赚钱，其所得将无限也。
每一学问必有其基础典籍：清代汉学，不离《说文》；今古文学，则不离《五经异义》、《白虎通义》；宋学则一《近思录》；文学则《昭明文选》、《文心雕龙》。此学者之所能知。治史则当以《文献通考》为基础，则世之学者鲜能首肯者也。
昔自沪归金陵，过苏州谒章太炎先生，时陈柱尊等侍先生，无锡国专唐蔚之邀先生游无锡，先生嘱同往。时人多言先生言谈难会其意，盖先生学问渊博，谈常牵涉过广，而听者往往不能蹑其思路而从之，故有难懂之感。行间，先生每喜与余谈论，常命近坐，虽饮食亦时命坐旁。昕夕论对，将十余日，每至废寝忘食，几於无所不言，亦言无不罄。徐以启先生曰：六经之道同源，何以末流复有今、古之悬别？井研初说今为孔氏改制，古为从周，此一义也；一变而谓今为孔学，古始刘歆，此又一义也；再变说一为大统，一为小统，则又一义也。仪徵虽不似井研明张六变之旨，而义亦屡迁。见於《明堂考》、《西汉周官师说考》，或以今古之辨为酆鄗、雒邑之异制，或又以为西周、东周之殊科。诸持说虽不同，而於今、古学之内容乃未始有异。要皆究此二学之胡由共树而分条已耳。凡斯立义，孰为谛解？章氏默然久之，乃曰：今、古皆汉代之学，吾辈所应究者，则先秦之学也。章氏之说虽如此，然古今文家，孰不本之先秦以为义，则又何邪？余于此用心既久，在解梁时，比辑秦制，凡数万言，始恍然于秦之为秦，然后知法家之说为空言，而秦制其行事也；孔孟之说为空言，而周制其行事也；周、秦之政殊，而儒、法之论异。既见乎秦制之所以异于周，遂於今学之所以异于古者，亦了然也。乃见周也、秦也、春秋一王*也，栽然而为三。於是有《儒家*思想之发展》之作，以见秦、汉之际之儒生为与孔孟有别之新儒家，实为战国以来诸子学术发展之总结。然此篇虽于汉师礼说与西周旧典之异同论方綦详，而於此新儒家出入百家之故则犹未暇论及。后集《儒学五论》及撰《孔子与今文学》时，始略论“儒分为八”即儒家之出入百家者，八儒之书，多存传记，汉师言法夏，法殷、制备四代即新懦家之有取于诸子（本欲详论之而未果），故西汉师儒本有歧义，称制临决，乃趋一致。至於刘欲，乃创古学，而称已先立学官者为今学，而今古学之纷争乃起。於是知廖、刘二师推今古之歧异至於周孔，皆非情实；章氏言今、古止为汉代之学固是，然其离汉师於先奏又未必是也。余沈思今古事，历久不得通，走于四方，博问故老，亦未足祛其积惑，旁稽子史，间有会心，乃渐以得解，然前后已逾四十余年，甚矣为学之难也。
读宋、明理学书，不能当作是学知识，而要当作是学道理，读时应顺著书中所说劫会其道理，要在能懂，不可求快。初读时宜读选本，周汝登《圣学宗传》、孙奇逢《理学宗传》都可（《明懦学案》每家份量稍重，《宋元学案》更重，不宜初学），能读懂哪家，能理会其道理者，不妨多读几遍，然后再读全集。通一家后，再如前法选读他家。总之，选自已有兴趣的、能读懂的来读，而不要勉强硬读，只有这样读，才能真有所得，才能作到“心知其意”，深刻理解。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不能深刻懂得古人何所道，是谈不到分析批判的。
读中国哲学，切不可执著於名相，因各人所用名词术语常有名同而实异者，故必细心体会各家所用名词术语的涵义，才能进行分析比较。如果内涵不清，仅就名相上进行分析，皮毛而已，是不著实际的。
顾栋高《春秋大事表》是一部好书，我写《周秦少数民族研究》，基础就是这部书，很多现象它都看出来了，材料也提出宋了，就是没能把问题点透，缺乏系统。我只在这基础上前进了些，增添了些后起之说。
几十年来，无论是讲课、写文章，都把历史当作哲学在讲，都试图通过讲述历史说明一些理论性问题。唐君毅说：“你每篇丈章背后总觉另外还有一个道理。”丁山说：“你每篇考据文章都在讲哲学。”这虽显有推崇之意，却也符合实际。
讲唐史以《通典》最善，讲宋史以《通考》最善。因为它们都是通史，从知汉、晋，以知唐、宋。正史局限於一代，不知古，亦不能知今。两书都是有所为而作的私史，不比虚应故事的官书。吕伯恭最为知今，但他言古必及今。陈君擧最为知今，但他言今必自古。必须通观，才能看得清历史脉络，故必须搞通史。但又必须在一段上有深入功夫。只有先将一段深入了，再通观才能有所比较。要深入一段，最好选在唐以后，因其史料较为丰富。
高齐时尊世族，如卢、李之流，而又专鲜卑，汉人不得为兵，*较大。而宇文泰入关则未形成世族，且多用汉人为兵，*较小，故能自弱以渐强，进而灭齐，又进而弱梁、陈，至隋而成一统。
《册府元龟》纂於北宋，其中溢出正史之材料至多，特以六朝、隋、唐、五代多世所不见者，可补史缺。但其书系分类编辑，类别虽细，亦不尽合今日所需，故不可仅根据类目查检，而应普遍查。《通鉴》自六朝以下，亦多溢出正史，《册府》当与相若。伯希和、沙畹等立论多取材《册府》。
嘉庆《四川通志》据正史列蜀人名氏，不见於正史者则多佚而不载。刘鉴泉据宋人文集录出多人。然刘所见宋人文集有限，《四库珍本丛书》即所未见，故可于刘所见集外更补集之。他如《舆地纪胜》、《寰宇通志》均记有蜀人事，亦可用以补之。
宋有历朝实录、国史，李焘《长编》所引至多。元初修宋、辽、金三史，为时不过二三年，实非修史，乃抄史耳。故《宋史》应基本上保了宋国史的原貌。可用《长编》互校，《长编》“本传”者即国史之列传，称“本纪”者即国史之“本纪”，可用以考校究竟保存多少国史的原貌。
《周官》一书貌似规模宏大，职官分明，后世有“周公致太平”、刘歆伪造之说。然细其实，亦殊混乱，如选举不尽属大宗伯，军是不尽属大司马，冢宰所主则多为王朝内府之事。若再细审之，则各官职分之重复者亦复不少。可见其实非系统完整之理想制度。至其所反映之社会制度亦与战国以后之实况不合，而颇与西周相符（另有专文），皆可证其为旧日之档案整理而成者。
言汉学，必先明其家法，然后乃能明其学说，又必跳出家法，然后乃能反判其学说。如惠栋是懂家法的，张惠言之于《易》，庄存与之于《公羊》，都可说是明于汉学家法的。戴东原却不懂家法，近世之崇戴者，也多不懂家法，故虽大讲汉学，而实多梦吃。
章太炎颇椎重孙治让《周礼正义》、黄以周《礼书通故》二书，然二书路数则不同。孙为汉学路子，纯宗郑玄，然信之太过。黄以周则不纯为汉学，也讲宋学，以宋学方法讲汉学则时有臆说。然其书又多用林昌彜《三礼通释》，而其下结论则较林为精，林书则为《五礼通考》路子。
唐人学术气度宏大，偶失之粗疏，而宋人学术深细。宋人读唐书，见其粗疏多失，起而纠之，自然趋於深细，如《元和郡县志》即多失，宋地理书则多所是正。
唐之骈文形成四六，唐之诗形成格律，佛学则有科判。看来总有一个架子。
任何思想总是时代的产物，是根据各时代的问题而提出的。时代一过，形势变了，这种思想便失去其意义，便消逝了。
魏晋的佛学，完全是印度佛教与中国思想相结合的产物，故与印度之佛教异。唐人觉其非印度之教义，玄奘亲往印度求法，所取回者为真印度佛教，但与中国条件不适应，再传之后遂绝，而所流行者则仍为中国化之佛——天台、华严等宗，及至禅宗出现后，与中国思想之结合愈紧密，而竟完全取代前此佛教各宗。
孙明复讲《春秋》大一统，盖针对唐末五代之藩镇割据而发，故其说得以不胫而走。胡安国《春秋传》大攘夷，则就南宋形势言之，故其书终宋之时代三传行世。
一个学派总是有自己的理论，清代汉学的理论何在？而汉代学术，无论是今文家或古文家，都是有自己的理论的。戴震、焦循虽理论著作，而又和他的整个学术脱节。所以，清代汉学到晚期非变不可，不变便没有出路。
大学以上的学生，主要是学方法。在听课时，应跟著先生的逻辑思维的发展而发展，体会先生是怎样思考问题的，不应要求先生跟著学生的逻辑思维走。假如那样，学生还学什麽？
写一篇文章，总要经得起时间考验。一篇稿子写好后，最好放个二三年；能经得住二三年的考验，再发表也不晚。在这段时间也可做些补充修改，使更完善些。
5、蒙文通学记·治学杂语》（1）(2007-04-22 10:53:59)转载
《蒙文通学记·治学杂语》（1）
《治学杂语》多精粹之语，乃经验之谈。与严耕望先生《治史三书》有相似之处。
下面为摘抄，有些是粗略的概括，未必准确。
页一
1.引用陆象山（九渊）言，说“若不知人之所以为人，而与之讲学，是遗其大而言其细”。
2.一个心术不正的人，做学问不可能有什麽大成就。
3.师生（青当出於蓝而胜於蓝）。
4-5.观水有术，必观其波澜。大转折、大问题、中心问题。
6.以实代虚。
页二
7.读基础书须细读熟读，好要多思考。
8.历史与小说。读史须独处问题、道理和社会面貌来。
9.中外进行比较，是研究历史的一个重要方法。
10.要在常见书中读出别人读不出来的问题。（读常见书，发前人未发之覆）
11.中国传统文化，说到底就是儒家思想。
12.学问规程体系。体系犹如几何学之点、线、面、体的“体”。能在整个学术各个方面都卓然有所建树而构成一个整体者，则数百年来盖未之见。坐真学问必须有此气魄。
页三
13.有些著作看似零散无系统，其实是自成体系的。如顾炎武之《日知录》、赵瓯北之《廿二史札记》，就可以说是自成体系的通史，只不过没有把人所共知的史实填充进取而已。
14.以欧阳竟无读俱舍学为例阐释：做学问当读前后左右之书。
15.做学问必选一典籍为基础而精熟之。
16.每一学问必有基础典籍。治史则当以《文献通考》为基础。
17.与太炎先生论学。
页四
18.读宋明理学书，不能当作学知识，而要当作学道理，读时应顺著书中所说去体会其道理，要在能动，不可求快。
19.读中国哲学，切不可执著於名相。
20.顾栋高《春秋大事表》是一部好书，我写《周秦少数民族研究》就是以此书为基础的。
21.无论讲课、写文章，都把历史当作哲学讲。
22.讲唐史以《通典》最善，讲宋史以《通考》最善。因为它们都是通史。必须统管，才能看得清历史脉络，故必须搞通史。但又必须在一段上有深入功夫。
23.宇文泰灭高齐之缘由。
页六
24.《册府元龟》纂於北宋，其中溢出正史之材料至多，但不可仅根据类目查核，而应普遍查。《通鉴》自六朝以下，亦溢出正史，《册府》当与相若。伯希和、沙畹等立论多取材於《册府》。
25.关於《四川通志》。
26.李焘《长编》与《宋史》。
27.关於《周官》书。
28.言汉学，必先明其家法，然后乃能明其学说，又必跳出加法，然后乃能批判其学说。惠栋懂家法，而戴东原不懂。
29.比较孙诒让《周礼正义》与黄以周《礼书通故》，兼及林昌彜《五礼通考》。
页七
30.唐人学术气度恢宏，偶失之粗疏，而宋人学术深细
31.唐人骈文形成四六，唐诗形成革履，佛学则有科判，看来总有一个架子。
32.思想乃时代之产物。
33.以佛教为例，言与中国条件不相符之思想不能流传，所流传者必是中国化之佛教。
34.学术与时代之关系。孙明复讲《春秋》大一统，盖针对唐末五代藩镇割据而发，故其说得以不胫而走。胡安国《春秋传》大攮夷，则就南宋形势言之，故其书终宋之时代三传行世。
35.以理论说明清代汉学到晚期必变不可，不变则没有出路。
36.大学以上的学生，主要是学方法。
37.要写经得起时间考验的文章。
热心网友
时间：2023-10-21 07:17
来不及了是吧
我们四班也是治学
哈哈哈追问哈哈MHC我是袋袋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