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网友 发布时间:2022-04-23 0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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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心网友 时间:2022-05-01 15:27
货币*的目的在于通过控制货币供给,影响利率,从而影响投资,并最终影响国民收入。*银行调节货币供给量的目的主要通过调整法定准备率、变更贴现率和公开市场业务三大手段来实现。热心网友 时间:2022-05-01 16:45
第一,控制货币发行。这项措施的作用是,钞票可以整齐划一,防止币制混乱;*银行可以掌握资金来源,作为控制商业银行信贷活动的基础;*银行可以利用货币发行权调节和控制货币供应量。热心网友 时间:2022-05-01 18:19
第一阶段是从1979年到1992年。这一阶段的中国经济在高速增长的同时,也呈现出有效供给不足的特征,资金需求一直有较大缺口,因此财政货币*配合更多着眼于影响总供给,并且以“松”为主的扩张性*搭配出现更多。具体来看,从1979年到1980年,主要表现为两大*“双松”配合;1981年是财政*紧,而货币*松;1982年到1984年,表现为两大*“双松”配合;1985年则是两大*“双紧”配合;1986年到1988年,仍表现为两大*的“双松”配合;1989年到1991年,是两大*的“双紧”配合;1992年到1993年上半年,再次出现“双松”配合。该阶段的财政货币*配合有两个突出特点,一是由于市场经济*改革还处于起步阶段,*协调的外部环境尚不完善,表现为*作用的微观主体多是国有企业,并且通常运用行政性手段来完成*实施。二是在长期短缺经济环境影响下,*还缺乏市场经济*机制应用的经验,表现在两大*协调方面,一直以直接*为主,很少用财政和金融中间变量来间接影响经济主体,而且“同松同紧”情况居多,没有更多的多元化*搭配,这也造成了*协调的效果不佳,“一放就乱,一抓就死”成为常态。 第二阶段是从1993年到1996年。该阶段中国经济的市场化程度开始迅速提高,经济总量不断扩大,微观经济主体的活跃程度也在提高。但与此同时,在有效供给不足的背景下,经济过热也导致了通货膨胀的风险积累。从1993年下半年到1996年,财政货币*一直采取“双紧”配合,*协调目标就是通过紧缩性*,来控制赤字、减少发债、压缩*开支、控制货币总投放量等。与此同时,两大*配合也逐渐获得制度改革方面的基础,其中1994年的税制和分税制改革逐渐奠定了公共财政的基础,而1995年通过的《中国人民银行法》也使得货币*制定进一步得以独立。应该说这期间两大*的协调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包括*手段多样化配合、*技巧改善、驾驭宏观经济能力有所提高,这对于实现经济“软着陆”起到了较大作用。需要指出的是,始于1994年的外汇*改革,不仅使得货币*开始考虑开放经济条件下的新问题,而且也引发了未来两大*配合的新层面。 第三阶段是从1997年到2002年。1997年开始,由于增长基础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中国经济发展逐渐从资源约束过渡到需求约束,有效需求不足成为经济*的新问题。而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进一步促使中国经济的周期性低谷来临,物价走低、投资低迷、失业增加等通货紧缩迹象开始令人担忧。面对这种情况,1997年以后,财政货币*由适度从紧快速转为“双松”配合。其中以扩张性为实质的“积极”财政*,其主要手段是通过增发长期国债,筹集资金用于社会基础设施建设。而在此期间“稳健”货币*的实质则是通过多次降低存贷款利率和存款准备金率,不断增加货币供应量,并在1998年初取消国有商业银行的贷款规模*。此间,两大*协调的一个重点,是集中在为建设项目和企业共同提供流动性和信用支持方面,试图通过刺激微观主体的活力,来带动有效需求的提高。这一阶段,*首次面临现代意义上的经济周期低谷,并且处于有效需求不足与结构性供给不足的两难境地,因此给财政货币*协调不仅提供了创新的背景,也带来了众多新的难题。 第四阶段是从2003年至今。2003年开始,中国经济形势再次发生变化,出现了通货膨胀压力加大、信贷和投资增长过快、外资流入偏多等问题。在这一背景下,*从2004年逐步调整财政*的作用方向和力度,适当调整长期建设国债规模和优化国债项目资金使用结构,向社会传递出*合理控制投资的*信号,并在2005年宣布财政*再次转型,实施以“控制赤字、调整结构、推进改革、增收节支”为特征的稳健的财政*。与之相配合,从2003年起,稳健货币*的内涵也发生了变化,主要是适当回收流动性,最终确定“稳中适度从紧”的*思路。五年来央行多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同时提高利率,这些都是紧缩银根的措施,旨在控制货币供应量。进入2007年,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成为中国经济面临的最大问题,而**也把2008年的宏观*思路,定为“从紧货币*”与“稳健财政*的协调”,这也体现了*对较大通胀压力的担忧。应该说,在此阶段,财政货币*协调开始出现向“双紧”过渡的趋势。两大*协调的一个新特点,是除了共同作用于传统的经济总量目标之外,在更多的领域有了配合的实践,例如以应对流动性问题、推进外汇储备管理改革为目的而发行特别国债的行为,以及调低利息税以引导储蓄资金流向等*。 综合我国财政货币*协调的实践,可以得出几个基本结论。 第一,财政货币*逐渐向市场化*转型,为发展新型的两大*协调机制奠定基础。进入21世纪,财政*在发展公共财政的总体框架下,从注重用*投资性支出影响经济,逐渐过渡到税收、公债、转移性支出等多项工具的综合运用。而随着金融*改革的推进,货币*也逐渐具有了市场经济国家的特征,而不仅是传统的信贷控制。 第二,从两大*的作用效果看,财政*从强到弱,货币*从弱到强。改革开放之初,财政*居于主导地位,货币*的作用几乎没有。1985年之后,随着金融体系的发展,通过控制信贷规模而影响货币供应量,成为货币*的核心模式。1994年分税制改革也弱化了**财政*的实施空间,使货币*成为两大*协调的主导方。1998年以后,由于货币*作用不理想,扩张性财政*才再次走上前台,但这并没有削弱*对货币*作用的期望。事实上,在2004年积极财政*淡出前后,货币*仍是*协调的主要一方。进入2007年,开放经济环境下货币*面临了更多的困境,使*开始意识到财政*应在宏观*中担负更多的职责,这对两大*协调提出了全新的挑战。 第三,迄今为止的财政货币*协调,主要通过关注总需求管理,致力于实行经济总量稳定。我们知道,在凯恩斯主义*理念影响下,财政与金融的协作问题,主要研究在封闭体系的自由利率条件下,财政*与货币*是如何通过有效配合来促进总需求水平的稳定。对于健全的市场经济国家来说,这样的*选择是相对有效的。然而对中国这样面临发展与转轨双重任务的经济体来说,则显得过于单一。长远来看,两大*协调,还必须关注结构调整性的供给管理、开放条件下的金融制度优化等层面,这也是当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