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武帝都有什么功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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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2-04-23 0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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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2-05-17 05:46
汉武帝刘彻，是一位雄才大略的封建君主，也是我国历史上一位杰出的*家。公元前141年，汉武帝即位时才16岁，到公元前87年他逝世为止，总共做了54年皇帝，占了整个西汉王朝四分之一的时间。
汉武帝在位期间，西汉的社会经济在文景之治的基础之上继续发展，国力更加强盛，达到了鼎盛时期。汉武帝所实行的许多*和措施，对于以后历史的发展都有很大的影响。
那么，汉武帝的历史功绩主要有哪些？
第一，汉武帝实施了一些加强*集权的*制度，巩固了西汉王朝的统一和发展。
汉武帝刚刚登上皇帝宝座时，由他的祖母窦太后掌握大权。公元前135年，窦太后死去，汉武帝开始把一切大权都掌握到自己手中，以施展自己的*抱负。他首先打击了外戚丞相田■，然后加强了他身边收转文书的尚书、中书的地位，使丞相成为有名无实的职位。自此，中书和尚书成了*发号施令的机构。
为了加强*集权，彻底解决藩国问题，他命令藩王们不能把封地仅仅传给继承王位的长子，还必须划出一部分来分封给其他几个儿子，并且互不统属。这样一来，藩国的土地越来越小，势力越来越弱，后来就无法与*对抗了。这是汉武帝的聪明之举。
汉武帝还加强了原有的监察制度，并建立了一套选用官吏的新制度。他采纳了董仲舒的建议，命令各郡国每年举孝、廉各一人，并用“公车上书”的办法，使官吏及人民都可以上奏章给皇帝建议国事，意见合乎治国要求的，就根据上书人的特长授给官职。
第二，汉武帝为了加强和巩固自己的统治，采纳了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建议，巩固了国家的统一和*集权，对后来的历史产生了长久的影响。
董仲舒认为，皇帝是奉上天的意旨来管理人民的，上天给了他统治人民的权力，绝对不能违反。这种说法正好迎合了汉武帝的心意，汉武帝便采取这种思想来做统治思想和维护封建制度的工具。在举行测试的时候，汉武帝对其他各派学说的人一概不取，独取儒生。于是，要想做官就得接受儒家学说，士人都变成了儒生。
第三，汉武帝出兵抗击匈奴，使西汉王朝的政权更加巩固，国家更加统一，为西汉经济文化的发展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从公元前133年到公元前119年，汉武帝派兵和匈奴进行了多次大规模的作战，最后取得了抗击匈奴的全面胜利，充分体现了他的雄才大略和卓越的军事指挥才能。在抗击匈奴的过程中，汉武帝还用大量移民的办法来充实边防，发展生产。
第四，汉武帝派遣张骞两次出使西域，加强了汉朝和西方的经济文化交流。
公元前138年，我国历史上著名的大探险家张骞奉汉武帝之命出使西域，目的是想联合大月氏共同防御并打击匈奴势力。公元前119年，张骞奉命第二次出使西域。随后，中亚、西域各国以朝贡为名，经常到长安访问和贸易。中国和西域各国之间的人员和贸易往来，从西汉开始，历经东汉、魏晋南北朝，直到唐代，延续了1000多年。
第五，汉武帝开拓了南方和西南疆域，使越族以及西南各少数民族和汉族更好地融合在一起。
汉武帝使越族三个部落归属汉室后，把他们迁移到长江、淮河、南海等地，与汉族人民长期共居，彼此逐渐融合，形成了自秦始皇以来没有完成的“大统一”局面。汉武帝在开拓西南地区的过程中，把铁制生产工具和较高的汉族文化传到这些地区，或多或少地破除了这些地区的闭塞性，推动了当地经济和文化的发展。
第六、大力兴修水利，发展农业生产。
汉武帝在位时修建了漕渠、白渠、龙首渠，还在秦朝开成的郑国渠旁边开了6条辅渠，灌溉高地。公元前109年，汉武帝征发数万士兵堵住了黄河决口。经过这次治理，黄河下游大约有80年没有闹过大水灾。
汉武帝还大力推行屯围、屯垦等发展农业的重大措施。他还大力推行代田法和新农具，大大促进了农业的发展。
总之，汉武帝在位期间，充分施展了他的雄才大略，把西汉王朝推向了极盛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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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2-05-17 07:04
一． 强化*集权
汉武帝欲有所作为，必然加强集权，这样才能使政令畅通，令行禁止，维护国家的统一。汉武帝即位后，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是*与地方封国、皇权与相权以及地方豪强等问题。
１、削弱王国势力
西汉前期，一直存在着地方同姓诸侯王与*政权的矛盾。经过文帝、景帝与诸侯王的斗争，到汉武帝时期，诸侯王的势力已大为削弱。但是有的王国仍然连城数十，地方千里，对西汉*政权构成威胁。元朔二年（前１２７年），汉武帝采纳主父偃的建议，颁布“推恩令”：诸侯王除嫡长子继承王位以外，可以推“私恩”，把王国土地的一部分分给子弟为列侯，由皇帝制定这些侯国的名号[1]。按照汉制，侯国隶属于郡，地位与县相当，诸侯王的势力再次得到削弱。这样，到汉武帝时，诸侯王势大难制的问题基本得到了解决。
在施行“推恩令”的同时，汉武帝还利用法律手段对诸侯王实行削爵、夺地和除国。不少诸侯王因骄奢淫逸而被除国。武帝还借口诸侯国所献助祭“酎金”的成色不好或斤两不足而被夺爵、削地。如元鼎五年（前１１２年），就有１０６个诸侯王因“酎金”之罪被削夺爵位。汉武帝在削弱王国势力过程中，还于元狩元年（前１２２年）*了企图谋反的淮南王刘安和衡山王刘赐，接着，武帝颁布《左官律》和《附益法》，前者规定王国官为“左官”，低于一般*，以示歧视；后者*士人与诸王交游。从此以后，诸侯王惟得衣食租税，不能参与政事，与一般富室无异了。
２、设“中朝”，*丞相权力
在中国古代，君权和相权历来存在着矛盾。西汉以来，丞相多由功臣列侯充任，权力很大。
元朔五年（前１２４年），汉武帝打破惯例，任布衣出身的公孙弘为丞相，从此结束了功臣列侯子嗣独占相位的局面，丞相完全控制在皇帝手中，动辄得罪，自杀或下狱致死。据统计，武帝在位期间，当过丞相的有１２人，其中因罪自杀或下狱死、腰斩者就有李蔡、赵周等５人。由于丞相的地位不稳，所以有人把任丞相视为畏途。
汉武帝在压抑丞相权力的同时，提拔了一批中下层*，作为自己的高级侍从和助手，替他出谋划策，发号施令。还任用宦官为中书，掌管尚书的职务，并将丞相的部分权力逐渐移到尚书。这样，在朝官中有了“中朝”（或称内朝）和“外朝”之分。由侍中、常侍等组成的“中朝”成为实际的决策机关，而以丞相为首的“外朝”官，逐渐成为执行一般政务的机关。皇权得到了进一步加强，汉武帝可以不受牵制地有所作为。
３、设刺史，加强对地方的监察
汉武帝时，*统辖郡国约１００多个，为加强对地方郡国的督察，武帝于元封五年（前１０６年），将全国分为１３个监察区域，称十三州部，每州部设刺史一人。刺史每年八月巡视所部郡国，“省察治状，黜陟能否，断治冤狱”[2]。汉武帝还规定“以六条问事”，这六条详细规定了刺史的督察范围，其中一条是督察强宗豪右，其余五条督察郡国守相。刺史秩品仅六百石，地位很低，但出使时代表*，可以监察二千石和王国相，也可以监察诸王。刺史权责虽重，但不直接处理地方政务。这样既加强了*对地方的控制，又不妨碍地方正常行使权力。
为加强对京师地区的监控，征和四年（前８９年），武帝又于首都长安设立司隶校尉，负责纠察京师百官和三辅（京兆、冯翊、扶风）、三河（河东、河内、河南）、弘农七郡，职权和部刺史相似。刺史和司隶校尉的设立，加强了皇权对地方官吏的控制，起了强干弱枝的显著作用。
４、任用酷吏，打击豪强
豪强指称霸乡里的地主。豪强一般无官职，但利用封建宗法关系，结成强宗大族。他们武断乡曲，欺凌农民，横行不法。豪强大族同封建王朝之间，除了上下依恃以统治人民的关系以外，显然还存在着一定的矛盾。汉武帝即位后，采用强行迁徙强宗大姓手段，不许他们族居；还任用酷吏诛锄豪强。如周阳由为郡守，“所居郡，必夷其豪”[3]。张汤为御史大夫，对豪强并兼之家的打击毫不留情。王温舒被汉武帝任为河内太守，上任后捕抓郡中豪强千余家，重的灭族，轻的处死。酷吏打击豪强的活动，对于压抑豪强气焰，提高皇权，起了显著作用。
二、罢黜百家兴太学
表章《六经》，确定了儒学在百家之学中的主导地位，是汉武帝时代影响最为久远的文化*。汉武帝贬抑黄老刑名等百家言，起用文学儒者至数百人，齐鲁儒学之士纷纷西行，进入执政集团上层。儒学学者在文化舞台上逐渐成为主角，“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的局面结束，中国文化进入了新的历史阶段。值得注意的是，这一变化是和以“汉”为标号的民族文化共同体的基本形成大体同步的。现在总结汉武帝时代思想文化的格局，多使用“独尊儒术”的说法，其实，这种表述方式出现较晚，不能准确地反映历史真实。当时最高执政集团的统治方略，其实是“霸王道杂之”。即使对汉武帝决策多所谘议的儒学大师董仲舒，终生也未能真正显达。宋人诗句“追惜汉武世，仲舒道硗确”，描绘了历史的这一侧面。
三 集中财权
国力的强盛是以雄厚的财力为基础的。汉武帝时期，开边定土，战事连年不绝，军费开支浩大，豪族地主和不法商人聚敛无数钱财却“不佐国家之急”，致使国家财政经济出现很大困难。为巩固*政权，解决财政危机，汉武帝采取了一系列财经改革措施。
四．北击匈奴巩固边防
若论汉武帝的历史功绩，莫过于抗击匈奴、巩固边防了。匈奴的侵扰是困扰汉代统治者的一大难题。汉初至武帝即位前期对匈奴实行了和亲*。
五、轮台诏的颁布
是汉武帝*生涯中的一个亮点。汉武帝晚年，曾经指使酷吏清查“巫蛊”，导致数万人冤死的空前大狱，这就是西汉史上著名的“巫蛊之祸”[9]。处理“巫蛊”一案的*在宫中“掘蛊”，利用汉武帝和太子刘据的*分歧，甚至直接冲犯皇后和太子。刘据无以自明，举兵反抗。汉武帝亲自指挥*，双方在长安城中大战五日，死者数万。刘据失败后出城逃亡，因追捕而自杀。事变之后，“巫蛊”冤情逐渐显现于世，汉武帝内心有所悔悟。他命令一一处置*太子事中立功受封者，在刘据去世的地方筑作思子宫与归来望思之台，以示哀念。汉武帝又认真反思刘据*主张的利弊得失，利用汉王朝西域远征军战事失利的时机，开始了基本*的转变。他公开承认：“朕即位以来，所为狂悖，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10]。”又向臣民宣布，自今事有伤害百姓，糜费天下者，统统予以罢除！他在正式颁布的被誉为“仁圣之所悔”的轮台诏中，深陈既往之悔，否定了将西域战争继续升级的计划，表示当今政事，首要在于“禁苛暴，止擅赋，力本农”，决意把行政重心转移到和平生产方面来。又封丞相田千秋为富民侯，以表明“思富养民”的决心。后来的“昭宣中兴”，因此奠定了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