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节:秦代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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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2-11-25 18: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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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3-10-09 15:23
“书同文”是秦代统一法度量则的一个重要内容。文字的统一使书法艺术从战国晚期的纷乱颓丧回到了平正简质的道路，并为后世书体规范与法度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一、小篆刻石、权量诏铭书法
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首先进行的一项工作就是“书同文”，具体措施就是颁行一种区别于既往的新书体，即小篆书体，取代纷乱的六国文字。许慎《说文解字叙》云：
“秦始皇帝初兼并天下，丞相李斯乃奏同之，罢其不与秦文字合者。斯作《仓颉篇》，中车府令赵高作《爱历篇》，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学篇》。皆取史瘤大篆，或颇省改，所谓小篆也。”
小篆是在史籀大篆的基础之上加以省改的一种新的规范性书体。秦书一直是在沿袭着周宣王《史籀篇》的书体传统的基础上，稳定、连续地向前发展的。不过经历了春秋战国500多年的传承与演进，秦国文字与《史篇》的原本面目，已经相去很远。从《秦公钟》、《石鼓文》、《秦公大墓石刻字》以及《商鞅方升》、《新虎符》这条线索去观察，我们可以分明地感觉得到，其演进是向着更简洁有序的方向进行的。因此，小篆书体得以在秦统一之际产生就是水到渠成、自然而然的事情。那么“书同文”的意义和小篆的特点又表现在哪里呢?首先，颁行小篆，罢除六国文字不与秦文字合者，把其他地域的文字统一到秦系文字上来，而秦系文字正是直接传承着西周业已建立起来的秩序规范。其次，小篆与其以前的正体也有明显的变化，概括起来约有三点：一，删除战国秦系文字的一些繁复结构与缀加偏旁；二，固定了偏旁的数量与位置关系；三，加强了偏旁的独立性、规范性和造型上的对称性，使文字更加成为分别布局的偏旁符号体系。
就文字演进发展而言，小篆体是古文字的终结。李斯、赵高、胡毋敬三人所作的三篇字书，今已无传，但是他们书写的小篆书法的典型犹存，就是我们现在能看到的著名的秦皇刻石书法。
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出巡齐鲁吴越，所至多有刻石。史称李斯工篆，随同秦始皇出巡，诸处刻石皆出其手。见于《史记·秦始皇本纪》的刻石有：
秦始皇二十八年：《峄山刻石》
《泰山刻石》
《琅琊刻石》
秦始皇二十九年：《之罘刻石》
《东观刻石》
秦始皇三十二年：《碣石刻石》
秦始皇三十七年：《会稽刻石》
秦二世即位之后，命人在这些刻石上加刻一道诏书，申明原石系秦始皇所刻。这些秦皇刻石现在存世的原石只有《琅琊刻石》，原石在山东诸城东南的琅琊山上，现已移藏中国历史博物馆，由于年代久远而风化剥蚀，原石三面文字皆已不存。传世仅有二世补刻的残文13行拓本，共86字。其书风由《石鼓文》一脉传承而来，用笔雄浑朴茂，结体平正端雅，气局阔大。清杨守敬《评碑记》称为：“自《泰山刻石》毁于火，《之罘刻石》沦于水，赢秦之迹，惟此巍然。虽磨渺最甚，而古厚之气自在，信为无上神品。
后代翻刻的秦皇刻石，传世的尚有《峄山刻石》、《泰山刻石》(图1.40)、《之罘刻石》。其中《峄山刻石》原石为曹操令人推倒焚毁，唐杜甫《李潮八分小篆歌》有“峄山之碑野火焚，枣木传刻肥失真”之句，说明在唐代已有翻刻本流传。现存的《峄山刻石》是宋人据徐铉摹本(有学者认为是徐铉临本)重刻，在风格上很明显是唐李阳冰所开创的“玉箬篆”的余绪。这些后人翻刻的秦皇刻石，妍美工整有余而古质不足，并不是秦刻石小篆体的原本风貌。
秦皇刻石是典重场合的规范字体风格，而大量的秦代权量诏铭(图1.41)、符铭、砖瓦陶文出自众多工匠的刻凿铸造，风格各异，字体以小篆为主，多草率化，并掺杂着新兴的隶书的影响。诏版量铭书法就内容上说，仅始皇帝二十六年(前221年)和二世元年(前209年)诏书两种，相同的文字内容在不同的量具载体中章法体势都不尽相同，这说明它们出自不同的书写者之手，同时也反映出当时文字书写的真实状况。众多相同内容的作品表现出如此丰富多样的书法意象，使我们得以感知古人变化之心的虚灵不已。
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在标准器上加刻一道诏书，颁行全国作为统一度量衡的标准。秦二世元年(前209年)，又加刻一道诏书(图1.42)。我们今天还能见到的这些权量诏铭数量很多，皆为直接用刀契刻，急就而成，虽风格各异，但总体上奇肆多姿，天真烂漫，字字不作正局，大小形态不拘，与秦皇刻石的对称、规范化的庄重典雅完全不同。应当说，权量诏铭书法是在平实质朴中表现出的一派生拙直率的天机之气，大小不拘，错落有致。这一点既不同于战国兵器刻款的潦草，也不同于装饰风尚的造作，是秦代书法的可贵之处。
另外，1980年在秦始皇陵西南秦刑徒墓地中，出土了18件刻记修建秦始皇陵刑徒姓名、身份、里籍的陶瓦文，可称为早期的墓志。其字体在篆隶之间，均为草率的刻画，字形较大，气势开张，而笔画简省较多，平民阶层的日常手写体风格由此可见一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