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金贡飨是什么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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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2-11-06 2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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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3-10-28 04:00
是长沙地区流传最广的地方剧种，起源于民间歌舞--地花鼓，以长沙话为统一舞台语言，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浓郁的生活气息。曲调多样，诙谐朴实，戏剧台词采用人民群众的口头语、歇后语，生动、明快、幽默。表情动作活泼自由，接近生活，不受程式的约束，且有一些独特的舞蹈身段。望城县花鼓戏剧团成立于1949年，40多年坎坷岁月里，共演出传统剧目250多`个，现代剧目120多个。70年代80年代《春草闯堂》、《泪洒相思地》轰动湖南，创长沙市戏曲舞台空前记录。近年来虽受花鼓戏不景气冲击，但望城县花鼓戏剧团仍保持一定的实力，极力保护传统剧目，以飨观众。全县各乡、村大都有些打击乐器和大筒等弦乐。不少业余花鼓戏爱好者，每逢喜庆、丧事、乔迁，便邀拢这些人，唱起“地花鼓”来，群众喜闻乐见。
2、皮影戏
皮影吸又叫灯影戏或影子戏。是以特制的透明牛皮或驴皮，现改用皮纸衬壳雕镂绘制而成的影人来表演的，在灯光透射的屏幕后面做出各种动作，表演戏剧情节和故事，伴之以音乐、唱腔和道白，是一种民间艺术。此戏始于汉，盛于宋，用湘剧和花鼓戏唱腔，在长沙等地颇为流行。长沙皮影戏以造型生动，制作精巧，操作细致著称。其剧目有历史剧、神话剧和现代剧。其中寓言剧和儿童剧更为精彩。如《龟与鹤》、《两朋友》、《采蘑菇》、《乌鸦与狐狸》、《哪吒闹海》等。望城县城关镇被誉为“皮影之乡”。
3、湘绣
湘绣是湖南的一种传统手工艺品。在望城农村流传尤为突出、经久不衰。湘绣构图优美、锈艺精湛，色彩鲜艳，风格豪放，与苏绣、粤绣、蜀绣并誉为中国四大名绣。有“超级绣品”之誉。
湘绣起源于湖南民间刺绣，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1958年长沙出土的公元前五世纪以前的楚墓中，就有精致的龙凤刺绣品。1972年马王堆出土的距今2100多年的西汉古墓随葬物，有更多的绣衣、绣料。1898年前后，许多优秀画师参与湘绣技艺的改革，使湘绣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
湘绣是以丝线在绸缎等高级材料上绣制而成的精细工艺品。它同其它刺绣工艺品一样，具有以绘画为基础，运用各种针法与色线刻划形象的共性，又有其显著独特特点，即强调用概括、写实的手法，突出绣线的光学特性，抓住本质，精细入微的刻划物象的外形和内质，以造成远观气氛浓厚，近看出神入化的艺术效果。湘绣的画稿以中国画为基础，“以针代笔，以线景色。”在针法上，以掺针为主，现已发展到有七十多种针法，以表现不同物象、不同自然纹理的特点。在锈线上，运用丰富多彩的色彩，十分强调色级变易，明暗自然变化。一幅优秀的湘绣作品，能融会我国传统的绘画、刺绣、诗词、书法、金石艺术于一体，使诗情画意溢于针线之间。高超的艺术境界，真有绣鸟鸟语，绣花花香之妙。
湘绣的名牌产品一狮、虎，在国际上享有很高声誉，被视为艺术珍品。用湘绣特有的毛针绣的老虎，体毛宛然有根，象长着的活毛，质感很强，毛下筋骨雄健。再配以“虎视眈眈”的双眼，把猛虎的粗纩神威刻划得淋漓尽致，无怪乎这种绣品在国外被称为“巧夺天工”。
近年来湖南省湘绣研究所的艺人在艺术上孜孜追求，创造出了难度更高的“双面异色绣”。它是在一块透明的绣料上，一次绣成两面完全一样的、两面同形异色的，甚至两面异形异色的作品。刻划人物神态精细入微，绣面不露针痕，转动框架，宛如立体雕塑。在国际展览中，轰动一时，被赞为“魔术般的艺术”。
湘绣产品分日用品和欣赏品两大类。如作为大型客厅陈设的气势宏伟的大中堂、大挂屏，小客厅挂的小幅条屏，书案上摆设的精致小巧的座屏，沙发上铺的华丽椅垫、靠垫，床上用的雅致床罩、被面，妇女们穿的绣花礼服、梳妆用的镜套、披肩，外出用的提包及绣花睡衣、晨衣、小孩用的披风等等。湘绣画面有花鸟，走兽，人物，山水，虫鱼，书法，肖像等。不论工笔画，兼工带写画，版画，水彩画，油画，照片，无不可以刺绣。
4、纸剪
纸剪是一种民间艺术，长沙望城是湖南的重要产地之一。每逢节日和婚寿喜庆。妇女们用彩纸剪成《百鸟朝凤》、《喜鹊登枝》、《福寿图》以及吉祥如意、人寿年丰等图案，张贴于门窗，以增添欢乐气氛。望城的剪纸表现手法，风格粗犷淳朴，干净洒脱，多以禽兽为题材，饶有乡土气息，多不需画稿，信手剪来。另有一种较精细复杂的作品则先有画稿，剪刻并举，重富丽秀美，讲究构图，以装饰风格见长。这里的人物剪纸，受皮影戏影响较大，动态感强，生活情趣浓郁。望城县书堂、友仁是有名的“剪纸之乡”。有民间老艺人200多个，中国剪纸学会会员3人，湖南省剪纸研究会会员24人。
5、棕编
是长沙地区的传统工艺品，系用棕榈叶编成的各种动物，种类很多，如鸟、虫、鱼、虾、鹤、蛇等，形象*真，栩栩如生。曾参加德国莱比锡世界博览会，人们赞叹它“不可思议”，法国艺术馆特意收购珍藏。
棕榈为常绿乔木，望城县湘江东及长沙县农村各地都有种植，艺人们采集棕叶，编织成各种小动物，成为“江南一绝。”
6、铜官陶瓷
距长沙铜官古窑2公里的湘江下游，有一座小集镇叫铜官镇，这里山峦起伏，陶瓷资源丰富，是我国著名的陶瓷产地之一，有“陶都”之称。
铜官陶瓷，历史悠久，在马王堆汉墓中就有铜官的陶制品。至唐代陶业生产达到极盛，生产的陶制品有100多种。产品器物以釉下才彩为主要特征，同时与贴花、印花、雕塑、刻划等技艺结合。当时这里生产的陶器经丝绸之路运往国外。
铜官陶业虽然历史悠久，却到建国以后才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景象。旧时落后的龙窑，已被先进的隧道窑、方窑和圆窑所代替。现在铜官陶器分建筑用陶、日用陶和美术陶三类。建筑陶中有翠绿欲滴的琉璃瓦，挺拔秀丽的竹节，精巧玲珑的花窗，五彩缤纷的雕栏以及造型优美的麒麟、狮、虎、龙、凤和玉兔等，特别是各种陶制建筑构件，用以组装楼台亭榭，铺设通幽曲径，具有浓郁的东方艺术魅力。日用陶瓷讲究款式新颖、系列配套、设计精巧、美观实用。有花枝俏丽的食品缸、小巧精巧的旅行，蒸饭、炒菜、盛菜的三用钵，配套齐全的酒具、茶具等。特别是仿古茶具，釉以琉霞、风格别致，即使茶具，又是古玩，实用鉴赏兼备。翡翠“绣墩”“寿星”及“财神”、“太白醉酒”等艺术陶品。令人十分喜爱。1976年研制成功的炻瓷，它是以精制陶土作胎，用制瓷工艺加工，外面采用彩釉装饰的新型产品。细腻如瓷，润泽如玉，坚固如石，耐铁打碰撞和高温蒸煮，此种杯盘碗碟铁落地上，可完好无损，且不含镉、铅之类有毒物质，深受中外各界的欢迎。
7、糯米粽子
是民间的风味小吃，糯米1000克，纯碱3克，鲜蓼叶500克，白糖适量。将糯米淘洗干净，浸泡上时，取出搅拌。将鲜蓼叶用开水煮十分钟，剪去蒂，将大小叶搭配好叠成“十”字架，用绳捆成把，放在清水中泡四、五小时，去除涩味。然后将蓼叶摺成三角形斗状，灌入糯米，包成菱角形，用细麻绳扎紧，人锅煮两小时左右，熟透后拌白糖食用，其味清香可口。现在还有加入绿豆、红豆、莲仁、火腿肉等多品种的。粽子在长沙望城县是五月端午节的节日食品，吃粽子也是纪念伟大爱国诗人屈原的传统习俗，表示对屈原的祭奠。
8、湘粉
湘粉，又名“南粉”，因产地在湖南而得名。望城县湘江西岸是主要产区，人们又称做“西粉”。望城县制作湘粉已有400多年的历史。它与山东的龙口粉，北京的清河粉同享盛名，畅销国内外市场。
湘粉是以蚕豆、川豆、绿豆、饭豆、赤豆、四季豆等作原料，又以蚕豆为主。不论采用那种豆类，都必须以少量的绿豆作芡粉，才能做出优质的粉丝。它的生产过程要经过泡、磨、洗、炕、晒等。
湘粉营养丰富，烹调简便，味道鲜美，既柔软，又爽口，是人们喜爱的一种名菜。佳节喜庆，常有湘粉上席。现在生产的湘粉，丝条均细，洁白透明，拉力强，耐煮等优点。包装讲究，携带方便，畅销国内外。
9、格塘毛尖
产于望城县格塘，此茶在谷雨前采摘鲜叶，做工精细，外形均整，色泽翠绿，白毫显露，叶片柔软，香味持久。
10、民间灯彩
灯彩是望城普遍流行的民间工艺品，在节日和喜庆时悬挂于门首和厅堂，以渲染气氛。相传始于西汉，以后历代都有制灯工艺。民间艺人利用本地所产竹、木等材料，制成各色花灯，加以彩绘或刺绣装饰，结构精巧，古朴雅典，美观大方。望城流行的灯彩主要有:
走马灯
是民间纸扎艺术，是用蔑做骨架，用彩纸糊成方形或圆形的灯笼，用纸片剪*、马，贴在纸轮上，把纸轮安放在灯笼中间。利用灯光热气，冲动纸轮旋转，于是，人和马表成动感。
宫灯
是特种手工制品。它是以雕竹、雕木、雕漆、镂锏等框架，镶以绢纱、玻璃或牛角片，加以精致彩绘或嵌以翠玉珠宝。现今则采用铝合金等金属，有机玻璃璐珞、塑料等新式材料制作。宫灯是一种豪华照明艺术装饰。
花灯
花灯是民间各种艺术灯笼的总称。望城县流行的有各种几何形、动物抽象形等象征吉祥花灯，一般用于民俗节日。
11、姜盐芝麻豆子茶
望城县铜官、靖港一带爱吃姜盐芝麻豆子茶，是民间一种风俗习惯。将生姜(捣碎)，放(小量)食盐、炒熟的芝麻、黄豆或黑豆(倒入)茶罐内，然后手提茶罐摇均倒入茶杯待客，香脆可口，味胜“湘西擂茶“。
12、黑麋峰云雾茶
产于望城县旅游风景区的黑麋峰，茶味独特，清凉可口回味无穷，色泽清晰叶枝细腻，但产量不高，受地势条件所限，当地人们用作招待上乘之客，惜日用作贡品。
13、黑麋峰野生动物
黑麋峰因山势险峻，气候宜人，生态保护有独特的自然条件。山上已发现有狐狸、山猪、野猪、野猫、狗犴、白面子、刁鼠、冰狸、猫头鹰、红腹锦鸡、鹧鸪等100余野生动物。
14、黑麋峰珍惜动物
黑麋峰山上许多名贵植物鲜为人知。有中华猕猴桃、绒毛皂菜、杨梅、板栗、桢楠、青檀、银鹊树、石槠、五味子、龙胆、黄皮树、柴桂、黄山药等，仅中草药已查明就由00余种。
15、丁字湾麻石
产于望城县湘江东丁字湾一带，麻石(又名花岗岩)质地坚硬，色泽鲜明，是制作雕塑和建筑材料的上乘材料，本世纪初就远渡重洋销往伦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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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3-10-28 04:01
自商周以来，中原王朝都一直认为自己居天人之中，是“天朝上国”，是世界的主体，故自称“中国”、“中华”；而周边乃至更远的地区与国家都是蛮夷戎狄居住的化外之地。这样，他们与中原王朝的关系自然被限定为自下而上的朝贡关系。朝贡外交的实质是名义上的宗主认同外交，并不是扩张式的帝国外交，因而，在*导向上则是“王者不治夷狄，来者不拒，去者不追”。在实施过程中，便形成了一个定式：凡肯朝贡的国家、地区、部族，不论远近，不论是否有过恩怨前嫌，一概慨然接纳；凡要与中原王朝建立关系、展开外交者、必须以朝贡方式进行。进至清朝，外国使节们到来后，都要先安排学习各种朝贡礼仪，会见之时，要以藩属朝贡觐见之方式，行跪拜礼。
既然朝贡外交的实质是名义上的宗主认同外交，因而它的目的只是要造就“四夷顺而天下宁”，造就万邦来朝、八方来仪的盛世，并没有其他帝国那种军事的、经济的功利要求。西汉董仲舒所言“正其谊不计其利，明其义不计其功”可以视为这一外交思想的总纲。在这一总纲下，中原王朝对于肯称臣朝贡者，或册封，或建羁縻州府，或仅止于朝贡往来，别无其他更多的要求。如汉代对日本倭奴国王的册封，也是注重形式与名义，没有近世其他国家那种宗主国对附属国的军事控制与经济掠夺关系。就羁縻关系而言，也是如此。唐高宗平定西突厥后，在归附的中亚地区设置了一大批都督府及州县，对这些府州县，唐朝王朝均实行羁縻*，即以当地原有的国王或首领为都督、刺史，他们不仅职位可以世袭，而且可以有自己独立的军队，其贡赋版籍也不上户部，唐王朝也不干预各国内政。至清王朝，对于其羁縻下的浩罕、塔什干、布哈拉、博洛尔、巴达赫尚、阿富汗等国的*也是如此。
在这一外交*下，中国历史上的对外战争也就很少有掠夺性战争，很少有主动进攻的战争，防御性战争远多于进攻性战争。
除极少数历史时期外，即使是进攻，也是以攻为守，而不是出于掠夺的需求。这样，中国古代王朝的对外战争大多都是劳民伤财，最终导致了国库空虚，国内各种矛盾激化；而且战争获胜后，对于肯向王朝称臣纳贡降服者，往往是赏赐有加。因而可以说没有真正意义上的胜仗。
与之相联系，中国历代王朝除成吉思汗外，很少进行过真正的远征。为数很少的几次远距离作战，也都在自己的附属国中，即便是汉武、唐宗之伟业，也不是依托军事征服，他们在军事打击之后多班师回朝，退回原地，只要求对主的附属与臣服。而在西方历史上，只要有强大帝国的出现，必然伴随着一系列的军事征服与远征，无论是亚述帝国、罗马帝国还是后来的奥斯曼帝国，都是如此。其原因当在于东西方经济结构与文化社会结构的不同所致。
在这一外交*下，中国王朝的对外交往不仅不以经济利益为目的，相反，还以经济的付出换取朝贡来仪的名义。
自汉以来，凡来朝贡者，中国王朝都大量回馈，盛情相待。汉武帝曾专门设“酒池肉林，以飨四夷之客”，让他们陪同出游各地。清王朝为接待英国马嘎尔尼使团所用招待费用不下十七万英镑，全部费用耗费白银八十五万两左右。为了让英国“贡使”看到中国“民物康阜，景象恬熙”而“知感知畏”，乾隆还安排马嘎尔尼一行由内陆至广州，也是沿途款待，劳民伤财。中国使臣之外行，则是多携礼物，大量赠送。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时，即率随员三百人，带牛羊万头以及大批的绢帛、钱币、价值“数千巨万”；郑和第一次下西洋，就有宝船六十二艘、士卒两万七千多人，并带有大量的绢帛、瓷器、茶叶以及金银钱币。每到一地，都是大加赠送，动员当地首领到中土朝贡，并不攻城略地或进行经济掠夺。郑和七次下西洋，都是如此。这样，各国前来朝贡者大大增加，从一般使臣到国王本人，往来者不绝。但明王朝的财政却无法维系这一“盛举”，致使国库空虚，财政危机。这与晚于郑和的哥伦布等人开辟新航路的结果大相径庭。
在这一外交*之下，中国王朝的对外贸易也有着突出的朝贡贸易色彩。
所谓朝贡贸易，就是通过两国官方使节的往返，以礼物赠答进行交换的贸易方式。在中国古代，每一次官方使节的往返都伴随着礼物的“交易”。如曹魏明帝时，倭国女王遣使送来牲口十人、班布二匹三丈，明帝赠还锦五匹、毛毯十张、各色丝织物百匹，以“答所献贡值”。南朝刘宋时代，印度笈多王朝旃陀罗笈多二世专门致书宋文帝，提出“若有所须，珍奇异物，悉当奉送……愿二国信使往来不绝”，其用意是要刘宋也同样对待，以达到交易的目的。除此之外，中外商人打着朝贡、奉使的旗号进行国际贸易者更是不乏其人。如张骞以后，西遣的使节多贫人子弟与“妄言无行之徒”，他们只是要“私具县官赍物，欲贱市以私其利外国”。这样凭借*资本以使节名义出行的商人“一辈大者数百人，少者百余人”；一年之中“使多者十余（辈）。”也难怪大宛对于这些人“非出币帛不得食，不市畜不得骑用”。外国使节中也不乏冒名的商人。 宾“奉献者皆行贾贱人，欲通货市买，以献为名”。东汉时到洛阳的罗马敦王的使节，后人一致认为是大秦商人伪托。这一贸易形式一直延续到明清时代。
明清时代，面对近代国际贸易的不断发展，他们仍然顽固地认为：“天朝物产丰富，无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货物以通有无。”一方面坚持把贸易归入朝贡体系中；另一方面，继续奉行“厚往薄来”的*。如明朝即规定：“凡贡使至，必厚待其人；私货来，皆倍偿其价。”这样的朝贡贸易自然会使各国纷纷来“贡”，其结果则是明王朝“岁时颁赐，库藏为虚”。只好对来贡者的时间、次数加以*。如明朝对安南即规定三年一贡，使者不过三四人，但安南却总是提前来贡，人数与贡物也超出规定。其目的当然是要换回更大的经济利益。
当然，在朝贡贸易中，中国王朝并不是无所要求，更不是不讲回报。只是在这一贸易体系中，*动机大于经济目的，奢侈消费的需求大于对商业利润的追求。他们的根本动机是造就“四海宾服，八方来仪”的宏大场面。而对奢侈性消费的需求又使官方外贸的着眼点放到了使用价值上，不注重货币的增值。西汉桑弘羊就主张“天下高我下，天下轻我重”，即低价出口，高价进口，使转口商人获取超额利润，而封建*则得到使用价值的满足。至于流出的大量黄金与绢帛，在他们看来都是“纤微之贡，所以诱外国而钓胡羌之宝也”。由于对外贸易的入超，中国黄金、铜币大量外流，形成了“府库之藏流于外国”的局面，这对中国古代国家的财政产生了不良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