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文化的文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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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2-10-27 2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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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3-09-30 14:02
日本国名称的由来
日本原本没有名字。在古代日本神话中，日本人自称其为“八大洲”或“八大岛”等。
据《后汉书》记载，我国古代称日本为“倭”或“倭国”。公元五世纪日本统一后，定名为“大和”。
七世纪后半叶，日本遣唐使根据中国皇帝国书中的称呼将其国名改称为“日本”，意为“太阳升起的地方”，一直沿用至今。日本人也一直是视太阳为图腾的。
隋唐之后，日本开始大规模接受汉文化，随着对中国文化的了解越来越多，日本对“倭国”称呼越来越不满意。据《新唐书·日本传》记载：咸亨元年（670年），倭国遣使入唐，此时倭国已“稍习夏言，恶倭名，更号日本。使者自言，因近日出，以为名”。所以，日本国的国名，当是中国隋朝皇帝无意赐予的。
——李二和《海上七千年》
徐福东渡与日本弥生文化的兴起
秦始皇二十八年（公元前219年），这位一心想传位万世的皇帝在“南登琅邪”、“留三月”的海上巡游时，接到了齐人徐福等方士的上书，说海中有“三神山”，于是，秦始皇便“发童男女数千，入海求仙道”。
徐福首次渡海的出发地，是在山东半岛南端的琅邪。琅邪是当时的一个古港，早在春秋时，这一带的航海家们就从这里出海，航达朝鲜半岛，而后顺半岛沿岸航行，经过对马岛到达日本九洲。
徐福第二次出海的始发港，由于尚没有找到史书详细记载而说法不一。徐福村人（赣榆）传说是农历的十月十九日，从他的家乡赣榆下海。另一个说法是在山东崂山。还有一种说法是，徐福第二次出海走的仍是第一次的航线，也是在琅邪。《史记·淮南衡山列传》中称，徐福第二次航海时，诈称仙人索取“百工之事”，遂“资之五谷种种百工而行”。如据此推断，徐福有可能走的仍是上次的旧航路。不仅如此，而且也由此我们得知徐福二渡日本，带去了古代中国的“百工之事”，如汉字、中草药和水稻种植等许多文化和科学技术。
徐福东渡日本，促成了一代“弥生文化”的诞生。那时，日本还没有文字，也没有农耕。徐福给日本带去了文字、农耕和医药技术。为此，徐福自然成了日本人民心目中的“农神”和“医神”。这是随着考古及两国人民之间的交往逐步被发现和发掘的。近年来，在日本福冈县板付的考古遗址中，又发现了碳化米粒遗存，经碳十四测定，与在朝鲜半岛釜山金海地区发现的碳化米为同一类型。说明在同一个历史时期，日本人民开始了农业生产，尤其是水稻种植。无独有偶，恰在同一时期，日本也开始使用青铜器和铁制生产工具以及丝织品等，而且开始有了文字。所有这些，都与此前的日本绳纹文化没有任何传承关系。日本学界、考古界公认：弥生文化源于中国北方沿海文化。这也是日本文字为什么和汉字酷似的根本缘由。中国文化对日本的影响几乎无处不在，徐福对中日文化的交流可谓贡献重大。
《礼记·射义》传入日本，成就了日本弓道。古代中国的《礼记·射义》思想传入日本，孕育了日本射箭中的“文射”仪礼。日本现代的弓道正是将《礼记·射义》和江户时代的《射法训》一道奉为国之经典的。重要的不只是中日弓箭技艺的交流，当更是治国思想的接纳与融合。强弓精箭，曾是渔猎为生的古代日本人最具杀伤力的兵器。但当这样一个颇具杀伤力的利器遭遇中国的《礼记·射义》之后，日本却出现了不以杀伐为目的的“文射”，射箭从此演绎成了张弓搭箭、竞射饮酒的娱乐文化，日本的社会也从此诞生了君臣之义、长幼之序。
——李二和《中国水运史》
弥生文化
大约在公元前2世纪至公元3世纪，日本历史进入弥生时代。所谓弥生文化，是指日本绳纹文化之后的一个重要历史时期，由于最先是在日本东京弥生町发现出土了一大批陶器而定名。它起自公元前二百多年，至公元后三百多年之间，恰好相当于中国的战国末年及秦汉时期。在弥生文化遗址中，除陶器外还出土了大量的铜剑、铜鉾、铜铎等。铜铎以*日本为多，铜剑、铜鉾则大多在九州。日本学界认为，加工这些器物的原料和技术来自中国。日本学者八木奘三郎说，中国山东省有类似铜剑、铜鉾的器物出现；梅原末治等学者说，“铜鉾之见于日本，无疑意味着中国秦汉人的东渡”。此外，在弥生町遗址中，还出土了中国古钺、古镜和秦式匕首和汉字等。日本人很喜欢葫芦，这都与中国入海的方士有关。日本学者村新太郎着文，盛赞中国稻米传入日本的重大意义。他说：“稻米拯救了日本列岛饥饿的人们。无论如何稻米要比其他一切都值得感谢。米与牲畜、贝类不同，可以长久贮藏。不久，村落形成了国家。”稻米的传入，结束了日本的渔猎生活，开始了农耕。那么，日本始终把徐福奉为“农神”和“医神”当在情理之中。近年，据统计，在日本的徐福遗迹不下五十多处。清代驻日使馆参赞黄遵宪写有“避秦男女渡三千，海外蓬沄别有天。镜玺永传笠缝殿，倘疑世系出神仙”一诗，并注有“日本传国重器三：曰剑、曰镜、曰玺，皆秦制也。”日本新宫有徐福墓，还有1071字的墓碑。新宫市内更有制作和销售“徐福天台乌药”、“徐福寿司”、“徐福酒”等商品的。在速玉神社内，陈列着徐福所用过的鞍、蹬等物。新宫蓬莱山内还有“徐福神龛”，被称为“徐福之宫”。每年都有“御船祭”、“灯祭”等，都是祭祀徐福的活动。传说日本还有500年一度的“徐福大祭”。中国文化对日本的影响几乎无处不在，徐福对中日文化的交流可谓贡献重大。当然，他的东航还有许多未解之迷。比如“方丈”、“瀛洲”果为今之“济州岛”和“琉球岛”吗？徐福在此二处有何作为？等等。为此，海内外已成立了徐福研究会，更有倡立“徐福学”者。以便对徐福航海、天文、地理、医药、宗教、冶炼、民族、人种、语言、哲学、民情、民俗等领域进入深入的研究与考证。
徐福东渡给日本所带去的一切文明，都是在中国造船技术和高超的航海技术基础上得以实现的。
——李二和《海上七千年》
绳纹文化
日本历史始于石器的出现，绳纹时代即是日本的石器时代。考古发掘出的那个时期的陶器表面带有丰富多彩的草绳模样，史称绳纹陶器。绳纹陶器历史久远，外观渐趋复杂，花纹日益丰富多彩，说明其时陶器工艺的成熟以及石器加工的发达。尽管当时日本已经处于新石器时代，但因岛国的地理位置，致使当时欧亚*的先进文化未能进入日本。绳纹人群居坚穴，仍以捕鱼、狩猎、采集为生，不知农耕。生产力的滞后，亦使其当时社会滞留在母系氏族公社阶段。巫术支配人们的原始社会生活，也支配着人们的精神生活。
古坟文化
从公元三四世纪到六七世纪，以畿内为中心，全国各地建造了许多以前方后圆坟为代表的高冢古坟，标志着日本由弥生文化进入古坟文化的时代。古坟的建筑需要征集大批劳动力，坟内陪葬有镜、剑、勾玉等精致工艺品，象征着死者生前拥有强大权力。这与一般民众死后的简易安葬形成鲜明对照，说明强大的*集权已经形成，即以畿内为中心的大和国终于在5世纪初统一了日本。这个时期，日本从*不仅源源不断地输入物质文明，而且开始导入*的精神文明。一方面，移居日本的汉人和朝鲜人即所谓“归化人”开始使用汉字记事，一方面，中国的阴阳、天文等知识传入日本。到6世纪，儒家经典、佛教等亦经朝鲜半岛传入日本，揭开了日本精神文化的序章。由此可知，日本原初文化的萌发和形成经历了漫长的历史时期。从迄今关于绳纹、弥生和古坟文化的研究来看，日本原初文化是原始社会的日本人在与外部自然的斗争中、在寻求和丰富自身物质生活的过程中产生的，并且一旦岛国日本与外界取得联系，外来先进文化便立即被导入，成为日本文化的生长激素。其次，在精神文化上，巫术和祭祀支配着原始社会日本人的社会生活，这种原始信仰为日本民族宗教－神道教的形成提供了基矗第三日本原初文化的形成与日本民族、国家的形成几乎同步，二者关系密切，不可分离。即以大和地区为中心，融合诸民族而形成为“大和民族”；“大和国”也终于统一了“百余国”，建立起天皇制国家。 大和国统一日本后，不仅吸取中国先进的生产技术，而且开始吸取中国的*制度，特别在推古朝改革进程中（554－628），以圣德太子（574－662）为首的改革派精心研究中国经典，博采从中国和朝鲜传入的各种先进思想和文化，尤其是圣德太子制定的十七条*更是兼取中国法、儒、墨及佛家等思想，结合日本具体情况制定的。在大化革新中（646），孝德天皇（587－654）则仿照唐代官制，全面进行**改革，从而把日本社会推进到法制完备的*集权的封建制国家。从7世纪到19世纪中叶，是日本的封建社会的历史时期，历经飞鸟（593－710）、奈良（710－794）、平安（794－1192）、镰仓（1192－1333）、室町（1333－1573，含南北朝、战国）、安土桃山（1573－1603）、江户（1603－1868）等时代。
早期的封建社会（飞鸟、奈良、平安时代）的日本文化，集中体现为白凤、天平文化和平安文化。所谓白凤文化是指大化革至奈良时期的文化，天平文化泛指整个奈良时期的文化。此间，日本主动与隋唐建立密切关系，积极摄取隋唐、特别是唐代文化，有力地推动了日本文化的发展。佛教传来后便为朝廷所利用，受到朝廷保护以至成为国教。以奈良药师寺为代表的佛教艺术，成为当时日本文化史上的一大景观。另外，在使用汉字记事的基础上，日本借用汉字的音和义标记日语的音和声，创造了“万叶假名”，并用之创造了和歌集《万叶集》。至此，日本结束了只有语言没有文字的历史，这是日本文化史上划时代的大事。随着假名的出现，日本文学逐渐占据主流地位。建筑与雕刻、绘画与音乐、书道与茶道等，也都各展“和风”，显示日本文化的独自特色。
中期封建社会（镰仓、室町时代）的日本文化，以武士文化为特色。武士，本意为学习武艺，执掌军权者。它在日本作为新兴阶层出现是9世纪中期以后的事。那时，随着庄园实力的强大，为*农民，对抗国司，保卫庄园利益便组建私人武装力量，谓之武士团。镰仓幕府的建立，标志着以武士为统治阶级的武家政权已经成为支配日本的实际力量。镰仓幕府衰败时朝廷试图夺回政权未果，室町幕府执政。与以朝廷为中心的贵族文化比较，武士文化则倾向于大众，包含许多新的大众文化因素。就武士阶层自身而言，在以主仆契约为人际关系原则中形成的人伦道德，既有践踏生灵的非人性的一面，又有忠诚于主人的新的道义活力的一面；武士的道德也因时代而异，必须对之加以具体分析。以武士的军旅生活为题材的武士文学，与武士心境相吻合的禅宗的流行，以及各类理论著作的出现，都是这一时期日本文化史上的新特点。
后期封建社会（安室桃山、江户时代）的日本文化，亦即江户时代（又称德川时代）的文化。江户时代历时260余年，时日本封建社会成熟期也是崩溃期。由于长期的社会稳定，经济繁荣，加之一度锁国，致使前近代的日本文化异常繁荣，臻于成熟。概言之，江户文化的主潮流不外是：其一，中国的儒学、特别是朱子学取得独尊的地位，成为官方意识形态，推动日本精神文化的发展。其二，具有日本独特的思想文化的创出与繁盛。其三，西方文化的受容与研究。 德川末期（1845－1867），日本同时迎来了民族危机和封建制的危机。从18世纪中叶起，欧美列强开始窥视日本。1854年佩里率美国舰队第二次叩关，迫使日本签订《日美亲善条约》，日本的大门被打开；继之签订的“安政五国条约”，结束了200余年的锁国*，把日本置于半殖民地的地位，加深了全面沦为殖民地的民族危机。与此同时，开港后国内各种阶级矛盾激化，在“尊王攘夷”的旗帜下发对幕府*的斗争高涨。尽管幕府作了一些改革，试图摆脱内外危机，终因封建的幕藩*病入膏肓而于1868年崩溃，明治*成立。从此，日本揭开了近代史的新篇章。
明治时代（1868－1912）是日本资本主义形成、发展并走向帝国主义的时代，也是日本从19世纪迈入20世纪的世纪之交的时代。从文化史上看，明治文化一方面要为明治初期新*建立近代资本主义国家*提供依据，又要为其后的资本主义近代化建设服务；另一方面日本文化还要完成自身的转型，展开文化本身的发展。从总体上看，明治文化大体经历了启蒙与西化、批评与反思、折衷与创造这样三个阶段。
明治初期，刚刚从封建*中脱胎出来的新*，为实现向资本主义的彻底转变，提出文明开化、殖产兴业、富国强兵三大*。文明开化意味着从前近代社会的解放、意味着资本主义近代化。当时日本已经认识到既要汲取西方的物质文明，更要汲取其精神文明。被誉为国名教师的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说：“文明有两个方面，即外在的事物和内在的精神”，文明外形易取，而文明精神难求。”因此，他提出一个“首先改革人心，然后改革政令，最后达到有形物质”，在日本实现现代文明的模式。于是，以“明六社”为中心，一批有为的知识分子掀起了思想启蒙运动，西化大潮冲击着日本列岛，荡漾着社会的方方面面、角角落落，震撼着日本人的心。但是，潮水有涨必有落。在西化热潮稍事冷却后，国粹主义者复出，试图否定启蒙成果，复活传统。在批评复古逆流肯定文明开化大方向的同时，有识者也对前期思想文化界的混乱进行反思，根据日本近代社会发展的需要，探索以导入的西方文化为媒介，创造日本现代文化的道路。可以说，明治后期文化已经完成落现代转型，并且在与西方文化共流、撞击与相融中，探索出现代日本文化发展的独自道路。 大正时代（1912－1926）是短暂而相对稳定的时期。该时代的根本特征，是大正民主主义风潮席卷文化的各个领域。自中日甲午战争、日俄战争后，日本垄断资本迅速发展过程中，不论在城市，还是在农村，都逐渐形成落一个新的中间阶层机中产阶级。这一阶层在*上反对当时的军阀官僚*，要求实现政党*，实施普选，从而形成大正民主主义运动。在此时代背景下产生的大正文化带有鲜明的现代性，即主张确立近代自我，宣扬个人主义、理性主义，成为大正文化的基调。大正民主主义思想的核心是民主主义，倡导民主主义的理论代表吉野作造认为，政权运作的终极基础在于民众，起最终决策也应符合民众意向。以民为本是吉野*思想的根基。他虽然承认天皇制，但主张实现名副其实的君主立宪制，即*军阀、官僚*，扩大议会的权力。从当时的历史条件看，吉野的思想无疑有着积极的进步意义。在民主主义的时代风潮下，大正时期的哲学社会科学也一展新貌。新康德学派的理想主义哲学领域，而波及整个知识界。作为新康德学派之日本版的文化主义、人格主义、教养主义，一时风靡思想界。文化主义在肯定文化价值的同时，还强调人的主体性，由之而泛起人格主义思潮，即把人格价值视为唯一的伦理价值。为大正文化推波助澜的岩波书店刊出许多新书，并于1915年到1917年推出哲学丛书，宣传理想主义哲学，被称为“岩波文化”。此外史学家津田左右吉对日本古代史的合理主*释，民俗学家柳田国男对前人尚未涉足的庶民生活的研究，有力地推动了大正社会科学研究的发展。
在大正时期，如果说*思想以民本主义为代表，哲学以新康德学派的理想主义为代表的话，那么，文学领域则以“白桦”派为代表。以武者小路实笃为首的一批年轻作家于1910年4月创刊文学杂志白桦，形成很有影响的文学派别“白桦”派。至1923年（大正12年）停刊的13年间，该派高举新理想主义旗帜，展开活跃的文学活动，居大正文坛主流地位。他们不满于日趋衰落的自然主义文学，提倡“通过个人或个性发挥人类意志的作用”，把“尊重自然的意志和人类的意志，探索个人应该怎样生活”作为该派文学的目标。以此思想为指导，他们创作出许多内容丰富、形式新颖的作品，哺育了不少知名作家。白桦派运动还超出文坛，在教育界乃至社会上产生广泛而深刻的影响。此间，戏剧、美术、音乐等文化领域，都展现出异于明治文化的新貌。
大正文化清新而繁荣，然而，大正时代未及展开便匆匆消逝，短命的大正文化亦随之落下帷幕。 1989年裕仁天皇逝世，皇太子明仁即位，年号平成。上世纪的最后十年是世界格局发生急剧变化的十年，在冷战结束，世界正向多极化发展，包括日本在内的世界各国都在为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而努力。新的国际环境也给日本文化带来影响。素有吸纳多元文化之长的日本文化在把自身融入世界文化的过程中，将更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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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3-09-30 14:02
日本国名称的由来
日本原本没有名字。在古代日本神话中，日本人自称其为“八大洲”或“八大岛”等。
据《后汉书》记载，我国古代称日本为“倭”或“倭国”。公元五世纪日本统一后，定名为“大和”。
七世纪后半叶，日本遣唐使根据中国皇帝国书中的称呼将其国名改称为“日本”，意为“太阳升起的地方”，一直沿用至今。日本人也一直是视太阳为图腾的。
隋唐之后，日本开始大规模接受汉文化，随着对中国文化的了解越来越多，日本对“倭国”称呼越来越不满意。据《新唐书·日本传》记载：咸亨元年（670年），倭国遣使入唐，此时倭国已“稍习夏言，恶倭名，更号日本。使者自言，因近日出，以为名”。所以，日本国的国名，当是中国隋朝皇帝无意赐予的。
——李二和《海上七千年》
徐福东渡与日本弥生文化的兴起
秦始皇二十八年（公元前219年），这位一心想传位万世的皇帝在“南登琅邪”、“留三月”的海上巡游时，接到了齐人徐福等方士的上书，说海中有“三神山”，于是，秦始皇便“发童男女数千，入海求仙道”。
徐福首次渡海的出发地，是在山东半岛南端的琅邪。琅邪是当时的一个古港，早在春秋时，这一带的航海家们就从这里出海，航达朝鲜半岛，而后顺半岛沿岸航行，经过对马岛到达日本九洲。
徐福第二次出海的始发港，由于尚没有找到史书详细记载而说法不一。徐福村人（赣榆）传说是农历的十月十九日，从他的家乡赣榆下海。另一个说法是在山东崂山。还有一种说法是，徐福第二次出海走的仍是第一次的航线，也是在琅邪。《史记·淮南衡山列传》中称，徐福第二次航海时，诈称仙人索取“百工之事”，遂“资之五谷种种百工而行”。如据此推断，徐福有可能走的仍是上次的旧航路。不仅如此，而且也由此我们得知徐福二渡日本，带去了古代中国的“百工之事”，如汉字、中草药和水稻种植等许多文化和科学技术。
徐福东渡日本，促成了一代“弥生文化”的诞生。那时，日本还没有文字，也没有农耕。徐福给日本带去了文字、农耕和医药技术。为此，徐福自然成了日本人民心目中的“农神”和“医神”。这是随着考古及两国人民之间的交往逐步被发现和发掘的。近年来，在日本福冈县板付的考古遗址中，又发现了碳化米粒遗存，经碳十四测定，与在朝鲜半岛釜山金海地区发现的碳化米为同一类型。说明在同一个历史时期，日本人民开始了农业生产，尤其是水稻种植。无独有偶，恰在同一时期，日本也开始使用青铜器和铁制生产工具以及丝织品等，而且开始有了文字。所有这些，都与此前的日本绳纹文化没有任何传承关系。日本学界、考古界公认：弥生文化源于中国北方沿海文化。这也是日本文字为什么和汉字酷似的根本缘由。中国文化对日本的影响几乎无处不在，徐福对中日文化的交流可谓贡献重大。
《礼记·射义》传入日本，成就了日本弓道。古代中国的《礼记·射义》思想传入日本，孕育了日本射箭中的“文射”仪礼。日本现代的弓道正是将《礼记·射义》和江户时代的《射法训》一道奉为国之经典的。重要的不只是中日弓箭技艺的交流，当更是治国思想的接纳与融合。强弓精箭，曾是渔猎为生的古代日本人最具杀伤力的兵器。但当这样一个颇具杀伤力的利器遭遇中国的《礼记·射义》之后，日本却出现了不以杀伐为目的的“文射”，射箭从此演绎成了张弓搭箭、竞射饮酒的娱乐文化，日本的社会也从此诞生了君臣之义、长幼之序。
——李二和《中国水运史》
弥生文化
大约在公元前2世纪至公元3世纪，日本历史进入弥生时代。所谓弥生文化，是指日本绳纹文化之后的一个重要历史时期，由于最先是在日本东京弥生町发现出土了一大批陶器而定名。它起自公元前二百多年，至公元后三百多年之间，恰好相当于中国的战国末年及秦汉时期。在弥生文化遗址中，除陶器外还出土了大量的铜剑、铜鉾、铜铎等。铜铎以*日本为多，铜剑、铜鉾则大多在九州。日本学界认为，加工这些器物的原料和技术来自中国。日本学者八木奘三郎说，中国山东省有类似铜剑、铜鉾的器物出现；梅原末治等学者说，“铜鉾之见于日本，无疑意味着中国秦汉人的东渡”。此外，在弥生町遗址中，还出土了中国古钺、古镜和秦式匕首和汉字等。日本人很喜欢葫芦，这都与中国入海的方士有关。日本学者村新太郎着文，盛赞中国稻米传入日本的重大意义。他说：“稻米拯救了日本列岛饥饿的人们。无论如何稻米要比其他一切都值得感谢。米与牲畜、贝类不同，可以长久贮藏。不久，村落形成了国家。”稻米的传入，结束了日本的渔猎生活，开始了农耕。那么，日本始终把徐福奉为“农神”和“医神”当在情理之中。近年，据统计，在日本的徐福遗迹不下五十多处。清代驻日使馆参赞黄遵宪写有“避秦男女渡三千，海外蓬沄别有天。镜玺永传笠缝殿，倘疑世系出神仙”一诗，并注有“日本传国重器三：曰剑、曰镜、曰玺，皆秦制也。”日本新宫有徐福墓，还有1071字的墓碑。新宫市内更有制作和销售“徐福天台乌药”、“徐福寿司”、“徐福酒”等商品的。在速玉神社内，陈列着徐福所用过的鞍、蹬等物。新宫蓬莱山内还有“徐福神龛”，被称为“徐福之宫”。每年都有“御船祭”、“灯祭”等，都是祭祀徐福的活动。传说日本还有500年一度的“徐福大祭”。中国文化对日本的影响几乎无处不在，徐福对中日文化的交流可谓贡献重大。当然，他的东航还有许多未解之迷。比如“方丈”、“瀛洲”果为今之“济州岛”和“琉球岛”吗？徐福在此二处有何作为？等等。为此，海内外已成立了徐福研究会，更有倡立“徐福学”者。以便对徐福航海、天文、地理、医药、宗教、冶炼、民族、人种、语言、哲学、民情、民俗等领域进入深入的研究与考证。
徐福东渡给日本所带去的一切文明，都是在中国造船技术和高超的航海技术基础上得以实现的。
——李二和《海上七千年》
绳纹文化
日本历史始于石器的出现，绳纹时代即是日本的石器时代。考古发掘出的那个时期的陶器表面带有丰富多彩的草绳模样，史称绳纹陶器。绳纹陶器历史久远，外观渐趋复杂，花纹日益丰富多彩，说明其时陶器工艺的成熟以及石器加工的发达。尽管当时日本已经处于新石器时代，但因岛国的地理位置，致使当时欧亚*的先进文化未能进入日本。绳纹人群居坚穴，仍以捕鱼、狩猎、采集为生，不知农耕。生产力的滞后，亦使其当时社会滞留在母系氏族公社阶段。巫术支配人们的原始社会生活，也支配着人们的精神生活。
古坟文化
从公元三四世纪到六七世纪，以畿内为中心，全国各地建造了许多以前方后圆坟为代表的高冢古坟，标志着日本由弥生文化进入古坟文化的时代。古坟的建筑需要征集大批劳动力，坟内陪葬有镜、剑、勾玉等精致工艺品，象征着死者生前拥有强大权力。这与一般民众死后的简易安葬形成鲜明对照，说明强大的*集权已经形成，即以畿内为中心的大和国终于在5世纪初统一了日本。这个时期，日本从*不仅源源不断地输入物质文明，而且开始导入*的精神文明。一方面，移居日本的汉人和朝鲜人即所谓“归化人”开始使用汉字记事，一方面，中国的阴阳、天文等知识传入日本。到6世纪，儒家经典、佛教等亦经朝鲜半岛传入日本，揭开了日本精神文化的序章。由此可知，日本原初文化的萌发和形成经历了漫长的历史时期。从迄今关于绳纹、弥生和古坟文化的研究来看，日本原初文化是原始社会的日本人在与外部自然的斗争中、在寻求和丰富自身物质生活的过程中产生的，并且一旦岛国日本与外界取得联系，外来先进文化便立即被导入，成为日本文化的生长激素。其次，在精神文化上，巫术和祭祀支配着原始社会日本人的社会生活，这种原始信仰为日本民族宗教－神道教的形成提供了基矗第三日本原初文化的形成与日本民族、国家的形成几乎同步，二者关系密切，不可分离。即以大和地区为中心，融合诸民族而形成为“大和民族”；“大和国”也终于统一了“百余国”，建立起天皇制国家。 大和国统一日本后，不仅吸取中国先进的生产技术，而且开始吸取中国的*制度，特别在推古朝改革进程中（554－628），以圣德太子（574－662）为首的改革派精心研究中国经典，博采从中国和朝鲜传入的各种先进思想和文化，尤其是圣德太子制定的十七条*更是兼取中国法、儒、墨及佛家等思想，结合日本具体情况制定的。在大化革新中（646），孝德天皇（587－654）则仿照唐代官制，全面进行**改革，从而把日本社会推进到法制完备的*集权的封建制国家。从7世纪到19世纪中叶，是日本的封建社会的历史时期，历经飞鸟（593－710）、奈良（710－794）、平安（794－1192）、镰仓（1192－1333）、室町（1333－1573，含南北朝、战国）、安土桃山（1573－1603）、江户（1603－1868）等时代。
早期的封建社会（飞鸟、奈良、平安时代）的日本文化，集中体现为白凤、天平文化和平安文化。所谓白凤文化是指大化革至奈良时期的文化，天平文化泛指整个奈良时期的文化。此间，日本主动与隋唐建立密切关系，积极摄取隋唐、特别是唐代文化，有力地推动了日本文化的发展。佛教传来后便为朝廷所利用，受到朝廷保护以至成为国教。以奈良药师寺为代表的佛教艺术，成为当时日本文化史上的一大景观。另外，在使用汉字记事的基础上，日本借用汉字的音和义标记日语的音和声，创造了“万叶假名”，并用之创造了和歌集《万叶集》。至此，日本结束了只有语言没有文字的历史，这是日本文化史上划时代的大事。随着假名的出现，日本文学逐渐占据主流地位。建筑与雕刻、绘画与音乐、书道与茶道等，也都各展“和风”，显示日本文化的独自特色。
中期封建社会（镰仓、室町时代）的日本文化，以武士文化为特色。武士，本意为学习武艺，执掌军权者。它在日本作为新兴阶层出现是9世纪中期以后的事。那时，随着庄园实力的强大，为*农民，对抗国司，保卫庄园利益便组建私人武装力量，谓之武士团。镰仓幕府的建立，标志着以武士为统治阶级的武家政权已经成为支配日本的实际力量。镰仓幕府衰败时朝廷试图夺回政权未果，室町幕府执政。与以朝廷为中心的贵族文化比较，武士文化则倾向于大众，包含许多新的大众文化因素。就武士阶层自身而言，在以主仆契约为人际关系原则中形成的人伦道德，既有践踏生灵的非人性的一面，又有忠诚于主人的新的道义活力的一面；武士的道德也因时代而异，必须对之加以具体分析。以武士的军旅生活为题材的武士文学，与武士心境相吻合的禅宗的流行，以及各类理论著作的出现，都是这一时期日本文化史上的新特点。
后期封建社会（安室桃山、江户时代）的日本文化，亦即江户时代（又称德川时代）的文化。江户时代历时260余年，时日本封建社会成熟期也是崩溃期。由于长期的社会稳定，经济繁荣，加之一度锁国，致使前近代的日本文化异常繁荣，臻于成熟。概言之，江户文化的主潮流不外是：其一，中国的儒学、特别是朱子学取得独尊的地位，成为官方意识形态，推动日本精神文化的发展。其二，具有日本独特的思想文化的创出与繁盛。其三，西方文化的受容与研究。 德川末期（1845－1867），日本同时迎来了民族危机和封建制的危机。从18世纪中叶起，欧美列强开始窥视日本。1854年佩里率美国舰队第二次叩关，迫使日本签订《日美亲善条约》，日本的大门被打开；继之签订的“安政五国条约”，结束了200余年的锁国*，把日本置于半殖民地的地位，加深了全面沦为殖民地的民族危机。与此同时，开港后国内各种阶级矛盾激化，在“尊王攘夷”的旗帜下发对幕府*的斗争高涨。尽管幕府作了一些改革，试图摆脱内外危机，终因封建的幕藩*病入膏肓而于1868年崩溃，明治*成立。从此，日本揭开了近代史的新篇章。
明治时代（1868－1912）是日本资本主义形成、发展并走向帝国主义的时代，也是日本从19世纪迈入20世纪的世纪之交的时代。从文化史上看，明治文化一方面要为明治初期新*建立近代资本主义国家*提供依据，又要为其后的资本主义近代化建设服务；另一方面日本文化还要完成自身的转型，展开文化本身的发展。从总体上看，明治文化大体经历了启蒙与西化、批评与反思、折衷与创造这样三个阶段。
明治初期，刚刚从封建*中脱胎出来的新*，为实现向资本主义的彻底转变，提出文明开化、殖产兴业、富国强兵三大*。文明开化意味着从前近代社会的解放、意味着资本主义近代化。当时日本已经认识到既要汲取西方的物质文明，更要汲取其精神文明。被誉为国名教师的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说：“文明有两个方面，即外在的事物和内在的精神”，文明外形易取，而文明精神难求。”因此，他提出一个“首先改革人心，然后改革政令，最后达到有形物质”，在日本实现现代文明的模式。于是，以“明六社”为中心，一批有为的知识分子掀起了思想启蒙运动，西化大潮冲击着日本列岛，荡漾着社会的方方面面、角角落落，震撼着日本人的心。但是，潮水有涨必有落。在西化热潮稍事冷却后，国粹主义者复出，试图否定启蒙成果，复活传统。在批评复古逆流肯定文明开化大方向的同时，有识者也对前期思想文化界的混乱进行反思，根据日本近代社会发展的需要，探索以导入的西方文化为媒介，创造日本现代文化的道路。可以说，明治后期文化已经完成落现代转型，并且在与西方文化共流、撞击与相融中，探索出现代日本文化发展的独自道路。 大正时代（1912－1926）是短暂而相对稳定的时期。该时代的根本特征，是大正民主主义风潮席卷文化的各个领域。自中日甲午战争、日俄战争后，日本垄断资本迅速发展过程中，不论在城市，还是在农村，都逐渐形成落一个新的中间阶层机中产阶级。这一阶层在*上反对当时的军阀官僚*，要求实现政党*，实施普选，从而形成大正民主主义运动。在此时代背景下产生的大正文化带有鲜明的现代性，即主张确立近代自我，宣扬个人主义、理性主义，成为大正文化的基调。大正民主主义思想的核心是民主主义，倡导民主主义的理论代表吉野作造认为，政权运作的终极基础在于民众，起最终决策也应符合民众意向。以民为本是吉野*思想的根基。他虽然承认天皇制，但主张实现名副其实的君主立宪制，即*军阀、官僚*，扩大议会的权力。从当时的历史条件看，吉野的思想无疑有着积极的进步意义。在民主主义的时代风潮下，大正时期的哲学社会科学也一展新貌。新康德学派的理想主义哲学领域，而波及整个知识界。作为新康德学派之日本版的文化主义、人格主义、教养主义，一时风靡思想界。文化主义在肯定文化价值的同时，还强调人的主体性，由之而泛起人格主义思潮，即把人格价值视为唯一的伦理价值。为大正文化推波助澜的岩波书店刊出许多新书，并于1915年到1917年推出哲学丛书，宣传理想主义哲学，被称为“岩波文化”。此外史学家津田左右吉对日本古代史的合理主*释，民俗学家柳田国男对前人尚未涉足的庶民生活的研究，有力地推动了大正社会科学研究的发展。
在大正时期，如果说*思想以民本主义为代表，哲学以新康德学派的理想主义为代表的话，那么，文学领域则以“白桦”派为代表。以武者小路实笃为首的一批年轻作家于1910年4月创刊文学杂志白桦，形成很有影响的文学派别“白桦”派。至1923年（大正12年）停刊的13年间，该派高举新理想主义旗帜，展开活跃的文学活动，居大正文坛主流地位。他们不满于日趋衰落的自然主义文学，提倡“通过个人或个性发挥人类意志的作用”，把“尊重自然的意志和人类的意志，探索个人应该怎样生活”作为该派文学的目标。以此思想为指导，他们创作出许多内容丰富、形式新颖的作品，哺育了不少知名作家。白桦派运动还超出文坛，在教育界乃至社会上产生广泛而深刻的影响。此间，戏剧、美术、音乐等文化领域，都展现出异于明治文化的新貌。
大正文化清新而繁荣，然而，大正时代未及展开便匆匆消逝，短命的大正文化亦随之落下帷幕。 1989年裕仁天皇逝世，皇太子明仁即位，年号平成。上世纪的最后十年是世界格局发生急剧变化的十年，在冷战结束，世界正向多极化发展，包括日本在内的世界各国都在为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而努力。新的国际环境也给日本文化带来影响。素有吸纳多元文化之长的日本文化在把自身融入世界文化的过程中，将更繁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