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董西厢”到“王西厢”反应了戏剧的哪些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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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2-11-23 20: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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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3-04-24 20:52
《西厢记》是我国古典戏曲中的典范作品之一，这部戏曲赢得了人们的喜爱，该剧完美体现出了“愿普天下有情人都成眷属”这一喜剧主题。
其实，《西厢记》并不是一开始就具有如此巨大成就的，《西厢记》的发展演变也可以说，是迎合了人们审美倾向的结果。
在金代，一位有真知灼见和高度才华的作者出现了，这位作者就是写诸宫调《西厢记》的董解元。“诸宫调”是北宋形成的一种大型说唱艺术形式。
董解元用一个宫调统辖若干曲牌，构成一“套”，把许多“套”连接起来，插入说白，讲唱长篇故事的形式第一次以《西厢》故事为题材，写出鸿篇巨制的艺术精品。
董解元多才多艺，最可贵的是他冲破封建阶级对待爱情的传统观念，大胆地赞美了男女自愿结合的爱情。董解元眼光极其尖锐，看出要全面歌颂崔莺莺就必须从根本上改变张生的性格不可，这样才能把他所讴歌的爱情升华到真善美的境地。这样的构思是需要足够胆识的，因为它越美就是同封建道德越尖锐的对立。
董解元的这次改写是对《莺莺传》主要思想的批判。这种批判是通过艺术实践产生的真正形象进行的，所以有巨大说服力。
张生在诸宫调《西厢记》作者董解元的笔下，变成了一个风流倜傥、朴质钟情、乐观又带几分幽默气质的正面青年。改变张生性格是关涉到变更原作主题思想带有实质性的变动，它引起情节的连锁变化。
既然张生是忠于爱情的，作者董解元看出制造悲剧的一个隐秘因素，也就是《莺莺传》中不曾揭破的一个幕后人物老夫人，是她拆散了崔莺莺和张生的美满姻缘，她才是罪魁祸首。
董解元将《莺莺传》改成了具有鼓子词性质的诸宫调故事，他决然地把老夫人推到前台，让观众看到她是个背信弃义、破坏良缘的“封建顽固派”，应该鸣鼓攻之。作者经过这样改动，使诸宫调《西厢记》故事具有了鲜明反封建性，它的思想和社会意义大为提高。
在此基础上，诸宫调中《西厢记》的内容又引起一个重要连锁变化，它使原作《莺莺传》的矛盾关系发生了质的改变。
原作崔莺莺和张生的矛盾，变为崔莺莺和张生为争取婚姻自主和老夫人之间的矛盾。原来崔莺莺和张生的矛盾带有张生品德败坏以及更多伦理道德性质，《西厢记》中的矛盾则具有鲜明社会性。
诸宫调中《西厢记》实际反映了古代青年在婚姻问题上的反封建斗争，打击了王公贵族腐朽的封建思想，反映了大众的心理愿望，它所触及问题的深度和广度远远超过《莺莺传》，作品被赋予了高度的艺术生命力。
诸宫调《西厢记》中崔莺莺的性格特色，仍是含蓄深沉却富有叛逆性的，她对爱情的追求更为真挚炽烈。作者董解元还出色地塑造出一个天真聪明、泼辣大胆的红娘形象，用灵巧俏皮的笔墨写她穿针引线，*之美，令人可喜。
此外，作者同时还创造了见义勇为的法聪和尚。这一系列正面形象的成功创造，都可以体现出诸宫调《西厢记》这个题材的思想性和艺术性在流变中的进步和提高。
诸宫调《西厢记》使故事中的反封建势力大为增强。作者的胆识表现在情节的安排上，他把崔莺莺和张生作为正义的一方，用同情的笔触写他们和庞大封建势力展开尖锐的冲突。
为了力展这个冲突，作者设计安排了一连串新的情节，比如“赖婚”、“闹简”、“赖简”、“拷红”、“长亭”等，这些情节曲折而富有吸引力，把一个“冷淡清虚”的爱情故事写得热闹诱人。
王实甫的杂剧《西厢记》在情节规模、结构布局，都是在董解元《西厢记》基础上奠定的。王实甫的《西厢记》除了内容上对董解元的《西厢记》的承继与发展这一关键外，形式上的不同和创新也是一个重要因素。
从作品形式来看，王实甫把“董西厢”的叙事体改为戏剧的代言体。使人物复杂变化的心理活动得到更充分更细腻的揭示。
王实甫的《西厢记》从剧本组织来看，“王西厢”分本分折，使作品内容得到了更集中体现。王实甫在宫调运用上，注意到气势的连贯和与剧情的一致性，使人物情感得到彻底倾吐，内容中心与特色得到更深层次的开掘和更大程度展现。
王实甫《西厢记》在男主人公形象的塑造上，作者不仅写出了张生的痴情与风流，更写出他的才华，以及他的软弱，使他成为封建社会中多情软弱的才子代表。
王实甫《西厢记》中聪明、伶俐、热心、正直的丫环红娘，给人们留下了深刻印象，并且在后来剧作中一再出现，取得了比崔莺莺更为重要的地位。
《西厢记》董解元版是一首充满警句美词的长篇抒情诗，写景绘情，两穷其妙。从《莺莺传》到董解元《西厢》，构成杂剧《西厢记》的深厚艺术传统。
《西厢记》杰出成就，并不是王实甫一人凭空创造出来的，它不是无源之水、无根之木，它是植根于深厚的艺术传统之中，经过长期的滋育蜕变出来的，所以《西厢记》才具备了登峰造极的艺术成就。
《西厢记》可谓是我国文学史和戏曲史上的一部杰作，这部作品深刻的反封建礼教的思想性和精湛优美的艺术性赢得了古往今来无数观众的喜爱。正是这部作品的诞生，使得作者王实甫当之无愧地成为我国一位杰出的语言艺术大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