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村经济》读书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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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2-11-10 15: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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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3-11-26 20:30
一、《江村经济》一书的基本信息
①《江村经济》的创作背景
《江村经济》一书是费孝通先生的成名作。1935年，在清华大学的导师史禄国教授的主张下，费孝通先生到广西大瑶山调查，但不幸失事受伤。经过医治之后，他在第二年暑期的时候回到家乡休息。就在这个期间，他接受他的姐姐的建议，去吴江县庙港乡开弦弓村参观访问。后来，费孝通先生出国留学，新的导师马林诺夫斯基得知他曾经在开弦弓村进行过调查，便直接指导费孝通先生进行论文写作。这篇论文在通过了博士论文答辩之后，经过他的导师马林诺夫斯基介绍到书局出版，他的导师马林诺夫斯基还亲自给费孝通先生的《江村经济》作序，这就是今天的《江村经济》。
②什么是江村？
“江村”是费孝通先生在做对开弦弓村的社会调查时所起的化名。开弦弓村坐落在太湖东南岸，位于长江下游，在上海以西约 80 英里的地方，其地理区域属于长江三角洲，行政上当时归属于吴江县管理。这个地方有很多适宜耕种的洪积冲积平原，但大部分地方还是平川。这里水陆交通比较发达，几乎家家户户都有船。这里百分之九十的土地都用于种植水稻，同时开弦弓村也是当时中国国内重要的蚕丝业中心之一。该村与费先生的故乡同属吴江，吴江也是江苏的一个村子，费孝通先生的别名费彝江中也有一个“江”字。为了叙事的方便，便取了“江村”作为化名。
二、江村及其中国农村社会关系问题（第三章至第八章）
①农民的家庭关系
在农村中的基本社会群体就是家，而占中国农村家庭单位中又占了很大比重，因此。农民的家庭社会关系问题成了围绕中国农村存在和发展的基本问题。
第三章至第六章，费孝通先生重点探讨的中国农民家庭的社会关系、人际交往生活等基本问题。关于传统的中国农民家庭，费孝通先生认为中国人所说的“家”，是一个扩大化的家庭概念。在人类学的概念里，家庭是指一个包括父母及未成年子女的生育单位。而中国人所说的“家”，却是一个扩大的“家庭”。它是以父母关系为核心，以父系血缘关系为纽带的社会单位。（注意，在传统中国家庭伦理中，子女辈女性在结婚后自动脱离原有的家庭社会关系）。中国人概念中的“家”不仅包含了人类学里“家庭”的概念，还把成年或已婚子女甚至远房近房的父系亲属。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差异呢？这是因为传统中国农村长期处于精耕细作的小农经济状态中。小农经济的经济形态则要求以集体主义的社会形式来组织生产，因此“家”的范围在中国被扩大化。
另一方面，中国人概念中的“家”更加强调子女与父母之间的相互依存。这种强大的黏性关系有利于保证社会的延续和家庭成员之间的合作。
从这种解释来看，也可以解释中国农村的婚育问题， 费孝通先生在他的另一本著作《生育制度》里面对生育问题做过如下评价：“为了更好地生育下一代，人类诞生了婚姻制度，而不是为了性以及生育的合法界定，但这又保证了人类世代的延续。”这句话放在传统的中国农村莫不如是，由于脆弱的小农经济，中国农民长期生活在较为贫困的状态，中国农民家庭需要足够多的劳动力才能维持其生存，因此在中国农村家庭成员的人数特别是男丁的人数较多（计划生育之前），生育的问题就成为传统农村的头等大事，围绕生育问题所产生的一系列社会关系（包括婚恋形式、家庭伦理）构成了中国农村的基本社会伦理体系。
这一套伦理体系是植根于父系血缘关系社会中的，因此，长辈的威权大于一切，在家庭里，晚辈即使已婚，依然从属于长辈的父母。在整个农村社会里，即使自己家财万贯，也依然要听从长老和乡绅的指导。家长制似乎贯穿了整个农村，必然会对婚恋生育有所干预。因此，家长的意志了成为农村婚恋甚至生育行为的前提。
而在伦理体系之外，围绕着生育伴生的还有农村的的部分文化活动，农村生育文化应运而生。包括婚恋文化、迷信文化等活动，这一切都是围绕着生育而生的。
家长对晚辈的婚恋都存在着不同程度下的干预，婚姻的安排更多是看重经济效益而不是遵从人的自我意愿。因此，这样的婚姻组建起来的家庭存在不和睦的可能性。而为了维持这种婚姻关系，传统儒家的“三纲五常”大行其道。用儒家伦理强行压制住了个人意志。使得这种婚姻关系在农村坚如磐石般存在几千年。
在传统农村社会里，女性是没有权利的，由于劳作能力相对有限，女性在传统农村的经济地位完全不如男性，而且在抚养成本上，女性相对要比男性成本稍高一点，因此在农村，女性没有相应的权利。这在婚姻关系中表达得十分明显。女性无权向丈夫提出离婚，而丈夫却可以随意休妻。女性这个性别在婚姻关系中似乎被赋予了“原罪”，只能通过生育子女才能减轻其承担的社会压力。
然而吊诡的是，在农村实施“重男轻女”行为的反而大多数都是女性，特别是年老的女性。在家庭关系中，婆婆往往看不起新入门的媳妇。女性长期在重男轻女的社会氛围中长大，久而久之，被重男轻女的观念*。产生刺激性认知改变，女性在传统农村面对着恶劣的社会环境，但无力改变，就会产生“性别原罪”的自我认知。对女性产生恐惧、痛恨等情绪，甚至包括自己和自己的孩子。
开弦弓村是传统农村社会的一个缩影，通过费孝通先生对开弦弓村的社会调查，我们能管窥中国传统农村的家庭伦理关系。
②农民与农村的社会关系
农民是农村的最基本生产单位。而农民的聚落就是多个基本生产单位的总和也就是农村。农村是农业社会最高的社会单位。而农民的社会交往活动，大多围绕农村的生产活动而生。农村的生产活动成为了农村社会关系的核心。一些传统的节日就是在农事活动中诞生的。农民之间的社交很多时候都是通过传统节日和习俗相互连接的。
在农村的社会里，还有一个重要的角色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这就是长老乡绅。在中国农村与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中。乡绅扮演着重要作用，是国家与农民之间的中间人，也是传统农村的实际统治者。但是费孝通先生在《江村经济》里对此着墨不多，在他的另一本著作《中国士绅》里有具体的论述。这里便不做展开。
农户与农村之间，有宗族作为一个纽带，通过这种虚拟的血缘关系，农村可以迅速被组织起来。但是，这种组织力受经济活动的影响较大，如果这个农村的经济活动比较依赖于集体劳作的话，这种组织力则更强。反之亦然。但是，血缘关系是确实是农村组织力的基础。没有这种血缘关系的存在，农村就无法发展。
三、江村及其中国农村的经济关系
什么对中国农村经济发展影响最大？毫无疑问是土地。在自然经济占据绝对主体的小农经济时代，土地是国家社会经济活动的重要甚至是唯一载体。围绕土地的分配及其使用问题，中国的历朝历代及其社会在各方面都做出了解决本朝土地问题一些尝试。从初税亩到摊丁入亩，历代政权都在解决土地的平衡，而历次农民起义都直接根源于*土地分配问题解决不力。书中提到的“红*会”“华中的*党运动”则是农民对于土地分配现状不满反抗的反映。土地的收成直接关系到农民的饥饿问题。这种不稳定的经济依托关系使得农民的收入非常低，大多数情况下只能温饱果腹。农村长期处于贫困状态，自然不会有什么高效的社会组织力。费孝通先生同样认为解决农村问题的关键还是填饱农民的肚子他认为。解决中国土地问题的办法不在于紧缩农民的开支，因为农民本来就是出于贫困状态，余额几乎没有，紧缩开支只能加剧农民的贫困。更重要的是增加农民的收入。
费孝通先生根据自己的观察，认为中国农村经济结构的发展模式是一种“农工混合的乡土经济”。虽然说中国农村的经济形式大多数是以种植业（特别是粮食作物）为主，一定程度的手工业经济同样在农村经济中占有重要作用。以费孝通先生考察的开弦弓村为例，开弦弓村以种植水稻的农业发展为主，以桑蚕丝工业的发展为辅。这在一定程度上证明了中国农村的经济结构并不只是一元的，而是一种混合型经济。
但是，当时的中国农村，其结构的发展模式与其说是一种“农工混合的乡土经济”。倒不如说是传统农业占主体，手工业以及部分渔猎业伴生发展的混合型经济。在这个时候，农村经济“工”的部分并不太明显。当时的中国是农工业大国，只是农村的工业是分散型的，所谓的工业形态也只是小家庭手工业或者稍大一些的合作社手工业，并不是很明显的大型工业运作，更谈不上所谓工业化。可以说，当时中国农村的工业依然处在一个极其落后原始的阶段。很显然难以生产出高质量的工业产品，自然无法同世界市场接轨，也没有什么竞争力可言。在费孝通先生考察的开弦弓村，农民生产同等品质和同样数量的蚕丝却不能从市场上得到同过去等量的纸币，因为其生产效率已经远远落后于时代。
基于这些问题，费孝通先生认为，解决中国农村困境问题要经过两个阶段：
第一步是社会再租织问题。费孝通先生赞成“土地改革、减收地租、平均地权”，认为“这种改革是必要的，也是紧迫的，因为它是解除农民痛苦的不可缺少的步骤。它将给农民以喘息的机会，排除了引起反叛的原因，才得以团结一切力量寻求工业发展的道路，只有经历这种斗争，我们才有希望真正建设起自己的国家。”通过改革，重新分配土地，以土地的重新分配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建立新的农村社会基础。通过工业化的方式让中国农村走出发展困境。
而发展中国乡土工业。就是农村发展的第二步，也是工业化的重点。这是农村发展的关键一步，它将对中国乡村工业的未来的发展产生重要影响。当时的中国（现在也是）面临着城乡差距加大的困境，最迫切需要解决的是如何发展乡村工业，带动乡村城镇化，这是解决中国当时问题的最基本出发点，这也可能是中国农村未来的归宿。
发展乡村工业，除了该有的社会经济条件做土壤外，还需要去播种去抚养。人，或者说劳动力，就充当这个播种者的作用。中国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但是劳动力资源严重不均衡。由于乡村的贫困，农村的大量青壮年劳动力都涌向城市，费孝通先生指出了这些问题，当今中国的依然存在。目前看来，我们依然需要发展乡村工业，带动乡村城镇化，实现乡村振兴。然而这个问题的解决何其容易，只能留给我们这一代有能力的科学家和*家去解决了。
四、总结
《江村经济》面世距今已经八十多年了，期间中国经历了急剧的风云变幻，但我们拨开历史的迷雾，回头再审视我们的国家、我们的社会时，你会发现有些东西依然存在着，只不过形式有所不同而已。《江村经济》对于今天的中国依然很有现实意义，开弦弓村只是千千万万中国农村的缩影，但是我们可以通过这一个小小窗口切入，窥一斑而知全豹。去认识中国农村社会，去了解中国农村社会，解决中国农村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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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3-11-26 20:30
一、《江村经济》一书的基本信息
①《江村经济》的创作背景
《江村经济》一书是费孝通先生的成名作。1935年，在清华大学的导师史禄国教授的主张下，费孝通先生到广西大瑶山调查，但不幸失事受伤。经过医治之后，他在第二年暑期的时候回到家乡休息。就在这个期间，他接受他的姐姐的建议，去吴江县庙港乡开弦弓村参观访问。后来，费孝通先生出国留学，新的导师马林诺夫斯基得知他曾经在开弦弓村进行过调查，便直接指导费孝通先生进行论文写作。这篇论文在通过了博士论文答辩之后，经过他的导师马林诺夫斯基介绍到书局出版，他的导师马林诺夫斯基还亲自给费孝通先生的《江村经济》作序，这就是今天的《江村经济》。
②什么是江村？
“江村”是费孝通先生在做对开弦弓村的社会调查时所起的化名。开弦弓村坐落在太湖东南岸，位于长江下游，在上海以西约 80 英里的地方，其地理区域属于长江三角洲，行政上当时归属于吴江县管理。这个地方有很多适宜耕种的洪积冲积平原，但大部分地方还是平川。这里水陆交通比较发达，几乎家家户户都有船。这里百分之九十的土地都用于种植水稻，同时开弦弓村也是当时中国国内重要的蚕丝业中心之一。该村与费先生的故乡同属吴江，吴江也是江苏的一个村子，费孝通先生的别名费彝江中也有一个“江”字。为了叙事的方便，便取了“江村”作为化名。
二、江村及其中国农村社会关系问题（第三章至第八章）
①农民的家庭关系
在农村中的基本社会群体就是家，而占中国农村家庭单位中又占了很大比重，因此。农民的家庭社会关系问题成了围绕中国农村存在和发展的基本问题。
第三章至第六章，费孝通先生重点探讨的中国农民家庭的社会关系、人际交往生活等基本问题。关于传统的中国农民家庭，费孝通先生认为中国人所说的“家”，是一个扩大化的家庭概念。在人类学的概念里，家庭是指一个包括父母及未成年子女的生育单位。而中国人所说的“家”，却是一个扩大的“家庭”。它是以父母关系为核心，以父系血缘关系为纽带的社会单位。（注意，在传统中国家庭伦理中，子女辈女性在结婚后自动脱离原有的家庭社会关系）。中国人概念中的“家”不仅包含了人类学里“家庭”的概念，还把成年或已婚子女甚至远房近房的父系亲属。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差异呢？这是因为传统中国农村长期处于精耕细作的小农经济状态中。小农经济的经济形态则要求以集体主义的社会形式来组织生产，因此“家”的范围在中国被扩大化。
另一方面，中国人概念中的“家”更加强调子女与父母之间的相互依存。这种强大的黏性关系有利于保证社会的延续和家庭成员之间的合作。
从这种解释来看，也可以解释中国农村的婚育问题， 费孝通先生在他的另一本著作《生育制度》里面对生育问题做过如下评价：“为了更好地生育下一代，人类诞生了婚姻制度，而不是为了性以及生育的合法界定，但这又保证了人类世代的延续。”这句话放在传统的中国农村莫不如是，由于脆弱的小农经济，中国农民长期生活在较为贫困的状态，中国农民家庭需要足够多的劳动力才能维持其生存，因此在中国农村家庭成员的人数特别是男丁的人数较多（计划生育之前），生育的问题就成为传统农村的头等大事，围绕生育问题所产生的一系列社会关系（包括婚恋形式、家庭伦理）构成了中国农村的基本社会伦理体系。
这一套伦理体系是植根于父系血缘关系社会中的，因此，长辈的威权大于一切，在家庭里，晚辈即使已婚，依然从属于长辈的父母。在整个农村社会里，即使自己家财万贯，也依然要听从长老和乡绅的指导。家长制似乎贯穿了整个农村，必然会对婚恋生育有所干预。因此，家长的意志了成为农村婚恋甚至生育行为的前提。
而在伦理体系之外，围绕着生育伴生的还有农村的的部分文化活动，农村生育文化应运而生。包括婚恋文化、迷信文化等活动，这一切都是围绕着生育而生的。
家长对晚辈的婚恋都存在着不同程度下的干预，婚姻的安排更多是看重经济效益而不是遵从人的自我意愿。因此，这样的婚姻组建起来的家庭存在不和睦的可能性。而为了维持这种婚姻关系，传统儒家的“三纲五常”大行其道。用儒家伦理强行压制住了个人意志。使得这种婚姻关系在农村坚如磐石般存在几千年。
在传统农村社会里，女性是没有权利的，由于劳作能力相对有限，女性在传统农村的经济地位完全不如男性，而且在抚养成本上，女性相对要比男性成本稍高一点，因此在农村，女性没有相应的权利。这在婚姻关系中表达得十分明显。女性无权向丈夫提出离婚，而丈夫却可以随意休妻。女性这个性别在婚姻关系中似乎被赋予了“原罪”，只能通过生育子女才能减轻其承担的社会压力。
然而吊诡的是，在农村实施“重男轻女”行为的反而大多数都是女性，特别是年老的女性。在家庭关系中，婆婆往往看不起新入门的媳妇。女性长期在重男轻女的社会氛围中长大，久而久之，被重男轻女的观念*。产生刺激性认知改变，女性在传统农村面对着恶劣的社会环境，但无力改变，就会产生“性别原罪”的自我认知。对女性产生恐惧、痛恨等情绪，甚至包括自己和自己的孩子。
开弦弓村是传统农村社会的一个缩影，通过费孝通先生对开弦弓村的社会调查，我们能管窥中国传统农村的家庭伦理关系。
②农民与农村的社会关系
农民是农村的最基本生产单位。而农民的聚落就是多个基本生产单位的总和也就是农村。农村是农业社会最高的社会单位。而农民的社会交往活动，大多围绕农村的生产活动而生。农村的生产活动成为了农村社会关系的核心。一些传统的节日就是在农事活动中诞生的。农民之间的社交很多时候都是通过传统节日和习俗相互连接的。
在农村的社会里，还有一个重要的角色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这就是长老乡绅。在中国农村与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中。乡绅扮演着重要作用，是国家与农民之间的中间人，也是传统农村的实际统治者。但是费孝通先生在《江村经济》里对此着墨不多，在他的另一本著作《中国士绅》里有具体的论述。这里便不做展开。
农户与农村之间，有宗族作为一个纽带，通过这种虚拟的血缘关系，农村可以迅速被组织起来。但是，这种组织力受经济活动的影响较大，如果这个农村的经济活动比较依赖于集体劳作的话，这种组织力则更强。反之亦然。但是，血缘关系是确实是农村组织力的基础。没有这种血缘关系的存在，农村就无法发展。
三、江村及其中国农村的经济关系
什么对中国农村经济发展影响最大？毫无疑问是土地。在自然经济占据绝对主体的小农经济时代，土地是国家社会经济活动的重要甚至是唯一载体。围绕土地的分配及其使用问题，中国的历朝历代及其社会在各方面都做出了解决本朝土地问题一些尝试。从初税亩到摊丁入亩，历代政权都在解决土地的平衡，而历次农民起义都直接根源于*土地分配问题解决不力。书中提到的“红*会”“华中的*党运动”则是农民对于土地分配现状不满反抗的反映。土地的收成直接关系到农民的饥饿问题。这种不稳定的经济依托关系使得农民的收入非常低，大多数情况下只能温饱果腹。农村长期处于贫困状态，自然不会有什么高效的社会组织力。费孝通先生同样认为解决农村问题的关键还是填饱农民的肚子他认为。解决中国土地问题的办法不在于紧缩农民的开支，因为农民本来就是出于贫困状态，余额几乎没有，紧缩开支只能加剧农民的贫困。更重要的是增加农民的收入。
费孝通先生根据自己的观察，认为中国农村经济结构的发展模式是一种“农工混合的乡土经济”。虽然说中国农村的经济形式大多数是以种植业（特别是粮食作物）为主，一定程度的手工业经济同样在农村经济中占有重要作用。以费孝通先生考察的开弦弓村为例，开弦弓村以种植水稻的农业发展为主，以桑蚕丝工业的发展为辅。这在一定程度上证明了中国农村的经济结构并不只是一元的，而是一种混合型经济。
但是，当时的中国农村，其结构的发展模式与其说是一种“农工混合的乡土经济”。倒不如说是传统农业占主体，手工业以及部分渔猎业伴生发展的混合型经济。在这个时候，农村经济“工”的部分并不太明显。当时的中国是农工业大国，只是农村的工业是分散型的，所谓的工业形态也只是小家庭手工业或者稍大一些的合作社手工业，并不是很明显的大型工业运作，更谈不上所谓工业化。可以说，当时中国农村的工业依然处在一个极其落后原始的阶段。很显然难以生产出高质量的工业产品，自然无法同世界市场接轨，也没有什么竞争力可言。在费孝通先生考察的开弦弓村，农民生产同等品质和同样数量的蚕丝却不能从市场上得到同过去等量的纸币，因为其生产效率已经远远落后于时代。
基于这些问题，费孝通先生认为，解决中国农村困境问题要经过两个阶段：
第一步是社会再租织问题。费孝通先生赞成“土地改革、减收地租、平均地权”，认为“这种改革是必要的，也是紧迫的，因为它是解除农民痛苦的不可缺少的步骤。它将给农民以喘息的机会，排除了引起反叛的原因，才得以团结一切力量寻求工业发展的道路，只有经历这种斗争，我们才有希望真正建设起自己的国家。”通过改革，重新分配土地，以土地的重新分配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建立新的农村社会基础。通过工业化的方式让中国农村走出发展困境。
而发展中国乡土工业。就是农村发展的第二步，也是工业化的重点。这是农村发展的关键一步，它将对中国乡村工业的未来的发展产生重要影响。当时的中国（现在也是）面临着城乡差距加大的困境，最迫切需要解决的是如何发展乡村工业，带动乡村城镇化，这是解决中国当时问题的最基本出发点，这也可能是中国农村未来的归宿。
发展乡村工业，除了该有的社会经济条件做土壤外，还需要去播种去抚养。人，或者说劳动力，就充当这个播种者的作用。中国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但是劳动力资源严重不均衡。由于乡村的贫困，农村的大量青壮年劳动力都涌向城市，费孝通先生指出了这些问题，当今中国的依然存在。目前看来，我们依然需要发展乡村工业，带动乡村城镇化，实现乡村振兴。然而这个问题的解决何其容易，只能留给我们这一代有能力的科学家和*家去解决了。
四、总结
《江村经济》面世距今已经八十多年了，期间中国经历了急剧的风云变幻，但我们拨开历史的迷雾，回头再审视我们的国家、我们的社会时，你会发现有些东西依然存在着，只不过形式有所不同而已。《江村经济》对于今天的中国依然很有现实意义，开弦弓村只是千千万万中国农村的缩影，但是我们可以通过这一个小小窗口切入，窥一斑而知全豹。去认识中国农村社会，去了解中国农村社会，解决中国农村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