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公辅的作品与思想
发布网友
发布时间：2022-06-08 20:07
共1个回答
热心网友
时间：2024-12-01 12:10
姜公辅所撰作品大都亡佚，遗存至今的只有一赋一策，即《白云照春海赋》和《对直言极谏策》，均收录于《全唐文》卷四四六。
《白云照春海赋》后半篇阙文，仅存前半篇三百余字。此赋以鲜碧空镜春海为韵，描写白云春海的景物之美，气势之盛，抒发了作者的志趣情感。文笔流畅，词藻华丽，视野开阔，体物写志，各尽其妙。姜公辅这篇有阙文的赋，具有很高的文学艺术价值。“鸟颉颃以追飞，鱼从容以涵泳。莫不各得其适，咸悦乎性。”“色莫尚乎洁白，岁何芳于首春。惟春色也，嘉夫藻丽；惟白云也，赏以清贞。”融体物与写志于一体，情景交融，从中可以看见作者的志趣与怀抱。《白云照春海赋》在越南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被称为“安南千古文宗。”
如果从思想学术史的角度来看，那么《对直言极谏策》的价值要远高出《白云照春海赋》之上。从此《策》不但可以看出姜公辅汉文的功力之深，而且可以窥见他的*思想和学术观点，还可以从中了解唐德宗即位初期的某些心态以及全国形势的部分侧面。此《策》既是姜公辅硕果仅存的完整作品，又是迄今所见越南人撰写的最早的一篇政论。全文如下：
问：朕闻古之善为国者，未尝不求正士，博采直言，勤而行之，辅成教化者也。朕临御日浅，政理多阙，每期忠义，切投药石。子大夫戢翼藏器，思奋俟时，今启乃沃予，当有犯而无隐。朕窃不自揣，敢慕前王，上法羲轩，下遵尧舜，还已散之淳朴，振将颓之纪纲，使礼让兴行，刑罚不用。而人犹轻犯，吏尚循私，为盗者未奔，不仁者未远，岂臣非稷契而致是乎?为君谢禹汤使之然也?设何谋而可以西戎即叙?施何化而可以外户不扃?五谏安从，三仁谁最?周昌比汉高于桀纣，刘毅方晋武于桓灵，但见含容，两无猜怒，故君不失圣，臣不失忠。子既其俦，应详往行，四贤优劣，伫辨深疑。在于朕躬所有不逮，条问之外，委悉书之，必无面从，以重不德。
对：臣闻尧舜之驭寓也，以至理理万邦，在美利利天下。百姓犹惧其未化也，万邦犹惧其未安也，乃复设谤木，询谠议，不敢满假，不敢荒宁。伏惟陛下元德统天，文思居业，慎重光之丕绪，返淳古之休风，光启宪章，畴咨管蒯，锡臣之策，思以启沃。臣狂简不知化源，谨昧死稽颡，辄陈愚虑。
制策曰：“朕窃不自揣，敢慕前王，欲上法羲轩，下遵尧舜，还已散之淳朴，振将颓之纪纲，使礼让兴行，刑罚不用。而人犹轻犯，吏尚循私，为盗者未奔，不仁者未远，岂臣非稷契而致是乎?为君谢禹汤使之然也?”大矣哉，陛下之言乎!臣闻禹称善人，不善者远矣。伏见陛下征隐逸于空山，拔夔龙于下位，聘名士，礼贤者，善无欲之徒，发惟新之诏，使吏肃人悦，法明令张，而犹曰：“君谢禹汤，臣非稷契。”此陛下让之至也!臣何敢间焉?夫中于道者，易以兴化；失其道者，难以从宜。事爽其分，则一毫以乖；事审其分，则殊途同归。计岁者非一时而可用，致理者非一日而成功，但立法于制事之初，望化于经年之外，使损益鉴于兴替，寒署渐于春秋，何忧不均理于羲轩，同光于尧舜?
制策曰：“设何谋而可以西戎即叙?施何术而可以外户不扃?”者，陛下孚惠心，和戎狄，相彼君长，解辫户庭，应以地僻遐荒，未知圣造。伏以戎狄轻而寡信，贪而无亲。视边戍申严，则请通国好；睹疆场无备，则屡起贪心。固难可以礼义和，难可以恩泽抚。取今之要，莫过于智将悍卒，设险边隅。臣伏以陛下且以恤下为心，不以西戎为虑。今请制：其边兵有常数，边将有常务，分其土而居之，给其家而业之。因其业也，而为之城池；因其将也，而为之牧守。又申严其令，使获虏马者，赏以马；使获虏羊者，赏以羊。人皆固业，战自力倍，则可少安。今积甲日深，兴戎岁广，黎人抗弊，未可勤师。伏望利物之原，息人之道，使广庶类，农桑以时，宏济济之士于朝，盛洋洋之化于野。使其来也，慕斯文物之盛；居其边也，杜其利欲之求。然后款塞而可即叙矣。夫奸邪生于豪杰，廉耻生于礼义。礼义立，孰有不耻且乎?衣食足，孰有背义趋利者乎?臣以为遂其富利之业，申其仁义之利，则外户不扃矣。
制策曰：“五谏安从，三仁谁最?”者，夫谏者以讽为先，乱国非无直言也，直言不用，故谄谀胜矣；理国非无谄谀也，谄谀不用，则直言胜矣。时逢否闭，仲尼或守其主文；今日昭明，微臣请从其直谏，臣之职也，敢二事乎?昔商纣不君，虐弃天物，三仁弼谏，藩扞宗彝，退八百之师，抑三分之众，均其忧乱，俱可称仁，较其持危，或非同德。比干知死亡之义，且曰陷君；微子去父母之邦，或云智免；进退不失其正，在于太师乎?
制策曰：“周昌比汉高于桀纣，刘毅方晋武于桓灵，俱见含容，两无猜怒，故君不失圣，臣不失忠。子既其俦，应详往行，四贤优劣，伫辨深疑。”臣闻君明则臣直，二圣以乘时开国，参佐昌图；二臣以委质造邦，克扶兴运。开忠谠之路，成不讳之朝，固拟议失伦，比方不怍，将以感君之未寤，致理于升平，绝好恶之门，传和睦之代，名高终古，传在策书，巍巍三代，斯为盛美。臣素无学术，谬窃对敡，若变其微，斯言之玷，使臣以礼，晋武宁劣于汉高；鼓怒抗辞，周昌不优于刘毅。
制策曰：“在乎朕躬，有所不逮，条问之外，委悉书之。必无面从，以重不德”者。臣固凡陋，越在侧微，仰天地之大全，空忻化育；体阴阳之广运，每荷陶甄。岂意胜诏荐临，猥垂下问，心虑陨越。夏虫不睹于春冰，曲士宁知于天道?欲申微素，进退忧惶。伏见陛下以道生成，以德复载，赏以春夏，刑以秋冬，捐金玉于江湖，反珍奇于薮泽，委符瑞为草莽，用忠良为灵庆，临群下以正德，惠兆人以厚生，诚太平之道也，刑措之渐也，臣不胜其忭。愿陛下俯仰必于是，寤寐必于是。诗云：“靡不有初，鲜克有终。”抑臣以为知终终之可以存义者，其惟圣人乎?伏惟陛下终之，臣不胜葵藿倾心之至。谨对。
德宗李适(公元742－805年)是代宗李豫长子，在讨伐安史叛军的战争中曾任天下兵马元帅，封鲁王，不久改封雍王。安史之乱平定后，以元帅功拜尚书令。因为德宗亲自参加过平叛战争，深知地方割据势力的危害，而地方割据势力的膨胀，又与朝廷**有关。因此，他在即位之初，很想励精图治，有一番作为。他曾命减乐工，损服玩，纳谠言，求多士，近文雅；去无名之费，罢不急之官，禁止宦官受赂，免除诸处岁贡。废除租庸制及一切苛捐杂税，实行两税法，按户等征居人之税，按土地征田亩之税，每岁夏、秋两征。两税法把当时紊乱不堪的税制统一起来，把征税原则由按人丁转为按*，扩大了征税面，对无地少产的农民有所好处，具有进步意义。与此同时，德宗曾设法打击藩镇，削弱地方割据势力，加强*集权，力图实现政令统一。《旧唐书·德宗本纪》载：“史臣曰：德宗皇帝初总万机，励精治道。思政若渴，视民如伤。凝旒延纳于谠言，侧席思求于多士。其始也，去无名之费，罢不急之官；出永巷之嫔嫱，放文单之训象；减太官之膳，诫服玩之奢，解鹰犬而放伶伦，止榷酤而绝贡奉。百神咸秩，五典克从。御正殿而策贤良，辍廷臣而治畿甸。”这些评论，溢美过誉，在所不免，但也多少反映了德宗即位初期励精图治的一些实际情况。《本纪》还记载，“诏山南枇杷、江南柑桔，岁一贡以供宗庙，余贡皆停。”“罢邕府岁贡奴婢。”“停梨园使及伶官之冗食者三百人，留者皆隶太常。”“剑南岁贡春酒十斛，罢之。”“诏禁天下不得贡珍禽异兽，银器勿以金饰。”“诏文单国所献舞象三十二，令放荆山之阳，五坊鹰犬皆放之，出宫女百余人。”“诏王公卿士不得与民争利。”“诏人死亡于外以棺柩还城者勿禁。”“散官豢猪三千头给贫民。”这些措施，减轻了人民负担，表示了对人民疾苦的某种体谅或同情。文单国在今之越南柬埔寨一带，所献舞象三十二头，德宗诏令放于荆山之阳，回归自然。所养鹰犬，亦悉数放之。其意义不仅可以避免玩物丧志，而且有助于保护生态环境。因此，德宗即位初期，国家*颇有起色，社会面貌为之一新。《本纪》谓德宗“御正殿而策贤良”，《姜公辅列传》载“应制策科高等，授左拾遗，召入翰林为学士”，可知姜公辅就是德宗初即位策问的“贤良”之一，这篇《对直言极谏策》便是他对策问的答卷了。
制策中有：“朕临御日浅，政理多阙，每期忠义，切投药石。……朕窃不自揣，敢慕前王，上法羲轩，下遵尧舜，还已散之淳朴，振将颓之纪纲，使礼让兴行，刑罚不用。”这些话，确有点“思治若渴”、从善如流的味道，德宗颇想振作精神，效法古圣先王，重整纪纲，扭转风气，使国家达于至治，抱负不小。但既云淳朴已散，纪纲将颓，则问题严重，困难很大。诸如“人犹轻犯，吏尚循私，为盗者未奔，不仁者未远”等等现象，层出不穷，积重难返。究竟是何原因?怎样才能解决?
姜公辅的对策，对于君道治道，对于如何治理好国家，提出了自己的一系列看法和见解，主要内容有以下数条：
一是以尧舜禹汤为君主的榜样。对策开门见山，首谓：“臣闻尧舜之驭寓也，以至理理万邦，以美利利天下。百姓犹惧其未化也，万邦犹惧其未安也，乃复设谤木，询谠议，不敢满假，不敢荒宁。……臣闻禹称善人，不善者远矣。……夫中于道者，易以兴化；失其道者，难以从宜。事爽其分，则一毫以乖；事审其分，则殊途同归。计岁者非一时而可用，致理者非一日而成功，但立法于制事之初，望化于经年之外，使损益鉴于兴替，寒暑渐于春秋，何忧不均理于羲轩，同光于尧舜?”相传尧舜时在交通要道竖立木牌，让臣民在其上写谏言，此木牌称为谤木，又称诽谤木或华表木。姜公辅希望德宗效法尧舜禹汤，行正道，纳正言，近善人，远奸佞，如此方可使君民同心，上下一德，从而达到国大治、民大安的目的。
二是认为戎狄轻而寡信，贪得无厌，对之难以礼义和，恩泽抚；主张充实国力，加强国防，发展经济，广揽人才。只要国家强大，则不必以边患为虑。姜公辅在这里是从“内诸夏而外夷狄”的立场、观点出发，提出对待西北边疆少数民族的*和方针，暴露了儒家的大汉族主义思想。《左传·闵公元年》载管敬仲言于齐侯说：“戎狄豺狼，不可厌也。诸夏亲昵，不可弃也。”《左传·襄公四年》载晋侯的话说：“戎狄无亲而贪，不如伐之。”这此言论，代表了儒家的一贯看法。姜公辅受“内诸夏而外夷狄”思想的影响，所以也宣场起“戎狄轻而寡信，贪而无亲”来了，不足为怪。他主张发展生产，加强国防，并提出了类似屯兵、屯田的具体措施，这些都是很有见地的。
三是提倡礼义，实行富民*，利用厚生，与民休息，广庶类，勤农桑，崇教化，重贤才。“夫奸邪生于豪杰，廉耻生于礼义。礼义立，熟有不耻且格乎?衣食足，孰有背义趋利者乎?臣以为遂其富利之业，申其仁义之利，则外户不扃矣。”儒家认为人民生活富足是进行礼乐教化和保持社会稳定的基础，富而后教，才易于使人向善，遵礼守法，收以良好的效果。孔子曾说过：“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7]。《论语·子路》篇记载：“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显然，姜公辅直接继承了这一思想。孔子之后，孟子、荀子等人都主张先富后教。
四是赞扬德宗厚德载物，恩泽被及草木禽兽，诚为德政。例如，“捐金玉于江湖，反珍奇于薮泽”，就是指德宗罢贡献，放舞象，出鹰犬等措施。这些措施不仅可以减轻人民的负担，而且具有维护生态平衡的环境伦理学意义，无疑是值得肯定的。姜公辅又引《诗经·大雅》所说的“靡不有初，鲜克有终”，希望德宗慎终如始，贯彻到底。言辞虽然委婉，意思却很明确，颂扬之中，隐含警告。可惜德宗并没有认真听取姜公辅的规谏，有始无终，竟把国家政局搞得一塌糊涂。姜公辅的警告，果不幸而言中!《新唐书·德宗本纪》赞曰：
德宗猜忌刻薄，以强明自任，耻见屈于正论，而忘受欺于奸谀。故其疑萧复之轻己，谓姜公辅为卖直，而不能容；用卢杞、赵赞，则至于败乱，而终不悔。及奉天之难，深自惩艾，遂行姑息之政。由是朝廷益弱，而方镇愈强，至于唐亡，其患以此。
对于姜公辅和唐德宗君臣之间的关系及其是非曲直，这段赞语可以看作是历史之公论。
从思想行事来看，姜公辅属于儒家学派是无可置疑的。但他和当时安南大多数文人学者一样，信奉三教同源之说，对佛教和道教都有好感，并不采取排斥态度。《新唐书·姜公辅列传》记载：“陆贽为相，公辅数求官。贽密谓曰：‘窦丞相尝言，为公拟官屡矣，上辄不悦。’公辅惧，请为道士。”安南文人学者一般认为，进可以儒术应世，退可以道术养身，儒道两家是相通的，各有各的长处和适用范围。看来姜公辅也信奉并且实行这样的思想观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