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以后有哪些刻碑风习？

发布网友发布时间：2022-04-22 09:29

共2个回答

热心网友时间：2023-06-25 02:31

汉代十分重视书法教育，东汉灵帝设鸿都门学，使书法教育上升不独立的艺术教育，培养了一批书法人才。*根据《尉律》来选拔书法人才，以通经艺取仕，有力地促进了书风的盛行。汉代以孝治天下，并有举孝廉制度，此风一开，厚葬盛行，加上士大夫们好名之风盛极一时，死后皆立碑颂其生平，为汉代的书家提供了用武之地。客观上促进了汉代碑刻艺术的发展。

东汉时期的隶书碑刻有三种风格。

一端庄平正、法度严谨类的碑刻。有《子游残石》《乙瑛碑》《袁博碑》《张景碑》《西岳华山庙碑》《史晨碑》《熹平石经》《王舍人碑》。

二是挺峻流丽、清劲秀逸一路的碑刻。有《礼器碑》《孔宙碑》《尹宙碑》《曹全碑》。

三是质朴高华、雄浑沈厚一路的碑刻。有《裴岑纪功碑》《鲜于璜碑》《衡方碑》《张迁碑》《石门颂》《封龙山颂》《西狭颂》《郙阁颂》。

热心网友时间：2023-06-25 02:32

论中国书法艺术的自觉从中国书法史看，文字的书写在漫长的演变之后，从东汉末年开始在观念上产生了某种崛起的契机。这是审美意识发展到一定阶段后的必然结果，是自然而然形成的。先秦到汉，各种金文和刻石上的汉字已具有明显的艺术意味，但尚未被视为一门独立的艺术。到了东汉，情况发生了变化，实用书写与审美书写分化开来，开始各走各的路。这种变化，是与西汉大规模发展的*文化有一定的关系。西汉王朝文字的书写和应用空前频繁起来，朝廷据《尉律》来课试选拔精于八体书者，任以郡县和*各机构的文吏，吏民上书奏事，如文字不规范，则举其事而纠其罪。《尉律》虽在汉武帝以经艺取士后舍而不用，但朝廷对文吏升迁，“能书”却一直是考核的一项。书法与仕途挂钩，促使了汉代人对书法的重视。为了书写的方便快速，字体冲破了秦代小篆，产生了隶书、草书等多样的写法，文字书写的好坏也成为做士人的一个必备条件，从而又使文字书写开始与文人的生活情趣联系起来。这就是书法在东汉末年发展成为一门艺术的重要条件。东汉末汉字书写的艺术自觉可以从下面四个方面去考察：第一，篆隶草行楷五种书体皆已出现，使书法具备了形式方面的条件；第二，实用书写与审美书写，过去是含糊地交杂在一起，到了东汉发生了某种程度上的分化；第三，在这一时期，出现了真正意义上的书法家；第四，在这个时期才有了真正意义上的书法理论。本文拟着眼于上面四个标志，对东汉末书法艺术自觉的背景进行研究。一、五体的完备两汉是各种书体孕育、产生和演变的时期。隶书、草书、行书和楷书在笔法和形体结构上，与篆书相对单一匀称的格局相比大为丰富。而篆书在汉代已不是实用性书体了，它只在某些庄重的场合上使用。（一）隶书写法的完成早在秦朝时，日常使用中已产生笔画方折、结体简约、书写便捷的隶书。当时奏事、官狱繁多，而隶书书写因方便、简易被广泛使用。隶书的出现大大地改变了汉字书写方式。与篆书的不分起止、没有首尾的线条相比，隶书的线条起止分明，且充满了提按顿挫的运动感。这种新书体一出现就迅速地代替了篆书，除了实际应用方便的原因，也不容忽视它加强了书写者对笔墨趣味的体味和把玩。从西汉简牍文字中，我们可以看到篆书的图案意味被迅速地弱化，渐渐形成了汉代隶书的基本造型和用笔方式。在汉代，隶书本身还在不断发展，走向成熟，由西汉早期偏于纵势的古隶演变为有明显波磔而偏于横势的隶书。这种习见于东汉中后期碑刻中的隶书，即后人一般所称的八分书。东汉中晚期是隶书的全盛时期。碑刻是东汉书法的主要遗存，东汉人立碑的风气，与这时流行的阴阳五行、天人感应等谶纬学说的社会氛围有关，文字的刻石具有某种神秘的含义，同时也与东汉大力表彰贤良方正、有名节的人有关。因此，尽管当时*重要公告都以章草来抄写，但对碑刻文字却十分严肃，通常写得规范而整齐。正是从碑刻上，汉代人成熟发展了一套规范的隶书写法，反过来说，正是在大量的碑刻活动中，规范的隶书写法也找到了广大的用武之地。与金文相比，东汉石刻可以说是走向庶民化。青铜器放置的环境是很贵族气的，所以它应用的范围较窄，从而给它带来了大抵庄重典雅的风格。而石刻则不然，因为造福乡里、铺路架桥，十里八村的乡民醵资树碑，以扬功德。又如长者去世，生前行善积德，后辈子孙为之竖一块石碑，以记行实，以彰道德风尚……这样的生活内容和需求，每家每村都可能有，于是就竖碑成风，书法庶民化的渠道被打开。一般来说，碑文不仅讲究其文章内容，而且也重视书法水平，因为这表示对碑主的尊重。这种情况无疑给书法作品带来大量创作的契机，这就是东汉书法艺术兴起的主要原因之一。书法一旦走向平民阶层，它在风格上是无法依国君、贵族等少数人的口味加以人为控制的，于是出现了书写风格的多元性。这归因于社会环境对风格的刺激与影响。（二）行书和楷书的出现汉代篆、隶、章草诸体成熟，行书和楷书虽最后产生并成熟，然而它们也在这个时期已开始出现。日本清原实门在《四山摩崖研究》中说：“大致说来，秦汉时期，篆、隶书向楷、行、草书发展，书体显得多样化，今天的楷、行、草的雏形就是在那时形成的。” 八分书有较强的装饰性，笔画讲究起止，多用于正规场合，以示庄重。但日常应用为了简便省事，逐渐产生了一种也是由古隶分化出来的俗体隶书，它不注重波磔，转折处多作圆转，较多地使用尖撇，并出现了钩笔，一些笔画也往往连带。到东汉中后期，这种俗体隶书渐渐演变成了一种新的书体，即行书。而楷法掺于隶书之中的明显期，当属东汉中晚期。例如东汉元兴元年的《王稚子双阙》，上有“汉故”二字，其书体显然具有楷书特点，如两字之撇画已由隶书的逆笔回锋蜕变为楷书的顺势出锋，其收笔也少了波磔，而“汉”字由扁方变为正方形。再从东汉永寿二年的《朱书砖》看，该砖的书法楷意浓厚，其横画多楷书的顿锋回收，尤其是“泥”字的左旁三点，纯粹是楷书的笔法及其形态。由上可知，行书和楷书出现于东汉中晚期，随后盛行于魏晋南北朝。（三）草书的确立与盛行关于草书的产生，许慎《说文解字叙》指出：“汉兴有草书。”但从出土的秦末汉初的资料看，只有写得较为草率的隶书，尚无草书的实物。现在能见到的是在居延汉简里夹杂着的草书。由此可知，草书的出现略晚于八分书，草书中的波挑是吸收于八分书的。这种保存有隶书的笔法、字字独立的早期草书，魏晋以后为区别于连绵纵逸的今草，称之曰“章草”，而汉代人只称之为“草书”。八分书作为规范的隶书形成的同时，手写系统文字应用于实际生活中形成了两个发展方向：一是草化为章草；二是除去波磔，渐渐演化为楷书。章草的基本写法早在东汉中期已形成，当时的文件、书信、账簿甚至药方一般都用极简便的章草写成。这时候，由于章草书写的即兴式发挥和愈来愈复杂的用笔技巧被激发出来，书家们沉迷于变化多端的笔墨技巧的表现与玩味之中，由此造就了东汉末一大批爱好艺术化草书的书家。赵壹的《非草书》从反面证明了东汉末草书的艺术追求盛行。赵壹从儒家实用观点出发，认为草书是无益于圣人之治也无助于应用的赘物。他说：“乡邑不以此较能，朝廷不以此科吏，博士不以此讲试，四科不以此求备，征聘不问此意，考绩不课此字，善既不达于政，而拙无损于治。”尽管如此，人们却在孜孜不倦地追求它，赵壹生动地描写了当时的情况：“专用为务，钻坚仰高，忘其疲劳，夕惕不息，仄不暇食。十日一笔，月数丸墨。领袖如皂，唇齿常黑。虽处众座，不遑谈戏，展指画地，以草刿壁，臂穿皮刮，指爪摧折，见骨出血，犹不休辍。”为什么崔瑗、杜度、张芝等当时书家们对草书如此沉溺? 既然赵壹说草书那样无益于实用，那么只能有一种解释，就是他们发现草书里有无穷的审美世界。因此，我们可以说这些人是以充分自觉的艺术意识写汉字的第一代书法家。你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