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伯声的个人事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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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2-06-15 13: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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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3-10-25 09:31
张伯声在中华地质教育的苗圃里已做了整整60年辛勤的园丁。他为了给祖国培育地质英才，几乎是倾注了毕生的精力，亲手教育出了3000多名地质人才。在他亲自教出的学生中，许多人早已是中国煤炭、冶金、工程、石油、地质以及教育战线土的高级科技人才，有的还担任着（或曾任）总局*、副*、省（自治区）副*、院长、所长、总地质师、系主任等重要职务。他们中间有些人也已年逾古稀，是社会上倍受尊敬的人，但每当他们提到张伯声老师时，无不肃然起敬。原新疆工学院院长李耀曾经常向人们述说他在求学时因家庭困难而得到张伯声老师经济资助的动人情景。原煤田地质研究院西北分院院长袁耀庭说，他在焦作工学院冶金系求学时，就已对张伯声老师治学态度之严谨有所传闻，但因张伯声在地质系授课而无缘受教，抗战期间在西北工学院有幸给张老师当助教，才亲身体会到张老师学问的博大精深；袁耀庭还认为，他在地质学方面的系统知识是从给张老师当助教的过程中学得的。原陕西省地质局总工程师阎廉泉认为，他从张伯声老师那里学到了系统的野外观察分析方法和深入、细致、实事求是的学风。50年代初，石油部门极缺地质人才，希望找一所院校代培几届专修科。由于任务紧、招生量大，又缺少教材和专业课教师，各大学都不敢贸然接受这项任务；当张伯声知道了这一情况之后，便急国家之所急，毅然把这一任务领回了西北大学地质系。为了集中力量培养每年六七百名（连招3年）的专科生，他下了很大决心终于把辛勤培养的二、三、四年级学生在院校调整时拱手让给了北京地质学院。为了编写石油地质学讲义，他除翻译了大量英、德、法文石油地质文稿外，在年过半百、两鬓成霜的景况下又孜孜不倦地突击学习俄文，并在4个月后终能阅读俄文文献资料，大大丰富了讲课内容。西北大学地质系被中国石油界人士尊称为“中华石油地质之母”，这一殊荣同张伯声的贡献是连在一起的。
1950年美帝国主义发动朝鲜战争，并把战火烧到中国东北，引起了张伯声的无比愤慨。他亲自送大儿子参加了中国人民志愿军，还将自己多年的积蓄及老伴的金银首饰全部拿了出来捐献飞机大炮。他的实际行动极大地激发了青年学生的爱国主义精神和学习热情，学生们更乐于听从他的教诲。
他在1956年担任西北大学副校长后，尽管事务繁多，且患有高血压病，但仍坚持不脱离教学第一线。由于他知识面宽广，对地质学的多数分支学科都教过，总是没人能上的课他上，哪个教师请了假他就来补缺。他多次被评为先进教育工作者、模范*党员；60年代初，光荣地出席了全国群英会；1978年，他作为教育界的优秀代表而成为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1989年，他又分别被国家教委和陕西省总工会授予全国优秀教师和陕西省劳动模范光荣称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不久的1950年，河南省*为了在中原地区给即将开展的社会主义大建设奠定矿产资源基础，成立了豫西地质矿产考察团，并向冯景兰和张伯声两位有名的河南籍地质学教授发出聘书，请他们来该团担任地质顾问。张伯声欣然接受了故乡人民的聘请，立即带了1名助手（即现今江汉石油学院教授赵铭渠）兼程赶回河南。该团成员都十分惊讶他来得这样快。张伯声说：“为故乡人民找矿，是我20多年的心愿，但以前一直没有这样的机会，*好像摸透了我的心事。”他和冯景兰同该团团长韩影山及团员们一起，冒着盛夏酷暑，在豫西山区辗转十余县，行程逾千里，检查和评价了100多个矿点，其中有开采价值的就有30多个，为国家和地方开发矿业提供了可靠的依据。他们最重要的发现是巩县小关铝土矿（后来扩大为巩县铝土矿）和宝丰大营梁洼煤矿（后来扩大为平顶山煤矿）。这些地区的地质调查工作是集体完成的，但对它们的正确评价则主要是张伯声的意见。他青年时代在教授约翰逊陈列室里练就的岩矿基本功，在发现小关铝矿时起了决定性作用。由于炼铝业起于西方，中国学者对铝矿石接触机会甚少，一般只了解最典型的铝矿，而张伯声则能以敏锐的目光一眼判定这种貌似铁矾土的矿石主要成分是铝而不是铁。为此，他同专搞岩矿研究的同志在小关铝矿上还有过一番争论。等考察团回开封拿到矿石分析结果，证明这是品位很高的铝矿时，大家对他的野外鉴定能力无不叹服。巩县铝矿的发现，奠定了中国炼铝工业发展的基础；巩县现已成为郑州铝业公司的主要矿石基地。考察团通过对豫西多个小煤窑的地质调查，张伯声从地层和构造上进行了分析，预测到被三叠系红层大面积覆盖的平顶山区有丰富的二叠系煤层。由于他的建议，在当时十分简陋的条件下，坚持对平顶山进行了地质测量。后经勘探部门钻探证实了这一预测。平顶山煤矿不但储量大、煤质优，而且是华北最南部的一个大型煤矿，对减少“北煤南运”的花费有重要经济意义；平顶山现已发展成中原地区最大的一个矿务局，成为武汉钢铁公司的最主要焦煤资源供给地。
中原人民不忘对家乡曾作出重大贡献的知识分子。张伯声连续被河南人民选举为第一届和第二届全国*（他后来当第三届*是由陕西选举的）。他对家乡中原的感情一直很深。60年代初，他作为*视察了荥阳（既是他的家乡，又是郑州铝业公司所在地）、郑州和平顶山；70年代赴洛阳、郑州作学术报告，他顺便给家乡乔楼送去化肥；直至80年代，平顶山市和郑州的报刊记者们还常来采访、报道他的近况；1982年他受约给郑州晚报写了一篇回忆录，叫作《难忘家乡山水情》，时刻不忘哺育他成长的勤劳朴实的中原人民和中原的山川土石。 50年代中期，对中条山地层构造的争论，在中国部分学者中曾达到难解难分的地步。张伯声利用暑期带领学生实习之际，仅用1个多月时间，基本查明了中条山地质构造的主要特征，有说服力地辨别了前人争论中的是是非非，基本上较*地结束了这场争论，使人们对中条山前寒武纪构造发展的认识深化了一步。他还提出了中条山铜矿的沉积变质成因，在当时未引起重视；70年代以来，随着国际地学界层控矿床研究的兴起，他的观点突然引起了人们的兴趣，并被一系列的研究所证实。
由于张伯声对中国前寒武纪地质研究的多处贡献，他一直担任着中国地层委员会前寒武纪专业组的成员。 张伯声在30年代到50年代所进行的多次黄河水利资源调查中，发现黄土的分布不是漫山遍野地散布于任何高度上，而是在每个第四系的盆地中黄土分布都存在一个最高线，其上绝无黄土，其下则不拘高低和地形状况都可发现黄土。他把这样一个黄土分布高度的上限界线叫做“黄土线”，它代表这一盆地过去水体悬浮物质沉淀淤积的最高面。“黄土线”的发现，为黄土的“水成说”提供了一个有力的佐证。
由于“黄土线”的发现，使张伯声进而对黄河河道的发育产生了“步步前进”的看法。他认为，在上新世蓬蒂期红土层沉积之后，婴年黄河通过中宁盆地在环县流入陕北盆地；到三门期之末，婴年黄河改道，流入银川盆地，继之流入河套盆地；此时陕北盆地由于西北抬起，向东南俯倾的地壳运动，发展了许多由西北流向东南的河流，它们切穿陕北盆地东南边缘山地，注入汾渭盆地；而婴年黄河在淤满河套盆地之后，再次流入陕北盆地，并夺得古无定河河道而流入汾渭盆地；当汾渭盆地被淤满后，从三门峡一带切开出口，流入华北。张伯声重建的黄河河道发育史一反认为“远在新第三纪上新世以前晋陕间黄河河道即已存在”的传统看法；他的新见解在50年代末迅速被多数第四纪地质学者接受。 张伯声在60年代初期对陕西水系、尤其对秦岭两侧水系进行了仔细分析研究，从水系发育形态入手，推论这一地区的新构造运动史，具体指出了鄂尔多斯地块在新生代期间的几次反向翘倾给予陕北河道的发育特征以及由于秦岭的北翘南倾而导致的秦岭两侧河流发育形态的显著差异，还指出了渭河地堑——秦岭——巴山间当代的波浪状构造地貌特征。张伯声的主要论断皆被其后的地学调查和地质勘探所证实。他的洞察力和逻辑推断能力令国内构造地貌学界为之叹服。
由于他在第四纪地质构造方面的一系列成绩，曾长期担任中国第四纪研究委员会委员。 1976年唐山大地震所造成的巨大灾害以及紧接着的松潘地震在西安3次有感，引起西安地区人心惶惶，乃至生产停滞和社会秩序混乱。张伯声为此而焦急万分。为了尽快摸清陕西地震活动规律，尽管他以前从未涉足过地震研究，却仍冒着酷暑同一名助手在其办公室里夜以继日地查阅历史地震资料，绘制图表。通过2个多月的不懈努力，他终于得出了研究结论：关中乃至整个陕西地区，当今尚不具备发生强震的条件，并从理论到实践上都为陕西地震研究工作指出了方向。
他的结论在古都不胫而走，约请张伯声作地震报告的请柬和电话纷至沓来。为了弘扬科学和安定人心，他不顾年高和突击研究的劳累，带着助手在西安地区先后作了14场报告，深入浅出地阐明了研究过程与结果，以丰富的实际资料和独创性的理论使无论是内行或是外行的听众无不信服。1976年12月，张伯声与其助手合作正式完成了论述陕西地震形势的论文，尽管他们声明文责自负，但因陕西省已发布了短期地震预报，论文无处发表，于是只好印成小册子散发。到三年多以后的1980年，“地震荒”早已过去，人们念念不忘这位科学的预言家，论文终于得以发表。大凡读过这篇论文的人都会知道，他的研究结论并不是“震与不震”的问题，而在文中闪烁着他毕生的创造性理论成果，并启迪着后学者的思维。 新观点的建立起始于张伯声对过去地质实践的认真总结，而理论的发展与逐步完善又是由于他极为关注全球地学的最新进展。1959年，他通过对秦岭南北两侧地壳在不同地史时期互相作用此起彼伏的运动的论述，提出了相邻地块的“天平式运动”的概念。这实为新学说的萌芽。因为，后来他在空间上扩大范围来研究“天平式运动”，自然而然地导出了“地壳波浪”的观念。他经过对二次大战后地质科学在大洋领域研究新成果的分析，结合已知的*地质知识，将全球地壳作为一个统一整体来进行研究，发现地壳是由若干大大小小的块体镶嵌而成的。它们从几个方向看去都排列成行，就像团体操队员那样秩序井然。1962年他发表了《镶嵌的地壳》一文。虽然篇幅不长，且无插图，但该文的问世却使国内地质同行们立即承认：一个新学说诞生了，并被称之为“镶嵌说”。为了寻求地壳镶嵌构造的成因机制，张伯声翻阅了大量国内外文献，通宵不寐地思索，偶有所得便立即记录下来。他终于在1964年从前人早已废弃不用、束之高阁的依附于“收缩说”的“地球四面体理论”那里受到启示，在兼收并蓄了“收缩说”与“脉动说”的合理部分之后，赋于“四面体理论”以崭新的内涵，提出了地球在以收缩为主要趋势的脉动式演化过程中，不断激发全球四大地壳波浪系统，它们的传播和交织导致了全球地壳的波浪状镶嵌构造。
在60年代后期到70年代初，由于历史的原因，张伯声的学术研究中断，但他所创建的“镶嵌说”却以其顽强的生命力通过国外辗转传回到祖国的宝岛台湾，并立即被台湾地质学者们所接受。1972年台湾省出版的百科全书式巨著《中山自然科学大辞典》（地球科学卷）中，把“镶嵌说”列为对中国地质构造认识的首席观点。到70年代中期，“镶嵌说”发展成为“波浪镶嵌说”，并被国内地质界公认为“中国五大地质构造学派”之一，在国内有着广泛的影响，各省、市、自治区均有一批学者从事该学说的研究70年代以来，该学说在国际上的影响也在不断扩大。
地壳波浪镶嵌构造的研究无论在实践中还是在理论上都有着重要意义。根据各级各类波浪都有其固有的波长与周期的特性，可以较迅速地查明地质构造特征及矿产赋存规律。70年代以来国内外矿床学家普遍重视的“等间距找矿”，实际上恰恰是利用了地壳波浪构造的原理。张伯声在前述“地震荒”中之所以敢于“反潮流”，正是他把地壳波浪运动的周期性原理和对地壳波浪相互叠加、干涉后出现的特征的已有认识，用于地震地质实践的成功例证。科学理论对于实践的巨大指导意义从张伯声身上得到了体现。“波浪镶嵌”学说的理论意义在于，它揭示了地学领域物质运动的波浪性，确立了地壳运动的周期性和地质构造等间距性的“时—空等间距原理”以及这种时间与空间的等间距皆是可以级级次分、再次分的地质系统论，从而使学说具有了雄厚的哲学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