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王阳明提出的“格物致知”究竟是什么意思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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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2-04-23 0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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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2-05-15 11:36
读书，最好去读最初的文本，否则会带来费解乃至误解。通常，我们认为读翻译作品的时候容易遇到这种情况，因为不同语言之间，几乎没有含义完全对应的词句来一一匹配。但没想到的是，这种打折扣的阅读体验，更容易在引经据典的文本中遇到。很多词句大家用多了，这个被引用的经典变得耳熟能详，被继续引用时人们便懒于再去追寻其本意。但一旦你读最初的文本，才发现根本不是那么一回事。
我最近读王阳明的《传习录》，经常遇到的两个词是格物致知、知行合一。我发现，这两个词的本意和我们平时从字面理解的，有着很大的不同。望文生义、先入为主、以讹传讹，阻止着我们接近这两个词的真实内涵。本文只说格物致知。
格物致知，这个词来自《大学》中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大概今天的人，知道“修齐治平”的多，而知道“格致诚正“的少。）这八个词，被统称为八目，纲举则目张，它们是《大学》的八个重要的词眼、条目。
《大学》中的八目，基本概括了儒家的三观，并给出了成为“圣人”的方*。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说的是对自身道德的存养，齐家、治国、平天下，超乎了个体，将个人道德外延，进入到家庭、国家、天下等更大的维度上。从个体到世界，从个人道德至天下大德，一步步地递进，儒家思想藏不住*的野心。
那么格物致知到底是什么意思呢？通常，我们是这么看的：格物，就是对事物进行研究探索；而致知，就是得到一种知识，甚至一种智慧。如果这么看的话，我们观察一棵小树的生长，然后知道了小树生长规律的知识，就完成一次格物致知了。
鲁迅也是这么理解的，他的《伪自由书·透底》这么写到，“于是要知道地球是圆的，人人都要自己去环游地球一周；要制造汽机的，也要先坐在开水壶前格物。”我猜想，在鲁迅的这个语境中，格物就是研究开水壶的蒸汽，致知就是造汽车。
不管是看小树苗生长，还是看蒸汽，都是今天最常见的科学思维。这种理解丰富了格物致知这个词的含义，却也阻碍了我们理解它的本意。一旦我们把这种理解放在《大学》的语境下，你会发现那是行不通的。
试想一下，如果依照通常的理解，一个知识渊博的人，岂不就能成为品格高尚的君子了吗？但他和治国、平天下有什么必然联系呢？要知道，这个世界从来不缺高智商的人渣啊！难道孔子、曾子会这么盲目，竟不知道知识渊博和品格高尚并无因果关系？不是的。
儒家思想被称为圣学，其宗旨是要通过学习儒家的思想，去提升个人道德水平，进而去拥有治理一个地区的能力，乃至是辅佐君王治理国家。既然儒家怀揣的是“内圣外王”的理想（或者说野心），而《大学》又是儒家思想中如此重要的典籍，显然不会仅着眼于教人去做科学小实验的，而会关照一个人的道德、一个国家的制度等。
“成圣”之路，朱熹做“加法”，王阳明做“减法”但“成圣”的道路，不同时代的儒家，或不同的思想大家，他们之间的理解也是不同的。这种不同，是朱熹和王阳明之间的分歧所在，并集中体现在对“格物致知”的理解分歧上。朱熹认为，成圣之道要穷尽万事万物之理，而王阳明认为每个人天生都是圣人，只要不断祛除蒙蔽内心的东西，重新恢复人心的初始状态，自然就成圣了。
简单来说，南宋理学家朱熹认为，成圣之道就要向人心外探索“理”，不断做加法；而明代心学家王阳明认为，心本来就有完备的“理”了，不要向外求索，而要向内求，做减法，不断地发现和去除不良的*，存样原本优良的品性，那就对了。
在朱熹、王阳明之前，另一位重要的理学家是北宋的程颐。程颐认为，“知者吾之所固有”，而“致知在格物”。意思是，人本来内心是有“知”的，但要致知，非通过格物不可；格物就是“穷理”，大概是说探索一切事物的“理”直到尽头。穷了理，自然就“致知”了。
朱熹、王阳明都深受程颐的影响，他们继承了知是人所固有的观点。但对于何为格物、何为致知，却有着很大的分歧。
朱熹继续发扬了程颐的观点，他说，“所谓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穷其理也。盖人心之灵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惟于理有未穷，故其知有不尽也。”他的意思是，人的心灵都是有知的，而万事万物也都有一个“理”，要对外穷尽这个理，才能对内发掘那个“知”。
王阳明对此有不同意见，旗帜鲜明地反对朱熹。他说，人的心灵都有“知”，这是对的，他还特别提出，知就是良知，就是知行合一。但要说万事万物有“理”，那就是大错特错了。为什么错呢？因为理根本不在于万事万物上，而在我们每个人的内心里头。每个人的心，就是完善的理。也就是他所谓的“圣人之道，吾性自足，不假外求。”
王阳明和朱熹，隔着342年。而这场对儒家经典典籍的跨时空学术之争，到今天还没有最终的答案，人们至今对格物致知的意思依然没有明确，或者说，也无需明确。但是在今天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我更喜欢王阳明的观点。
我们每天面对着庞杂的信息，他们从各个终端来到我们的眼前，无数碎片般的漂浮物，像地球外太空的垃圾，不仅阻碍我们见到真实的世界，并且还塑造着一种混乱的思维和行为的模式。在这个时代，从喜怒哀乐的小情绪，到对成功、失败的理解，再到对生命目标的追求，都是飘忽不定的。
我们被与我们无关的信息刷屏，每天花五六个小时（甚至更多）的时间，茫然而焦虑地盘手机，试图通过信息的扩充来获得无用的安慰。虚拟的体验，不断侵蚀真实的感知，这种情况只会越来越糟。所以，这个时代更需要一个王阳明来提醒我们，人的内心本来是完善的，当我们拨开那些多余的遮蔽和纷扰，大胆地去伪存真，就能获得更有质量的生活乃至生命。
这或许也是我们这个时代需要的格物致知吧。
热心网友
时间：2022-05-15 12:54
“格物致知”出自《礼记》中的《大学》篇，其言“致知在格物”，又“物格而后知致”。作为知识论、修养功夫论的统一，“格物致知”是儒学史上的一个重要话题之一，在王阳明的思想系统中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王阳明一生的学问均从实践中得来。
年轻时，他非常信任朱熹的理论体系，并按照朱熹的思想理论去一步步实践，但是他与朋友“格竹子”的失败，让他意识到朱熹的理论并非十分完善，于是不断更正朱熹学说，提出自己的一套学说体系。
关于“格物”
王阳明认为“格物”是内在的格心，由内而外。他训“物”为事，是“意之所在”，因此“物者，事也，凡意之所发必有其事，意之所在之事谓之物。”（王守仁《大学问》）又“身之主宰便是心；心之所发便是意；意之本体便是知；意之所在便是物。如意在于事亲，即事亲便是一物；意在于事君，即事君便是一物，……所以某说无心外之理，无心外之物。”（王守仁《传习录》）
这种“格物”，使心本体每时每刻都处于纯正的状态，使本体处于纯善无恶的状态，这就是《大学》中所说的“止于至善”，“格物”的价值旨归为“止于至善”。
上面的“意”，可理解为意向、指向和意念，当人进行思维活动时，意向会有意向的对象，但是王重视的不是意向的对象，而是指向意向对象的意念。
我们以男女结婚为例，当男女双方意向结婚时，在此意向之时，即有一种意念伴随，这个意念就是行动的主意，能够主宰人的行为，因此可以把“格物”解释为：有意向时，要使意念保持纯善无恶，由意念发出的行为才会纯善无恶。
在王阳明眼中，“意”和“行”有着必然的联系，意念之善推扩到极致就必然会产生行为之善，因此他十分注重一时萌发之意念，正意的过程必然是以思虑功夫为主。
即既要人扩充其已具有的善端、善情，又要去掉和纠正恶的意念。
此外，王阳明还坚持人具有良知良能，人的心自然能够知是知非、知善知恶。他说：“格者，正也，正其不正以归于正之谓也。正其不正者，去恶之谓也。归于正者，为善之谓也，夫是之谓格。”（王守仁《大学问》）所以说：“格物，如《孟子》‘大人格君心’之‘格’，是去其心之不正，以全其体之正。但意念所在，即要去其不正以全其正，即无时无处不是存天理，即是穷理。天理即是‘明德’，穷理即是｀明明德’。”（王守仁《传习录》）即把格物解释为正事、格心。
在王阳明眼中，格物就是去恶归善，去人欲存天理，致良知。
关于“致知”
王阳明对于“致知”的理解有别于前人，他认为“知”是“良知”，“致知”即是“致良知”。
他说：“心自然会知，见父自然知孝，见兄自然知弟，见孺子入井自然知恻隐，此便是良知，不假外求。”（王守仁《传习录》）他又进一步明确说良知是是非之心。他说：“良知只是一个是非之心，是非只是一个好恶，只好恶就尽了是非，只是非就尽了万事万变。”（王守仁《传习录》）
可见，王认为良知仅是一个先天的道德价值评判标准。
致，是至之义。王阳明说：“致者，至也，如云丧致乎哀之致。《易》言‘知至之义’，‘知至’者，知也；‘至之’者，致也。‘致知’云者，非若后儒所谓充广其知识之谓也，致吾心之良知焉耳。”（王守仁《大学问》）
“致知”即“致良知”，遵从良知而行，将良知扩展到事事物物。他说：“所谓致知格物者，致吾心之良知于事事物物也。至心之良知，即所谓天理也。致吾心良知之天理于事事物物，则事事物物皆得其理矣。”（王守仁《传习录》）
综上所述，王阳明的“格物致知”思想，“格物”即为“致良知”，两者无差别。
此外，王阳明还把《大学》中的“三纲领”、“八条目”归为“致良知”。他认为：“盖身、心、意、知、物者，是其工夫所用之条理，虽亦各有其所，而其实只是一物。格、致、诚、正、修者，是其条理所用之工夫，虽亦皆有名，而其实只是一事。”（王守仁《大学问》）
这样一来，王阳明将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诠释为一事，认，致良知是最终的求学目的，即《大学》中的“明明德”。
因此，在他眼中，“明明德”即为“致良知”，亲民即为明明德之功，而齐家、治国、平天下又为亲民之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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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2-05-15 14: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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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2-05-15 16: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