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儒家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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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2-04-22 2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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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3-07-02 23:03
进入 20 世纪以来， 在民族危亡、内外交困的大背景下，现代化艰难举步，儒家思想作为传统文化的集中代表， 一再被质疑、批判，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不仅国内如此，西方部分学者如韦伯在其《儒 教与道教》中，也断言儒家伦理是阻碍现代化的主要因素。 但是，现代化发展到今天，尤其是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东亚经济的迅速发展引起世 界瞩目， 儒家思想的现代价值和意义也越来越为人们所认识和重视。 正如世界诺贝尔奖金获 得者巴黎集会的宣言中所预言：人类要在 21 世纪生存下去，必须要从两千五百年前孔夫子 那里去寻找智慧。
不管是不是新儒家的信徒，有一点是无须争辩的：儒家的“建制化”已经完全失败了， 无法再为中国社会提供一个较为稳定、 影响全面的*社会秩序， 似乎也再无可能恢复那种 主宰地位， 这是分析儒家思想在现代化浪潮中前景的一个共识与基础。 但是即便是这个成为 “游魂”的儒家，凭其博大精深与两千年的底蕴，取精用宏，在现代化建设中所发挥的作用 还是不容小觑的。 现代化归根结底是人的现代化， 因此社会中个体现代人格的建构则处于重要的地位。
长 期以来， 儒家关于圣贤理想人格的论述与强调， 虽然在塑造民族精神中起过重大而深刻的作 用， 但以其形成并适用于宗法*的等级社会， 往往被当做现代人格建构的对立面而屡遭批 评。在这一方面，儒家思想诚然有其局限性，但不乏值得挖掘的精髓真义。 儒家将理想人格定义在道德层面上，虽然失之偏颇，但它对于人之精神性、理想性的强 调，却使其在现代社会转型中具有不朽的价值。作为社会的细胞，个体具有感性的需求，但 就人的根本属性——社会性而言，人所具有的精神性、理想性更为重要，是人之为人的标准 与标志。儒家以圣贤作为个人自我实现的最高目标，这种圣贤理想人格终点高不可触、遥不 可及，不具有现实性，但它并不因此而失去意义。这种对理想人格的设定，是作为个人以及 整个人类永不停止的追求目标而存在的， 以其与现实的结合， 使个体在对自身素质不断提高 的追求中日渐接近， 能超越有限狭小的躯壳而进入无限的精神领域， 因此也成为个体毕生努 力的目标，成为人不断积极进取、不断自我改造的动力。
在当前社会急剧的转型中，随着原 有信仰的失落，生活失去了深度和高度，生命缺少了厚重感，只有以享乐主义来填充生命意 义的深井，而理想正是人能够超越这种粗浅的享乐主义泥潭的助力。 此外，儒家理想人格中所强调的对道德义务的绝对持守、以差等之爱为本而善推之、以 及和乐的精神等等，是现代人格构建所不可缺少的基石。 *民主化是现代化的重要方面， 而儒家一直被视为与民主不能并存的， 因此最受诟病。
诚然，儒家的*思想虽有“民本”、“民贵”之说，但都是居于统治者地位来为被统治者 想办法， 与现代民主由下而上争取权利形成鲜明对照， 但这并不代表儒家思想是中国实现民 主化所不可逾越的障碍。 民主之可贵，正在于以“争”而成“不争”，以个体之私而成群体之公，但形成的这种 “不争”与“公”，是由于相互*的形势*迫出来的，而非来自“道德上的自觉，所以时 时感到安放不牢”(徐复观，《儒家*思想的构造及其转进》)，而儒家德与礼的思想，恰 好可以将其上升至道德自觉，由此民主*才更有其根基。再者，民主制度“徒法不足以自 行”，它也是需要一个“领导阶层”的(问题仅在于这一阶层产生和发生作用的方式)，则领 导阶层的品质和素养， 在现代民主社会中也是一个重要问题， 而儒家宣扬的理想人格 “君子” 以及相关的“修身”思想，可以通过私人领域的成就助益于公共领域秩序的建立和运作，正 如美国人文主义思想家白璧德所认为的， “孔子之教”可以造就民主领袖所最需要的“人的 品格” 这是民主社会的重要保障( ， 《民主与领袖》 此外还应该注意到的是， )。
明清以来 “日 用常行化”的儒家由于与朝廷之间的异化，其思想基调多有从民间角度出发的趋势，个体的 价值得到一定程度的肯定(如李维桢的“遂其私所以成其公”思想等等)，及至晚清，最早在 中国宣传“民主”、“民权”等西方价值的先觉，也正是那些走得更远的“日用常行化”的 儒家。所以，如果对儒家思想去芜存菁，扬弃得当，它还可以成为民主价值观的思想资源之
一。
在现代化民主*建设的过程中，要注意将*的主体从统治者的错觉中移归人民，并 补入“个体自觉”的阶段，*主*可因儒家精神的复活而得到更高的依据，而儒家思想 本身也可以因民主*的建立而完成其真正客观的构造。 儒家的人本、 “仁爱”精神和群体观念对现代化建设有重要的积极作用。工业化以来科 技、 经济的迅猛发展无疑极大增强了人的力量， 但科技与人性的对立同时成为社会的根本问 题，人被“物化”，他的价值被以物的价值形式表现出来。如哈贝马斯认为，工具性的科技 成为目的本身，人类的次要的“工具行为”被合理化，而主要的“交往行为”不合理化，使 得主体之间互相不理解、不信任。同时，个人主义的片面发展，固然有弘扬个人的主体性、 创造性的作用，但它又使每个个人以自我为中心，以自己的利益、价值观为行为的依据和标 准，视社会和他人为手段，也造成社会生活难以和谐协调。面对现代化的此类困境，提倡、 弘扬儒家伦理精神中以人为本位的思想，把“爱人”、“惠人”放在首位，通过肯定他人来 肯定自身，由成“大我”而成“小我”，对于在现代化进程中减少异化现象的危害将会是有 益的。 儒家“天人合一”的思想与泛爱主义等对现代化过程中的生态保护有其积极作用。人类 征服自然能力不断增强，由此衍生的“人类中心主义”对自然造成的破坏甚至已经威胁到人 类自身的生存。而对天与人关系的讨论，早在原始儒家中就已展开，儒家伦理精神认为人具 有最高的价值，“天地之性人为贵”(《孝经》)，但是，这并不是从狭隘的自我中心或人类 中心来定义人，而是强调人的自我实现是要在一定的关系网络中才能完成，对天、对自然要 保持一种敬畏和亲切感，《易传》中就提出天不违人、人不违天的天人谐调思想，强调万物 一体、 人和自然统一， 而张载更是直接提出 “天人合一”的说法， 把人与自然摆在同等地位， 处于休戚相关的关系。 这种天人合一的思想以其模糊了主体与对象的界限， 一直被斥为现代 科技产生的障碍，但是面对人类对于自然的过分侵掠，重提这一思想，对于形成合理的自然 观、天人观，摆正人与自然的关系有相当的借鉴意义。 另外，儒家思想中的“德教为先”、仁爱忠恕、克己修身等原则，对于社会的稳定、市 场经济的健康发展等，都有其规范与促进作用。
总之， 儒家作为几千年来民族文化的中心， 在遭受猛烈批驳丧失统治地位甚至一定意义 上丧失生存权利的情况下，其适应、促进现代化的部分思想内涵价值日益得到关注。所以， 在实事求是的原则指导下，积极吸取其合理的思想内容，大力弘扬民族优秀文化传统，处理 好“传统”与“现代”的关系，是我国社会现代化的必然需要，也是儒家“新生命”的希望 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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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3-07-02 23: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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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3-07-02 23:04
也称为儒教或儒学，由孔子（公元前551-公元前479年，名丘，字仲尼，春秋时期鲁国人）创立，最初指的是司仪，后来逐步发展为以尊卑等级的仁为核心的思想体系，儒家的学说简称儒学，是中国影响最大的流派，也是中国古代的主流意识。儒家学派对中国，东亚乃至全世界都产生过深远的影响。
儒家基本上坚持“亲亲”、“尊尊”的立法原则，维护“礼治”，提倡“德治”，重视“人治”。儒家思想对封建社会的影响很大，被封建统治者长期奉为正统思想。
儒家的“礼治”主义的根本含义为“异”，即使贵贱、尊卑、长幼各有其特殊的行为规范。只有贵贱、尊卑、长幼、亲疏各有其礼，才能达到儒家心目中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妇妇的理想社会。国家的治乱，取决于等级秩序的稳定与否。儒家的“礼”也是一种法的形式。它是以维护宗法等级制为核心，如违反了“礼”的规范，就要受到“刑”的惩罚。
儒家的“德治”主义就是主张以道德去感化教育人。儒家认为，无论人性善恶，都可以用道德去感化教育人。这种教化方式，是一种心理上的改造，使人心良善，知道耻辱而无奸邪之心。这是最彻底、根本和积极的办法，断非法律制裁所能办到。
儒家的“人治”主义，就是重视人的特殊化，重视人可能的道德发展，重视人的同情心，把人当作可以变化并可以有很复杂的选择主动性和有伦理天性的“人”来管理统治的思想。从这一角度看，“德治”主义和“人治”主义有很大的联系。“德治”强调教化的程序，而“人治”则偏重德化者本身，是一种贤人*。由于儒家相信“人格”有绝大的感召力，所以在此基础上便发展为“为政在人”、“有治人，无治法”等极端的“人治”主义。
儒家思想的形成
儒家学派之前，古代社会贵族和自由民通过“师”与“儒”接受传统的六德(智、信、圣、仁、义、忠)，六行(孝、友、睦、姻、任，恤)、六艺(礼、乐、射、御、书、术)的社会化教育。从施教的内容看，中国古代的社会教育完全是基于华夏族在特定生活环境中长期形成的价值观、习惯、惯例、行为规范和准则等文化要素之上而进行的。儒家学派全盘吸收这些文化要素并上升到系统的理论高度。
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第一次打破了旧日统治阶级垄断教育的局面，一变“学在官府”而为“有教无类”，使传统文化教育播及到整个民族。这样儒家思想就有了坚实的民族心理基础，为全社会所接受并逐步儒化全社会。但是儒家学派固守“道不过三代，法不贰后王”(《荀子·王制》)。 儒家思想的内涵丰富复杂，封建皇权逐步发展出基础理论和思想，即讲大一统、讲君臣父子和讲华夷之辨。
儒学对中国的影响
儒学在中国存在几千年，对于中国的*、经济等各个方面依然存在巨大的潜在影响，这种影响在短期内不会消除。不过由于中国*官方意识形态等种种原因，许多人仍无法纠正对儒家的偏见，以至儒教无法在中国*得到应有的尊重和重视。
不少人仍然认为“儒家思想”是“四旧思想”而需要破除，这和韩国对儒教致力保存过去文化的态度截然相反。形成儒教发源于中国却昌盛于韩国的尴尬局面。不过由于道德败坏等各种社会问题的日趋严重，少部分良知者已重拾起这份民族的宝贵遗产，中国*学者目前正努力编纂《儒藏》(藏,音zang4)以弥补历史遗憾（三教中，道教有《道藏》，佛教有《大藏经》，惟儒教无自己的经藏），传承和弘扬儒学。儒教对中国人的正面影响要多于其负面影响。
儒家思想的精华
我省书法家协会顾问、省书协*团全体成员，以及来自文化机构的专家、学者100多人参加了研讨，北京大学教授、著名学者张辛博士作了学术报告。张辛博士在讲话中对中庸文化作了探讨，他认为，发源于山东的“中庸文化”是孔孟对世界的重要文化贡献，在科技发达的今天仍然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和价值。
“中庸”就是强调“善”
对于“中庸”的概念，张辛介绍了自己的观点。“‘中’是适合，‘庸’是按照适宜的方式做事。而按照适宜的方式做事就可以长久，就是‘善’。”作为传统文化，张辛认为“中庸精神”就是适度把握，按照适中方式做事，并力求保持在一个合情合理的范围之内。
“中庸”核心是礼乐文化
论坛上，张辛博士对发源与齐鲁大地的“中庸精神”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张辛认为，儒家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而山东是儒家思想的重要发源地，从山东走出来的孔子、孟子等儒家代表人物的思想，是中国文化的宝贵资源。
对于中庸精神与书法的影响，张辛表示，“中庸精神是儒家思想的精华，中国文化就是以中庸精神为核心的礼乐文化。”此外，中庸思想对中国古典艺术精神也产生了重要影响，尤其在书法艺术的发展过程中，中庸思想具体物化为对“中和之美”的追求，从两汉、魏晋南北朝到宋元明清，一直发挥着或隐或显的作用。
“文化没必要一味与国际接轨”
对于中华民族宝贵的传统文化，张辛认为我国现有的一切都是以传统为基础的，他特别强调与传统接轨。“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张辛介绍，现在很多外国思想家正在反思社会的运行模式和走向，并感觉到了其中的潜在危机。很多思想家反思的结果就是：把目光投向中国，而他们关注的焦点就是中庸思想。
“中庸精神随着时间的推移，其价值和重要性必将日益显现出来，目前这一点已经有所表现。”张辛认为，中庸之道是世界上最具有连续性的文化，也是中国众多文化流派中最具有价值的核心精神和观念。“所以，我们要强调与传统接轨，兼容其他文化的优秀精神，而没有必要一味盲目强调与国际接轨。”
德治主张
同孔子的仁说和礼说相联系，在治国的方略上，他主张"为政以德"，用道德和礼教来治理国家是最高尚的治国之道。这种治国方略也叫"德治"或"礼治"。这种方略把德、礼施之于民，实际上已打破了传统的礼不下庶人的信条，打破了贵族和庶民间原有的一条重要界限。
孔子的仁说，体现了人道精神，孔子的礼说，则体现了礼制精神，即现代意义上的秩序和制度。人道主义这是人类永恒的主题，对于任何社会，任何时代，任何一个*都是适用的，而秩序和制度社会则是建立人类文明社会的基本要求。孔子的这种人道主义和秩序精神是中国古代社会*思想的精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