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网友 发布时间:2022-04-22 2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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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心网友 时间:2023-10-06 04:56
外汇调剂市场汇率则走得更远。在打破外汇统收统支,实行外汇留成与上缴制度的基础上,1980年起中国逐步发展外汇调剂业务,并于1985年在深圳成立了第一家外汇调剂中心。起初,对外汇调剂价格有限价,由地方外汇局在挂牌汇率的基础上加价10%撮合交易。
自1988年4月在上海成立第一家外汇调剂公开市场起,中国陆续在全国主要城市建立了外汇调剂的公开市场交易,取消了外汇调剂限价,允许公开竞价、随行就市,外汇调剂市场汇率自由浮动。1993年2月,受经济过热影响,人民币贬值压力较大,官方对调剂市场重新限价。1993年7月,国家实施宏观*,整顿财政金融秩序,首次以抛售外汇储备的方式平抑供求、稳定汇率,并重新放开调剂市场限价。
市场经济时期,作为财税金融*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外汇管理*也进行了一系列重大改革。1994年初,人民币官方汇率与外汇调剂市场汇率并轨,开始实行以市场为基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至今。制度是相对稳定的,*是相对灵活的。广义的汇率选择包括了汇率制度安排和汇率*操作。1994年并轨以来,中国在有管理浮动汇率制度框架下,于不同时期采取了不同的汇率*。
2015年“8·11”汇改之前,通常是外汇形势好的时候,人民币汇率小步快走、渐进升值;形势差的时候,人民币不贬值(如1998年至2000年亚洲金融危机期间)或主动收窄波幅(如2008年至2010年全球金融海啸期间)。这导致“8·11”汇改之前,人民币汇率持续20多年的单边升值,与并轨之初相比,累计升幅最多达40%以上。
“8·11”汇改之后,人民币汇率坚持参考一篮子货币调节。汇改之初,人民币汇率意外走弱,恰逢国内经济下行、股市异动,外部美元走强,触发了市场对外资产负债的集中调整,酿成“汇率贬值—资本外流—储备下降—汇率贬值”的恶性循环。2018年中美经贸摩擦升级,进一步延长了这轮调整。直至2019年8月第四次跌至7元人民币对1美元附近,人民币汇率应声“破7”。到2020年5月底,受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等因素影响,人民币汇率跌至7.20元人民币对1美元附近,创下了12年来的新低。
自2020年6月起,人民币汇率震荡升值,到2021年5月底重新升到6.30时代,创下近三年的新高。2020年底*经济工作会议公报重提“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2021年5月底,央行多次重申人民币汇率维稳的*不变,坚持人民币有管理浮动的汇率制度不变。
小结:关于最优汇率选择(包括汇率制度和汇率*)的国际共识是,没有一种汇率安排适合所有国家以及一个国家所有时期。新中国成立以来,人民币汇率制度安排和*操作,是这一共识的生动写照。从发展趋势看,人民币汇率制度越来越具有弹性,汇率*也越来越灵活。
由官定汇率转向市场决定
计划经济时期,中国实行高度集中的外汇管理*,外贸由国家统一经营,外汇收支实行指令性计划管理,一切外汇收入必须卖给国家,用汇由国家按计划分配。配合外汇数量控制,人民币汇率也由官方制定。在此背景下,人民币汇率不论盯住单一还是一篮子货币,汇率水平都不反映实际供求,也就无法起到外汇资源配置的价格杠杆作用,仅作为计划核算工具。尤其后期在参考一篮子货币确定人民币汇价时,采取了“中间偏上”的方针,导致人民币汇率逐渐高估。
转轨经济时期,中国实行计划分配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外汇管理双轨制。相应的,实行人民币官方汇率与外汇调剂市场汇率并存的双重汇率制度,其中计划分配使用官方汇率,市场调节使用调剂价格。到1993年底,随着外汇留成比重不断提高,使用外汇调剂市场汇率的外汇收支活动占比达到80%,只有20%的外汇收支活动仍然使用官方汇率计划分配。
需要指出的是,这一时期,人民币官方汇率的有管理浮动,仍是官方通过某种算法确定的汇率,而非市场交易形成的价格,与1994年汇率并轨之后的有管理浮动有天壤之别。
1993年底,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若干问题的决定》,明确要求“改革外汇管理*,建立以市场为基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和统一规范的外汇市场,逐步使人民币成为可兑换货币”。
1994年初汇率并轨,确立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有管理浮动汇率制度后,按照主动、渐进、可控的“三性”原则,配合人民币可兑换、国际化与资本账户开放进度,不断提高人民币汇率形成的市场化水平,加快培育和发展国内外汇市场。特别是2005年“7·21”汇改以来,人民币汇率总体上呈现单边升值走势,并伴随着人民币多边汇率升值。
到2015年7月底,人民币汇率较“7·21”汇改前夕累计升值35%,国际清算银行编制的人民币名义和实际有效汇率分别升值46%和57%。这表明“7·21”汇改后,参考篮子并非盯住篮子,外汇供求关系决定了人民币汇率走势。
到2015年7月底,中国外汇储备余额3.65万亿美元,尽管比2014年6月底峰值低了3419亿美元,却仍远高于2006年底的1.07万亿美元。而2006年底,*经济工作会议就做出了中国国际收支主要矛盾已经从外汇短缺转为贸易顺差过大、外汇储备增长过快的重要判断,提出要把促进国际收支平衡作为保持宏观经济稳定的重要任务。
2015年“8·11”汇改之初,人民币遭遇阶段性贬值压力。人民币汇率三次跌到7比1附近、遇“7”不过后,第四次于2019年8月应声“破7”。此次“破7”不只是人民币贬值,而是打开了汇率可上可下的空间,提高了汇率形成的市场化程度。因此,虽然“破7”不涉及中间价报价机制和汇率浮动区间的调整,却仍被称之为“不叫改革的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