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江起义失败的原因

发布网友发布时间：2022-08-25 23: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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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心网友时间：2023-10-13 17:57

一.地主阶级的"愚忠"思想;
宋江属于地主阶级。而参加起义的广大成员则属于农民阶级。由于阶级立场的不同，他根本就不可能与梁山上的广大群众一条心。他所想的是怎样才能光宗耀祖、封妻荫子。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呢？答案只有一个——接受朝廷“招安”。
同时，起义阵营内部成员的“*性”也并不完全纯洁。在这个集体中，虽然大多数成员都是遭受官府*或地主压榨的普通劳动者，但也不乏一时“背运”或出于“无奈”的官府中人。他们“身在梁山、心向朝廷”，渴望有朝一日能够再穿官衣、再吃皇粮，然而正是有这一大帮支持者的积极“拥护”，宋江的“归顺”计划才有可能成功。“招安”之时，投降派欢呼雀跃，好像在外流浪多年的游子又重新找到了自己的“归宿”。
梁山起义的失败，充分暴露了农民阶级的局限性。出于对现实社会的不满及对自身出路的绝望，众好汉聚义梁山。然而他们的“*目的”并不明确。他们的起义宗旨也只不过是“劫富济贫”、“替天行道”等最初级的反抗思想。由于农民阶级小生产者的意识和自身文化水平的低下，使得他们不能够形成一种“合力”。他们既不知道“跟谁走”，也不知道“怎样走”，这就使得具有一定理论水平的地主阶级能够“趁虚而入”，占据起义军的领导地位，并将他们一步步地带向了“招安”的不归路。
梁山起义的失败，正是以上各种主客观因素结合在一起造成的。其中，起义领导者的投降主义思想是导致起义失败的主要因素。而起义阵营内部成员中大量拥护“招安”者的存在，以及广大成员的盲从及从众心理，使得“招安”从“理想”最终变成现实，从而造成了起义的彻底失败和他们个人命运的悲剧。
二.内部四分五裂,不团结
梁山好汉替天行道，最终却落的个四分五裂，死的死，走的走，这不免使人为他们鸣不平。在批判宋王朝*的同时，许多人也将矛头直指宋江——这个梁山泊的领军人物。

有人认为，梁山好汉之所以会落得如此结果，是宋江一手造成的。作为战无不胜的农民起义军领袖，宋江却断然拒绝了如同李逵说的：“杀上东京，夺了鸟位”的主张，自觉选择接受朝廷的招安的*道路，带领“替天行道”的梁山泊义军，去残杀“僭号称王”的方腊义军，在两败俱伤的大*中，遭到惨痛的失败。他们认为，如果当初宋江采纳李逵说的：“杀上东京，夺了鸟位”的主张，以梁山泊当时的实力，定能推翻宋王朝。而宋江却奴颜婢膝，为了自己的官位，拿兄弟们的生命当赌注，真是个忘恩负义之徒。

识江湖好汉，但有人来投奔他的，若高若低，无有不纳，便留在庄上馆谷，终日追陪，并无厌倦；若要起身，尽力资助，端的挥霍，视金似土。人问他求钱物，亦不推托；且好做方便；每每排难解纷，只是周全人性命……以此为东，河北闻名，都称他做及时雨。”，由此可见，宋江乃仁义之仕，决不会为了自己的官位，拿兄弟们的生命当赌注。

然则为何要接受招安？我认为，这是由当时的社会风气所造成的。当时社会宣扬“三纲”，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宋江便是这种思想的产物。宋江还是郓城押司的时候，其父便苦劝他不要与梁山草寇来往，好好为官，处人头地以便光宗耀祖，宋江也答应了。如果不是因为阎婆惜命案，他根本不会投奔梁山。他一直称北宋的皇帝为“圣上”，可见在封建观念中的“天子”在他的心中是神圣不可侵犯的。高俅到来他亲自下山迎接并在谈判中保护其不被梁山好汉追杀，以致气死林冲。他一直认为走与统治者的合作才是“正道”他鄙视自己和兄弟们“落草为寇”。最终为维护“兄弟们的名声”将苦心经营的水泊梁山交给朝廷，这便是他招安的源头之由，这也预示着起义的不战而败。

不仅是宋江，梁山好汉中的许多人，如卢俊义、关胜、史进、柴进、秦明等人，他们也深受“三纲”思想的影响，他们是支持招安的。所以，选择招安不是宋江个人的决定，是在“三纲”思想影响下的必然选择。所以，将梁山好汉起义的失败归罪于宋江，这是有失公允的。

热心网友时间：2023-10-13 17:58

宋江既是促成梁山事业兴旺发达的重要因素，同时也是导致梁山事业招安失败的重要因素，这两个看似矛盾的东西，却在宋江的性格上得到了统一，这就构成了宋江性格的两重性：反抗性和妥协性。这种反抗性与妥协性的矛盾，使宋江时而自尊，时而自卑；时而崇高，时而卑下；时而像个领袖，时而像个奴才；时而感觉良好，时而自惭形愧。宋江的性格核心用现代语言概括起来可以这样说：缺乏自信，没有充分认识到自身价值。尽管宋江有才能、善谋略、好周济、声望高，但是性格决定命运，所以宋江只能成为一个悲剧人物。宋江的悲剧不是他一个人的悲剧，而是整个梁山起义军的悲剧。

宋江是很有领导才能的。他非常重视和爱惜人才，注重团结，关心兄弟，待人谦和，在他身上处处显示出一种领袖人物的胸怀和风度，这是促使他最终成为梁山的一把手。他提出了“替天行道”、“保境安民”、“劫富济贫”的口号，严明军纪，把一支支零散的反抗力量，组织成一支宏大的、有纲领的、有组织的农民*武装力量，促进了梁山事业的不断兴旺发达。

宋江上梁山后，其对朝廷的反抗行动始终伴随着沉重的负罪感。他领导起义军攻州打县，所向披靡，却每次在朝廷进行招降纳叛之时总要重复那句话：“小可宋江，怎敢背负朝廷？概为官吏污滥，威*得紧，误犯大罪，因此权借水泊权且避难，只待朝廷赦罪招安。”每每给胜利的喜悦添上几分悲伤情调。尤其是在梁山事业的排座次的鼎盛场面，众兄弟意气风发、开怀畅饮之际，他虽然也为梁山起义军的成功感到高兴，唱道“愿樽前常叙弟兄情，如金玉。统豺虎，御边幅，号令明，军威肃。”但最后却唱出了“望天王降诏早招安，心方足”的不和谐之语，使这次盛会不欢而散。

宋江思想性格的两重性，决定了“他要革新，然而怀旧；他在战斗，但想安宁；他无法可想，然而反对无法中之法，然而仍然同食无法中之法所得的果子”，这是鲁迅先生对宋江的评价。

有道是：凡人，缺乏自信，终无大伤；伟人，缺乏自信，祸及身家；领袖，缺乏自信，必致败亡。

宋江一生走了一条从凡人到伟人，再到领袖的道路。但是宋江缺乏自信，没有充分认识到自身价值，使他在坐了梁山第一把交椅之后，错误的调整了反抗性与妥协性之间的比例，使得妥协性的比重越来越大，妥协性的危害也就越开越大，直至最后导致了梁山起义军的彻底灭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