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网友 发布时间:2022-09-14 03:02
共1个回答
懂视网 时间:2022-10-03 08:16
1、读书要交友拜师
为人处世容易受环境的影响,“近朱者赤,近墨者黑 ”讲的正是这个道理。读书也是如此,到一个学术氛围浓、人才济济的地方读书,有助于交流学识看法,探讨学术真谛,促进个人的成才。曾国藩择师的标准是“品学俱优 、勤严并著 ”,且要“善讲善诱 ”,选友则要选择道德、学问能够与自己“互相质证 、互相切磋 ”以“匡己之不逮 ”,这样,“明师益友,重重夹持,能进不能退也。”
2、读书先立志
曾国藩在看重读书环境的同时,更强调读书人自身的立志。他在给弟弟的信中写道: “夫学莫先于立志,志之不立,犹不种其根,而徒事培拥灌溉,劳苦无成矣。”曾国藩在谈读书三要素中 ,首先讲的就是有志: “盖士人读书,第一要有志,第二要有识,第三要有恒。”立志对学习的动机、情感、方向、目标发生直接作用,是学习达到成功的先决条件。
3、泛读
大文豪鲁迅非常研究读书方法。鲁迅在博览群书的基础上,形成了有自己特色的读书方法。他提倡博采众家,取其所长,主张在消闲的时候,要“随便翻翻,多翻。鲁迅先生说“书在手头,不管它是什么,总要拿来翻下,或者看一滴序目,或者读几页内容。”他认为这方法可以防止受某些坏书的欺骗,还有开阔视野、拓宽思路、增长知识等好处。
4、温故和笔记
毛主席毕生珍惜时间,博览群书。其中“三复四温”式阅读和“不动笔墨不读书”是他主要的读书方法。他在青年时期就熟读了《史记》、《汉书》等古籍,并且不断地重温;就是到了晚年,对他喜爱的同一本史书,也是反复研读,并有读过一遍书在封面划上一个圈作记号的习惯,所以,在他读过的许多书籍中,均留下了他读过二遍、三遍的圈记。毛主席在青年时代读书时即有“读得多,想得多,写得多,问得多”的习惯。他的写作多表现在作内容摘录,在重要的地方划上圈、杠、点等符号,作批注以及写读书日记、在原书上改错纠谬。
热心网友 时间:2023-03-02 11:11
无论是身处学校还是步入社会,大家都不可避免地要接触到读书方法吧,下面是我为大家整理的关于名人读书的读书方法(精选12篇),欢迎阅读与收藏。
三国诸葛亮深通读书之道,不仅好学,而且善学,并因此成就了他的“足智多谋”。诸葛亮的读书法,对今人亦有裨益。诸葛亮读书只“观其大略”。诸葛亮隐居荆州隆中之时,与颖州石广元、徐庶、汝南孟公威是好友,并一起拜师游学。
石广元、徐庶、孟公威三人读书学习“务于精熟”。曾经“走马荐诸葛”的徐庶则折节学问,“卑躬早起,常独扫除,动静先意,听习经业”,目的为求得“义理精熟”。而诸葛亮读书却与诸生不同,他是“独观其大略”。他没有钻进书堆,死记硬背,而是泛读大概,撷取精华,掌握其实质。
诸葛亮读书也没有到废寝忘食的地步,而是正常地作息,“每晨夜从容,常抱膝长啸”。他对好友们说:“你们几位从政可以做到刺史、郡守。”三人反问诸葛亮“仕途”如何,诸葛亮“笑而不答”。
后来事实证明,读书务求“精熟”的石广元、徐庶、孟公威等人,也的确只做到刺史、郡守,而读书务求大略、得其精髓的诸葛亮则成为一代贤相。
晋代文学家陶渊明的“会意”读书法。他在《无柳先生传》中曾写到:“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陶渊明读书时注意抓住重点,去繁就简和独立思考。
实际上,他追求的是读书会意,着重领会书中深含的旨意,而不死抠个别字句。
宋朝著名文学家苏轼在他的《又答王庠书》中就侄女婿王庠“问学”,介绍了他自己首创并实践的一种读书方法。苏轼在信中说:“少年为学者,每一书,皆作数过尽之。
书富如入海,百货皆有之,人之精力,不能兼收并取,但得其所欲求者尔。故愿学者,每次作一意求之。”意思是说,好书就像知识的海洋,内容丰富。
那么,读一本好书可以每次只带着一个目标去读,或只就一个方面的问题去探求、研究,而不是同时涉及其它的目标或问题。所以,每一本好书都需要好好读它几遍,日久天长,必有所获。
苏轼自己就是这样来读《汉书》的,第一遍学习“治世之道”,第二遍学习“用兵之法”,第三遍研究人物和官制。数遍之后,苏轼对《汉书》多方面的内容便熟识了。
南宋人陈善着有一部《扪虱新话》,他在书中写道“读书须知出入法。始当所以入,终当所以出。见得亲切,此是入书法;用得透脱,此是出书法。盖不能入得书,则不知古人用心处;不能出得书,则又死在言下。惟知出入,得尽读书之法也。”
这段话的意思是说,读书要知入知出。入,就是要读进书中去,读懂吃透,掌握书中的内容实质;出,就是要从书中跳出来,能够灵活运用书本知识解决实际问题。开始读书时要求入,读书的最终目的是要求出。
如果读书不能读进去,那就不可能理解“古人用心处”,也就是说不能体会书中深刻的思想内容和高明的文学技巧;倘若读书不能跳出来,那就要“死在言下”了,也就是说,思想被书本束缚住,成了书奴、书呆子。只有懂得入又懂得出,这才是读书的好方法。
陈善根据自己的读书经验总结出来的出入读书法,实际上是告诉人们要活读书,而不能死读书。既要读书认真钻研,消化吸收书中营养,又要将书本知识为我所用。
清代书画家郑板桥的“求精求当”读书法中的“求精”,是读书要有选择,选好书,读精品;“求当”就是恰到好处,要适合自己的水平和工作需要。他说:“求精不求多,非不多也,唯精乃能运多”,“当则粗者皆精,不当则精者皆粗”。
实际上,郑板桥并不反对博览群书,只是强调多读必须以精读为基础,多读的内容也必须用精读中得到的知识去联系新知识,围绕一个课题深入下去。读书贪多不求精,就会胸中撑塞如麻;读书求精不求多,才能读到书里去,抓住要领,但不等于深刻理解及全部掌握。
所以,还需要进一步的“探”与“研”,因为书中的“微言精义”所包含的丰富深邃的内涵,往往是“愈探愈出,愈研愈入,愈往不知所穷”。在精读中,郑板桥还比较注意“问”。
他认为“学问二字,须要拆开看。学是学,问是问,今人有学而无问,虽读书万卷,只是一条钝汉尔”。他提倡读书好问,才会使“疑窦释然,精理迹露”。
北宋文豪欧阳修的“计字日诵”读书法是根据自己的读书经历归纳而成。他曾经精选了《孝经》、《论语》、《诗经》等十部书总字数为455,865个字,然后规定每天熟读300字,用三年半时间全部熟读完毕。每天背诵150字,只要七年时间就背熟了。
他说:“虽书卷浩繁,第能加日积之功,何患不至?”的确,这样日积月累,一部部的书籍就被他背熟了。这种每日定量计字,细水长流,集腋成裘,在欧阳修的亲身实践中证明是一种行之有效的读书方法。
明代学者张溥的“七焚”读书法强调读写并用,强调“眼到、手到、心到”。他的读书法分为三步:第一步,每读一篇新文章,都工工整整地将它抄在纸上,一边抄一边在心里默读。第二步,抄完后高声朗读一遍。第三步,朗读后将抄写的文章立即投进火炉里烧掉。
烧完之后,再重新抄写,再朗读,再烧掉。这样反复地进行七、八次,一篇文章要读十几遍,直至彻底理解、背熟为止。张溥藉此苦读成名,给自己书斋取名为“七焚斋”,也叫“七录斋”
明末清初学者顾炎武很会读书,也很讲究读书方法。他的“三读”读书法即“复读法”、“抄读法”、“游戏法”。他给自己规定:每年春秋两季,分别复习冬夏两季所读的书,即半年读书,半年复习,把阅读和复习交叉进行,有效地增强了记忆力。
在每次复习时,他面前放一本书,请别人也朗读同样一本书,他边听边默记。如果发现自己默记的同朗读的有出入,马上查书,立即纠正,再复读几遍。顾炎武读书总是要动手抄录的,这种学习时既动口,又动手、动脑的学习方法,大大地提高了读书效率。
韩愈读书以勤奋贯彻始终。在《进学解》中,曾提出“记事者必提其要,纂言者必钩其玄”。这就是后世所称的“提要钩玄读书法”。大意是说,读书一定要写笔记;而读不同的书,又有不同的笔记法。读记载事实的史籍,一定要写出提要,掌握纲要;读辑录言论的书,一定要钩出精义,领会精神。写提要时,必须弄清事情的来龙去脉、前因后果,弄清这一事件和其它事件之间的错综复杂关系;钩精义时,必须对那些言论进行深入的研究与分析。提要钩玄的过程,有助于增强记忆,提高认识,培养独立思考能力。
韩愈还提出读书要“贪多务得,细大不捐”(《进学解》),“读书患不多,思义患不明。患足已不学,既学患不行”(《赠别元十八协律》)八首之五)。他要求博览务得,学以致用。韩愈提出读书既要“迷”,又要“不迷”。他在《答李翊书》里,曾先后用了两个“迷”字。第一“迷”是形容他自己开始读书着迷的情景;“处若忘,行若遗,俨乎其若思,茫乎其若迷”。有这种迷劲才能深钻下去,但又要防止迷失方向。所以提出了第二个“迷”:“行之乎仁义之途,游之乎诗书之源,无迷其途,无绝其源,终吾身而已矣。”这是韩愈多年读书的心得,恰当地指明了读书必须由迷而步入不迷的境界,才能获得真正的知识,摆脱本本主义的桎梏。
孟子关于读书方法的论述,是我国早期形成的系统的读书方*之一。与孔子读书法一样,它对中国读书史发生了深刻而有益的影响。其读书方*的精义是:
(1)自求自得。
孟子认为,读书学习须靠自己去求索精研。他说:“求则得之,舍则失之,是求有益于得也,求在我者也”(《孟子·尽心上》),“夫道若大路然,岂难知哉?人病不求耳。子归而求之,有余师。”(《孟子·告子下》)他还进一步发挥说:“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则居之安,居之安则资之深,资之深则取之左右逢其源。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孟子·离娄下》)。就是说,老师让学生深造的方法,也应该是启发调动学生的内部动机,使其“自求自得”,即依靠自己的求知欲,通过自己的积极努力去获得。
(2)专心有恒。
孟子说:“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孟子·告子上》)旨在反对三心二意的读书态度。曾举奕秋教人学棋为例,强调“不专心致志,则不得”(《孟子·告子上》)的'道理,指出一个人学习不能得到满意效果,往往并非其“智弗若”(不聪明),而是不能专心的结果,孟子还指出,专心还必须有恒。他以掘井作喻道:“有为者辟若掘井。掘井九仞而不及泉,犹为弃井也”(《孟子·尽心上》),说明不坚持读书终将落空。
(3)盈科后进。
即循序渐进。孟子说:“流水之为物也,不盈科不行。”(《孟子·尽心上》)又说:“原泉混混,不舍昼夜,盈科而后进,放乎四海。”孟子以水喻学,道出逐渐积累知识、循序渐进的重要性。
(4)重思存疑。
孟子认为,唯有依靠“心之官”的思维才能认识客观事物,有闻见而不思,等于无闻见。他说:“耳目之官不思,而蔽于物,物交物,则引之而已矣。心之官则思,不思则不得也。”(《孟子·告子上》)这实际上是要求不能只把认识停留在感性阶段,而必须通过思维得到事物的真实内涵(本质)。孟子还提出了“读书存疑”的主张,强调“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孟子·尽心上》)。
(5)以意逆志。
这是一种理解作品的方法。孟子说:“故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孟子·万章上》)对这种方法,有两种理解。一种是清人的解释。如吴淇在《六朝选诗定论缘起》一文中认为:“以意逆志”就是“以古人之意求古人之志,乃就诗论诗”,即应就作品论作品,以作品实际去分析推求作者思想。另一种是汉以来多数人的解释。认为“以意逆志”中的“意”是指读者的“意”(思想、知识、经验等)。如赵岐《孟子注疏》解释为“以己之意逆诗人之志”,朱熹《四书集注》则解为“当以己意逆取作者之志,乃可得之”,朱自清《诗言志辩》解为“以己意己志推作者之志”。
(6)知人论世。
另一种理解作品的方法。孟子认为,要正确理解作品,还必须知人论世。他强调:“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孟子·万章下》)要真正读懂作品,必须要了解作者的身世经历,思想感情,为人品德,以及他所处的时代环境。
(7)详说返约。
孟子说:“博学而详说之,将以反说约之”。(《孟子·离娄下》)这里的“详说”,是指对读物要精细研究,详细阐释,即所谓“把书读得厚”;这里的“说约”,指对读物内容的简明概括。详说返约,就是要求读书治学必先深入细致钻研,再在此基础上归纳概括,直至明确掌握。
孟子读书法的基本精神:
(1)“求之有道,得之有命”。(《孟子·尽心上》)也就是说,读书求学有一定的规律和方法,应根据规律来确定正确的读书方法。
(2)著行察习。即应该明白自己学习过程的本身,这样才可以“知其道”,即掌握住学习规律,随时调整自己的学习行为使之合乎规律。如果“行之而不著焉,习矣而不察焉,终身由之而不知其道”,那就会成为平庸的读书人。
“八面受敌”是一种抓住一个中心、集中精力只解决一个问题的读书方法。发明人是宋代著名文学家苏轼。
他认为人们在读书时,往往会感到处处都是有用的知识,犹如“八面受敌”,而“人的精力不能兼收尽取,但得其所欲求者尔。故学者每次作一意求之”。意思是说,在浩如烟海的知识之中,每次读书,只求一点,所以后人也叫它“求一法”,或叫“主攻法”。因为它每次只围绕一个中心,只解决一个问题,容易集中深入,彻底攻破一“敌”,像打仗那样,把敌人化整为零,各个击破,一次攻破一面“敌”。这种读书方法,是抓主要矛盾,从战略上考虑问题的读书方法。具体做法据史*载:“尝有人间苏文忠(苏轼的谥号)曰:‘公之博治可学乎?’曰:‘可,吾尝读《汉书》矣,盖数过而始尽之,如治道、人物、地理、官制、兵法、财贷之类,每一过求一事。不待数过,而事事精窍矣’。”这种读书方法既是定向阅读,分步进行,长久坚持,必有好处。
陶渊明生平重视读书学习,常在诗中表露:“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移居》)并在《五柳先生传》中自述:“闲静少言,不慕荣利。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常著文章自娱,颇示已志。忘怀得失,以此自终。”这就是后世所总结的陶渊明“会意读书法”,也有人称作“不求甚解法”。
实际上他追求的是读书会意,着重领会书中深含的旨意,而不死抠个别字句。元代李冶就指出:“盖不求甚解者,谓得意忘言,不若老生腐儒为章句细碎耳。”邓拓也指出:“本来说不求甚解,也并非真的不要求把书读懂,而是主张对于对于难懂的地方先放它过去,不要死抠住不放。也许看完了上下文之后,对于难懂的部分也就懂得了;如果仍然不懂,只好等日后再求解释。”(《燕山夜话·不要秘诀的秘诀》)且陶氏所说“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表明会意也可不止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