课外文言文危害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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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3-03-21 13: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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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3-10-09 13:27
1. 学习文言文的坏处具体点
一、要求笼统，目标不明中学文言文教学的要求是什么？远的且不论，单说解放后，就有多种不同的提法：（一）“养成阅读文言参考书的初步能力”（1950年*人民 *** 出版总署编审局编的《高级中学语文课本》《编辑大意》）；（二）“培养学生阅读中国古典文学作品的初步能力”（195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制订的《高级中学文学教学大纲》《说明》）；（三）“培养学生阅读浅近文言文的能力”（1961年人民教育出版社编辑出版的《十年制学校中学语文课本》《说明》）；（四）“具有初步阅读文言文的能力”（1963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制订的《全日制中学语文教学大纲》《说明》）；（五）“具有阅读浅易文言文的能力”（199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教育委员会制订的《全日制中学语文教学大纲》《说明》）。
为什么再三修改，变来变去？主要还是表述不清楚。现在清楚了吗？恐怕也未必。
请问：什么叫做“浅易文言文”？它和“浅近文言文”、“普通文言文”有什么区别？什么叫做“阅读浅易文言文的能力”？它和“阅读文言参考书的初步能力”以及“初步阅读文言文的能力”有什么不同？再有，这里所谓“阅读能力”，主要是指认读能力、理解能力，还是鉴赏能力？或是三者兼而有之？这一系列的问题，单从《教学大纲》中的那句话，是看不清楚的。在教材中也找不到这方面的有关说明。
广大教师只好根据个人的理解去进行教学，结果是见仁见智，各行其是。有的大谈写作技巧，把文言文教学等同于现代文教学；有的大搞文学分析，把文言文教学等同于古典文学教学；有的大讲语法知识，把文言文教学等同于古代汉语教学，等等。
这些做法都在不同程度上离开了中学文言文教学的目标，不利于培养学生阅读文言文的能力。教学要求是确定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的依据，也是检查教学质量和衡量教学水平的标准。
教学要求定得不明确，不具体，会使整个教学工作失去了科学的准绳，从而陷入极大的盲目性。因此，要切实搞好中学文言文教学，就必须根据它的性质和特点，准确而具体地规定教学要求，使文言文教学工作不但有正确的指导思想，而且有一个明确的奋斗目标。
二、忽多忽少，心中无数为了了解中学文言文教材编写的历史状况，我们翻阅了*以来，各个时期影响比较大的十套中学语文教材（解放前后各五套），并且作了一些必要的统计和比较。这十套教材都提出要培养学生阅读文言文的能力，可是在选文数量上，却有很大的悬殊。
比如：解放前的五套教材，选文数量最多的，有7 091篇（吴增祺编《中学国文教科书》1908年版）。最少的，也有332篇（傅东华编《复兴初高中国文》1933年版）。
解放后的五套教材，选文数量最多的，有154篇（人教社中语室编《初高中语文课本》1963年版）。最少的，只有36篇（*人民 *** 出版总署编审局编《高级中学语文课本》1950年版）。
可见选文数量之差竟高达一二十倍。究竟需要选读多少篇文言文才合适呢？如果说36篇就可以，那么选读一二百篇，三四百篇，甚至六七百篇，那不是白白浪费宝贵的光阴吗？反之，如果说非一二百篇、三四百篇，甚至六七百篇不可，那么只选读36篇，这不是开玩笑吗？建国三十多年以来，文言文教材忽多忽少，时有时无，这里除了左的路线的干扰之外，主要还是心中无“数”。
换句话说，就是到底应该学多大量的文言文才能有效地养成阅读文言文的能力，这一点无论是编者还是教者，都不甚了了。没有较明确的数量概念，又怎能切实地搞好教学工作呢？要说“数量概念”，似乎也有。
那就是多年流行着的一种说法，叫做“文白比例”。即规定文言文占总篇数的百分之几十，白话文占总篇数的百分之几十。
其实，这仍然是一个模糊概念。比如文言文占20%，或30%，到底是多少篇？不知道。
这要看课文的总篇数。假如总篇数是500篇，20%就是100篇，30%就是150篇。
假如总篇数是100篇，20%就只有20篇，30%也只有30篇。事实上，语文课本的总篇数时多时少，经常处于变化之中。
仅以解放后的几套教材为例，最多的选过300多篇，最少的只有100多篇。 在这种情况下，文言文所占比例可以是相同的，但实际选文数量要相差两三倍。
可见，所谓“文白比例”，并不能确指，还不是一种科学的计算方法。那么，文白之间有没有比例可算呢？当然有。
因为语文课要用大部分时间学白话，用少部分时间学文言。文白所需用的时间要有一个比例，这个比例可以用课时来计算。
比如文言文教学时数要占语文课总课时的百分之几十；它和白话文教学时数的比例应该是二八开，三七开，或四六开，等等。由于总课时是基本稳定的，所以这样确定文白比例，比较可靠，也比较科学。
此外，要使学生粗通文言，最少需要熟读背诵多大数量的文言篇目（包括篇数或字数），需要掌握多少常用词（包括实词和虚词），这对于教材编写和教学工作都是至关重要的。然而这些问题至今仍然缺乏一个能为大家所公认的“数”，要提高文言文教学的质量和效率，就必须实现文言文教学的科学化，而“心中无数”则是实现科学化的一大障碍。
三、“文”“白”混合，序列不清文言文和白话。
2. 国家弱小不知道小心谨慎,国家会亡国是什么古文
诗词名：管子 作者：刘向 出处：中匡原文：管仲会国用，三分二在宾客，其一在国，管仲惧而复之。
公曰：“吾子犹如是乎？四邻宾客，入者说，出者誉，光名满天下。入者不说，出者不誉，污名满天下。
壤可以为粟，木可以为货。粟尽则有生，货散则有聚。
君人者，名之为贵，财安可有？”管仲曰：“此君之明也。”公曰：“民办军事矣，则可乎？”对曰：“不可，甲兵未足也。
请薄刑罚，以厚甲兵。”于是死罪不杀，刑罪不罚，使以甲兵赎。
死罪以犀甲一戟，刑罚以胁盾一戟，过罚以金军，无所计而讼者，成以束矢。公曰：“甲兵既足矣，吾欲诛大国之不道者，可乎？”对曰：“爱四封之内，而后可以恶竟外之不善者；安卿大夫之家，而后可以危救敌之国；赐小国地，而后可以诛大国之不道者；举贤良，而后可以废慢法鄙贱之民。
是故先王必有置也，而后必有废也；必有利也，而后必有害也。”桓公曰：“昔三王者，既弑其君，今言仁义，则必以三王为法度，不识其故何也？”对曰：“昔者禹平治天下，及桀而乱之，汤放桀，以定禹功也。
汤平治天下，及纣而乱之，武王伐纣，以定汤功也。且善之伐不善也，自古至今，未有改之。
君何疑焉？”公又问曰：“古之亡国其何失？”对曰：“计得地与宝，而不计失诸侯；计得财委，而不计失百姓；计见亲，而不计见弃。三者之属一，足以削；遍而有者，亡矣。
古之隳国家，陨社稷者，非故且为之也，必少有乐焉，不知其陷于恶也。”译文：管仲计算国家的开支，三分之二用于国外宾客，用于国内的仅占三分之一。
管仲惶恐地把这个情况报告给桓公。桓公说：“您还至于这样么？四方邻国的宾客，来者满意，出者称赞，好名声就布满天下；来者不满意，出者不称赞，坏名声就布满天下。
有土地可以生产粮食，有木材可以制造商品。粮食用尽可以再生产，商品卖完可以再买进。
治国家者，名声最为贵重，钱财何必在意呢？”管仲说：“这实在是您的明鉴。”桓公说：“人民已致力于军事了，我想要诛伐无道的大国，可以么？回答说：“不可。
盔甲兵器还不够用，请用减刑的办法来增加盔甲兵器。”于是，规定死罪不杀，刑罪不罚，使犯人用盔甲兵器来赎罪。
死罪用犀牛皮的甲加上一支戟来赎，刑罪用护胁的盾牌加上一支戟来赎，犯过失者罚以金属一钧，没有什么冤屈而轻自诉讼的，罚一束箭了事。桓公说：“盔甲兵器已经够用了，我想要诛伐无道的大国，可以了吧？”回答说：“首先施爱于国内，然后才能排斥国外的不善者；先安定卿大夫的家，然后才能危害仇敌之国；先赐予小国土地，然后才能诛伐无道的大国；先举用贤良的人才，然后才能取缔慢法鄙贱的人们。
因此：先王必先有立而后有废，必先有所利而后才有所害。”桓公说：“从前夏禹、商汤、周武王，既然杀了国君，现在谈仁义的，却一定要以三王为典范，不知是什么原故？”回答说：“从前，禹平定天下，到夏桀就乱了，汤放桀，是安定了禹的功业；汤平定天下，到商纣就乱了，周武王伐纣，是安定了汤的功业。
况且善的征伐不善的，自古及今，从无改变，您何必有所怀疑呢？”桓公又问：“古之亡国者，都有什么过失？”回答说：“只考虑取得土地与财宝而不考虑脱离诸侯，只考虑财物的积累而不考虑脱离百姓，只考虑所亲而不考虑所弃。以上三条有一条，就足以削弱；全都具有，就灭亡了。
古代败坏国家伤害社程的，都不是专门故意去做的，必然是少有暂时的欢乐，而不知不觉陷入罪恶的深渊。”。
3. 文言文是不是个国家
文言文不是一个国家，而是中国古代的书面语言，是现代汉语的源头。
著名语言文学家、教育家王力先生在《古代汉语》中指出：
文言是指以先秦口语为基础而形成的上古汉语书面语言以及后来历代作家仿古的作品中的语言。文言文，也就是用文言写成的文章，即上古的文言作品以及历代模仿它的作品。文言文作为一种定型化的书面语言，沿用了两三千年，从先秦诸子、两汉辞赋、史传散文，到唐宋古文、明清八股，都属于文言文的范围。也就是说，文言文是中国古代的书面语言，是现代汉语的源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