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间词的简论

发布网友发布时间：2022-04-23 18: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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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心网友时间：2023-10-12 07:06

任何文学的兴起，都是多种条件合力作用的结果。花间词的出现，离不开特定时代、地域等诸多因素的影响。
唐玄宗天宝十四载（755年）发生的安史之乱，使得唐王朝的统治遭到了重创；中唐以后*的腐朽、社会的颓败，更令广大文士屈志难伸，背上了沉重的精神枷锁。面对着衰乱的时世，人们既有虚无之中的忧患，也获得了摆脱一切禁锢之后的轻松。社会文化回避那些金刚怒目的刚性文学，转而需要熨贴人心灵的慰藉，使得人们从焦躁、饥渴的状态中求得滋润和平衡。于是，消遣性、柔弱性、日常琐细化的软性文学应运而生。加之中唐以来南方都市经济的发展，市民阶层逐步壮大，追求世俗享乐的意识迅速膨胀，进而成为一股声势巨大的文化潮流。曲子词的兴盛正是迎合了这样的趋势，即如欧阳炯在《花间集序》中所云：“举纤纤之玉指，拍按香檀。不无清绝之词，用助娇娆之态。”广大文人沉溺于身心的放纵，本能地开始浅淡情思和轻柔爱意的吟唱，通过绵邈软媚的词作传达出婉约细腻的心曲。正如李泽厚所说的那样：“盛唐以其对事功的向往而有广阔的眼界和博大的气势；中唐是退缩和萧瑟，晚唐则以其对日常生活的兴致，而向词过渡。这并非神秘的气运，而正是社会时代的变异发展所使然。”（《美的历程》）
巴蜀地域文化对花间词的发展给予了强大的外部推动力量。“天府之国”优越的自然条件，使得蜀人的生活相当富足，养成了耽于享乐的习性，注重审美的直觉感受和天马行空的奇情异想；而且由于其性情的毕露，又令蜀地文学带上了技巧化、装饰性、炫才性的特点。同时，由于较少受到儒家规范的约束，蜀人多具热情奔放的浪漫个性，自古多经商又形成了其精细的心理特征。所有这些个性特征对于巴蜀文化的发展轨迹具有巨大的影响。正因为如此，它们才能全面而又真切地聚焦、凸当前花间词这一富有灵性的艺术活体中。
有唐一代，“蜀为西南之都会，国家之宝库，天下珍货聚出其中。”（《旧唐书》卷一九○中）封闭的地形特征，又使其避免了安史之乱以来中原板荡的劫难。然而蜀人固有的割据自足的观念又诱使他们依仗三川之殷实，豪奢恣游，淫逸成风。晚唐之际，许多文士纷纷避乱于此。他们深知眼前的逸乐不可能久长，所以更加珍惜现世的欢愉，越发地纵情声色，表露出末路狂花般的迷恋。他们带入的浓情艳思、旖旎柔媚的小词，也迎合了西蜀君臣的欣赏口味，于是“镂玉雕琼”、“裁花剪叶”的花间词得以大行其道。
中唐以来，爱情意识开始呈现出勃兴的态势。及至晚唐李商隐等人，摹写真挚的闺情，捕捉细腻的心绪，代表了唐代爱情诗歌的最高成就。但是近体诗发展至此，在言情方面的“力不从心”也逐渐显露了出来。它四平八稳、整齐划一的*形态，难以扣合波澜起伏的内心情感；“发乎情，止乎礼义”的温柔敦厚的诗教规范，也束缚着绮情艳思的自然流露。但是这种新的情感心境、审美情趣一旦兴起，就必定要寻找到一种能够避免诗教责难和形式束缚，更加自由地传达心曲的文学载体。在这方面，温庭筠卓有功绩。他采用了长短句这种富有新鲜活力的文体形式，打破了近体诗整齐、单一的格局，具备灵巧多变、音律和谐的特质，契合了人们内心深处的感情涟漪，成为了那个时代表达幽微隐约的情感世界的最为“惬意”的文学形式。
繁兴的隋唐燕乐与高度成熟的近体诗的有机结合，赋予了词体以外在形体和内在情韵两方面所独具的艺术品性。首先，它使歌辞的制作依据曲谱，由乐以定词，这样就形成了诸多*格局的规范，具备独特的声律美。其次，歌辞的创作配合胡夷、里巷之曲，必然带有鲜明的适俗性；又由于它是由美色歌妓语娇声颤、娉娉袅袅地演唱，自然也偏向了香艳之路。其三，长短参差、音韵起伏的词体与欣赏者内在的情感节奏又构成了某种微妙的契合，收到了以声传情、声情并茂的表达效果。与前代所有的歌辞形式相比，词体显示出更为灵活、更有弹性的优化趋势，并且进而促发了新的艺术魅力和审美境界的生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