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行仁,必有事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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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3-02-24 2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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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3-12-04 06:26
《大学》三纲八目，无非是修己安人，修己是始，安人才是终，平天下才最能体现儒者情怀，儒者之仁。所谓“为生民立命，为天地立心，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孟子虽说“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然而穷善其身是不得已，达济天下才是本心向往，人生追求，最终理想。王阳明最重事功，并以一生所建事功为圣人作注，曾国藩亦然。宋儒主要精力虽用在立德立言上，却从未排斥事功，反而以事功来区别儒与佛老，可见他们不是不想有为事功，而是无法有为事功，拘于时也。
虽重事功，却不汲汲事之必功，正是儒家精神本色，求仁得仁，又何怨焉？儒家倡导“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事功事功，有事需有功，这是墨家；但是儒家入世，就是为了行道，做事是为了行仁，顺仁道而行，行仁于世，至于功之得失，乃是副产品，是做了之后的事。正因为如此，所以儒家自孔子开始，就显出了一种“道之不行，已知之矣”还一往无前的任道精神，一种“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大无畏精神，一种“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徇道精神。这精神，是儒家的标志。
自孔子以至于后世儒家，无一不以入世做事行仁的精神自任，曾子所谓“任重而道远”，仁为任所以重，死而已所以远。做事行仁，无疑，孔子是第一个开启其风气，陶铸其精神的人。孔子重事功，最明显的体现，是在他十四年历尽艰辛，受尽困辱的列国周游中。从他对几个隐者态度的回应中就能感受到这种做事的精神。在卫国，孔子闲日击磬，荷蒉者嘲笑他“硁硁鄙哉”，孔子应以“果哉末之难也”。孔子何尝不知道“莫己知而已”，然而孔子是抱定“行道”精神来做事的，荷蒉隐者又怎能理解？在陈蔡路上，孔子先后又遇到了楚狂接舆，长沮，桀溺，荷筿丈人四个隐者，他们先后对孔子或规劝，或奚落，或嘲笑，或鄙视，然而孔子却一坚其心，自蹈其志，给予隐者以同情又不屑的回应“欲洁其身而乱大伦”，“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君子之仕也，行其义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孔子又何尝不想独善其身，为己立己，然而这就是孔子，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修己虽善，更愿安人，安天下。毕竟世事终究需要有人来担当，有人来作为。孔子有时也想做独善其身的隐者，欲居九夷，乘桴于海，然而他终究不忍避人避世。这就是孔子，这就是孔子的精神。积极勇猛地做事，行道，至于成败，已知之矣。孔子周游列国十四年，王政推行了吗，没有？谓之败。然而十四年做事之精神，其影响远远大于当时一时之成败，从这个角度看，实谓大成。
自孔子之后，这种入世做事行仁的精神已经融入儒家血脉。后世儒家秉承这种精神，发扬光大，直至今日，中国人之好务实，重践履，实在是儒家自孔子以来铸就的风规。魏晋玄谈误国，何干儒事？宋明空谈务虚，非是真儒！真正的士，真正的儒，退能尽心知天，进能平治天下，此天下儒；内能修身俟命，外可齐家治国，此家国儒；最差的儒，为一己儒，德无大成，然言信行果，行无大功，然躬亲力行。但凡是儒，有德必行，重行动，重实践，重事功，而这所有践履都一以贯之以仁。
相对于佛老，儒家可谓极高明而道中庸。儒家立命立心，陈义不可谓不高，然而所以千年不衰，所以能普罗众士，主要因为它虽高明而能中庸，其重人伦，重实务，重生活，重事功，所谓高不离地，德不离行；而佛道只求极高明，却高明如天。佛家求无生，“语寂灭者，往而不返”，道家求“徇生执有者，物而不化”，佛老外人伦，逃世事，蹈虚空，摒除一切人该尽的义务，逃避人所以为人的担当，所以终不能广大。儒家不求长生，不求无生，有生一日，做一日人事，尽一日人心，事依于仁，事尽其仁，事不慊心，心不违事，磊落光明，所以能坦然做到“存吾顺事，没无宁也”。
从孔子孟子，到王阳明曾国藩，再到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无一人不是涵养德性，居仁由义。这些人不是只会读书，只会讲学，只会著述，更重要的是他们会做事，愿做事，敢做事，能做事，一任道义贯其间，做事集义，养气浩然，为儒家承仁继善。
求事功，义以比，贯仁道，死而已。这才是儒家代代相传的盛德大业，不朽事功。凡以儒者自居者，必积极于事功，而不汲于功，务实做事，实地做人，躬行不逮，践履不虚，全以任道徇仁的精神做实事而已，不懒事，不畏事，不避事。不草小事，小事力行；不惧大事，大事谨行，事事唯以尽心力行自得，一如孔子之任乘田委吏，事虽小小，心却怡怡，为何？尽心力行，小事大德。尽心做事，功在其中矣，仁在其中矣。
即不为儒，亦不可以避仁。仁者人也！有尽力为人且不虚此生者，焉能避事而行仁？仁者，必有事焉而已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