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时期防止宰相专权采用什么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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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3-03-06 1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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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初年，“宰相常于门下省议事，谓之政事堂”②。无专门的宰相治事机构。弘道元年（683）十二月，裴炎自门下*官侍中转为中书*官中书令，“执朝政”③，“始迁政事堂于中书省”④。自此，政事堂自门下省迁至中书省，此时仍无专门的宰相治事机构。
唐玄宗开元十一年（723），宰相张说奏“改政事堂号‘中书门
下’，列五房于其后：一曰吏房，二曰枢机房，三曰兵房，四曰户房，五曰刑礼房，分曹以主众务”⑤。自此，中书门下成为专门的宰相治事机构，并具有独立的印信。
值得注意的是，唐朝开元之后，政事堂虽已改名为中书门下，并成为专门的宰相治事机构，与唐朝初年的政事堂有了明显的差别，但人们仍习惯称中书门下为政事堂，并将中书门下主书称为“堂头”。
五代时，宰相治事机构虽仍为中书门下，但称谓多有变化。后梁、后唐时，中书门下也称“政事堂”、“中书都堂”、“中书政事堂”等。后晋时，为了避高祖石敬瑭名字之讳，天福七年（942）七月下诏：改“中书政事堂为政事厅，堂后官房（堂）头为录事，余为主事”⑥，将宰相机构中书政事堂改名为政事厅，堂头改名为录事。
北宋前期，宰相治事机构中书门下简称“中书”。史载：“中书门下在朝堂西，榜曰‘中书’，为宰相治事之所，印文行敕曰中书门下。”⑦元丰五年（1082）四月，宋神宗“厘中书为三省”⑧，以“三省以总天下之事”。三省都堂“为聚议之所，参决国论、延见百辟”⑨。自此，三省都堂演变为宰相和执*事的机构。北宋后期，三省都堂仍为宰相的治事机构。宋徽宗宣和四年（1122）十二月，太师蔡京依前“领三省事”，“五日一赴朝请，至都堂治事”，⑩这里的“都堂”指的就是三省都堂。南宋建炎三年（1129）四月，宋高宗“始合三省为一”(11)，宰相治事机构仍习惯称“三省都堂”(12)。
唐宋时期，宰相治事机构出现了由外朝移至禁中的变化。唐朝宰相议事机构政事堂及中书门下所在的门下省、中书省均在外朝(13)，
其中门下省在宣政殿东廊的日华门外、中书省在宣政殿西廊的月华门外(14)，而北宋宰相治事机构设置在禁中。北宋前期，“中书、门下并列于外，又别置中书于禁中，是谓政事堂，与枢密院对掌大政”(15)，宰相治事机构中书开始移至禁中。元丰改制后，宋神宗“以旧中书东、西厅为门下、中书省，都堂为三省都堂”(16)，宰相治事机构虽改名为三省都堂，但仍在禁中。中国古代将皇帝的宫中称为禁中，宋代把宰相治事机构设置在禁中，其目的主要是为了加强对宰相的控制。
2.宰相治事性质由兼职向专职的演变
唐朝开元之前，宰相品位“既崇，不欲轻以授人，故常以他官居宰相职，而假以他名”，“诸司之官兼知政事者，午前议政于朝堂，午后理务于本司”。也就是说，宰相午前在政事堂议政，午后回本司处理政务，属于兼职性质的治事制度。兼职性宰相治事制度曾对唐朝政局的稳定起到了重要作用。开元年间，伴随唐朝*形势的发展，宰相治事制度开始由兼职向专职演变。这个演变始于李林甫。开元二十二年（734）五月，唐玄宗“以裴耀卿为侍中，张九龄为中书令，（李）林甫为礼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三个宰相中，裴耀卿与张九龄关系友善，李“日思所以中伤之”。开元二十四年十一月，裴耀卿和张九龄“并罢政事”，新上任的宰相“牛仙客既为林甫所引，专给唯诺而已”，宰相府的大权全部控制在李林甫手中。正如胡如雷先生所说：“开元二十四年张九龄罢知政事，同年牛仙客拜相，从此形成李林甫一派独霸政事堂的局面。”自开元二十七年四月起，宰相李林甫将吏部“选事悉委”于吏部侍郎宋
遥和苗晋卿，自己“日在*”，不再回吏部。自此，唐朝宰相治事制度开始由兼职向专职演变。这里的“*，谓政事堂”。开元后，“宰臣数少，始崇其任，不归本司”。自此，唐朝专职宰相治事制度确立，并为五代及宋朝沿用。
二、唐宋时期宰相轮流秉笔主政制度的确立及其演变
1.唐五代宰相轮流主政制度的确立及其演变
唐玄宗天宝元年（742）七月，牛仙客死后，李林甫荐举陈希烈为宰相，陈希烈入相之后，“但给唯诺”，“凡政事一决于林甫”。
(27)接任李林甫宰相职务的杨国忠，不仅在家中决策军政机务，而且还在家中选任*。《旧唐书杨国忠》载：“故事，吏部三铨，三注三唱，自春及夏，才终其事；国忠使胥吏于私第暗定*，集百寮于尚书省对注唱，一日令毕，以夸神速，资格差谬，无复伦序。眀年注拟，又于私第大集选人，令诸女弟垂帘观之，笑语之声，朗闻于
外。”鉴于李林甫和杨国忠专权的教训，至德二载（757）三月，唐肃宗令“宰相分直主政事执笔，每一人知十日”。自此，宰相每十日轮流执笔处理政务成为制度。同时，自唐肃宗朝开始，值班宰相治事可以替代其他宰相署名也成为制度。史称：“肃宗之世，天下务殷，宰相常有数人，更直决事，或休沐各归私第，诏直事者代署其名而奏之，自是踵为故事。”唐代宗大历末年，宰相常衮“独居政事堂”)宰相轮流主政事执笔的制度遭到破坏。
唐德宗即位后，四个宰相“共坐一榻，各据一隅，谓之押角”，实行。贞元九年（793），唐德宗以中书侍郎赵憬为门下侍郎、同平章
事。赵“憬疑陆贽恃恩，欲专大政，排己置之门下，多称疾不豫事”。自此，宰相赵憬与陆贽不和，百官奏事时，宰相互相推让，都不发表意见。同年七月，又恢复了宰相“旬日一易”(33)的轮流秉笔主政制度。贞元十年五月八日，唐德宗将宰相轮流执笔治事的时间由十日一更替改为“毎日一人执笔”(34)，即十日轮流治事制改为一日一更替制。正如宋朝人叶梦得所总结的：“唐至德中，宰相分直政事笔，人知十日；贞元后改为轮日。”(35)元和二年（807）十一月，宪宗下诏：“司徒杜佑筋力未衰，起今后每日入中书视事。”(36)宰相基本上天天到中书治事。唐朝末年，宰相天天到宰相府治事的制度遭到破坏。五代后唐同光三年（925）八月，唐庄宗下敕规定：“自今文武百官，三日一趋朝，宰臣即每日中书视事。”(37)恢复了宰相天天到中书治事的制度。
后晋确立了首相当班掌印主政制度。石敬瑭“入洛，以（冯）道为首相”(38)。“旧制，凡宰臣更日知印”(39)。天福四年（939）八月，晋高祖下诏：“中书知印止委上相，由是事无巨细，悉委于（冯）道。”(40)自宰相冯道开始，后晋确立了首相当班掌印制度。翌年，唐朝后期以来的宰相集体治事制度被废除。后汉时，宰相府实行的仍是首相主政制度。乾祐元年（948）四月，杨邠为中书侍郎、兼吏部尚书、同平章事，“凡中书除官，诸司奏事”，汉隐帝“皆委（杨）邠斟酌，自是三相拱手，政事尽决于（杨）邠”。(41)这里的“三相”，指的是窦贞固、苏逢吉和苏禹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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