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网友 发布时间:2023-03-11 08: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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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心网友 时间:2023-10-14 16:20
《周书》北周自公元557 年由宇文觉取代西魏而建立,到公元581 年外戚杨坚代周建隋,立国仅二十五年。但事实上宇文氏政权的历史是从东、西魏*,宇文泰拥立西魏文帝(535)开始的,所以《周书》也就增加记载了西魏的历
史,这符合历史实际,表明了德棻的识见。 德棻在修前代史建议中曾强调史书的作用是“贻鉴今古”,接着唐高祖修史诏也指出史书的作用为“考论得失,究尽变通,所以裁成义类,惩恶劝善,多识前古,贻鉴将来”。唐太宗更是经常阐述“以古为镜”的思想。德棻既负“总知类会”之责,对唐皇朝的意图自然领会得相当透彻,在《周书》中,以史为鉴的观点得到了全面体现。《周书》中各个类传的立意,都与封建*紧密联系起来。《孝义列传》树立了一些愚忠愚孝的典型,传序明确指出这些忠孝事迹可以“垂范方来”,“有助于名教”。《儒林传序》则着重指出儒学的重大现实意义就在于“正君臣,明贵贱,美教化,移风俗”。《周书》对方术技巧也有新的见解。一般封建统治者和封建史家,或把方技视为奇技淫巧、雕虫小技而不屑一顾,或是迷信其修仙炼金之诡说,耗费钱财,甚至送命。《周书》的《艺术传》则把方技视为对于社会有广博用处的技术手段,并且可以和仁义教化相辅相成,“仁义之于教,大矣,术艺之于用,博矣”。
贞观初,唐太宗对监修国史房玄龄说:“比见前、后汉史载录扬雄《甘泉》、《羽猎》,司马相如《子虚》、《上林》,班固《两都》等赋,此既文体浮华,无益劝诫,何假书之史策?其有上书论事,词理切直,可裨于政理者,朕从与不从,皆须备载。”唐太宗要求史书所载内容以能否资治为取舍标准。德棻对皇帝的这一指示心领神会,如《乐逊传》中就这样记载:“武成元年六月,以霖雨经时,诏百官上封事。逊陈时宜一十四条,其五条切于政要。”对崇治方、省造作、明选举、重战伐、禁奢侈五条,因“切于政要”而全部照录传中,其余九条全删。
德棻不但崇儒,也笃诚于佛教。唐高宗为稍抑佛教,提高君权,于龙朔二年(662)下“制沙门等致拜君亲敕”,令僧、道对君、亲也要行致拜礼节。僧、道行不行俗礼,这在当时是个很大的事情,敕文一下,在朝野引起轩然大波。一个月后,朝廷九品以上文武*和州、县官等千有余人,专门召开会议讨论这件事。令狐德棻慷慨陈词,认为僧、道为出家离尘之人,“功深济度,道极崇高”,如拜俗则不伦不类,“披法服而为俗拜,践孔门而行释礼,存其教而毁其道,求其福而屈其身,详稽理要,恐有未惬”。会议之后,唐高宗于六月八日又下“停沙门拜君诏”,许不拜君,但须拜亲。从这件事中可以看出,德棻推崇儒家礼义王道之说,却同时又笃于佛教之规,颇耐人寻味。还在东晋时,儒佛两家就围绕僧人见皇帝应否跪拜发生争执,可随着时间的推移,儒、道、佛三家逐渐调和,既相互斗争,也相互补充,有合流的趋势。德棻既崇儒又尊佛,就是一个例证。
德棻在《周书》中所表现的历史观,是完全符合唐皇朝要求的。同时所修诸史关于天人关系的看法,姚思廉的《梁书》、《陈书》和魏徵的《隋书》,表现出注重人事的进步史观;李百药的《北齐书》,虽然也承认人事的作用,但过多地突出了天命的作用,以至于魏徵不得不在该书帝纪总论中加以匡正;德棻所主《周书》则天命人事并举。如认为魏“水历将终”,北周代魏是以木代水,天命所归,不是人力可以左右的。“大宝”不可以“力征”,“神物”不可以“求得”。宇文泰本来“田无一成,众无一旅”,但能成功,就因为“属兴能之时,应启圣之运”,天命系于此人,“非夫雄略冠时,英姿不世,天与神授,纬武*者,孰能与于此乎”。但天命也须人事相配,宇文泰“推至诚以待人,弘大顺以训物。……德刑并用,勋贤兼叙,远安迩悦,俗阜民和”。德棻所宣扬的天命人事并举的观点是符合李唐利益的。唐朝建立于隋末农民大起义之后,君臣深切感到总结前世施政经验教训的迫切性,但同时为了欺骗人心,又要给新皇朝披上应天命的外衣,所以唐初统治者的总的宣传方针总是天命和人事均予以强调。
《周书》对*、军事、经济方面的重要史实记载较具体,保存了一些珍贵资料。西魏、北周地处较偏僻的西北,本来经济落后,国弱民穷,在与东魏、北齐的抗衡中处于劣势。但经过宇文泰和其子宇文觉、宇文邕的相继改革,国力逐渐强盛,终于统一了北方。所以,改革是西魏、北周历史上的关键事件。《周书》对此记载颇为详明。宇文泰所建立的府兵制,在北周统一北方过程中发挥很大作用,并且为隋、唐所沿用,直至唐玄宗天宝年间才名存实亡。关于府兵制的一些情况、特点,《文帝纪》、《苏绰附苏椿传》、《韩褒传》、《郭彦传》、《韦瑱传》等都有记载。西魏、北周时期,各族人民起义屡屡发生,《周书》出于总结教训和宣扬统治者武功的目的,对这些起义记载较多、较具体,这在同时所修诸史中是最突出的。从中可以看出起义之多,声势之大。
《周书》很注重记载周边各民族情况和邻国大事,显示出德棻具有纵观全局的眼光和风度。《异域传》共2 卷,序文说:“斯皆录其当时所记”,可见所据资料来源于魏、周人当时记录,史料价值是很高的。另外,《周书》对于东魏、北齐和南朝梁、陈的重要史事,都在本纪或有关列传中简要叙及,显示出天下大势的主要脉络,这是个突出的优点。
《周书》的文字比较简洁,反映出令狐德棻出色的史学才能。清代史家赵翼称赞《周书》“繁简得宜,文笔亦极简劲”。
德棻修《周书》主要采三种资料,一是西魏大统年间秘书丞兼领著作柳虬所修起居注;二是西魏、北周的国史;三是隋开皇中秘书监牛弘追撰《周纪》十八篇。从《周书》行文中,仍可见到采用周代国史之语句,如,“陈人于是以鲁山归我。我师不利”。《艺术传序》说:“茂雅、元华、许?amp;#93;,史失其传。”在卷末又简略提及蜀郡卫元嵩,“史失其事,故不为传”。这明确说明有些资料遗佚,另外也是存疑备考,虽作不成传,但记下名字,
给后人查考留下线索。
德棻所修《周书》并不是没有缺点的。例如人情佳传之多,在同时所修诸史中是较突出的。推崇门阀士族的倾向也是较明显的。德棻对“并在周时”的李唐“二祖功业”是尽力宣扬的,在排列八柱国十二大将军顺序时,将李世民曾祖李虎赫然列第一位。还夸耀说:“当时荣盛,莫与为比。故今之称门阀者,咸推八柱国家云。”德棻既出身于阀阅之家,对自己家世门第也是很自豪的。《周书》为德棻祖父令狐整立传,附述德棻父令狐熙、叔祖令狐休等,炫耀令狐家族官爵、门第。这虽与当时社会风气有关,但作为史家而津津乐道于此,则不能不说是史学思想的局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