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文学真实性的作品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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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2-04-30 00: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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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心网友
时间：2022-06-27 13:37
如何达到感觉真实？小说的真实性其实只是*真性，而报告文学作为文学比小说写作更难，它需要的是真实性与*真性的统一。因此，在真实性基础上的合理想象或者说合乎真实性的合理想象就成为打造报告文学*真性的不可或缺的手段。我是主张相对真实的，因此也就十分关注合理想象。我认为合理想象的成败往往决定一篇报告文学的命运。本文将就此加以探讨，在这一问题的探讨上，我认为无须涉及被权力和金钱收买的“广告报告文学”，只就大家认为较好的、较成功的，能称得起是报告文学的报告文学作品加以探讨或较妥帖。
二
有这样一个实例，在一次全国性评奖中，一篇众望所归的参评作品，因为“文化大*中，他曾受到过一千多次万人以上的残酷揪斗”一句话，而不幸被淘汰出局，大家深感十分惋惜。但也可看出，年轻作者缺少对“文化大*”的了解，在难以进行量化统计时，仅凭合理想象给作品造成了硬伤。
还有一部最近出版的作品写得很好、很成功，全书错漏也很少。但有一句话却露了怯。
“祖国山河一片红”是那个年代的真实写照，街道和店铺一律改成了“红色”名称。姑娘们身后拖着的、油黑的长辫子，短短几天全不见了，被“运动头”、“刷把头”取而代之。
一看这又是一位没有经历过“*”的年轻作者的合理想象。作者分不清“破四旧”、“红海洋”和“祖国山河一片红”三者的时间差异，在作者的合理想象中它们被一锅烩了。
前面所述两部作品毕竟是“国家级”的，所出错误较少，偶尔的错谬还可以理解。到省一级这种错误就更多了。
在某省级刊物2009年优秀征文专集中，有一篇优秀征文，内有多处不负责任的合理想象。×××的父亲×××同志原是天津的一名知青，因资本家成分（份）被下放到××省的一个老区改造学习，从此他立志扎根农村不愿再回去。后来他当上了山乡的民办教师，因为表现突出被推荐到×州师范学习。六一年××省×州*支队成立，需要大批优秀人才，结果被学校推荐到了×州*支队工作。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怎么回事，推荐上学又是哪年哪月的事，恐怕作者都没弄明白。
父母都是在一九四零年前后入伍的小八路，父亲×××参加过平型关大捷、百团大战，后又在辽沈战役中负了伤，先后当过班长、排长、连长、营长、副团长。
平型关大捷是1937年，1940年前后入伍的“小八路”又怎么能参加平型关大战？此文这类毛病还很多，我就不再一一列举。
上述三位作者，均系年轻人，年轻人犯错误上帝都能原谅，但是由于历史文化知识的缺失，造成合理想象的失误，进而损害了报告文学的真实性，作为报告文学评论工作者，我们是不能也不应该谅解的，否则就是对报告文学的伤害！当然我们也不能要求报告文学作家是百事通，是三年早知道，但也不能“以其昏昏使人昭昭”，起码你要写的东西，你自己必须彻底弄明白。
三
与上述三例不同的是，受到何滋全、朱大可、何三坡、陈晓明、白烨、李建军、谢有顺、葛红兵、解玺璋、张闳、唐晓渡的联袂推荐，我也认为很好的一部作品，阅后就兴奋地推介给聊城市一位学识渊博、德高望重的老先生，老先生读后给我来信：
我翻阅了一下，甚感此书的可贵。它资料丰富、叙述畅通、动情感人，但该书的瑕疵秕谬之处也是有之的，今略举一二：
一、傅斯年只有兄弟二人，其弟傅斯骕才是其胞弟，该书却将傅斯严说成是斯年的亲弟，且斯骕在全书中却只字未提。斯骕也曾在国民*教育部任过职，且于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初劳动改造结束后回到聊城，傅斯年的胞弟是傅斯骕而非傅斯严。
二、该书将傅斯年的亲侄傅乐同（书中为铜）说成是聊城文化局的干部，并且被划成右派，下放农村进行劳动改造。我对这种说法产生了疑问，就问傅乐同，他说：“他（指书的作者）没调查，尽瞎说。”实际情况是1957年反右时，傅乐同还是一个十四五岁的孩子，怎么会被划成右派呢！
三、关于傅斯年的前妻丁氏，该书把她说成鸡狗不分，东西南北不辨的傻女也不符合实际。《聊城晚报》上提到丁家大屋时，说到傅斯年的前妻丁氏，美丽聪慧、知书达礼，是聊城城里有名的女子。傅斯年在外游学多年，丁氏却默然死守地生活着。傅斯年回国后，她得到的却是协议离婚。据说丁氏离婚后没再嫁，不久就死去了。离婚了，人死了，但傅家与丁家始终没有割断关系。据傅乐同说，他与其父傅斯骕从南京回聊城后，无家可归，还是丁家收留了他们，他们在丁家大院里一住就是三四年。
……无论这位老先生说的是对是错，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该书作者没有采访傅乐同是确定无疑的，不仅傅乐同如是说，在何兹全老先生所写的序中也提到，“后来听说为了写好这部书，（作者）先生还赴长沙、昆明、重庆、成都、李庄等地，对傅斯年、陈寅恪那一代知识分子，以及我们这一批小字辈学者工作、生活和战斗过的地方进行调查采访，体察当地风土人情，尽量在每一个细节上做到真实不虚。”在这里何兹全独独未提傅斯年的故乡聊城。可见作者确实未去聊城采访。在此，我也做一下“合理想象”：因为作者手头有一本《傅斯年———大气磅礴的一代学人》，而且其第一作者岳玉玺还是聊城大学的教授，那还有错？照搬就是。岂不知，文化界的“以讹传讹”就是这样来的。作者千辛万苦，只这一着不慎，差一点满盘皆输。
这种因缺少实际考察、实地考察的“合理想象”而造成的失误，是每一位报告文学作家都会出现、也都有可能出现的尴尬。力劝广大报告文学作家，千万不要掉以轻心，以免为图一时轻松，而一失足成千古恨！
四
再有一类，是作者把自己的思想观念、视角强加在传主身上造成的“合理想象”的尴尬。
一个例子是，1958年，美国兰登出版公司出版了*的《复始之旅》，书中详细记述了他与宋庆龄、甘地和罗斯福等人的交往。第二年宋庆龄读到了此书，读后宋庆龄对书中关于她的一些描写非常不满。
书中*写到：宋庆龄说：“我的祖先是很穷的。我的亲戚从不说起，但是，我们的祖先是海南岛的客家人。几代以前，他们当中有些人移居*，来时身无分文只好当苦力。”
宋庆龄自己的说法是：“祖先的老家是海南岛，那里的天气很温暖，还有一个长长的海滩，父亲的父母在海南岛文昌县五指山靠酿酒为生，祖上好几代都是酿酒的。”
关于宋庆龄与孙中山的婚姻*是这样写的：
宋庆龄说：“父母说什么也不同意我去日本，想把我锁在屋子里。我从窗户里爬了出来，在女佣的帮助下逃了出来。”
后来我们的许多书籍大多引用了*此说，在中国流传甚广。
然而宋庆龄说：“我的父母也不是那么愚昧、冷酷！可怜的埃德，我不知道他为什么制造这样的谎言，就为了给他的书制造轰动？”“但是他们从没有‘把我锁起来’！我离开家乘轮船，在一个同志和他女儿的陪同下去日本，那时早晨6点我父母还没醒。那才是事实！”
（以上均引自《报刊文摘》2011年3月18日第7版《宋庆龄的一个未了心愿》）《复始之旅》一书中，此类秕谬所涉甚多，此处不再一一列举，无疑*的观点是左倾的、激进的，他力图从中国*的角度拔高宋庆龄。而宋庆龄是温和的、平实的、实事求是的，她不想把自己打扮成一名*的先锋或激进的*者。
再有一例，见之于《中国报告文学》2011年第3期，刘松林对廖毅文所写《水带离声如梦流———刘松林谈毛岸英赴朝前后》以及几篇写毛岸英的报告文学提出批评。刘松林说：
廖毅文所写的那篇文章，其中有一个情节是毛*与他的老友周世钊谈话时，谈到了毛岸英为什么要上朝鲜前线的问题。这个情节纯属子虚乌有。这个情节不但是杜撰的，而且有贬低*之嫌。说*讲“岸英是个年轻人，他从苏联留学回国后，去农村劳动锻炼过。但没有正式上过战场，没有打过仗，这是很不够的，一个人最好的成长环境就是艰苦！在战斗中成长要比任何其他环境来得更严更快，基于这些原因，我派他去朝鲜了”。他（毛岸英）在苏联反法西斯卫国战争中就打过仗，*也知道毛岸英是打过仗的，岸英去朝鲜时是作了随时准备牺牲的思想准备的，没有必要为了镀金去朝鲜，因此这里说的是假话。
我也进行一下“合理想象”，当下确实有不少人或者说相当一部分人认为：如果毛岸英不牺牲，肯定会接毛*的班。作者可能认为迎合了读者的这种想法，就会增强作品的真实性。其实，当年*代替全国人民思考是错误的，今天全国人民代替*思考照样是错误的。无论是臆断，还是别有用心，反正是作者以自己的观念进行了“合理想象”，这就难免造成尴尬。
五
面对上述三种情况，或许还有我没发现的更多的情况，报告文学作者应如何避免这种由“合理想象”造成的尴尬，打造出更真实、更趋向于绝对真实的报告文学，以提高报告文学的信誉度和战斗力，而避免因失实的“合理想象”造成作者的尴尬、作品的尴尬，乃至造成整个报告文学的尴尬。
报告文学创作本就是戴着镣铐跳舞，绝不能有任何随意性，真实是第一位的，严谨是真实的保证，率性而为是不允许的。我支持合理想象，但期盼它早日摆脱尴尬！浮躁、懒惰、随意是报告文学作者的天敌，却又是人性中普遍存在的东西，报告文学作家必须严格要求自己，克服人性的弱点、完善自我，然后才能更好地张扬个性，完成报告文学作家的历史使命。
热心网友
时间：2022-06-27 13:3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