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正确看待农民起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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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2-04-29 1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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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2-06-28 00:32
—与毛志成同志商榷
孟广林
读罢《北京观察》2001年第6期所刊载的《中国古今匪患溯源—兼谈“打黑除恶”》一文（以下简称毛文），大有如鲠在喉而须一吐为快之感。我认为，毛文对中国古代农民起义的基本估价是错误的，兹就此浅陈管见，以求教于毛志成同志与学界方家。
毛文将中国古代的起义农民通通斥之为“匪”，这实在是匪夷所思！这样的污称，对我们来说固然“似曾相识”，但那却只能在封建正统史著中与封建统治者的口吻中才能找到。而今，当代作家竟然也对这样的污称予以完全认同并作了极致的阐发，能不让人吃惊而惶惶然吗？
将历史上的起义农民污称为“匪”，进而彻底否定农民起义的合理性，无疑是一种十分情绪化的偏激之论。在毛文看来，宋代的梁山泊好汉不事生产，专在“杀富济贫”的幌子下劫掠谋生，甚至滥杀无辜，那不是“土匪”又是什么呢？明末农民大起义中，李自成等既不事生产，没有建立基本的税收制度，又鼓励民众“不纳粮”，只得靠“杀富”来建立政权，最终成为短命的“匪集团”。而以洪秀全为首的太平天国的领导集团，靠迷信欺骗起家，建“国”后则荒淫无道，自相残杀。故“正常人称之为‘洪匪’，绝对有据”。
毛文的这些见解表面看来似乎有理有据，但如果仔细分析，实在是经不起辩驳的。所谓的“匪”，一般来说是指那些肆意为非作歹、危害人民的人。但究竟哪些人是“匪”，则是由不同的历史尺度来评判的。按照封建正统的史学观点，起义农民“杀富济贫”的举动破坏了封建社会等级制度与财产制度，践踏了神圣的纲常伦理，当然是“盗贼”，是“匪”，应当大加谴责与*。然而，在农民自己看来，甚至在封建社会的一些进步哲人看来，这种反抗封建压迫剥削的举动，却是理所当然的。
封建社会的农民为何要铤而走险呢？又为何要“杀富”、“劫掠”呢？。征诸史籍就不难发现，农民起义的发生，说文绉一些是阶级矛盾的必然产物，说白了就是“官*民反、不得不反”。难道不是这样吗？封建王朝的苛赋重税与豪富之家的敲剥，常常使手足胼胝的农民，终日劳作田野却难享温饱；而土地兼并与天灾、战乱，更使得他们或以草木充饥，甚至“易子而食”；或离乡背井，辗转沟壑。万般无奈之下，最终只得斩木为兵，揭竿而起。当一个王朝用非理性的措施对农民进行超常的榨取时，当一个社会出现了“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畸形状态时，农民起义也就在所难免了。那些平时安分守贫、规规矩矩、受难蒙冤时惯于要求贤君清官为自己作主的草芥小民，之所以冒死抗争，是因为与其坐而待毙，不如去挣得一条活路。从根本上讲，他们是为了活命而斗争，也就是为了我们今天所说的“生存权”而战，这是无可厚非的行为。对此，既无衣食之忧而又不断地享受着现代文明成果的我们，又有什么资格与权利去对他们的正当行为大加谴责呢？
对农民为“生存权”而抗争的肯定，当然不是毛文所说的那样是“贬低了正常人、推崇匪人”。毛文所说的“正常人”，大概就是封建史书中所说的那种“顺民”、“良民”。他们之所以被认为“正常”，就是因为他们既能老老实实地为统治者提供粟米绢帛、器皿与财货以事上，又能安贫守份而甘愿接受敲剥乃至饿死也不反抗。但这样的“正常人”其实是不存在的。这里不妨进行一下换位思考，也就是将自己放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去自我体悟。如果我是唐人笔下的“卖炭翁”、“采桑女”，尚且能饥寒交迫地活下去，尚可作到“正常”，但如果在饥寒交迫的困境中面临着家破人亡的绝路，能“正常”得起来吗？“官*民反，不得不反”， 自古以来是天经地义的。其实，不仅是农民这样看，就连毛文所推崇的中国古代的儒家也常常这样看。在儒家的视野中，常常是那些贪暴的统治者而不是民众才是“匪”“盗”。故他们有的主张“诛暴君”，有的鼓吹“天人感应”说，并由此而主张“汤武*”，按照天意来实行改朝换代。清初的著名思想家唐甄甚至直言，“自周秦以来，凡帝王皆贼也”。在他们看来，正是因为残暴的统治者的敲剥，才使得广大百姓过不上“正常”的生活。在此情况下，百姓对*的的反抗，恰恰是“正常”的行为。而在毛文看来，无论压迫剥削多么苛重，你老百姓就应当心安理得地去承受，就应当勒紧裤带地去“无私奉献”，并为此死而无悔，死而无怨！你要反抗，就是一个不“正常”的人，就是“匪”。按照这样的逻辑，孙中山在从事反清活动中常常以“洪秀全第二”自居，那样做不就是为被清朝统治者所剿灭的“发逆”、“发匪”招魂吗？。按照这样的逻辑，润土、祥林嫂那样的人才是值得称道的 “正常人”，鲁迅先生大可不必对之“哀其不幸”，更不应该“怒其不争”，那样做不就是“敬穷”吗？不就是渴求“正常人”去造反为“匪”吗？
究竟应当如何正确看待中国古代的农民起义呢？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看来，农民阶级是封建社会生产力的主要承担者与物质财富的主要创造者。正是他们的物质生产实践活动，为古代文明的积淀与发展奠定了物质基础；也正是他们对封建*的反抗，才使得封建社会的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矛盾不断得到调节，推动了社会历史的演进发展。如果没有秦末农民大起义，就不会有汉朝的“文、景之治”，如果没有隋末农民大起义，就不会有唐朝的“贞观之治”。唐太宗对隋、唐鼎革的大变动曾深有感悟：“天子者，有道则人推而为主，无道则人弃而不用，诚可畏也”。从这些现象中，难道我们还体会不出农民起义的意义吗？另一方面，也应当看到，作为小生产者与小私有者的农民阶级。自有其难以克服的阶级局限性。他们视野狭隘，目光短浅，在斗争中常常显示出散漫性与盲目性，也不可能设计出新的斗争纲领与社会蓝图。他们的反抗，不可避免地要呈现出无序的状态，并往往成为地主阶级改朝换代的工具。因此，我们对农民起义的积极意义及其某些消极面必须进行全面的分析，切不可以偏概全，抹杀历史。
建国后，我们对农民起义的评价曾经一度误入泥潭。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理论的干扰下，农民起义不仅被作为“五朵金花”中的一朵来加以重点“研究”，而且其意义也随之被任意加以拔高或夸大，到了“*”时期，则更是将农民起义领袖加以*化与美化。改革开放以后，人们在清算“以阶级斗争为纲”理论的流毒、批判封建传统的同时，则又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采取了非历史主义的态度，对农民起义多予以贬低、丑化与否定。这两种截然不同的评价取向，实际上都是经不起历史检验的。今天，如果一味地从社会现代化建设与现代文明的要求去丑化农民起义，甚至将农民起义与“*”造反 、黑恶势力横行等现象联系起来，那就更难免流于荒谬了。历史毕竟是历史，我们在考量与分析历史问题时，应当以唯物史观为理论指南，坚持历史主义的正确态度。而用直觉的灵感、情绪化的笔调去“戏说”历史，那就只能是歪曲历史了。
参考资料：http://www.gmw.cn/03pin/guancha/2003-02/030226/030226-10.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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