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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炮儿》为什么击中了我的神经?

发布网友 发布时间:2022-04-29 18: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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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个回答

热心网友 时间:2022-06-19 19:45

 在看《老炮儿》时,观众会感受到贯穿始终的精气神儿——不是主流意识形态褒扬的正气,而是另一种情怀的洋溢:这就是民间主体性。

  剧中反复出现一个老人的形象:他头发花白,但又显现出某种高贵的气质:步履蹒跚,却又具有凛然不可侵犯的尊严:路过的人往往会为他点支烟,以此表达敬意。“六爷”最在意这个细节。每次见到老人家,都要重复点烟仪式。在赴生死之约前,他郑重其事地将烟含在嘴里,点燃后再送到老爷子口中。以这类独特的告别方式,他无声地道出了自己的潜台词:无论江湖上的人物如何流转更迭,但不变的是民间的“规矩”——其中之一,就是有所敬畏。这固然来自儒家伦理学,但也是他对抗主流的精神武器——在权力和金钱的逻辑之外,维系民间的秩序和道义。用老北京话说,这就是“讲究”。它设定了底线:即便你有权有钱,也不能由此蔑视人的尊严。对于“六爷”来说,不可僭越的不是权力的等级制,而是民间的伦理秩序。

  显然,这套法则不但与主流每每抵牾,而且未被边缘群落所严格遵守。当“六爷”近乎刻板地维护它时,其悲剧命运已然注定:最后,前去征战的他倒在了结冰的湖面上。对于民间来说,这却是必要的牺牲:倘若所有维护弱者的法则都失效,边缘文化也将灰飞烟灭。换言之,“六爷”牺牲了自己的肉身,却捍卫了民间的主体性:那种让人荡气回肠的精神仍然活着。在《老炮儿》中,民间主体性始终被压抑,但从来未被战胜。甚至,“六爷”的死也绝不意味着它的挫败。相反,剧终前,一群“老炮儿”走出看守所,个个阳光灿烂,人人神采飞扬。这是意味深长的镜像隐喻,暗示民间主体性仍然活着。当晓波将自己的酒吧取名为聚义厅时,观众看到的是跨越代际的精神接力。在他教新养的鹦鹉说“爸爸”时,我彻底放心了:宝贵的血脉传了下去,“民间”不会消亡。从这个角度看,《老炮儿》讲述的不是小鲜肉如何打败了“老东西”,展示的不是第五代导演“最后的浪漫”,相反,其 “灵魂”贯穿了时间,形成了生生不息的精神谱系。

  与此对照鲜明的是,在小飞等如花少年出现时,我没有看到90后,只看到权力的附属物:离开了权力的庇护,小飞及其马仔就会被还原为“路人”。他们的存在理应属于过去时态。在这里,代际关系与时间性无关。年轻一点也不代表未来。正因为如此,“六爷”理直气壮地*小鲜肉的逻辑:“凭什么刚到50就算年过半百?”在剧中,过去-现在-未来的线性模式被*了:年轻的年老,年老的年轻;与热爱自由的“老炮儿”相比,“三环十三少”不过是依附于权力体系的悬疣附赘,全无后者的独立情怀;当“六爷”跑过湖面时,其敌手“小飞”则顿生钦佩之心。由此可见,把《老炮儿》归结为代际更迭的游戏,只会遮蔽它真正的主题,无法还原其深层线索。

  事实上,影片中的“小鲜肉”根本不属于一个命运共同体,无法被归结为与老一代对峙的“我们”:小飞等纨绔子弟寄生于权力体系之中,晓波则生长在嘈杂的市井胡同里。一条无形的边界分割了他们:左边是权力衍生出的灰色地带,右边则是备受压抑而始终不屈的民间,彼此的利益时常尖锐对立;二者偶有交集,不是冷嘲热讽,就是刀光剑影。是什么力量造就了这边界呢?据影片交代,小飞的父亲是“南方某省*”。后者虽未出场,但却决定了小飞的身份。他才是“六爷”真正的博弈对象。二者年龄相当,又分别象征两个世界:权力与民间。依赖略显诡异的底层智慧,民间并未输掉整个战役。就表层线索而言,它至少获得了暂时的胜利:以”六爷”的牺牲为代价,小飞的家族体系土崩瓦解,树倒猴孙散;在“南方某省*”锒铛入狱之际,剩下的“老炮儿”则重获自由。这是另一种对比:主创人员精心构思了民间主体性的凯旋仪式,舒缓观众久被压抑的神经,使他们积聚的心理能量得以释放。这是双重的宣泄,同时发生在剧中和剧外:在电影院中,我清晰地感受到了某种同构性——大多数观众与老炮儿们结成了暂时的联盟,期待着共同的解放和狂欢。此刻,他们拥有共同的名字:民间。

热心网友 时间:2022-06-19 19:45

在被抛入“大得可怕的局”之后,更是频频受辱,其卑微身份则暴露无遗;虽然极力维护自己的尊严,但还是在“茬架”的途中死去。毫无疑问,“六爷”是个小人物;与《阳光灿烂的日子》里那些活跃于军区大院里的顽主不同,他的世界属于胡同,属于底层人民聚集的边缘地带。这是个非常关键的线索:在电影的叙事框架内,“六爷”已经变成了“六叔”乃至“老头儿”,早就不是威震四九城的顽主,否则,怎么会寒酸到连区区十万块钱都拿不出来?又为什么沦落到被俯瞰和*的地步?倘若他始终在干收保护费的勾当,又如何赢得街坊邻居由衷的尊敬?显然,与其说胡同是他的地盘,勿宁讲那是民间的领地。如果说他有什么众不同之处,那就是:自觉守护这已经*仄的空间,努力维持胡同中的正义,时常显现出平民贵族的精神气质。纵观全剧,他身上最闪光的东西不是智慧,不是力量,而是精神和情怀:地位卑微,却分外看重尊严,特别热爱自由;身上没有精神庸人的尸臭味,敢于对官方事物说不,但又同情正直的底层个体。为了阐释他的性格(拧、轴、混不吝、仗义),影片进行了多方面的渲染:当“灯罩儿”跟*发生冲突时,他为这位有些窝囊的仁兄垫了修车的钱,帮助后者重新占据道德上的制高点;面对来历不明的乞讨女,又从身上不多的人民币抽出两张,慷概相助;路遇小偷,坚持要求对方寄回受害人的身份证,等等。也许有些情节略显夸张,某个俏皮的影评人从他身上看到了“老干部”的形象——善良得与其原初身份不相称,闪光得不像传统的胡同英雄。事实上,这种评价虽然有失公允,但却道出了《老炮儿》的复杂品格:它是部有担当的电影,讲的是市井故事,却始终在展示道义、精神、情怀。这显然不是对现实的镜像式展示:在当下的生活世界里,犬儒主义者当道,敢于担当的市民英雄寥若晨星。从根本上说,与其说它在展示现实,毋宁说它在讲述一个寓言。

  那么,这个寓言的象征义是什么?在叙述这个故事时,电影反复凸显一种空间上的对比:当“六爷”及其伙伴们流连于*仄的胡同时,属于权贵阶层的小飞则在宽阔的马路上飙车;到了价值连城的修车店,又被站在二楼的小鲜肉们居高临下地围观;在巨型鸽笼般的高楼大厦面前,干瘦的他显得那样渺小;当最后的对决发生之际,冰湖横艮在他和小飞们之间,显现为难以克服的障碍(他始终没有到达对岸)。透过这种种表象,我们不难看出博弈发生于两个阶层之间:以六哥为代表的民间个体,小飞所象征的权贵阶层。在日常生活中,二者似乎罕有交集,但都时刻被卷入此消彼长的冲突中:随着权力和资本的联姻,“六爷”们的生活世界日益萎缩,电影中的民间已经被*入罅隙。如果后者闭合,充满活力的民间将被封存在历史的记忆中。此后,曾经属于它的老炮儿们即使幸存下来,也不过是被关在笼中的鸵鸟。正因为如此,当“六爷”打量被囚禁在四合院里的鸵鸟时,他看见的正是最切己的可能性。与大多数人不同,他没有认命,而是再次踏上抗争之路——由于悬殊的力量对比,这几乎是一种必然失败的抉择。这使《老炮儿》具有挥之不去的悲剧意味,也使它具有了非同寻常的份量:与近年来流行的喜剧不同,它展示了人与命运的正面冲突,演绎了不同主体硬碰硬的较量,渲染了以卵击石的壮美。于是,久被压抑的民间主体性痛快淋漓地展现自身。在喜剧当道的今天,这本身就值得点赞。更何况它触及了某些更深层的主题——当社会日益均质化之时,我们何为?

  我不能确定影片的主创人员是否意识到了这点——创作往往受潜意识支配。但,可以肯定的是,他们仿佛接受了某种使命,全力呈现“不合时宜”生活:“电影应该写不合时宜的人,这样电影才有价值,写合时宜的人对我来说一点趣味都没有。”(管虎语) 在任何时代,“不合时宜”的人都会被驱逐到边缘。当边缘个体形成另一个江湖时,“亚文化”(subculture)便诞生了。后者游离于主流之外,拥有自己的运转法则。它始终被压制,但又顽强地延续自身。于是,观众得以看见力量悬殊的对峙和博弈:在庞大的权力-经济体系之外,“六爷”们依然倔强地拒斥同化,持续展示不屈的民间主体性。无论如何,“六爷”们试图维系的是多元化的世界。不是主流吞没一切,而是各有各的江湖。剧中的“六爷”无疑是不合时宜的,而这正是其意义所在——反抗社会的均质化,制造差异、缝隙、张力,维系世界的复数化形态,使芸芸众生可以眺望另一个地平线。他们越是不合时宜,就越有价值。这显然是个具有普适性的话题。它超越了代际关系和地域*,涉及人类普遍的生存法则:如果世界像水泥般凝固,无人能够幸存,因此,制造差异是永远的美德。从这个角度看,《老炮儿》是指涉人类命运的寓言。

热心网友 时间:2022-06-19 19:46

 在当下的*、经济、文化版图上,影片中的“六爷”无疑处于边缘地带。他本是活跃于四九城的顽主,曾因“茬架”而被判刑,出狱后只能游走于狭小的胡同中。那是城市中的第三世界,是个被挤压的过渡地带。各种力量渗透于其中,但都没有完全贯穿、占领、同化它。于是,一块不规则的空隙延续下来。这个“边区”就是“六爷”们的生活世界,也是城市游侠们最后的根据地。在这块混乱的飞地上,“六爷”试图维持民间的尊严。他恪守一套规矩(敬老、扶弱、公平、不损尊严),扮演着民间执法者的角色。

  正是在“执法”的间隙,“六爷”与另一个群体相遇了——京城十三少带领的飙车党。后者同样生存在边缘地带,但势力却远非“六爷”等老炮儿所能比——依赖强大的官商集团,他们攻城略地、身姿潇洒、风光无限。体现在视觉意象上,二者的差别也显而易见:落魄的“六爷”总是骑着破旧的自行车,小飞等则驾驶着限量版的法拉利跑车;他曾经荷尔蒙旺盛的身躯已经衰老,后者则是如花般盛开的美少年。按理说,两者属于不同的世界,本应没有交集——跑车开不进*仄的小巷,“六爷”也没法将自己的“执法”区域延伸到上层社会。然而,电影的魔力恰在于藐视庸常的法则--由于儿子的冒失之举,“六爷”开始进入了一个陌生的世界,不得不与权贵进行正面博弈。在这个帝国的边缘,他的游记战术偶尔会生效,但其弱势却最终暴露无遗:一个连十万元都难以凑齐的没落老炮儿,被抛入了“大得可怕的局”;当他郑重其事地提出“茬架”时,周围的美少年们发出了不可遏制的笑声;在后者看来,这个瘦弱、寒酸、土气的老人形象滑稽,根本算不上敌手。的确,这注定不是平等的对决——小飞们是权力中心的衍生物,“六爷”则只能依赖胡同的深度。此时,“六爷”要真正维持尊严,似乎只剩下最后的选择:按照江湖规矩,以血肉之躯相搏——当身体与身体相遇,地位、财富、背景的差距会被暂时抹去,你我站在同一地平面上。然而,这貌似公平,但却为他的死亡买下了伏笔:在与话匣子*的一场戏中,他的血肉之躯就已开始“罢工”;心血管坏死,意味着他的肉身也走上了末途;至于他寄予厚望的老伙伴们,也已经出现了阶层分化,各有各的担忧和难处,难以提供及时的支持。于是,逃出病房后,他只能单独作战——提着长剑,试图越过结冰的湖面,冲向对面的人群。

   就表层逻辑而言,这是不必要的壮举:此前,他掌握了小飞父亲贪腐的证据,完全可以趁机大赚一笔(后者答应给他一百万),但他却选择了继续抗争;在寄出举报信之后,他又完全可以坐等胜利的到来,却还是选择了赴约。此种情节安排貌似不合理,实则敞开了“六爷”早已洞察到的真谛:只有这样,才能捍卫“规矩”,而后者是民间生存的前提。如果他仅仅通过举报而获胜,所证明的仍是官方的力量,而“规矩”才是其真正的生命线:他之于民间,恰如鱼之于水;最后的边缘地带一旦消失,他就丧失了自己的国度;即使肉身仍在,也是行尸走肉。从根本上说,“六爷”是民间主体性的化身。他因之而生,也为之而死。这是《老炮儿》极力宣扬的精神和情怀,也是他深得人心的原因。只有理解到这个层面,你才能与这部电影的灵魂相遇。否则,你看到了小鲜肉的如花面孔、美女的硕胸、嘈杂的集市,但却注定“有视力而没智力”

热心网友 时间:2022-06-19 19:46

  不过,对于《老炮儿》的结尾,评论家们抛出了诸多的质疑:“六爷”的胜利和死亡都显得颇为蹊跷,其中真的蕴藏着某种奥秘吗?在“南方某省*”锒铛入狱之际,剩下的老炮儿却神采飞扬地走出看守所,晓波则当上了酒吧的老板,这是不是知识分子的意淫或艺术家的春梦?

  的确,《老炮儿》的转折点颇具吊诡意味:借助一张瑞士银行的对账单,局势突然出现了翻转:一扫四处筹款和求情的颓势,“六爷”奇迹般地实现了逆袭;原本嚣张的小飞们立刻跌到了低处,苦苦乞求他的宽恕;在“六爷”将举报信寄往纪委的瞬间,胜负似乎已无悬念。然而,在稳操胜券之时,他却选择奔赴生死之约,这究竟是为了什么?

  事实上,谜底一点也不难破解:以举报的方式除掉贪腐集团,这并非民间主体性的胜利——除掉贪腐家族的是庙堂,是至高无上的权力体系;获胜的同样是庙堂而非大众。更加吊诡的是,对于民间来说,这种暂时的胜利可能意味着彻底的失败:如果庙堂和江湖的距离消失,民间也将不复存在。正因为如此,六叔才执着地维系法律之外的“规矩”:直接偿还。你打我的脸,我要扇你一个耳光。借人半斤,要还八两。依赖这套法则,民间形成了无数的自治区,“六爷”则是其精神象征。没有民间律法,就没有“六爷”。可是,他选择了告发,等于老炮儿变成了朝阳区群众,无疑令喜欢他的人感到不爽。对于中意对决的老炮儿来说,这也坏了规矩,意味着自我羞辱。如果他坐享其成,就会沦落为行尸走肉。理清了这个关键线索,你就会懂得:病魔缠身的六叔为什么执意赴约?道理不言自明:只有践行这套“规矩”,他所做的一切才有合法性,倍受挤压的“民间”才会继续活着。这个角度看,六爷的结局必然是悲剧性的:如果不与小飞们正面对决,就无法维系民间的“规矩”,而悬殊的力量对比又注定了对决的结局。在做出最后的决定时,死亡已经定格为一种必然性:唯有通过肉体上的毁灭,老炮儿才能完成自我救赎。于是,当鸵鸟(其隐喻义不言自明)逃出囚笼时,他平静地骑着自行车(民间的符号),奔向自己生命的终点。“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不复还”:在举剑冲过结冰的湖面时,敌人已经幻化为背景,他迎接的不过是自己的宿命。为了凸显这个过程的悲剧意味,主创人员使用了长镜头——奔跑中的“六爷”虚弱而执着,迎着阳光、寒风、讥笑向前挺进,但最终无奈地倒在了布满裂痕的冰面上。事实上,这是个仪式化的过程,它本不必发生(“六爷”可以直接骑车到对面),其意义完全是象征性的:展示“六爷”不屈的意志,演绎他最后的光荣和无奈。

  通过这种情节安排,影片塑造出当代汉语文化中罕见的悲剧形象——不是满足于笑骂戏谑,不是指手画脚的旁观者,而是亲自完成“严肃、完整、有一定长度的行动”(亚里士多德语)。 恰如影片所暗示的那样,完成这个仪式的“六爷”是孤独的——纵观中国戏剧史,悲剧形象可谓寥若晨星:“中国之演剧也,有喜剧,无悲剧。”(蒋观云《中国之演剧界》) 从先秦到晚清,中国始终没有公民大会,没有人民普遍参与的法庭审判,没有轮流统治和被统治的*理念;缺乏自由、自治、自律的个体精神,人就无法真正地站起来,无法承担自己的使命,自然也无法成长为悲剧英雄——对于一个难以介入公共生活的人来说,他/她所能做的不是嘲讽和戏谑,就是把任何苦难都篡改为甜蜜的记忆;现在,情况虽然有了些许改观,但新的游戏规则还有待建立;于是,喜剧流行,民众数千年来都期待大团圆的结局。分析到这个层面,我们就会领悟到“六爷”形象的意义:作为虚构出来的悲剧英雄,他身上洋溢着未泯的野性,敢于在面对毁灭时强调自己的主权。迥异于沉默的大多数,他不是世道的玩偶,而是生活进程的参与者:“虽然我们是小老百姓,有些事该办还是得办!”对于习惯了顺应天命的国人来说,这无疑代表着某种精神上的超前性。与其说他已经过时,不如说他来得太早:在*-经济-文化体系出现质的变革之前,率先站起来的个体注定命途多舛。从这个角度看,回避“六爷”生存的悲剧性无异于自欺。这显然是管虎们极力回避的犬儒主义行经。为了凸显“六爷”的悲剧品格,影片安排了近乎吊诡的结局,让生与死、胜利与失败、光荣与耻辱处于孪生状态。由于此类意味深长的细节安排,这部电影有了灵魂,主创者则完成了自我救赎——《老炮儿》没有沦落为“反腐”电影,没有回到《沂蒙》那样的主流叙事,相反,一个精神的寓言拥有了光荣的结尾。长镜头中的“六爷”虚弱而光芒四射,身姿趔趄但又勇往直前。是的,死亡阻挡了他的脚步,可这又有什么关系?我们都将死去,因而死亡并不是特殊的惩罚,但抗争中的死亡却见证了灵魂的强大。

  不过,在“六爷”倒下的瞬间,面部特写被远景镜头所取代,辽阔的冰面衬托出他的孤独和渺小,身旁的覆舟象征着他的结局。无声的挽歌漫过他,淹没了旧的江湖——热血、野性、不屈的意志固然无比珍贵,但却必须适应变化的世界。那么,新的游戏规则是什么?完全顺应资本-权力的逻辑?还是另觅新途?事实上,答案不言而喻——在颂扬民间主体性的同时,影片也毫不回避六爷身上的缺点。譬如,晓波出事后,许晴扮演的话匣子建议他立刻报警,他随即回绝了——不信任法律的通病也出现在他身上。再如,在与晓波筹划未来的密谈中,他又以轻蔑的口气提到话匣子:“她啊,女人……”。在将举报信寄给纪委的瞬间,他同样延续了老套路——借权力之手,除掉权力体系上的悬疣附赘。这种种病症先后显现出来,说明他在某些精神层面也患了 “血管堵塞”,注定无法演绎健全的公*象。通过他的死,《老炮儿》唱出了一曲凄婉的挽歌。它献给了不信任法律和女性的“六爷”,但又敞开了新生的逻辑:剧终前,痊愈后的晓波实现了“六爷”的遗愿,开了家名为“聚义厅”的酒吧,工作之余不停地教自己的鹦鹉喊“爸爸”,这显然暗示了民间精神的延续。那个来得太早而不无缺点的“六爷”又复活了。他年轻,还有足够的时间走向新的地平线。这已经让观众感到欣慰,但变化则更加令人欣喜——在骑自行车的青年问路时,当了酒吧老板的晓波不再僵硬地恪守江湖教条,而是表现出远为宽容的态度(如不再强求对方使用敬语)。显然,新一代的水浒爱好者表现出了更为开放的精神气质。于是,民间主体性不但薪火相传,而且展示了自我超越的迹象。

如果说《老炮儿》表现了代际的更迭,那么,它也展示了更迭中的连续性:“好的东西需要有传承,尽管江湖终归会变化,时代也会有交替,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不同,但有些精神是不应该改变的。”(管虎语) 老牌英雄走了,更多自立的个体(如替底层维权的律师、敢于讲真话的记者、良心未泯的知识分子)将涌现出来。这是影片最后的暗示。依靠它,管虎们讲完了有关未来中国的寓言。归根结底,《老炮儿》绝不意味着“最后的浪漫”,更非一群北方爷们的春梦,相反,它谱写了民间主体性的序曲。

热心网友 时间:2022-06-19 19:47

《老炮儿》上映后,赞美者、讥讽者、揭秘者接踵而至,评论界众声喧哗,网络上人声鼎沸。有人誉之为“十年来最好的中国电影”,有人嘲笑“第五代最后的浪漫”,有人津津有味地回顾皇城根下“老炮儿”的历史。热闹之余,最根本的问题反倒被忽略乃至遮蔽了:这部电影究竟讲述了什么?

  从表面上看,这种追问是多余的:片名似乎已经说出了一切。然而,望文生义并不可靠,过早下判断只能暴露自己的轻率:《老炮儿》虽然被归为现实主义电影,但却使用了不少象征主义手法——被囚禁于四合院中的鸵鸟、破旧的自行车和华丽的跑车、布满裂痕的冰湖,这些日常事物均具有不寻常的象征意味,都是需要解码的符号;就连六爷本身,也绝不仅仅是没落的江湖英雄,相反,他是某种精神气质的化身(embodiement),是意义丰富的原型(archetype)。如果不理解到这个层面,那么,你就无法与这部电影的灵魂相遇。

   事实上,导演管虎最为担心的或许恰恰是:观众把《老炮儿》简化为当代《水浒》,忽略了他精心阐释的象征义。于是,为了强调“六爷”的平民身份,他采用了传统的线性叙述方式:影片开始时,昔日叱咤风云的江湖英雄早已退隐,蛰伏于后海的一个小胡同里,开了家比巴掌大不了多少的小店,依靠微薄的利润谋生;经营小买卖之余,依旧游荡于大街小巷,喜欢扮演民间执法者的角色,成为人们眼中的胡同串子;由于为人仗义,倒也颇得民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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