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个朝代系封建社会第一个“国家”,特指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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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2-04-28 14: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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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2-06-19 06:58
经过春秋时期长期的争霸战争，许多小的诸侯国被大国并吞了。国家内部发生了变革，大权渐渐落在几个大夫手里。这些大夫原来也是奴隶主贵族，后来他们采用了封建的剥削方式，转变为地主阶级。有的为了扩大自己的势力，还用减轻赋税的办法，来笼络人心。这样，他们的势力就越来越大了。三家分晋就是以这种新旧势力斗争为表现形式的晋国社会变革的结果,是中国古代历史从春秋时代进入战国时代的重要标志之一。赵、魏、韩都是代表封建社会的新生力量。
三家分晋
公元前544年（晋平公十四年），吴国的延陵季子出使晋，同晋国的赵文子、韩宣子、魏献子相见晤谈后，神奇地预言：“晋国之政，卒归此三家矣。”
其实此时晋国执政者有六卿，韩、赵、魏之外，尚有范、中行、智氏三家。公室卑弱，六卿强大，政在私门。但是，韩、赵、魏三家的优势还不明显。
然而正是这样的形势，导致私门与公室的斗争，以及六卿之间相互争夺兼并的斗争愈演愈烈。前458年（晋出公十七年），智氏与赵、韩、魏灭范、中行氏而共分其地；前456年，四卿又驱逐晋出公而立晋哀公。晋国的政局至哀公之立而进入一个新时期。
这个时期的特征是四卿并立，智伯最强，晋国的国政由他一人专擅。晋哀公即位，即是出于智伯的主张，因为他与哀公之父友善，利用私人的关系可以影响和操纵哀公从而控制晋国的大局。达到这个目的以后，智伯又设法把范、中行二家的领地全部攫为已有，从实力上进一步巩固了*地位。
智伯名瑶，是智宣子之子。当初智宣子要确定智瑶为继承人，族人智果劝他不如立智宵。智宵同是宣子之子。智果认为智瑶各方面优点很多，仪表魁伟，武勇善射，多才多艺，能说会道，性格刚毅果决，能挑剔的地方不多，可就是有个致命的缺点，道德品质不好。也就是说，智瑶是那种有才无德之人。智果料定由智瑶这种人来掌握智氏家族的命运，必然会荡家覆宗，毁灭整个家族。智宣子没有听从智果的劝告，还是确定以智瑶为继承人。智果毅然与智氏家族断绝关系，在晋国太史处立案，自立一宗，称辅氏。
智伯继位后，确实大有作为，内政方面灭范、中行二氏，驱逐晋出公，拥立晋哀公，独擅国政；外事方面一次兴兵伐齐，两次率军讨郑，战功赫奕，威震诸侯。然而在他取得如此成就之时，自身“贪而愎”的弱点逐渐暴露出来。贪包括贪得无厌，好大喜功，骄奢淫佚；愎包括刚愎自用，不纳谏言，独断专行。大权独揽之后，使得他骄横跋扈，不可一世。
智伯在蓝台与韩康子、魏桓子宴饮，竟在酒宴上戏弄韩康子，并且侮辱韩康子的家臣段规。智国进谏，说这样做恐怕会招来祸患。智伯大言不惭地说：“难将由我，我不为为难，谁敢兴之!”似乎韩、魏诸家的命运已被他掌握在手中，谁对他也是无可奈何。智国举出晋国历史上（谷阝）氏、赵氏、栾氏、范氏、中行氏等家族遭难的例子，都是因为仇家伺机而动所致。如不谨慎从事而经常结怨于人，那大祸临头的日子就不远了。并说：“今主一宴而耻人之君相，又弗备，曰：‘不敢兴难’，无乃不可乎？夫谁不可喜，谁不可惧？蚁蜂虿，皆能害人，况君相乎?”蚊子、蚂蚁、黄蜂、蝎子这一类昆虫都能害人，与强宗巨卿的主君和家相结怨，能不提防吗？智伯把这样的规谏当作耳旁风，依然我行我素。
智伯结怨最早、最深的还是赵氏，具体地说，是赵氏家族的主君赵襄子。早在赵襄子继位之前，已与智伯积怨甚深。
关于智伯与赵襄子结怨一事，史籍中有两种不同的记载。《左传》结尾处记载鲁悼公四年（前74年），智伯率军伐郑，其时赵襄子尚为赵氏太子，随军出征，在攻入郑都城门之际，智伯命赵襄子先入城，襄子请智伯先入，智伯当时就口出恶言，说：“恶而无勇，何以为子？”智伯认为襄子缺乏勇气，不敢入城，况且相貌又长得那样丑恶，怎么还能做太子！由此赵襄子十分忌恨智伯。《史记。赵世家》记载，晋出公十一年（前464年），智伯伐郑，赵襄子为将领，智伯酒醉之后，给赵襄子灌酒，还殴击襄子。赵氏的家臣纷纷要求以死相拼，襄子劝阻了大家，并说正是因为自己能够忍辱，才被父亲立为太子。他内心里对智伯的怨恨自是不言而喻。然而返国后，智伯居然还给襄子之父赵简子做工作，要他废除襄子，另立太子。简子不听。
这两处记载虽然有差异，但都是智伯侮辱赵襄子。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两处都有智伯对襄子为太子的不满，企图动摇他的地位。《史记》中所载，智伯竟是要干预赵氏的家政，这就更引起襄子的愤恨。赵襄子的太子地位可谓来之不易。襄子名毋恤，因其母为赵简子侍婢，又是狄人，本来没有资格继承赵氏的基业。然而他的识见与才干逐渐被简子认识，受到宠爱。一次，简子对几个儿子说，他把宝符藏在常山（今河北曲阳西北）上，谁先得到有赏。诸子回来俱无所得，只有毋恤说他已得到。他说，从常山居高临下攻击代国，可以吞并代国，这就是宝。简子认为此子果有雄图大略，确实可以作为继承人，继续发展赵氏的势力。于是废太子伯鲁，立毋恤为太子。智伯企图阻挠毋恤掌权，自然是想尽早去除一个强有力的对手，从而遏制赵氏。这对于雄心勃勃的赵毋恤来说，能不恨之入骨吗？
智伯四下结怨，却不自省，而且贪心进一步膨胀，公然伸手向韩氏索要土地。韩康子意欲拒绝，段规劝谏道：“不可。夫知（智）伯之为人也，好利而鸷愎（愎），来请地不与，必加兵于韩矣。君其与之。与之彼狃，又将请地于他国，他国不听，必乡（向）之以兵；然则韩可以免于患难，而待事之变。”段规分析智伯的性格，认为他在索要之后必然藏着武力强夺的一手，这是他阴鸷、刚愎的本性决定的；另外，他这个人贪得无厌，决不会只向韩氏一家索要土地，韩家给他一点甜头，他必定还要到处伸手，等到别人拒绝，动起刀兵，那时就有机可乘了。韩康子觉得这办法可行，先受一点损失，但可以避免同智氏交兵，又能挑起事端，从中渔利，因此决定送给智伯一个万家之邑，派出使者奉上。
智伯一计得逞，满心喜悦，随即又向魏氏索要土地。魏桓子的本意当然也不愿意，谋臣任章问为什么不愿意，桓子说，无缘无故地索要土地，无法答允。任章说：“无故索地，天下必惧；君予之地，知（智）伯必骄。骄而轻敌，邻国惧而相亲。以相亲之兵，待轻敌之国，知（智）氏之命不长矣！”任章从总体形势上分析，智伯索地得逞，会狂傲，狂傲必然轻敌；被索者会自然而然地联合为一个阵营，共同对抗智伯。以联合阵营的强大实力来对付一个轻敌狂傲的敌人，胜负的结局显而易见。他还讲了“将欲败之，必姑辅之；将欲取之，必姑与之”的辩证思路，劝魏桓子不必为爱惜领地而单独与智氏对抗，一定要等形势变化到对智伯不利时再说。魏桓子听从了任章的劝告，也送给智伯一个万家之邑。
智伯轻而易举得到两个万家之邑，如法炮制，向赵襄子索要蔡、皋狼之地。襄子断然拒绝。智伯索地，明显的是要蚕食三家。蚕食不成，即变为鲸吞。智伯当即率领韩、魏二氏，以三家的甲兵攻伐赵氏，意欲一举而翦灭之。
赵襄于见形势于己不利，决定退守以避敌锋芒。但是，退到哪里去呢？臣下建议，长子（今山西长子）城垣厚实，修整完好，距离不远，可以据守。襄子说：“民罢（疲）力以完之，又毙死以守之，其谁与我？”他认为当地人民修缮城池已经疲惫不堪，如果在那里死守，恐怕民心不稳。又有人建议退到邯郸（今河北邯郸市），那里仓库充实。襄子说：“浚民之膏泽以实之，又因而杀之，其谁与我?”仓库充实是因为搜刮民脂民膏，当地人民被剥夺压榨已苦不堪言，再让人家浴血守城，怎么会与自己同心协力？他最后决定：“其晋阳（今太原市南晋源镇一带）乎！先主之所属（嘱）也，尹铎之所宽也，民必和矣。”
晋阳是赵氏经营多年的根据地，以前邯郸叛乱时，范、中行氏支持叛者，赵简子就曾退保晋阳。襄子所说“尹铎之所宽”，指的是赵氏对晋阳地区有特殊的优惠*。当初赵简子派尹铎治理晋阳，尹铎就专门请示过，在晋阳是为赵氏输送财赋呢，还是建立稳固的根据地？简子明确肯定是后者。因而尹铎减少了上交赋税的户数，大大减少了实际上的征收税额，民众得到实惠。襄子所谓“先主之所属”，是先主赵简子特别嘱咐过襄子：“晋国有 难，而无以尹铎为少，无以晋阳为远，必以为归。”晋阳就是为了防备不测而经营的，名义上收取的财赋虽少，却是最为可靠的固守壁垒。所以襄子认为只有晋阳的民心可用，撤退到了晋阳。
襄子巡视晋阳一周，见城池坚固，府库充实，仓廪丰盈，只是缺乏御敌所用的箭矢。张孟谈告诉他，早年董安于修建晋阳时，深谋远虑，建筑宫室墙垣的材料都可以用来造箭杆，铜铸的柱础可以用来造箭镞。于是一切齐备，严阵以待三家来犯。
前454年（晋哀公三年），智伯率韩、魏二家围攻晋阳，鏖战3个月，仍无法破城。于是改用长期围困的办法，决晋水灌向晋阳。围困一年多，城中变为汪洋泽国，“沉灶产蛙”，灶膛成了青蛙的家园；城内人们只好“悬釜而炊”，吊起锅子来做饭；粮食吃完，竟至“易子而食”。然而，“民无叛意”，依然协助赵襄子坚守。
晋阳城被水所困，“城不浸者三版（二尺为一版）”。智伯见赵氏指日可灭，踌躇满志，带着魏桓子、韩康子巡视水情，忘乎所以地说：“吾乃今知水可以亡人国也。”魏、韩二人听了这话，马上联想到自家的事，魏桓子想到汾水可以灌安邑（今运城市附近，属魏），韩康子想到绛水可以灌平阳（今临汾市，属韩）。魏桓子用胳膊肘暗捅韩康子，康子踩了一下桓子的足背，二人心领神会，已包藏着反戈一击的杀机。
智伯对韩、魏二家的动静毫不在意，满以为大功垂成，韩、魏二氏不足为虑。倒是他的臣属中有个叫郄疵的人注意到一些端倪，提醒说：“韩、魏之君必反矣。”智伯不解，郄疵给他解释说，原来已经和两家约好，攻灭赵氏，三分其地。现在晋阳城马上要被攻克，两家之君不但面无喜色，反而有忧虑之态。如果他们真有这种顾虑，那是一定要反的。智伯不但不信郄疵之言，并且将他的话转告了魏桓子和韩康子，可能也包含着试探之意。韩、魏二君当然矢口否认，还说这是谗臣替赵氏游说，离间三家的关系；真是那样的话，韩、魏两家放着就要到手的赵氏土地而不顾，却去冒风险同智氏作战，岂不是很愚蠢？智伯相信了韩、魏二君的狡辩。二君出门，郄疵进门，对智伯说，他说的那些话怎么能告诉韩、魏二君呢？智伯反问郄疵怎么会得知，郄疵说从那两个人的神态上就可以看出来。智伯始终不相信韩、魏两家会反，郄疵自己想到个脱身避祸之计，请求到齐国出使去了。
危城之中，赵襄子与张孟谈谋划，要策反韩、魏二君，张孟谈潜出城外，会见二君，说：“臣闻唇亡则齿寒。今知（智）伯帅二国之君伐赵，赵将亡矣，亡则二君为之次矣。”他的说辞一针见血，直指二君的隐忧，赵氏灭亡，紧接着就轮到韩、魏二家了。二君对这一点深有同感，只是担心事机不密，先遭智伯的毒手。张孟谈说：“谋出二君之口，人臣之耳，人莫之知也。”只要不泄漏出去，就不会出问题。于是三人约好日期，共谋智氏。
赵襄子既与韩、魏二氏联络，约好里应外合，在生死存亡的关头扭转了局势，这时智伯仍蒙在鼓里。襄子在夜里派出军卒杀死智伯守堤之吏，决开河堤，反使晋水冲向智伯军中。赵军从城中杀出，正面冲击智氏之军。智军为水所淹，已乱作一团，韩、魏二家又从两边夹击，大败智军，杀死智伯，尽灭智氏之族。智氏合族仅有一门因改为辅氏而得以保全。
前453年，赵、魏、韩三家瓜分了智氏的领地。赵襄子对智伯怨毒最深，还把智伯的头颅涂上油漆，做了饮器。智伯的家臣豫让发誓要为智伯报仇，多次行刺赵襄子，甚至不惜毁容易貌，变为癞痢形状，吞下火炭弄哑了嗓子，在街市上乞讨为生，寻找机会。但是，终于没有成功，遭擒而死。智伯的遗业只有这样一位著名的刺客。
前437年，晋哀公去世，其子柳继位，是为晋幽公。幽公之时，晋公室已毫无权威，幽公非但不能号令韩、赵、魏三家，反而自己得去朝见三家之君。公室只保留了绛（当为今山西侯马市之新绛）与曲沃（今山西闻喜东北）二邑，其余的晋国土地全被三家瓜分。
赵襄子因为取代了伯鲁的太子地位，于心不安，立伯鲁之孙赵浣为继承人。但襄子死后，其弟桓子驱逐赵浣而自立为君。桓子一年后去世，赵氏之人杀了他的儿子，迎赵浣即位，是为献子。献子之子赵籍后来继位，即是赵烈侯。
魏桓子之后由其孙魏斯继位，是为魏文侯。
韩康子之后由其子武子继位，韩武子之后由其子韩虔继位，是为韩景侯。
前403年（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即晋烈公十七年），周王室正式承认韩、赵、魏三家为诸侯，与晋侯并列。单纯从合法性的角度看，这一年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战国即由此起始。宋代著名史学家司马光撰《资治通鉴》，就是从这一年开始，记载的第一件事即是“初命晋大夫魏斯、赵籍、韩虔为诸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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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2-06-19 06:59
1.西周封建说
首倡此说者为吕振羽(注：见吕振羽：《西周时代的中国社会》，刊于《中山文化教育 馆季刊》第2卷第1期，1935年。吕氏又著：《论西周社会形势发展的过渡性和不平衡性 ——关于中国社会完成从奴隶制到封建制的过渡问题的探讨》，刊于《新建设》1959年 第9期，对“西周封建说”作了进一步的论证。)，赞同并主张此说者有吴玉章、翦伯赞 、范文澜、杨向奎、徐仲舒、王玉哲、王亚南、杨翼骧、束世@①、李埏等。代表作为 ：翦伯赞的《中国史纲》(五十年代出版社1943年版)、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1942 年延安出版)和《关于中国历史上的一些问题》(《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集刊》 1954年第1集)、杨向奎《关于西周的社会性质问题》(《文史哲》1952年第5期)、王玉 哲《有关西周社会性质的几个问题》(《历史研究》1957年第5期)、王亚南《西周领主 经济封建社会的形成及“亚细亚生产方式”诸特点在地主经济封建社会的残留》(载于 《中国地主经济封建制度论纲》，华东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束世@①《关于西周封建 制形成的若干问题》(《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55年第1期)、李埏《试论殷商奴隶制向 西周封建制的过渡问题》(《历史研究》1961年第3期)。杨翼骧在南开大学历史系为博 士生授课，一再申明“西周封建说”。无产阶级*家、历史学家吴玉章在一些讲话中 ，也表示主张此说。
2.春秋封建说
此说由李亚农于20世纪50年代初提出，曰：“周宣王以后，中国的历史翻开了新的一 页，走进了典型的封建制社会。”[6]主张此说者有唐兰、祝瑞开、吴慧等。代表作有 ：唐兰《春秋战国是封建割据时代》(《中华文史论丛》第3辑，1963年。《光明日报》 1962年5月10日刊逯立达《唐兰论中国古代史的分期问题》，对其“春秋封建说”作了 较为详细的介绍)、祝瑞开《春秋初中期齐晋楚的封建主*》(《西北大学学报》1979 年第1期)、吴慧《西周的奴隶制及其向封建制的演变》(《社会科学战线》1980年第2期 )。
3.战国封建说
倡导此说的主要代表人的是郭沫若，主张此说者有杨宽、吴大琨、田昌五等。代表作 有郭沫若的《奴隶制时代》(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杨宽《战国时代社会性质的讨论》 (《文史哲》1952年第5期)、吴大琨《论地租与中国历史分期及封建社会的长期阻滞性 问题》(《文史哲》1953年第2期)、田昌五《中国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问题》(《社会 科学战线》1979年第2期)。
4.秦统一封建说
主张此说者有黄子通、夏甄陶、白寿彝、金景芳等。代表作有黄子通、夏甄陶《春秋 战国时代的奴隶制》(《历史研究》1956年第6期)、白寿彝《关于中国封建社会的几个 问题》(1977年讲话，收入《白寿彝史学论集》上，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和《 中国历史年代：一百七十万年和三千六百年》(《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78年第6期)、 金景芳《中国古代史分期商榷》(《历史研究》1979年第2、3期)。白寿彝认为春秋战国 是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时期，秦统一，标志着封建社会确立。这一看法，在很大程 度上沿承了他的导师黄子通的学术观点。田居俭《中国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分期讨论三 十年》(载于《建国以来史学理论问题讨论举要》，齐鲁书社1983年版)，将白寿彝列入 “战国封建论”者，并不确切，应为“秦统一封建论”者。
5.西汉封建说
侯外庐首先提出此说，赵锡元对这一观点作了进一步的论述。代表作为侯外庐的《论 中国封建制的形成及其法典化》(《历史研究》1956年第8期)、赵锡元《试论中国奴隶 制形成和消亡的具体途径》(《吉林大学学报》1979年第1、2期)。
6.东汉封建说
20世纪50年代，周谷城提出此说，70年代末，郑昌淦对此进行了系统论证。代表作是 周谷城的《中国奴隶社会论》(《文汇报》1950年7月27日)、郑昌淦《井田制的破坏和 农民的分化》(《历史研究》1979年第7期)。
7.魏晋封建说
主张此说者有陶希圣、尚钺、王仲荦、何兹全、唐长孺、王思治、日知、赵俪生等。 代表作有陶希圣的《中国社会形式发达过程的新估定》(《中国社会史论战》第2辑)、 尚钺主编《中国历史纲要》(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和《关于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 历史研究》1979年第3期)、王仲荦《关于中国奴隶社会的瓦解及封建关系的形成问题》 (《文史哲》1956年第3、4、5期)、何兹全《中国古代社会》(河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和《汉魏之际封建说》(《历史研究》1979年第1期)、王思治《三论汉代是奴隶社会》 和《两汉社会性质问题及其它》(三联书店1980年版)、日知《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的关 键何在》(《历史研究》1957年第8期)、赵俪生《从阶级关系和阶级斗争角度来看我国 古史的分期》(《兰州大学学报》1957年第1期)。唐长孺晚年也主张“魏晋封建说”， 其关于古史分期的学术观点于《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三论》(武汉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已 有详细论述。
8.东晋封建说
此说由梁作干提出，代表作为梁作干的《世界历史的重大转折点：西晋帝国与西罗马 帝国的灭亡》(《暨南大学学报》1982年第2期)
我们天天说封建社会，为什么要叫封建呢
把封建的本意给扭曲了,
封建简单的说, 就是分封建国,
中国可能只有春秋战国时代才是真正的封建社会,
之后的都是集权或者威权*.
封建制的中文原意可从字面理解为封疆建制，Feudalism的原意与此相仿，都指在国家集中程度不够高的情况下，由统治者派出属臣对其名下的领地进行半自治化管理的一种*组织制度。
在中国的很多史学家和其他一些*主义史学家眼中，
封建社会有一种扩大化的概念，即是一切前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总称。
认为其主要特点为大土地所有和小农生产方式的结合。
封建就是“分封建制”，起源于周朝
后来，皇帝分封土地给士大夫
也算是封建 所以并没有扭曲封建的含义
但是扭曲了奴隶制的含义
因为中国应该从周代就开始是封建社会
而不是什么奴隶社会
注意
通常说的封建并不是“分封建制”的意思
封土众建之
我们所说封建社会是马恩从西方经济学带来的，和中国国情并不符合中国在秦以后基本无封建
谢谢楼下的兄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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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2-06-19 06: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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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2-06-19 0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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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2-06-19 07: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