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地区的人为什么生活习性存在差异

发布网友发布时间：2022-04-28 13:59

共1个回答

热心网友时间：2023-10-11 18:46

不同地区的人之所以有不同的生活习性，既有自然方面的因素，也有社会因素。就自然方面而言，主要是地理位置、气候、资源状况；社会因素方面，主要是长期本土历史文化的积淀和外来*、经济、文化的冲击。不过以上这些自然和社会方面的因素都属于基础性的因素，这些因素之所以能够导致不同的人类行为，使人们具有不同的性格和选择迥异的生活习性，还要从人们行为的动机来看。就经济学的研究而言，按照马歇尔的观点，人类经济活动基于两种动机的行为，一是追求满足，促进人类的行为；二是避免牺牲，制约人类的行为。经济活动广义的可以认为包括一切涉及人类选择行为的活动，因为选择便意味着“理性”，选择行为本身被认为是现代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经济学越来越多地被定义为是研究人类选择行为的科学，而不早些时候所定义的是研究财富问题或者说资源配置的学问。下面就某些特色鲜明地区人们生活习俗的形成原因加以具体分析，以揭示其中有关人类经济行为的某些方面。1、上海人的精明。对上海人的普遍认识是上海人精明，小气、小抠、斤斤计较、一毛不拔。商家的评价是，他们可精明了，东西要好，价格又要便宜，连一毛钱的找头也不放过，与上海人做生意难。还有人说上海人工于心计,说他们“鬼”、“奸”、世故、能说会道。上海人还有一个特点是傲气，上海人的心态特别好，有一种骨子里的优越感。上海人在生活中表现出来的精明和斤斤计较可以认为主要出于两个方面的原因。首先，上海人精明源自商业传统的熏陶。上海宋代设镇，元代设县，宋元时期即发展海运贸易，商贸繁荣。当时上海的主要经济支柱是纺织业和海运业，从事纺织业要求心灵手巧，勤劳朴实，发展海运业则要能说会道，灵活经营，而一切商业行为实际上都躲不过要精打细算，这是商业精神的基本要求，而上海这座城市，一开始就是在商业活动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清末，上海作为通商口岸，较早的接触了资本主义商业精神，改革开放以后上海更是成为全国的商业中心，上海人则成为现代商业的精英。商业经营的唯一原则就是经济利益，要求实现利润的最大化，近代资本主义向人们灌输的就是通过商品交换、理性的计较和打算去盈利发财的观念，上海的商业传统培养了他们的商人风格，表现为精打细算。其次，上海是一个移民城市。太平天国时期，大量江浙一带的富商涌入，*时期则涌入大量难民，更有殖民主义者，商业冒险家，可以说上海是一个鱼龙混杂的地方，在这样的地方，大多数人是背井离乡，人生地不熟又面临着生存的巨大压力，只有斤斤计较，工于心计和谨小慎微才能生存下来。上海人的自信乃至于自负和傲气则是由于近几十年来上海经济实力的提升和商业的繁荣和国际化大都市的地位。资本主义精神和商业精神下崇尚物质财富的积累，上海人的巨大财富本身就可以催生出人们的信心。另一方面上海与西方文化的接触最深，有明显的西方文化色彩，在一个人人对西方充满向往的时代，上海显然又走在了最前面，他有理由以领导者的姿态表现出它的傲气。最后，应该注意到，上海也是我国法制观念最强的城市，很少有欺行霸市的行为。上海商人遵守商德商法，不做违法生意，这也是发展现代商业的需要。可以说上海人的许多生活习性实际上是适应现代商业社会的结果。2、成都人的休闲。一个重要的原因正如孙老师所言，都江堰的修建解决了四川盆地和成都平原的农业灌溉问题，农业产出稳定，从而使当地居民有一个稳定的收入预期。肥沃的土壤和适宜农作物生长的气候条件也使得追加农业劳动投入的边际产出较低，稳定的收入和对较少的劳动投入的激励自然培养了成都人休闲的生活习惯。另外，四川盆地偏处西南一隅，一直以来与内地联系较少，长期以来处于半封闭状态，那里的人们就像是处于一个安逸的小国之中，少受外界的干扰，培养了人们自顾自的休闲生活的性格，也提供了可以休闲生活的环境。3、东北人的性格豪爽。孟德斯鸠在他的《论法的精神》中说:“异常炎热的气候有损于人的力量和勇气，居住在炎热天气下的民族秉性懦弱，必然引导他们落到奴隶的地位，而寒冷的气候则赋予人们的精神和肉体以某种力量，这种力量的勇气使他们能够从事持续的、艰难的、伟大的、勇敢的行动，使他们保持住自由的状态。”虽然这种绝对的地理决定论很值得人们的怀疑，但是寒冷的气候和对寒冷气候的适应至少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东北人的性格，使他们性格坚韧和豪爽，给人勇敢和充满力量的感觉。东北人在寒冷的气候环境中养成了饮酒的习惯，这对豪爽性格的形成也一定起到了某种程度的作用。需要注意的是一旦一种生活习惯和地区文化得以形成，如果没有外来冲击很可能会不断的积淀下来。关于这一点，约翰·穆勒有这样的论述：“他们受习惯性的情感，通常的思维和行为模式的影响，他们受群体所属特定阶级的情感习惯和思维模式的影响……受他们的祖先传给他们的行为准则和传统的影响。”对于习惯的相互影响和一种类似网络经济效应的出现，可以考虑贝克尔所提出的个人资本和社会资本问题，个人行为选择受到个人过去经历的影响，也受到社会相互作用和文化的影响，每个人在作出行为选择的时候他必须得到一种所处环境中大多数人所认同的文化的认可，在选择一种生活习惯的时候他实际上得到了“生活习惯”带来的另一种商品：社会区分和社会声望。其他成员对他行为的认同是其行为选择所带来效用的一部分。而且一个人一旦出生，在成长过程中，自然的，逐渐熟悉当地的生活习性，套用一下斯密一句话的逻辑，可以说，不是他天赋的差异导致了他选择了不同的社会习性，而是他在不断的接触某种社会习性的过程中培养了对该种社会习性的适应性。（斯密的原句是：“人们壮年时在不同职业上表现出来的极不相同的才能，在多数场合，与其说是分工的原因，倒不如说是分工的结果。”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第二章，论分工的原由）4、广州人什么都敢吃，也都想吃。一方面，广东省地处*带，气候湿热，河流纵横, 原始森林茂密, 毒蛇猛兽和“瘴疠病毒”多。这样的生态环境, 在生产力低下的古代, 显得十分恶劣, 淮南王刘安谏汉武帝远征岭南说： “南方暑湿, 近夏瘴热, 暴露水居, 蝮蛇蜇生, 疾疠多作, 看作未刃血, 而病死者十之二三”。处于生存的本能，当地人*与大自然进行顽强的斗争，在斗争过程中培养起来敢于冒险的精神；另一方面，广州自宋元时期开始就是重要的海外贸易港口，人们大多从事海运业，从事海运也同样要求具有敢于冒险和勇敢开拓的精神。岭南地区在中国古代多产奇珍异宝，与海外的联系过程中广州人也见识了许多海外特有的物产，这又培养了广州人的好奇心，广州人出于对生存和生活环境的适应所培养起来的冒险精神加上好奇心，可以说既有尝试的*——好奇心，又有尝试的支付能力——冒险精神，自然就形成了对“什么都敢吃”行为的有效需求。再者，广州所处的岭南地区不适宜粮食类农作物的生长，当地从明代开始已经基本都种植经济类农作物，主要粮食作物的短缺大概也是广州人尝试寻找更多其它种类食物的原因，当选择一种商品的成本太高时，很自然的，人们将寻求替代品，尽管可能会有些风险。广东地区古代恶劣的环境以及海运业中海洋航行的巨大风险还形成了广州人的另一个特点，他们讲究避讳，迷信思想较重，希望寻求超自然力的保护。他们相信风水，命运，他们的商店、饭店摆满佛像，如来，观音，或财神。他们认为求发财，图吉利，离不开神保佑。不过对于广州人迷信这一特点香港地区似乎也很兴盛，甚而包括福建、台湾等地，这似乎也和近代以来人们对物质利益追求过程中所导致的传统文化的迷失和丧失归宿感有关。5、温州人的好商和“行商”风格。提起商人没有人不想到温州，温州人的最大特点就是生活中到处体现出商业风格，每个温州人都想做一个商人，做一个老板，赚钱发展是温州人的首要任务。温州人成为商人也与当地的自然状况有关，浙江多丘陵地，土地肥力低。《温州府志》记载：“土薄难艺，民以力胜，谷底不易桑而织纴工，不产漆而器备用。”这一段记载反映出温州由于“土薄”，难以维持生计才普遍从事商业。再者，温州偏处东南一隅，较少受到正统文化的影响，没有传统的重农抑商的思想，也不认为商人的社会地位低。宋、元时期，江浙一带的商品经济发展程度较高，并且南宋时，温州对外贸易得到了快速发展，商贸繁荣，这是当时温州商人群体兴起的大环境，初步培养起了温州人的商业精神。南宋时永嘉学派叶适等人对求利的肯定以及农工商并重的思想虽然很大程度上是当时江浙一带商业繁荣的人们竞相从商的结果，但他们的思想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对以后人们求利观念的确立又是一种促进。温州人商业意识浓厚和四处行商的风格得以长期延续是一种文化长期积淀的结果，之所以能够传承下来和前文对东北人生活习俗传承的分析相似。另外对温州人好商精神的继承还有另外一个特点就是家庭教育所起到的作用。在温州，小孩很少有零花钱，大人们要求他们通过自己的劳动去争取，而且强调培养他们的商业冒险精神，这些经历都无一例外的影响了那些温州小孩长大以后的职业偏好。而且由于父辈和邻里乡亲多从事商业活动，从积累以及利用社会资本方面来讲，从事商业也是最优的选择，这里又一次体现出网络经济的特点，实际上也是一种路径依赖现象。以上是针对几个较为了解的地区居民生活习性差异所作的简要分析。对人类选择行为背后经济动机和经济条件的考察，需要进行大量的观察，特别是对人类行为后果的观察。按照经济学的理论，给定个人最大化的假定，人们在做出选择的时候他的选择都是最优的，通过对这些行为的观察，根据显示偏好原理我们就可以推测出人们的稳定的偏好，在这个基础上就可以解释人们的行为，更重要的是对以后的行为作出预测。实际上这里存在很多困难，首先是大量观察的困难，社会科学特别是经济学，其假说的创立和验证都必须建立在大量事实材料证据的基础上，在搜集材料是要充分考察到当时对人类行为发生影响的各种因素。就对人们生活习性差异的考察而言，首先我们必须通过大量的观察，抽象出不同地区居民一般的生活习性特征，虽然我们称之为“一般的”，但是，实际上正如弗里德曼在《实证经济学的方*》中所收的那样，不过是依赖于偶然发生的“实际情况”，因为我们在观察中往往有意的忽略掉了很多干扰性因素，对这些因素的忽视使很多行为丧失了一般性。当我们对我们的假说进行验证时，这方面的存在困难就更大了。但是经济学毕竟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好的分析方法，它教会我们如何从对现象的观察中，结合这个学科的基本假设，抽象地创立那些对我们有用的假说，并在一定程度上验证它，作为我们对纷繁人类行为进行解释和作出预测的强有力的工具。而需要不断强调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寻找这样一种工具和利用工具对现象进行解释的过程必须是依赖于对人类行为的大量观察，“这一过程必须借助于自传与传记来研究，而不应从科学方法的专著中寻找答案；这一过程必须经由公理与事例所推动，而不应由定理或原则所导出。”（弗里德曼，实证经济学的方*）。最后要说明的是，对人类生活习性差异这一具体人类选择行为的解释，就我所知道的，迄今已经有不少的观点。休谟认为，人类对已有经验的感觉和印象在记忆和想象中被反省和重复，对印象的反省的感觉称为“信念”，“信念是与印象相关的或者连在一起的生动的观念”。（康芒斯，《制度经济学》第四章，休谟和皮亚斯）信念和重复相结合形成习惯，人们共同的习惯则构成习俗；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人类生活习俗总是建立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之上，并与特定的*文化条件相结合，也就是说一切生活习俗和人类习惯以及性格的形成的解释都要到经济基础中去找原因，经济基础最主要的则是生产力发展水平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韦伯将宗教作为揭示人类行为的原因之一，认为宗教信仰和宗教活动所产生的对心理的约束力约束和影响着人类行为，他强调了新教伦理在现代资本主义精神和现代西方文化产生过程中所具有的重要意义；弗洛伊德则认为马克思讲人类行为动机以及人类文化演进都归结为社会经济基础的变动是值得怀疑的，他认为人类行为选择大多是潜意识的结果，是一种本能，特别的，是性本能的冲动。他还批评了有关宗教影响人类行为和推动人类进化的观点，因为在他看来，宗教“似乎并不具有永久性，它不过是某种类似个体文明人从童年向*发展中所必须经历的那种神经病的东西”，也就是说它将宗教进一步的视为是受到人类潜意识影响的。然而，尽管以上各种研究角度都曾经引起极大的反响，并被视为学术史上的伟大成就，但是还没有哪一种观点拥有绝对的权威，也许他们在某种程度上都是正确的，又都是不完善的，不过，科学总是在一定程度上是正确的，“它所包含的只是不同程度的概率的论述”（弗洛伊德），帕斯卡尔甚至于认为，我们根本无法解释自然的或者有关人的任何普遍的规律。)评论(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