竺可桢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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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2-04-28 13: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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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2-09-04 23:09
1、气象学家竺可桢，十五岁那年从故乡绍兴小学毕业，考进了上海澄衷学堂。在澄衷学堂，他的才学没有哪个能比得上，可是他的个头和体重，却要比同龄人矮一截，轻十来斤。他的这副单薄瘦弱的身子骨，成了同学们讥讽和嘲笑的目标。一天，在教室的走廊上，迎面走来几个同学。他们中，有的对着竺可桢挤眉弄眼，有的故意大声挖苦：“好一个寒酸的小矮子，准活不过二十岁！”
2、竺可桢十分气恼，真想针锋相对地回敬几句，但他又一想，谁叫我的身子骨长得这么瘦小呢！再说，一个男子汉也犯不着为一两句恶语，就跟人撕破脸皮争吵起来。
3、晚上，竺可桢辗转反侧，心潮翻涌：我们祖国灾难深重，人民贫穷病弱，被外国人称为“东亚病夫”。现在自己也被人看不起，被骂作短命的人。既然立志要为拯救祖国出力，那就必须首先战胜自己的病弱身体。
4、想到这里，竺可桢霍地从床上爬起来，连夜制订了一个锻炼身体的计划，还选了一条“言必行，行必果”的格言，抄贴在宿舍里，作为警钟，随时提醒自己。从那以后，竺可桢每天鸡一啼就起床，到校园里跑步、舞剑、做操……有一天清晨，竺可桢刚一醒来，就听到“轰隆隆”的雷声，从窗户往外一瞧，密密麻麻的雨点下得正紧。今天还要不要按时起床锻炼呢？他刚犹豫了一下，马上又坚定起来：不行，有一回间断，就可能有第二回、第三回……于是，他迅速起床，冒雨跑完了规定的路程。
5、这样坚持了一个时期，竺可桢的体质明显增强了，再也没请过一堂课的病假。这时候，全班同学，包括过去讥讽他的那些同学，都异口同声称赞他是“智体并重”的模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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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4-01-30 01:34
竺可桢从青少年时代起，就确立了以“科学救国”的志向。留学回国后，他看到中国没有自己的气象站，气象预报和资料竟由各列强控制，便著文疾呼：“夫制气象图，乃一国*之事，而劳外国教会之代谋亦大可耻也。”在抗战爆发前的十余年间，他靠着水滴石穿的韧劲，不辞辛劳在全国各地建立了40多个气象站和100多个雨量观测站，初步奠定了中国自己的气象观测网。
此间，国内新军阀混战不息，南京*和各省当局没有多少心思用于建设，竺可桢却在兵荒马乱中奔走。建立气象站的艰难确非和平时期的人们所能想象。在此过程中，他又同帝国主义者的控制图谋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竺可帧坚持全国所有气象电报都由*气象台集中广播，并改原先用英国殖民者规定的英制记录为国际通用标准。1937年，竺可帧去香港出席远东气象会议，港督安排晚宴时竟然把中国代表排在末尾。竺可帧认为这是故意损害中国国格，绝不能容忍，便与另外两名中国代表一起愤然离席以示*。
全国解放后，竺可桢以很大精力关注中国的农业生产，想方设法利用气象学知识增加粮食产量。1964年，他写了一篇重要论文《论我国气候的特点及其与粮食生产的关系》，其中分析了光、温度、降雨对粮食的影响，提出了发展农业生产的许多设想。*看到此文非常高兴，专门请竺可桢到中南海面谈，对他说：“你的文章写得好啊！我们有个农业八字*（土、肥、水、种、密、保、工、管），只管地。你的文章管了天，弥补了八字*的不足。”竺可桢回答：“天有不测风云，不大好管呢！”*幽默地说：“我们两个人分工合作，就把天地都管起来了！”
现存的竺可桢日记从1936年到1974年2月6日，连续38年一天未断，共计8O0多万字。他去世前一天，还用颤抖的笔记下了当天的气温、风力等
在科学研究中，竺可帧一丝不苟，喜欢事事躬亲。抗战期间，浙江大学几次迁移。虽条件极其艰苦，每到一地竺可帧总不忘收集资料，开展科研。学生们都知道，竺校长随身总带着四件宝：照相机、高度表、气温表和罗盘。他71岁时，还参加了南水北调考察队，登上海拔4000多米的阿坝高原，下到险峻的雅砻江峡谷。他严谨的学风，深受广大学者推崇。
竺可桢自幼秉性温和，做事勤勤恳恳，有一种常人难以想象的毅力和韧劲。他年轻时即掌握了英、法、德三种外语。解放后，年过六十的竺可桢根据工作需要又开始学习俄语，一直坚持到70岁，终于能阅读俄文资料。
从1917年在哈佛大学读书时开始，竺可桢养成了记日记的习惯，其中又主要记录了气象研究的各种资料。由于战乱，只保存1936年到1974年2月6日的日记，共计38年37天，其间竟然一天未断！这些日记页页蝇头小楷，一笔不苟，共计800多万字，令人叹为观止。直到他去世前一天，还用颤抖的笔在日记本上记下了当天的气温、风力等数据。
竺可桢身为知名科学家，却一生过着俭朴生活。在抗战最艰去的岁月里，身为大学校长兼*气象研究所所长的竺可桢有一年的年夜饭吃的竟是霉米，却把所长应得的几千元的救济费平分给其他同事。1974年初，病危中的竺可桢决定：把以女儿竺薪名义存的一笔钱作为党费交给组织。原来从1966年起竺可桢便以女儿名义把每月工资的三分之一存进银行，七年存款已达万元。这笔巨额党费，表现出这位气象学大师对党和人民的无限热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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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4-01-30 01:34
*读了 竺可桢 的文章后很高兴，邀他到中南海面谈，幽默地说：“我们两个人分工合作，就把天地都管起来了！”
竺可桢从青少年时代起，就确立了以“科学救国”的志向。留学回国后，他看到中国没有自己的气象站，气象预报和资料竟由各列强控制，便著文疾呼：“夫制气象图，乃一国*之事，而劳外国教会之代谋亦大可耻也。”在抗战爆发前的十余年间，他靠着水滴石穿的韧劲，不辞辛劳在全国各地建立了40多个气象站和 100 多个雨量观测站，初步奠定了中国自己的气象观测网。
此间，国内新军阀混战不息，南京*和各省当局没有多少心思用于建设，竺可桢却在兵荒马乱中奔走。建立气象站的艰难确非和平时期的人们所能想象。在此过程中，他又同帝国主义者的控制图谋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竺可帧坚持全国所有气象电报都由*气象台集中广播，并改原先用英国殖民者规定的英制记录为国际通用标准。1937年，竺可帧去香港出席远东气象会议，港督安排晚宴时竟然把中国代表排在末尾。竺可帧认为这是故意损害中国国格，绝不能容忍，便与另外两名中国代表一起愤然离席以示*。
全国解放后，竺可桢以很大精力关注中国的农业生产，想方设法利用气象学知识增加粮食产量。1964年，他写了一篇重要论文《论我国气候的特点及其与粮食生产的关系》，其中分析了光、温度、降雨对粮食的影响，提出了发展农业生产的许多设想。*看到此文非常高兴，专门请竺可桢到中南海面谈，对他说：“你的文章写得好啊！我们有个农业八字*（土、肥、水、种、密、保、工、管），只管地。你的文章管了天，弥补了八字*的不足。”竺可桢回答：“天有不测风云，不大好管呢！”*幽默地说：“我们两个人分工合作，就把天地都管起来了！”
现存的竺可桢日记从1936年到1974年2月6日，连续38年一天未断，共计 800 多万字。他去世前一天，还用颤抖的笔记下了当天的气温、风力等
在科学研究中，竺可帧一丝不苟，喜欢事事躬亲。抗战期间，浙江大学几次迁移。虽条件极其艰苦，每到一地竺可帧总不忘收集资料，开展科研。学生们都知道，竺校长随身总带着四件宝：照相机、高度表、气温表和罗盘。他71岁时，还参加了南水北调考察队，登上海拔4000多米的阿坝高原，下到险峻的雅砻江峡谷。他严谨的学风，深受广大学者推崇。
竺可桢自幼秉性温和，做事勤勤恳恳，有一种常人难以想象的毅力和韧劲。他年轻时即掌握了英、法、德三种外语。解放后，年过六十的竺可桢根据工作需要又开始学习俄语，一直坚持到70岁，终于能阅读俄文资料。
从1917年在哈佛大学读书时开始，竺可桢养成了记日记的习惯，其中又主要记录了气象研究的各种资料。由于战乱，只保存1936年到1974年2月6日的日记，共计38年37天，其间竟然一天未断！这些日记页页蝇头小楷，一笔不苟，共计800 多万字，令人叹为观止。直到他去世前一天，还用颤抖的笔在日记本上记下了当天的气温、风力等数据。
竺可桢身为知名科学家，却一生过着俭朴生活。在抗战最艰去的岁月里，身为大学校长兼*气象研究所所长的竺可桢有一年的年夜饭吃的竟是霉米，却把所长应得的几千元的救济费平分给其他同事。1974年初，病危中的竺可桢决定：把以女儿竺薪名义存的一笔钱作为党费交给组织。原来从1966年起竺可桢便以女儿名义把每月工资的三分之一存进银行，七年存款已达万元。这笔巨额党费，表现出这位气象学大师对党和人民的无限热爱。
参考资料：北京青年报 2001年7月0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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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4-01-30 01:35
中国气象学家 ，地理学家 。中国科学院院士 。字藕舫。1890年3月7日生于浙江绍兴，1974年2月7日卒于北京。1910年赴美入伊利诺伊大学农学院学习，1913年获博士学位。历任武昌高等师范学校、东南大学教授，*大学教授兼地学系主任，浙江大学校长，*研究院评议员、院士、气象研究所所长，中国气象学会会长、理事长、名誉理事长，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中华全国科学技术协会副*，中国科学院生物学、地学部主任，综合考察委员会主任，自然科学史委员会主任等职。在创建气象研究所、推进气象科研、开创气象教育事业 、组 建早期的中国气象 观测网 、开展物候观测、高空探候区划、物候、气候变迁等研究方面都作出了开拓性的贡献。研究了台风分类、源地、移动及台风眼结构，精辟指出台风眼中有下沉气流存在，西太平洋台风路径之变化受远东四个大气活动中心所控制。在中国首先提出季风系统这一概念，讨论了季风的成因，比较了中国季风与印度季风的异同，明确指出它们的物理性质、致雨机制量的差别，指出夏季风强（弱）时，长江流域主旱（涝），华北主涝（旱）。首创区域气候研究，提出划分*带的指标，对*带北界的确定有决定意义。他把农业气候分析、气候区划和自然区划联系起来确定中国八大气候区，确立了气候区划和自然区划的基本轮廓。他从中国的古文献中收集整理物候、自然灾害及太阳黑子、极光等记载，研究中国近五千年的气候变迁，其成果对气候变化研究有重要贡献。主持并亲身参加了中国黄河中游水土保持、治沙，黑龙江流域、新疆、青海西部南水北调，华南热带生物，云南热带资源等自然资源的综合考察，作出了重大贡献。领导并建立了一批研究机构和野外观测实验站。著有《中国气候区划》、《东南季风与中国的雨量》、《中国气候概论》、《十年的综合考察》、《论我国气候的几个特点及其与粮食作物生产的关系》、《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物候学》（和宛敏渭合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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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4-01-30 01:35
创办我国第一个地学系
竺可桢是我国气象、地理学界的一代宗师。而奠定这个“宗师”称号的基础，正如中国科学院、地学部副主任施雅风院士所言，是竺可桢“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和东南大学从事的教学工作和科研”。
1918年秋，竺可桢在获得哈费大学博士学位后回国。在美留学期间，竺可桢的父、兄相继过世，为了照顾一家老小的生活，竺可桢应邀去了工资较高的武昌高师。该校学生大多是湖北、湖南人，几乎都听不懂竺可桢的绍兴口音，要通过讲义才能弄明白课程内容，竺可桢不得不花费大量的宝贵时间去刻印讲义。而且师生间的课内外交流也相当困难。当时武昌高师的教师又以日本留学生为多，他的许多教育观点和主张也得不到同事的理解和支持。而云集了一大批留美学者的南高师，正呈现出一派蓬勃发展的迹象。1920年，南高师校长、留美博士郭秉文力邀竺可桢加盟。就在这一年的夏季，竺可桢调进了南高师，在文史地部教授气象学，同时教授理化部的微积分和农科的地质学。
当时的南高师文史地部分文学、哲学、历史、地理4系。地理系虽称作是系，专门化课程却不多，与传统意义上的“舆地科”殊无二致。竺可桢认为，满清*将台湾割让给日本，沙皇*以720万美元将阿拉斯加贱卖给美国，都是决策者因缺乏地理知识而铸成的大错。他还向人们举例说，日本人对于中国地理甚是熟稔，出版的中国地理书“指不胜数”，远胜于中国人自己的研究；当时的美国已有头等测候所200多个，而中国只有上海、香港等二、三处外国人办的测候所。对此，他深感耻辱，并大声疾呼要“组织机关，捐募巨款，调查全国之地形、气候、人种(类)及动植物、矿产”。而要完成这一历史使命，就要创办新型的地学系，培养相当数量的为振兴中国服务的、不受外国人控制的地学家。
1920年底，我国第二所国立大学——东南大学以南高师为基础宣告成立。以此为契机，竺可桢主张突破地理系专业过于狭窄的樊篱，成立一个新型的大地学系。校长郭秉文、教务主任陶行知等人采纳了他的这一颇有创意和远见的建议，于是我国第一个地学系在东南大学文理科下正式成立，竺可桢被聘为系主任。
新地学系和旧地理系相比，所涵盖的领域要宽泛得多。它包括地理、气象、地质、矿物四个专业，开设有地学通论、气象学、地质学、古生物学、中国地理、世界地理、世界气候、矿物学、地形测量、地图学、历史地质学、地质考察等新式课程。竺可桢亲自讲授地学通论、气象学、世界地理、世界气候四门课程。
新地学系所以新，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重视自然科学的学习和实验实习的训练。为了让学生能够进行气象实习，地学系在校内建立了测候所，让学生轮流观察、记录和分析。为了增强实践环节，竺可桢规定野外实习为地学系各科的必修课程。雨花台、紫金山、栖霞山、方山、龙潭等地都是地学系师生常去的地方，通常都是走去走回，而走在最前面的往往就是身材瘦小的竺可桢。他边走边指导学生在野外自行观察、发现、采集标本。几年之间，师生采集的各种岩石、矿物、古生物化石等标本便已让人应接不暇了。以此为基础，东大在科学馆建立了我国大学中的第一个地质标本室，并通过与国外交换或购买岩矿、化石等标本，进一步充实了这个标本室。
竺可桢异常重视学生自学习惯和研究能力的培养。他和著名历史学家柳诒徵教授合作，指导学生成立“史地研究会”，在校内创办《史地学报》，刊登师生的著译作品。他鼓励学生从中外报刊中摘录地理学最新动态，经他审校，编成《地理新资料》，在《史地学报》中连续刊出，既充实了教学内容，又扩大了师生视野。他指导陈训慈撰写有关世界石油问题的论文，并推荐给《东方杂志》发表；指导朱炳海翻译美国著名气象学家威列特的《雾与航空》一文，并介绍给《科学》杂志发表，等等。学生著译文章，凡经他手的，他都认真校核，细心润饰修改。他自己的名字自然是从来不署的，开始有的学生还把老师的名字写上——写在最前面，可他从不应允，又怕学生过意不去，便加上一句“托辞”：“老师怎么能与学生处在同一个水平上呢?”。至于考试的形式，则常常是由专题写作替代“闭卷”考试。他的学生几乎都认为这种“同学自修，课外研究，老师指导”的教学方法，对他们帮助极大。
地学系在竺可桢等人的治理下声誉鹊起，受到学界的高度重视，很快便与北京大学地质系齐名，南北相映，各有千秋，成为当时中国培养地学人才的两处摇篮。譬如，张其昀、胡焕庸、向达、王庸、吕炯、陈训慈等一批大师级的人物，都是东大地学系这一时期的毕业生。
“你就做个合聘者吧”
竺可桢在东南大学时有两个得意门生：一位是中国地理学的开山大师、后来创办了台湾中国文化大学的张其昀，另一位便是后来做过*大学教务长的中国人口地理学的奠基人胡焕庸。
胡焕庸(1901－1998)，1919年考入南高师文史地部第三班。次年，竺可桢来校任教。竺可桢对胡焕庸很是赏识，精心指导他和张其昀等6位同学翻译了当曾任美国总统威尔逊的顾问的著名地理学家鲍曼的新书《战后新世界》(《The New World》)，并推荐给商务印书馆出版，以此作为他们的毕业纪念。胡焕庸毕业后，又在竺可桢的帮助下，去法、德留学，攻读自然地理学、经济地理学和人文地理学。
1928年胡焕庸学成归国。此时的竺可桢，既是*大学地学系的主任，又是筹建中的*研究院气象研究所所长。竺可桢认为大学和研究所都急需胡焕庸这样的俊彦英才。如何发挥胡焕庸的作用，一下子倒成了竺可桢无法解答的难题。他只好叫胡焕庸自己作主：“你喜欢在哪边工作就到哪边去吧。”而此时，胡焕庸也正在左右为难：“一切遵从老师安排就是。”这样一来，竺可桢就更犯难了：“鱼我所欲，熊掌亦我所欲也，两者必须兼得!”竺可桢一遍又一遍地念叨着“两者必须兼得”，微微一笑，问胡焕庸：“你是不是既想到*大学搞教学，又想到气象研究所搞研究?”“是的，是的。”竺可桢紧接着又问：“可是你却觉得既不能去中大，也不能去研究所?”“对极，对极!”竺可桢双手一抬，愉悦地说道：“关键是要两全齐美，这样吧，你在两边工作，半天在系里，半天在所里，工资各领一半，不偏不倚，你就做第一个合聘者吧。”胡焕庸听完老师的话，不由笑了。
一年以后，竺可桢辞去了系主任的职务而去任气象研究所所长，胡焕庸接替了系主任一职，并将“重心”逐渐过渡到了系里；不过，师生两人仍在继续为“对方”工作，只是都变成“兼职”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