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告诉我下孔子所处的时代背景阿```谢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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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2-04-28 16: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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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2-06-19 19:52
关键词：民；人道；天道；民惟邦本；人文主义
孔子仁学产生于春秋晚期,是中国社会由禅让到父传子的家天下、历经三代至春秋的社会*伦理的理论概括, 是世界文明轴心时代东方社会化人文主义的一朵奇葩,是中国社会乃至整个东方社会由乱而治的理论指导。
孔子仁学的核心内容是“克己”[1]、“爱人”[1]、“力行”[2]。“克己”, 克尽己私。“爱人”,与他者和谐一致。“力行”,所行无私无畏。克尽己私是体“仁”的重要途径, 与他者和谐一致是行“仁”的重要内容, 所行无私无畏是践“仁”的重要保证。体“仁”、行“仁”、践“仁”都是对“人”而言,“仁者人也”, 没有“人”的主导作用,就没有“人”的体“仁”、行“仁”、践“仁”。“民”（人）的地位变化,“天道”、“人道”分离, 社会化的人文主义思潮兴起,就是孔子仁学的文化背景。
1、“民”的地位变化
泛指的“民”，与“人”同义。《诗·大雅·生民》:“厥初生民,时维姜嫄。”朱熹集传:“民,人也。”《左传·成公十三年》:“民受天地之中以生。”孔颖达疏:“民者,人也。”人与天地并,是现实世界的主人。《说文》:“人,天地之性最贵者也。”《列子·黄帝》:“有七尺之躯,手足之异,戴发含齿,倚而趣者,谓之人。”特指的“民”、“人”各有所指。《诗·大雅·假乐》:“假乐君子,显显令德。宜民宜人,受禄于天。”朱熹集传:“民,庶民也。人,在位者也。”
中国社会，在《尚书》中记载的尧舜时代,进入原始社会末期,即部落联盟时期。尧、舜是在黄河流域先后相继的两个部落联盟首领。部落联盟时期,由于生产工具和技术的不断改进,社会分工不断扩大,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个体劳动和个体经营在生产中的作用日益增大,在财产公有的原始公社内部,逐渐出现了家庭私有经济。私有制产生和发展, 原始公社内部出现了*分化。部落首领和一些家长们不再杀害对外战争的俘虏, 将他们作为奴隶,强迫他们劳动,榨取他们的劳动成果。因此, 原始社会末期，在出现*的差别和对立的同时，也出现了自由人和奴隶的差别和对立。这时“民”和“人”便开始具有了各自特有的意义。
“民”和“人”是两个象形字,都属于初文。《说文》:“民,众萌也。从古文之象。”“人,……籀文,象臂胫之形。”郭沫若《甲骨文字研究》: 民,“（在周代彝器中）作一左目形,而有刃物以刺之。”“周人初以敌囚为民时,乃盲其左目以为奴隶。”看来,以“民”指称奴隶是尧舜时代以后的事。尧舜时代虽然出现了“自由人和奴隶的差别和对立”,但“民”和“人”的社会地位并无多大悬殊。
据《尚书·虞书·尧典》记载, 原始社会末期,部落联盟首领称之为“帝”, 帝“克明俊德”、“亲九族”、“平章百姓”、“协和万邦”。尧舜时代的“帝”有别于“秦始皇”以后的“帝”。《说文·上部》:“帝,谛也。”《说文·言部》:“谛,审也。”《广雅·释诂三》:“帝,諟也。”《说文·言部》:“諟,理也。”王筠句读:“谓料理之也。”尧舜时代的部落联盟首领之所以称之为“帝”,是因为他们的主要社会责任是调查、研究、料理天下大事、平章百姓、协和万邦。他们不同于后世的“君主”、“皇帝”。“百姓”,即百家（众多的氏族）。“姓”是家族的标志。《诗·唐风·杕杜》“岂无他人,不如我同姓。”毛传:“同姓,同祖也。”一姓,就是一家（一个氏族）。“万邦”,众多的部落。《玉篇·邑部》:“邦,界也。”部落联盟内有众多的部落,一个部落生活在一定的地域里。《周礼·地官·小司徒》:“……乃分地域而辨其守。”郑玄曰:“故书‘域’为‘邦’。”“万邦”,意为万方,即众多的部落。“帝”与“百姓”（众多的氏族）、“万邦”（众多的部落）不是统治和被统治的关系,而是联合关系,许多氏族（家族）联合成一个部落, 若干个部落组成联盟,以贤能者为首领,这个首领就是“帝”,“帝”对于“百姓”之事仅仅是“平章”（辨别、彰明）而已, 对于“万邦”也仅仅是“协和”（调和、和谐）而已。
尧舜以后,特别是大禹以后,随着农业、畜牧业的发展,剩余生产物丰富,家庭私有经济逐渐发展, 私有制和阶级产生。在大禹当部落联盟首领的后期,将其直接控制的区域“敷土”为九州,“奠高山大川”以为州境,委派州“牧”,“锡土姓”,九州以外的部落首领封建为诸侯。其地域“东渐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曁,声教讫于四海。禹锡玄圭,告厥成功。”[3]这时的大禹已变成名副其实的国王了。
大禹死后,尧舜时代的禅让被废除,代之以王位世袭。大禹的儿子启袭取了王位。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启杀伯益,灭有扈氏,将其部落成员罚为“牧竖”（畜牧奴隶）。启的家族及拥护启的各部落首领、族长成为奴隶主,中国历史进入奴隶社会, 奴隶主与奴隶的矛盾成为社会的主要矛盾。奴隶主不仅把战俘变为奴隶,也随意把一部分“民”罚为奴隶。在奴隶社会, “民”大部分沦为奴隶,成为被统治阶级。中国奴隶社会从公元前二十一世纪的夏朝开始,中经商、西周到公元前770年周平王东迁后的春秋时期崩溃,维系了近十二个世纪。
奴隶社会是等级森严的社会。《左传·昭公七年》载:“天子经略,诸侯正封,古之制也。封略之内,何非君土？食土之毛,谁非君臣？……天有十日,人有十等。下所以事上,上所以共神也。故王臣公, 公臣大夫, 大夫臣士, 士臣皂, 皂臣舆, 舆臣隶, 隶臣僚, 僚臣仆, 仆臣台。以待百事。”王是最高统治者,王以下有公卿、百官, 公卿是高级官吏, 百官是一般官吏。担任公卿、百官的都是奴隶主贵族。奴隶主贵族又有卿、大夫、士三等, 卿、大夫、士又各分为上、中、下,共有九级。
“民”是被统治阶级,被称之为“平民”、“百姓”。“平民”的身份高于“百姓”,是有人身自由的“民”。“平民”,有的由没有贵族身份的部落成员繁衍而来, 有的从贵族分化而来。贵族中最低一级的士与平民又统称“国人”。
“百姓”已不是尧舜时代“平章百姓”的“百姓”,而是天下众民的总称。“皂”、“舆”、“隶”、“僚”、“仆”、“台”是等级不同的家庭奴隶。“皂”、“舆”是看家护院的奴隶,“有员额者”（正式的）为“皂”,“无员额者”（非正式的）为“舆”。“隶”是获罪的奴隶,“僚”是罪人罚做苦役的奴隶。“仆”是世代为奴的奴隶,帮助主人驾车的“仆”,又称之为“驭”。“台”,罪人逃亡复为奴的奴隶。还有服务于主人起居生活的奴隶,称之为“臣妾”；从事农业劳动的奴隶, 称之为“众人”、“庶人”（或简称为“庶”）；从事手工劳动的奴隶, 称之为“工”。另外,“奚”、“人鬲”也是奴隶。《周礼·天官·冢宰》:“酒人奄十人,女酒三十人, 奚三百人。”郑玄注:“古者从坐男女,没入县官为奴,其少才知者以为奚。”《大盂鼎》:“锡汝邦司四伯,人鬲自驭至于庶人六百又五十又九夫。锡夷司王臣十又三伯, 人鬲千又五十夫。”郭沫若认为:“人鬲中包括‘自驭至于庶人’,‘驭’是家内奴隶,‘庶人’的地位是在家内奴隶之下的。”所谓“人鬲”,是家内奴隶和生产奴隶的统称。奴隶社会的“民”,除“平民”以外,都是没有人身自由的奴隶,统称为“百姓”,是奴隶社会物资财富的创造者,也是灭绝人性的奴隶统治的承受者。
奴隶社会的历史进入西周以后,以周公旦为代表的统治阶段,他们在吸取夏、商灭亡的教训的同时,借鉴、总结了尧舜时代治理天下的历史经验,认识到“民”的力量，认为“人”是天地间的灵秀者,而“圣人”又是最灵最秀者,只有那些诚实无妄、天性聪明的先知先觉者,那些能使天下之疲癃残疾得其生、鳏寡孤独得其养、举万民之众无一而不得其所的人，才能作天子（元后）, 才能为民之“父母”。天是惠爱天下众民的, 作天子的人,奉承天意,就是顺乎*。
春秋时期,由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封建生产关系产生，“民”的社会地位发生了极大的变化。早在西周末年,有些奴隶主贵族已经使用奴隶开辟了一些新的耕地,占为己有,成为他们的私田。这些占有私田的奴隶主贵族，为了吸引因反抗奴隶制残酷剥削和压迫而逃亡的奴隶到自己的私有土地上劳作, 不得不改变剥削方式。占有私田的奴隶主贵族, 后来逐渐转化为封建地主,在他们私有土地上劳作的劳动者也由奴隶转化为佃农。还有些奴隶和破产的平民,逃到山林川泽地带,开辟耕地,进行个体生产,便成为自耕农民。
春秋前期,周王室衰微,诸侯国公室强盛；中叶以后, 诸侯国的卿、大夫的“私家”势力发展,逐步掌握了诸侯国的实际统治权力。于是代表新兴地主阶级利益的新贵族与国君、奴隶主贵族之间的斗争日趋激烈。新贵族为了取得对国君、奴隶主贵族斗争的胜利,利用各种方式争取“庶民”的支持。
《左传·哀公二年》载:晋赵鞅在一次争取对国君、奴隶主贵族斗争的胜利的战前誓师中说：“克敌者,上大夫受县,下大夫受郡,士田十万, 庶人工商遂,人臣隶圉免。”“遂”,得遂进仕；“免”,焚丹书,使为自由民。庶人、工、商这类奴隶可以上升“士”,人臣、隶圉, 这类奴隶可以成为自由民。在代表新兴地主阶级利益的新贵族与国君、奴隶主贵族之间的夺权斗争中,大大提高了“民”的社会地位。
2、“天道”、“人道”分离
人生天地之间, 天地万物,与人的生存紧密联系着。“人”有“人道”，“天”有“天道”。“人道” 就是人的生存之道。“天道”有两层含义，一是天地化生万物的自然之道；一是人出于生存需要而产生的对天地万物的认识所形成的思想体系。人类的幼年时代,对人所赖以生存的天地万物包括对人自身的认识是混沌的。随着人类的进化, 人类社会的形成和进步, 人在认识自身的同时,也逐渐认识了人所赖以生存的天地万物。中华民族早在尧舜时代就对人所赖以生存的天地万物有了明确的认识,“天道”、“人道”已经产生,但由于生产力低下,人不得不受制于天地,“人道”与“天道”溶为一体。《尚书·虞书·尧典》载:古帝尧“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之后,“乃命羲和,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时”。《尚书·虞书·舜典》载:古帝舜“受终于文祖,在璿玑玉衡,以齐七政。肆类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徧于群神”。这里已叙述了关于人对自身以及对人所赖以生存的天地万物的明确认识,只不过将“人的生存之道”溶于“天道”之中,“人道”与“天道”混然不可分。
人类幼年时代将“人道”与“天道”溶为一体,其标志就是巫觋的存在。“天道”的本质是“历象日月星辰”以及万物变化的自然规律, 幼年时代的人类,只知道它与人的生存紧密相关,由“恐惧”而生“敬畏”,以为是“天地神灵”或“鬼怪”,于是虔诚祭拜。巫、觋便是接事鬼神的人。《说文·巫部》:“巫,祝也,女能事无形,以舞降神者也。”又《见部》:“觋, 能斋肃事神也。在男曰觋,在女曰巫。”巫、觋又统称“巫”,或曰“巫师”。所谓“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人”为了生存,只有靠“巫师”祓除不祥。
巫师主要是以歌舞事神,其具体活动有祈祷、卜筮、星占,并兼用药物为人求福、却灾、治病。巫师既晓人事又知天命。对“人”来说,他可以行“天道”,传达“皇天”、“上帝”的意志；对“神”来说,他可以行“人道”,娱“神”、驱“鬼”,表达人世间的美好愿望。夏、商、周三代,巫风盛行,不仅民间,朝廷也大兴巫风。《尚书·商书·伊训》云:“制官刑,儆于有位,曰:敢有恒舞于宫,酣歌于室,时谓巫风。”巫师在朝廷不仅以歌舞事神,有些大巫师还辅佐国王治理天下。《尚书·周书·君奭》载:“公曰:君奭,我闻在昔,成汤既受命,时则有若伊尹格于皇天；在太甲, 时则有若保衡；在太戊, 时则有若伊陟、臣扈格于上帝,巫咸乂王家；在祖乙, 时则有若巫贤；在武丁, 时则有若甘盘。”这是周公挽留召公时所讲述的有关商代良相的故事,其中“巫咸乂王家”的“巫咸”,就是商代有名的大巫师,《韩非子·说林下》、《吕氏春秋·勿躬》、《楚辞·离*》、《史记·殷本纪》均有记载。“巫咸治王家有成”,其子巫贤, 在祖乙时代,继续为王室服务,与其父以及伊尹等,同为商代的圣贤君子。
认为“天”主宰人世间的一切,称“天”为“皇天”、“上帝”,这是“人道”与“天道”溶为一体的又一标志。《尚书·虞书·大禹谟》载:“帝德广运,乃圣乃神,乃武乃文, 皇天眷命,奄有四海,为天下君。”帝尧为什么能“奄有四海,为天下君”？除了“帝德广运,乃圣乃神,乃武乃文”之外,最关键的还是“皇天眷命”,也就是说帝尧“奄有四海,为天下君”是“天”的意志。夏、商、周三代的立国和更替,《尚书》以为完全是“皇天”、“上帝”的安排, 是“天”的意志的表现。
《尚书·夏书·甘誓》载:“有扈氏威侮五行,怠弃三正,天用剿绝其命,今予惟恭行天罚。”大禹的儿子启,夺取了大禹在部落联盟会议上推举的继承人伯益的王位,打败了有扈氏,《甘誓》认为这是顺从天的意志。因为有扈氏暴殄天物,轻忽不敬,废弃正朔,虐下背上,获罪于天,天用剿绝其命。启攻伐有扈氏,只不过是敬行天之罚而已！
《尚书·商书·汤誓》载:“有夏多罪,天命殛之。”“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汤誓》认为夏桀暴虐,逆天意而行,天命要杀死他,我畏上帝,不敢不往正其罪。汤灭夏是天意, 成汤取代有夏是顺从天意的义举。《尚书· 商书·说命下》载:“昔先正保衡,作我先王,……佑我烈祖,格于皇天。”保衡,即成汤时的贤相伊尹。伊尹助成汤伐夏桀,佐卜丙、仲壬二王,放太甲而相之,其功感通皇天。伊尹的所作所为,体现了“天”的意志,所以能与“皇天”、“上帝”相感通,而成其伟业。
《尚书·周书·泰誓上》载:“今商王受,弗敬上天,降灾下民。沈湎冒色,敢行暴虐,罪人以族,官人以世。……皇天震怒,命我文考,肃将天威。”《泰誓上》认为周文王兴兵讨伐商纣王（受）,是因为商纣王暴虐无道,使皇天震怒, 周文王受命将天威,以除邪虐。
“皇天”、“上帝”是人类社会的主宰。惩恶扬善,铲除暴虐,是“皇天”、“上帝”对黎民百姓的恩泽。“惟天地万物父母,惟人万物之灵,亶聪明作元后, 元后作民父母。”[4]如果“作民父母”者,“弗敬上天,降灾下民”,必将受到惩罚。
认为自然灾害以及各种怪异现象是“皇天”、“上帝”不同情感的表达, 这是“人道”与“天道”溶为一体的第三标志。《尚书·夏书·胤征》载:“惟时羲和,*厥德,沈乱于酒,畔官离次,俶扰天纪。遐弃厥司,乃季秋月朔,辰弗集于房,瞽揍鼓,啬夫驰,庶人走。羲和尸厥官,罔闻知,昏迷于天象,以干先王之诛。政典曰:先时者,杀无赦；不及时者, 杀无赦。”羲和, 羲氏、和氏,主历象授时之官。天纪,指岁、月、日、星辰、历数。岁、月、日、星辰、历数属于天道,其变化有自身的规律性,《胤征》记述了一次因日蚀产生的混乱:“季秋月朔,辰弗集于房”,天子恐惧于上, 啬夫、庶人奔走于下,以助救日之变。《胤征》认为日蚀的发生,不是大自然规律性的表现,而是的“皇天”、“上帝”对人世间“*厥德,沈乱于酒”的情绪反映,是因为“羲和尸厥官,罔闻知,昏迷于天象”的结果。
《墨子·兼爱下》载:“（汤诰）惟予小子履,敢用玄牡,告于上天后。曰:‘今天大旱,即当朕身履,未知得罪于上下,有善不敢蔽,有罪不敢赦,简在帝心。万方有罪,即当朕身。朕身有罪,无及万方。’”据《帝王世纪》云,汤自伐桀后,大旱七年,曾以己身为牺牲,祷于桑林之社,以其词[5]说于“皇天”、“上帝”，愿以身赎罪。《汤诰》以为天大旱是“皇天”、“上帝”的情感表达,所以“以己身为牺牲,祷于桑林之社”，请求“无及万方”。
随着*、经济、文化的发展,春秋时期（公元前770—公元前453年）,中国社会进入大动荡的转型期。殷商以来逐步确立的宗法*以及上下尊卑贵贱的等级制度面临土崩瓦解,“人道”与“天道”溶为一体的神学思想体系受到冲击,一些处在社会大变革前沿的思想家们,根据自己对自然、对社会、对人生的理解,开始用理性的眼光去审视“天”和“人”的关系。《左传·僖公十六年》载:“十六年（公元前644年）春,陨石于宋五, 陨星也。六鷁退飞,过宋都,风也。周内史叔兴聘于宋,宋襄公问焉,曰:‘是何祥也？吉凶焉在？’对曰:‘今兹鲁多大丧,明年齐有乱,君将得诸侯而不终。’退而告人曰:‘君失问。是阴阳之事,非吉凶所生也。吉凶由人。吾不敢逆君故也。’”《左传·昭公十八年》载:“十八年（公元前524年）……夏五月,火始昏见。丙子,风。……宋、卫、陈、郑皆火。……裨灶曰:‘不用吾言, 郑皆又将火。’郑人请用之,子产不可。子大叔曰:‘宝以保民也,若有火,国几亡。可以救亡,子何爱焉？’子产曰:‘天道远,人道迩,非所及也,何以知之？灶焉知天道？是亦多言矣,岂不或信？’遂不与。亦不复火。”
《左传》分别记述了周内史叔兴、郑子产对当时人们认为要给人世间带来灾难的“怪异现象”的不同看法,揭示了在天人关系认识上的严重对立。宋襄公认为“陨石于宋五”、“六鷁退飞,过宋都”是“凶兆”,是“皇天”、“上帝”某种情感的表达。而周内史叔兴却认为是“是阴阳之事,非吉凶所生也。吉凶由人。”裨灶由“夏五月,火始昏见。丙子,风。……宋、卫、陈、郑皆火”预言“郑皆又将火”。子大叔认为“若有火,国几亡”。子产却认为“风”助“火”势是自然之理,属“天道”；“国几亡”、“救亡”是人世之理, 属“人道”；“天道远,人道迩,非所及也,何以知之”？这里, 周内史叔兴冲破了将“人道”与“天道”溶为一体的神学思想体系,肯定了大自然变化属“阴阳之事”,由“天”不由“人”；吉凶祸福是人世间的事, 由“人”不由“天”。把“天道”、“人道”分离为二。子产在叔兴把“天道”、“人道”分离之后的一百二十年,又从理论上区分了“天道”与“人道”。从而揭开了中国思想史上“有天有人,天人有分”观念的新篇章。
3、社会化的人文主义思潮兴起
中国哲学的人文主义, 孕育于将“人道”与“天道”溶为一体的人类的幼年时代,以“人道”与“天道”交互影响所产生的有关道德论说为基本标志。中国哲学的人文主义不存在西方哲学的人文主义对唯心主义的深刻批判,也不存在西方哲学的人文主义与自然主义的彻底决裂,而是在“人道”与“天道”的统一中,将人性及其全部特质溶于宇宙；其人文主义观念中,包容着精神的和自然的层面。中国哲学的人文主义以人,特别是以人的行为的社会评价、人对社会的责任为出发点。对中国哲学的人文主义来说,严于律己、宽以待人、和谐、有序是人与人之间相处的重要原则。
如果说,开始于启蒙运动的特别重视“个人”价值的现代西方人文主义,不依靠宗教来回答问题,而且对超自然的解释一般被忽略, 因此,人们将其称之为“西方世俗化的人文主义”；那么, 对特别重视“社会”责任的中国哲学的人文主义,虽然没有现代意义的所谓宗教的影响,但却并不否定“皇天”、“上帝”的最高权威,而且以追求和谐有序、天下太平为生活目标, 因此,我们是否可以将其称之为“东方社会化的人文主义”！
社会化的人文主义思想的核心内容就是“民惟邦本”。这一思想早在尧舜时代就已经产生。古帝尧“光被四表,格于上下”的功绩,就是“黎民於变时雍”[6]。“黎民”，众民。“於”,音wū,叹词,表示赞美。“变”，蔡沈注：“变, 变恶为善也。”“雍”，和也。“黎民於变时雍”的意思是众民赞美善道,时世雍和太平。由“尧”而“舜”而“禹”,“黎民”都是部落联盟首领（“帝”）的服务对象, 部落联盟首领（“帝”）都以“黎民於变时雍”为大治天下的标准。《尚书·夏书·五子之歌》载:“皇祖有训：‘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宁。’”“五子”,夏启之子,太康之弟。《五子之歌》,乃五子“述大禹之戒以作歌。”“皇祖”,指“大禹”。“皇祖有训”,即大禹之训。“民可近,不可下”,是“大禹”对后人的训戒,“大禹”告诫他的后人,对“民”要亲近,不能疏远。“民惟邦本,本固邦宁”,民乃邦国之根本,作为邦国之根本的“民”安定了, 时世才能雍和太平。
社会化的人文主义思想的有关道德论说,在中国历史与社会的演进中,在“人道”与“天道”交互影响中不断积淀, 逐步形成为社会化的人文主义思潮, 而在中国社会大转型的春秋时期勃然兴起。
从有夏（公元前二十一世纪至公元前十七世纪）、经有商（公元前十七世纪至公元前十一世纪）、到西周（公元前十一世纪至公元前771年）的一千三百多年间, 中国奴隶社会的开始和发展经历了三次大动荡。公元前二十一世纪,禹的儿子启为了袭取王位,以“恭行天之罚”相号召,指责“有扈氏威侮五行,怠弃三正”。“五行”,《孔子家语·五帝》:“天有五行,水、火、金、木、土,分时化育,以成万物。”“三正”,指夏历正月建寅, 殷历正月建丑, 周历正月建子。“威侮五行, 怠弃三正”,意思是暴殄天物,对五行化育万物的自然规律轻忽不敬；废弃正朔,虐下背上。公元前十七世纪初,成汤克夏,夏桀王被放逐到南巢,夏朝灭亡。《汤诰》指出:“夏王灭德作威,以敷虐于尔万方百姓。”“凡我造邦,……各守尔典,以承天休。尔有善,朕弗敢蔽；罪当朕躬, 弗敢自赦。”“灭德作威”,言夏桀没有仁爱,但为杀戮。“尔有善,朕弗敢蔽；罪当朕躬, 弗敢自赦”, 言人有善不敢以不达,己有罪不敢以自恕。公元前十一世纪,周武王灭商,建立了新的奴隶制王朝。《泰誓上》宣称:“惟天地万物父母,惟人万物之灵。亶聪明作元后, 元后作民父母。”“亶”,诚实不欺。“元后”,天子。“亶聪明作元后”,言君临天下的人,必须是对天下诚实不欺,且先知先觉的人中最灵、最秀者。“元后作民父母”,言任元后之职者,对天下百姓应尽作父母之义。《泰誓中》宣言:“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意思是天之视听皆出自于民, 任元后之职者,应以民心而察天意。这三次大动荡中,奉“天命”而君临天下者都围绕着“民惟邦本”这一中心议题,提出了有关道德论说。“威侮五行,怠弃三正”、“灭德作威”是从反面提出的道德论说；“尔有善,朕弗敢蔽；罪当朕躬, 弗敢自赦”、“亶聪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是从正面提出的道德论说。
春秋时期,新兴地主阶级登上历史舞台,一些先进的思想家、*家,他们在总结和借鉴尧舜时代以及夏、商、周所提出的“民惟邦本”的道德论说的基础上,又提出了有关社会化人文主义思想的新的道德论说。
春秋前期,周天子王室衰微,诸侯国公室强盛起来；春秋中叶以后, 公室的统治力量削弱,卿大父的私家势力发展起来,并且逐步掌握了诸侯国的实际统治权力。诸侯国强盛, 周天子天下共主地位动摇了,如何处理周天子与诸侯国的关系成为辅佐王室的思想家、*家考虑的首要问题；诸侯国争使霸诸侯国与诸侯国之间的日趋紧张, 如何处理诸侯国与诸侯国之间的关系, 成为辅佐诸侯国公室的思想家、*家考虑的首要问题。在如何处理周天子与诸侯国以及诸侯国与诸侯国之间关系的考虑中, 有关社会化人文主义思想的新的道德论说得到了发展。
《国语·周语上》载:公元前635年,周襄王派太宰文公及内史[叔]兴出使晋国, 晋文公完全按照规定的礼节接待了周襄王的使者。内史[叔]兴告襄王曰:“晋,不可不善也。其君必霸,逆王命敬,奉礼义成。敬王命,顺之道也；成礼义,德之则也。则德以导诸侯, 诸侯必归之。且礼所以观忠、信、仁、义也,忠所以分也, 仁所以行也, 信所以守也, 义所以节也。忠分则均, 仁行则报, 信守则固, 义节则度。分均无怨, 行报无匮, 信固不偷, 节度不携。……中能应外,忠也；施三服义,仁也；守节不淫,信也；行礼不疚,义也。”
《左传·成公九年》载:公元前582年,晋景公到战俘营去见被俘的楚人钟仪,为其解除挚缚拘禁,并致问候。钟仪感激景公,如实地回答了景公所提出的问题, 景公很赏识钟仪,把钟仪的情况告诉范文子。文子曰:“楚囚,君子也。言称先职,不背本也；乐操土风,不忘旧也；称大子,抑无私也；名其二卿,尊君也。不背本,仁也；不忘旧,信也；无私,忠也；尊君,敏也。仁以接事,信以守之,忠以成之,敏以行之。事虽大,必济。君盍归之,使合晋、楚之成。”
周内史[叔]兴所阐述的“忠、仁、信、义”是处理周天子与诸侯国之间关系的道德准则；晋范文子所阐述的“仁、信、忠、敏”是处理诸侯国与诸侯国之间关系的道德准则。这些考虑周天子与诸侯国以及诸侯国与诸侯国之间的关系时所阐述的“忠、仁、信、义、敏”等有关社会化人文主义思想的道德论说,在新兴地主阶级向国君、奴隶主贵族夺取统治权的斗争中形成一股思潮,为孔子仁学的产生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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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2-06-19 19:52
英文译名：Kongzi 或 Confucius.
学术贡献
少“贫且贱”，及长，曾任“委吏”（司会计）和“乘田”（管畜牧）等事。学无常师，相传曾问礼于老聃，学乐于苌弘，学琴于师襄。聚徒讲学，从事*活动。年五十，由鲁国中都宰升任司寇，摄行相事。后又曾周游宋、卫、陈、蔡、齐、楚等国，自称“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终为见用。晚年致力教育，整理《诗》、《书》等古代文献，并删修鲁史官所记《春秋》，成为中国第一部编年体历史著作。相传先后有三千人弟子，其中著名者七十馀人（贤人）。其思想以“仁”核心，以为“仁”即“爱人”。提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等论点，提倡“忠恕”之道，又以为推行“仁政”应以“礼”为规范：“克己复礼为仁”。对于殷周以来的鬼神宗教迷信，采取存疑态度，以为“未知生，焉知事鬼”，“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又注重“学”与“思”的结合，提出“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和“温故而知新”等观点。首创私人讲学风气，主张因材施教，“有教无类”，“学而不厌，诲人不倦”，强调“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也”。*上提出“正名”主张，以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都应实副其“名”，并提出“不患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观点。自西汉以后，孔子学说成为两千余年封建社会的文化正统，影响极大。现存《论语》一书，记载有孔子与门人的问答，是研究孔子学说的主要资料。
生平经历
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这是孔子对自己一生各阶段的总结.
孔子3岁丧父，随母亲颜征在移居阙里，并受其教。孔子幼年，“为儿嬉戏，常陈俎豆，设礼容”。少时家境贫寒，15岁立志于学。及长，做过管理仓库的“委吏”和管理牛羊的“乘田”。他虚心好学，学无常师，相传曾问礼于老聃，学乐于苌弘，学琴于师襄。30岁时，已博学多才，成为当地较有名气的一位学者，并在阙里收徒授业，开创私人办学之先河。其思想核心是“仁”，“仁”即“爱人”。他把“仁”作为行仁的规范和目的，使“仁”和“礼”相互为用。主张统治者对人民“道之以德，齐之以礼”，从而再现“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西周盛世，进而实现他一心向往的“大同”理想。
孔子35岁时，因鲁国内乱而奔齐。为了接近齐景公，做了齐国贵族高昭子的家臣。次年，齐景公向孔子询问政事，孔子说：“君要象君，臣要象臣，父要象父，子要象子。”景公极为赞赏，欲起用孔子，因齐相晏婴从中阻挠，于是作罢。欲起用不久返鲁，继续钻研学问，培养弟子。51岁时，任鲁国中都宰（今汶上西地方官）。由于为政有方，“一年，四方皆则之” 52岁时由中都宰提升为鲁国司空、大司寇。公元前500年（鲁定公十年），鲁、齐夹谷之会，孔子提出“有文事者必有武备，有武事者必有文备”。齐景公欲威胁鲁君就范，孔子以礼斥责景公，保全了国格，使齐侯不得不答应定盟和好，并将郓、龟阴三地归还鲁国。孔子54岁时，受季桓子委托，摄行相事。他为了提高国君的权威，提出“堕三都”、抑三桓（鲁三家大夫）的主张，结果遭到三家大夫的反对，未能成功。55岁时，鲁国君臣接受了齐国所赠的文马美女，终日迷恋声色。孔子则大失所望，遂弃官离鲁，带领弟子周游列国，另寻施展才能的机会，此间“干七十余君”，终无所遇。前484年（鲁哀公十一年），鲁国季康子听了孔子弟子冉有的劝说，才派人把他从卫国迎接回来。
孔子回到鲁国，虽被尊为“国老”，但仍不得重用。他也不再求仕，乃集中精力继续从事教育及文献整理工作。一生培养弟子三千余人，身通六艺（礼、乐、射、御、书、数）者七十二人。在教学实践中，总结出一整套教育理论，如因材施教、学思并重、举一反三、启发诱导等教学原则和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的教学精神，及“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和“不耻下问”的学习态度，为后人所称道。他先后删《诗》、《书》，订《礼》、《乐》，修《春秋》,对中国古代文献进行了全面整理。老而喜《易》，曾达到“韦编三绝”的程度。
69岁时，独子孔鲤去世。71岁时，得意门生颜回病卒。孔子悲痛至极，哀叹道：“天丧予！天丧予！”这一年，有人在鲁国西部捕获了一只叫麟的怪兽，不久死去。他认为象征仁慈祥瑞的麒麟出现又死去，是天下大乱的不祥之兆，便停止了《春秋》一书的编撰。72岁时，突然得知子仲由在卫死于国难，哀痛不已。次年（前479年）夏历二月，孔子寝疾7日，赍志而殁。
孔子一生的主要言行，经其弟子和再传弟子整理编成《论语》一书，成为后世儒家学派的经典。
《论语》全文 http://www.cnread.net/cnread1/gdwx/k/kongzi/001/001.htm
孔子,三千弟子,七十二贤人
孔子一生中有一大半的时间，是从事传道、授业、解惑的教育工作。他创造了卓有成效的教育、教学方法；总结、倡导了一整套正确的学习原则；形成了比较完整的教学内容体系；提出了一系列有深远影响的教育思想；树立了良好的师德典范。弟子：子贡、子路 曾皙 冉有 公西华 曾参 、子夏、子张.........
*生涯
孔子和李白一样，有着不顺畅的*经历，孔子终生热衷于从事*，有一腔报国之热血，也有自己的*见解，但最高统治者对于他始终是采取一种若即若离、敬而远之的态度。他真正参与*的时间只有四年多, 在这四年多的时间里，他干了不少事，职务提升也很快。但终究因为与当权者政见不同而分道扬镳了。此时他已50多岁，迫于形势，他离开了鲁国，开始了被后人称之为周游列国的*游说，14年中，东奔西走，多次遇到危险，险些丧命。后虽被鲁国迎回，但鲁终不用孔子。
孔子自20多岁起，就想走仕途，所以对天下大事非常关注，对治理国家的诸种问题，经常进行思考，也常发表一些见解，到30岁时，已有些名气。鲁昭公二十年，齐景公出访鲁国时召见了孔子, 与他讨论秦穆公称霸的问题, 孔子由此结识了齐景公。鲁昭公25年，鲁国发生内乱，鲁昭公*逃往齐国，孔子也离开鲁国，到了齐国，受到齐景公的赏识和厚待，甚至曾准备把尼溪一带的田地封给孔子，但被大夫晏婴阻止。鲁昭公27年，齐国的大夫想加害孔子，孔子听说后向齐景公求救，齐景公说：“吾老矣，弗能用也。”孔子只好仓皇逃回鲁国。当时的鲁国，政权实际掌握在大夫的家臣手中，被称为“陪臣执国政”，因此孔子虽有过两次从政机会，却都放弃了，直到鲁定公9年被任命为中都宰，此时孔子已 51岁了。孔子治理中都一年，卓有政绩，被升为小司空，不久又升为大司寇，摄相事，鲁国大治。鲁定公12年，孔子为削弱三桓（季孙氏、叔孙氏、孟孙氏三家世卿，因为是鲁桓公的三个孙子故称三桓，当时的鲁国政权实际掌握在他们手中，而三桓的一些家臣又在不同程度上控制着三桓），采取了堕三都的措施（即拆毁三桓所建城堡）。后来堕三都的行动半途而废，孔子与三桓的矛盾也随之暴露。鲁定公13年，齐国送80名美女到鲁国，季桓氏接受了女乐，君臣迷恋歌舞，多日不理朝政，孔子非常失望，不久鲁国举行郊祭，祭祀后按惯例送祭肉给大夫们时并没有送给孔子，这表明季氏不想再任用他了，孔子在不得已的情况下离开鲁国，到外国去寻找出路，开始了周游列国的旅程，这一年，孔子55岁。
孔子带弟子先到了卫国，卫灵公开始很尊重孔子，按照鲁国的俸禄标准发给孔子俸粟6 万，但并没给他什么官职，没让他参与政事。孔子在卫国住了约10个月，因有人在卫灵公面前进谗言，卫灵公对孔子起了疑心，派人公开监视孔子的行动，于是孔子带弟子离开卫国，打算去陈国。路过匡城时，因误会被人围困了5日，逃离匡城，到了蒲地，又碰上卫国贵族公叔氏发动叛乱，再次被围。逃脱后，孔子又返回了卫国，卫灵公听说孔子师徒从蒲地返回，非常高兴，亲自出城迎接。此后孔子几次离开卫国，又几次回到卫国，这一方面是由于卫灵公对孔子时好时坏，另一方面是孔子离开卫国后，没有去处，只好又返回。
鲁哀公2年（孔子59岁），孔子离开卫国经曹、宋、郑至陈国，在陈国住了三年，吴攻陈，兵荒马乱，孔子便带弟子离开，楚国人听说孔子到了陈、蔡交界处，派人去迎接孔子。陈国、蔡国的大夫们知道孔子对他们的所做所为有意见，怕孔子到了楚国被重用，对他们不利，于是派服劳役的人将孔子师徒围困在半道，前不靠村，后不靠店，所带粮食吃完，绝粮7日，最后还是子贡找到楚国人，楚派兵迎孔子，孔子师徒才免于一死。孔子64岁时又回到卫国，68岁时在其弟子冉求的努力下,被迎回鲁国，但仍是被敬而不用。鲁哀公16年，孔子73岁，患病，不愈而卒。
思想品格
孔子是一个教育家、思想家，也可算半个*家，但他首先是一个品德高尚的知识份子。他正直、乐观向上、积极进取，一生都在追求真、善、美，一生都在追求理想的社会。他的成功与失败，无不与他的品格相关。他品格中的优点与缺点，几千年来影响着中国人，特别是影响着中国的知识份子。
发愤忘食，乐以忘忧
孔子63岁时，曾这样形容自己：“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当时孔子已带领弟子周游列国9个年头，历尽艰辛，不仅未得到诸侯的任用，还险些丧命，但孔子并不灰心，仍然乐观向上，坚持自己的理想，甚至是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
安贫乐道
孔子说：“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在孔子心目中，行义是人生的最高价值，在*与道义发生矛盾时，他宁可受穷也不会放弃道义。但他的安贫乐道并不能看作是不求富贵，只求维护道，这并不符合历史事实。孔子也曾说：“富与贵，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 从吾所好。”
学而不厌，诲人不倦
孔子以好学著称，对于各种知识都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因此他多才多艺，知识渊博，在当时是出了名的，几乎被当成无所不知的圣人，但孔子自己不这样认为，孔子曰：“圣则吾不能，我学不厌，而教不倦也。” 孔子学无常师，谁有知识，谁那里有他所不知道的东西，他就拜谁为师，因此说“三人行，必有我师焉”。
直道而行
孔子生性正直，又主张直道而行，他曾说：“吾之于人也，谁毁谁誉？如有所誉者，其有所试矣。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史记》载孔子三十多岁时曾问礼于老子，临别时老子赠言曰：“聪明深察而近于死者，好议人者也。博辩广大危其身者，发人之恶者也。为人子者毋以有己，为人臣者毋以有己。”这是老子对孔子善意的提醒，也指出了孔子的一些毛病，就是看问题太深刻，讲话太尖锐，伤害了一些有地位的人，会给自己带来很大的危险。
与人为善
孔子创立了以仁为核心的道德学说，他自己也是一个很善良的人，富有同情心，乐于助人，待人真诚、宽厚。“己所不欲，毋施于人”、“君子*之美，不*之恶”、“躬自厚而薄责于人” 等第，都是他的做人准则。
孔子家世
孔子的六代祖叫孔父嘉，是宋国的一位大夫，做过大司马，在宫廷内乱中被杀，其子木金父为避灭顶之灾逃到鲁国的陬邑，从此孔氏在陬邑定居，变成了鲁国人。
孔子的父亲叫叔梁纥（叔梁为字，纥为名），母亲叫颜征在。叔梁纥是当时鲁国有名的武士，建立过两次战功，曾任陬邑大夫。叔梁纥先娶妻施氏，生9女，无子。又娶妾，生一子，取名伯尼，又称孟皮。孟皮脚有毛病，叔梁纥很不满意，于是又娶颜征在。当时叔梁纥已66岁，颜征在还不到20岁。
孔子生了孔鲤，字伯鱼，活了50岁。
孔鲤生了孔及，字子思，活了62岁，著作有中庸,成为儒家经典之一。
依次下传是：
孔白，字子上，活了47岁。
孔求，字子家，活了45岁
孔箕，字子京，活了46岁
孔穿，字子高，活了51岁
孔慎，活了57岁，曾当过魏相
孔鲋，活了57岁，曾当过陈涉博士
侄儿孔襄，活了57岁，曾当过汉孝惠帝的博士
孔忠，活了57岁
孔忠生了孔武
孔武生了孔延年和孔安国
孔安国是汉武帝的博士
孔安国的儿子叫孔昂
孔昂的儿子叫孔驩
曲阜“三孔”
孔庙、孔府、孔林举世闻名。孔庙是祭祀孔子的地方，初建于公元前478年，当年规模很小，仅就孔子故居为庙，“岁时奉祀”。西汉后，随着历代帝王对孔子的不断加封，孔庙规模也随之扩大。孔府是个庞大的院落，其实并非孔子之家，而是其子孙后人的居所。孔林是孔子和他的家族的墓地，占地200公顷。
孔府：是孔子世袭“衍圣公”的世代嫡裔子孙居住的地方，是我国仅次于明、清皇帝宫室的最大府第。现在，孔府占地240多亩，有厅、堂、楼、轩等各式建筑463间，分为中、东、西三路。东路为家庙，西路为学院，中路为主体建筑。中路以内宅为界，前为官衙，设三堂六厅（大堂、二堂、三堂，管勾厅、百户厅、知印厅、掌书厅、典籍厅、司乐厅）；后为内宅，设前上房、前堂楼、后堂楼、后五间。最后是孔府的花园，是历代衍圣公及其家属游赏之所。
孔庙：建筑规模宏大、雄伟壮丽、金碧辉煌，为我国最大的祭孔要地。孔子死后第二年(公元前478年)，鲁哀公将其故宅改建为庙。此后历代帝王不断加封孔子，扩建庙宇，到清代，雍正下令大修，扩建成现代规模。庙内共有九进院落，以南北为中轴，分左、中、右三路，纵长630米，横宽140米，有殿、堂、坛、阁460多间，门坊54座，“御碑亭”13座。孔庙内的圣迹殿、十三碑亭及大成殿东西两庑，陈列着大量碑碣石刻，特别是这里保存的汉碑，在全国是数量最多的，历代碑刻亦不乏珍品，其碑刻之多仅次西安碑林，所以它有我国第二碑林之称。
大成殿是孔庙的正殿，也是孔庙的核心。唐代时称文宣王殿，共有五间。宋天禧五年（公元 102年）大修时，移今址并扩为七间。宋崇宁三年（公元1104年）徽宗赵佶取《孟子》：“孔子之谓集大成”语义，下诏更名为“大成殿”，清雍正二年（公元 1724年）重建，九脊重檐，黄瓦覆顶，雕梁画栋，八斗藻井饰以金龙和玺彩图，双重飞檐正中竖匾上刻清雍正皇帝御书“大成殿”三个贴金大字。殿高 24.8米，长45.69米，宽24.85米，座落在2.1米高的殿基上，为全庙最高建筑，也是中国三大古殿之一。
杏坛位于大成殿前甬道正中，传为孔子讲学之处，坛旁有一株古桧，称“先师手植桧”。杏坛周围朱栏，四面歇山，十字结脊，二层黄瓦飞檐，双重半拱。亭内细雕藻井，彩绘金色盘龙，其中还有清乾隆“杏坛赞”御碑。亭前的石香炉，高约1米，形制古朴，为金代遗物。
孔林：位于曲阜城北，是孔子及其家族的专用墓地，也是目前世界上延时最久，面积最大的氏族墓地。孔子卒于鲁哀公十六年(公元前479年)四月乙丑，葬鲁城北泗上。其后代从冢而葬，形成今天的孔林。从子贡为孔子庐墓植树起，孔林内古树已达万余株。自汉代以后，历代统治者对孔林重修、增修过13次，以至开成现在规模，总面积约2平方公里，周围林墙 5.6公里，墙高3米多，厚1米。郭沫若曾说：“这是一个很好的自然博物馆，也是孔氏家族的一部编年史”。
曲阜孔庙、孔林、孔府（英文名称：Temple and Cemetery of Confucius and the Kong Family Mansion in Qufu）于1994年12月根据世界文化遗产遴选标准C(I)(IV)(VI)入选《世界遗产名录》（编号: 200-012）。
世界遗产委员会评价：孔子是公元前6世纪到公元前5世纪中国春秋时期伟大的哲学家、*家和教育家。孔夫子的庙宇、墓地和府邸位于山东的曲阜。孔庙是公元前478年为纪念孔夫子而兴建的，千百年来屡毁屡建，到今天已经发展成超过100座殿堂的建筑群。孔林里不仅容纳了孔夫子的坟墓，而且他的后裔中，有超过10万人也葬在这里。当初小小的孔宅如今已经扩建成一个庞大显赫的府邸，整个宅院包括了152座殿堂。曲阜的古建筑群之所以具有独特的艺术和历史特色，应归功于2000多年来中国历代帝王对孔夫子的大力推崇。孔庙, 孔府, 孔林,世界遗产
孔子年谱
1岁: 公元前551年（鲁襄公二十二年）
孔子9月28日生于鲁国陬邑昌平乡（今山东曲阜城东南）。因父母曾为生子而祷
于尼丘山，故名丘，字仲尼。
关于孔子出生年月有两种记载，相差一年，今从《史记·孔子世家》说。
3岁：公元前549年（鲁襄公二十四年）
其父叔梁纥卒，葬于防山(今曲阜东25里处)。孔母颜征在携子移居曲阜
阙里，生活艰难。
5岁：公元前547年（鲁襄公二十六年）
孔子弟子秦商生，商字不慈，鲁国人。
6岁：公元前546年（鲁襄公二十七年）
弟子曾点生，点字皙，曾参之父。
7岁：公元前545年（鲁襄公二十八年）
弟子颜繇生，繇又名无繇，字季路，颜渊之父。
8岁：公元前544年（鲁襄公二十九年）
弟子冉耕生，字伯牛，鲁国人。
10岁：公元前542年（鲁襄公三十一年〕
弟子仲由生，字子路，卞人。
是年鲁襄公死，其子躌继位，是为昭公。
12岁：公元前540年（鲁昭公二年）
弟子漆雕开生，字子若，蔡人。
15岁：公元前537年（鲁昭公五年〕
孔子日见其长，已意识到要努力学习做人与生活之本领，故曰：“吾十
有五而志于学”。（《论语·为政》)
16岁，公元前536年（鲁昭公六年）
郑铸刑鼎。
弟子闽损生，字子骞，鲁国人。
17岁：公元前535年（鲁昭公六年〕
孔母颜征在卒。
是年。季氏宴请士一级贵族，孔子去赴宴，被季氏家臣阳虎拒之门外。
19岁：公元前533年（鲁昭公九年）
孔子娶宋人亓官氏之女为妻。
20岁：公元前532年（鲁昭公十年）
亓官氏生子。据传此时正好赶上鲁昭公赐鲤鱼于孔子，故给其子起名为
鲤，字伯鱼。
是年孔子开始为委吏，管理仓库。
21岁：公元前531年（鲁昭公十一年）
是年孔子改作乘田，管理畜牧。孔子说:“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
(《论语·子罕》) 此“鄙事”当包括“委吏”、”乘田”。
27岁，公元前525年（鲁昭公十七年〕
郯子朝鲁，孔子向郯子询问郯国古代官制。
孔子开办私人学校，当在此前后。
30岁：公元前522年（鲁昭公二十年〕
自十五岁有志于学至此时已逾15年，孔子经过努力在社会上已站住脚，
故云”三十而立”。(《论语·为政》)
是年齐景公与晏婴来鲁国访问。齐景公会见孔子，与孔子讨论秦穆公
何以称霸的问题。
弟子颜回、冉雍、冉求、商瞿、梁鴷生。回字渊，雍字仲弓，求字子有，
瞿字子木，皆鲁国人；鴷字叔鱼，齐国人。
31岁：公元前521年（鲁昭公二十一年）
弟子巫马施、高柴、宓不齐生。施字子期，陈国人；柴字子高，齐国人；
不齐字子贱，鲁国人。
32岁：公元前520年（鲁昭公二十二年）
弟子端木赐生，赐字子贡，卫国人。
34岁：公元前518年（鲁昭公二十四年）
孟懿子和南宫敬叔学礼于孔子。
相传孔子与南宫敬叔适周问礼于老聘，问乐于苌弘。
35岁：公元前517年（鲁昭公二十五年）
鲁国发生内乱。《史记·孔子世家》云：“昭公率师击（季）平子，平子
与孟孙氏、叔孙氏三家共攻昭公，昭公师败，奔齐。”孔子在这一年也到
了齐国。
36岁，公元前516年（鲁昭公二十六年）
齐景公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孔子得到
齐景公的赏识，景公欲以尼溪之田封孔于，被晏子阻止。
孔子在齐闻《韶》乐，如醉如痴，三月不知肉味。
37岁：公元前515年（鲁昭公二十七年）
齐大夫欲害孔子，孔子由齐返鲁。
吴公子季札聘齐，其子死，葬于瀛、博之间。孔子往，观其葬礼。
弟于樊须、原宪生。须字子迟，鲁国入；宪字子思，宋国人。
38岁：公元前514年（鲁昭公二十八年）
晋魏献子（名舒）执政，举贤才不论亲疏。孔子认为这是义举，
云：“近不失亲，远不失举，可谓义矣。”
39岁，公元前513年（鲁昭公二十九年）
是年冬天晋铸刑鼎，孔子曰“晋其亡乎，失其度矣。”
40岁：公元前512年（鲁昭公三十年）
经过几十年的磨练，对人生各种问题有了比较清楚的认识，故自云
“四十而不惑”。
弟子澹台灭明生。灭明字子羽，鲁国人。
41岁：公元前511年（鲁昭公三十一年）
弟子陈亢生。亢字子禽，陈国人。
42岁：公元前510年（鲁昭公三十二年）
昭公卒，定公立。
43岁：公元前509年（鲁定公元年）
弟公西赤生。赤字华，鲁国人。
45岁：公元前507年（鲁定公三年）
弟子卜商生。商字子夏，卫国人。
46岁：公元前506年（鲁定公四年）
弟子言偃生。偃字子游，吴国人。
47岁：公元前505年（鲁定公五年）
弟子曾参、颜幸生。参字子舆，鲁国人。幸字子柳，鲁国人。
48岁：公元前504年（鲁定公六年〕
季氏家臣阳虎擅权日重。孔子称之为“陪臣执国命”。(《论语·季氏》)
《史记·孔子世家》云：“陪臣执国政。......故孔子不仕，退而修
《诗》、《书》、《礼》、《乐》，弟子弥众，至自远方，莫不受业焉。”
阳虎欲见孔子，孔子不想见阳虎、后二人在路上相遇。阳虎劝孔子出仕，
孔子没有明确表态。此事当在鲁定公五年或鲁定公六年。
49岁：公元前503年（鲁定公七年）
弟子颛孙师生。师字子张，陈国人。
50岁：公元前502年（鲁定公八年）
自谓”五十而知天命”。（《论语·为政》)
公山不狃以费叛季氏，使人召孔子，孔子欲往，被子路阻拦。
51岁: 公元前501年（鲁定公九年）
孔子为中都宰，治理中都一年，卓有政绩，四方则之。
弟子冉鲁、曹坅、伯虔、颜高，叔仲会生。鲁字子鲁，鲁国人：坅字子循，
蔡国人：虔字子析，鲁国人；高字子骄，鲁国人：会字子期。鲁国人。
52岁：公元前500年（鲁定公十年）
孔子由中都宰升小司空，后升大司寇，摄相事。夏天随定公与齐侯相会于
夹谷。孔子事先对齐国邀鲁君会于夹谷有所警惕和准备，故不仅使齐国劫
持定公的阴谋未能得逞，而且*迫齐国答应归还侵占鲁国的郓、鄵、龟阴
等土地。
53岁：公元前499年（鲁定公十一年）
孔子为鲁司寇，鲁国大治。
54岁：公元前498年（鲁定公十二年）
孔子为鲁司寇。为削弱三桓，采取堕三都的措施。叔孙氏与季孙氏为削弱家
臣的势力，支持孔子的这一主张，但此一行动受孟孙氏家臣公敛处父的抵制，
孟孙氏暗中支持公敛处父。堕三都的行动半途而废。
弟子公孙龙生。龙字子石，楚国人。
55岁：公元前497年（鲁定公十三年）
春，齐国送80名美女到鲁国。季桓子接受了女乐，君臣迷恋歌舞，多日不
理朝政。孔子与季氏出现不和。孔子离开鲁国到了卫国。
十月，孔子受谗言之害，离开卫国前往陈国。路经匡地，被围困。后经蒲
地，遇公叔氏叛卫, 孔子与弟子又被围困。后又返回卫都。
56岁，公元前496年（鲁定公十四年）
孔子在卫国被卫灵公夫人南子召见。
子路对孔子见南子极有意见批评了孔子。
郑国子产去世孔子听到消息后，十分难过，称赞子产是“古之遗爱”。
57岁：公元前495年（鲁定公十五年）
孔子去卫居鲁。夏五月鲁定公卒，鲁哀公立。
58岁：公元前494年（鲁哀公元年〕
孔子居鲁，吴国使人聘鲁，就“骨节专车”一事问于孔子。
59岁：公元前493年（鲁哀公二年）
孔子由鲁至卫。卫灵公问陈（阵）于孔子，孔子婉言拒绝了卫灵公。孔子
在卫国住不下去，去卫西行。经过曹国到宋国。宋司马桓?(左鬼右隹)
讨厌孔子，扬言要加害孔子，孔子微服而行。
60岁：公元前492年（鲁哀公三年）
孔子自谓”六十而耳顺”。
孔子过郑到陈国，在郑国都城与弟子失散独自在东门等候弟子来寻找,
被人嘲笑,称之为”累累若丧家之犬”。孔子欣然笑曰：“然哉，然哉！”
61岁：公元前491年（鲁哀公四年〕
孔子离陈往蔡。
62岁：公元前490年（鲁哀公五年）
孔子自蔡到叶。叶公问政于孔子，并与孔子讨论有关正直的道德问题。
在去叶返蔡的途中，孔子遇隐者。
63岁：公元前489年（鲁哀公六年〕
孔子与弟子在陈蔡之间被困绝粮，许多弟子因困饿而病，后被楚人相救。
由楚返卫，途中又遇隐者。
64岁：公元前488年（鲁哀公七年）
孔子在卫。主张在卫国为政先要正名。
65岁：公元前487年（鲁哀公八年）
孔子在卫。是年吴伐鲁，战败。孔子的弟子有若参战有功。
66岁：公元前486年（鲁哀公九年）
孔子在卫。
67岁：公元前485年（鲁哀公十年）
孔子在卫。
孔子夫人亓官氏卒。
68岁：公元前484年（鲁哀公十一年）
是年齐师伐鲁，孔子弟子冉有帅鲁师与齐战，获胜。季康子问冉有指挥
才能从何而来？冉有答曰“学之于孔子”。季康子派人以币迎孔于归鲁。
孔于周游列国14年，至此结束。
季康子欲行“田赋”，孔子反对。孔子对冉有说：“君子之行也，度于礼。
施取其厚，事举其中，敛从其薄。如是则丘亦足矣”。
69岁：公元前483年（鲁哀公十二年）
孔子仍有心从政，然不被用。孔子继续从事教育及整理文献工作。
孔子的儿子孔鲤卒。
70岁：公元前482年（鲁哀公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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