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皇帝统一台湾的历史史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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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2-04-19 2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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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3-05-30 09:54
由于清朝在康熙即位以后逐渐走上了安定、巩固和强盛的道路,国内*、阶级矛盾都有了一定程度的缓和,广大人民热切盼望祖国早日统一,不愿再看到*的局面。如康熙十五年“三藩”之一的粤藩尚之信叛乱时,广东人民就坚决反对,并断言广东“过了周三年,依旧归康熙”[11]。在这种情况下,郑氏政权中的许多人和郑军中的官兵以及广大台湾人民,也都盼望台湾早日归附清朝,实现祖国的统一。
郑经自从夺得台湾统治权力以后,日益腐化堕落,不理政务,终日“嬉游为乐”[12],“纵声色以自娱”[13]见他的几个亲信把持着朝纲政事,排斥异己,动辄杀戮。郑氏集团内部也彼此猜疑,各不相下。康熙二年,郑氏亲族、金门守将郑泰的弟弟郑鸣骏率领8000余人首先降清。此后,郑氏亲族、将士中向清朝投诚的络绎不绝。康熙三年,专管福建投诚事务的户部郎中贲岱向清廷报告说:“自康熙元年至三年止,合计投诚文武官三千九百八十五员,食粮兵四万九百六十二名,归农官弁兵民六万四千二百三十名口,眷属人役六万三千余名口,大小船九百余只”[14]。特别是康熙十八年,福建总督姚启圣在漳州大开“修来馆”,进行招降活动后,郑军将士降清达到了*。“修来馆”开设的头两年,郑氏政权的五镇大将廖碘等、名将朱天贵分别以所部降清,这就大大削弱了郑军的实力。在台湾的广大郑军将士本有“故土之思”,只因“无陆路可通,又乏舟揖可波,故不得不相依为命”[15],他们经常“私相偶语”:“只等大军(指清军)到,便瓦解归顺”[16]。郑氏集团内部多次发生将郑经骗往清营、行刺郑军主将刘国轩的未遂事件[17]。这说明郑氏集团的内部矛盾加剧,广大郑军将士心向*。
郑氏政权既要继续对清战争,又要满足自己的贪欲,“就其一隅之产以供百万之费”[18],只能大肆向沿海人民和台湾人民横征暴敛,漫无*。“民之供应者,有大饱大米,杂晌月米,有棕、麻、桨橹、油、钉、炭、铁、鹅毛、草粟等项。最惨者,又有水梢、毛丁、乡兵。民力已竭,科敛无度”[19],“百姓一时怨望,道路侧目”[20]。人民反抗郑氏集团统治的事件经常发生。 清圣祖玄烨自康熙八年,清除了执行一系列倒退*的鳌拜集团,亲掌朝政大权以来,就矢志统一台湾,为此,他把“招抚”郑氏作为清*解决台湾问题的一贯方针,采取了许多行之有效的措施。
早在康熙二年,清*就在江、浙、闽、粤四省设立“满汉户、兵部郎中各一员,专司招抚”[21]。康熙五年和八年,清廷又两次派人到台湾招抚郑经。“三藩之乱”时,清、郑和谈暂时中辍,到康熙十六年,清廷再度派人到厦门招抚郑经。但郑经始终坚持反清和*的立场,向清廷要求台湾“如琉球、朝鲜例”。康熙严正指出:“郑经乃中国之人”[22],台湾“皆间人,不得与琉球、高丽比”[23],坚持要台湾归附*。
康熙在招抚郑经失败之后,一方面指令清军将领对郑经部属及台湾百姓中“有革心向化者”,“随时招抚”[24],另一方面把在平定三藩叛乱中屡立战功的姚启圣升任福建总督,担负起恢复地方、统一台湾的重任。姚启圣和后来康熙任命的福建水师提督施琅,都忠实地执行了康熙制定的*和策略,在*、军事方面做出了显著成绩,对统一台湾的事业起了重要作用。
姚启圣上任后,制定了两条方针:一是“今当先有以固闽人之心”;二是“出奇计,使台人反为吾用”[25]。他大布方略,首先将刘国轩逐出漳州、泉州,割断了闽人和郑军的联系;接着就在漳州利用“修来馆”招降,对来自郑军营垒的人,不论职位大小,俱“依照品级升降补用”,“恣其所求”[26]。他还经常通过归降清廷的漳浦道士与刘国轩书信往来,以引起郑氏君臣自相猜忌;增设提标援剿四镇总兵官,以投诚之郑军*补授[27],又将投降的郑军编为水师,以增强清军实力;减轻闽省民人重负,“如除口卒,革排夫、铺甲,减搞役……开商市,给牛种,为国家恤*”[28];在福建造大战船400只,往江浙调来巨舰200艘,增加间省兵员2万。这些措施收到了显著的效果,进一步促进了郑氏政权的四分五裂,“人莫有斗志”。姚启圣又乘胜逐步收复了海澄、厦门、金门等地,迫使郑经退守台湾,只留下刘国轩防守澎湖。
康熙二十年(1681),郑经死去。长子郑克里在争权夺位中被杀,年幼的郑克决即位,大权操在忠诚伯冯锡范手中,郑氏政权日益混乱不安。姚启圣侦知此事,即上疏康熙“请急攻台湾”,并推荐原郑成功部将、康熙的内大臣施琅任水师提督。康熙对此表示同意,发布“宜乘机规定澎湖、台湾”[29]之令,并派施琅任福建水师提督,直接负责进军台湾。
康熙二十年十月,施琅抵厦门视事。他认为只要清军首先攻占台湾的门户——澎湖,则胜势可居其半;然后以大军压境,“遣员宣朝廷德意”,台湾便可不劳而定。他一面遣三四个心腹之人秘密前往台湾、澎湖郑军营中,“谋叛取事”[30];一面整顿战船器械、训练军兵。经过一年多的紧张准备,施琅从福建水师营中“简精兵二万余、战船三百艘”[31],于康熙二十二年(1683)六月,从铜山出发进攻澎湖。
守卫澎湖的郑军主将刘国轩,虽然在施琅进攻前已经采取了一些防御措施,但是,他只看到台湾海峡六月间多有“常连日夜不止”的台风,就武断认为施琅不会贸然来攻。至六月十五日得知清军战船直驶澎湖时大惊失色,仓皇应战。
关于此时郑军的兵力多寡,以往有关著述多采用施琅的说法:郑军有2万名士卒,200只战船,[32]和清军兵力约略相等。实际上,这是施琅为了向清廷邀功而夸大了的数字,是很不确切的。
据清初人夏琳所记:刘国轩“以铳船十九号、战船六十号。兵了六千人,分拨诸将防守(澎湖),身自往来督视”[33]夏琳乃郑成功同邑乡亲,目击郑氏三世盛衰,所记当翔实有据。此外,我们还找到两条旁证,说明夏琳的记载是确属可信的。一是清初著名史学家全祖望给姚启圣作的《神道第二碑铭》中说,郑经“遁入台湾”时,“兵不及万,船不满百”,说明郑氏的兵力本来并不多;二是在澎湖大战前,施琅的部将吴英向其献“五梅花”计时说:“彼船少,我舟多,以五船结一队攻彼一只。其不结队者为游兵,或为奇兵,或为援兵”[34],说明清军兵力数倍于郑军。由上可见,在澎湖战役中,双方的兵力大致是:郑军船70余只,兵6000人;清军船300只,兵2万余人。
从六月十六日至十八日,清、郑两军进行了激战,互有伤亡,施琅在战斗中为“流矢伤目”。清军休整三天后,于二十二日分三路向郑军发起猛烈进攻。施琅身先士卒,“扬帆直进”,清军“将士奋勇冲击”[35],经过七个小时的海上屡战,郑军寡不敌众,全军覆没,刘国轩急乘小舟逃回台湾。清军遂占领了澎湖三十六岛。
六月二十三日,郑军在澎湖全军覆没的消息传到台湾,郑氏集团震慑无措。郑克填急忙召集群臣,商讨对策。会上出现了两种主张:一是以建威中镇黄良骇为首的一些人,主张放弃台湾,逃奔吕宋,继续反清;一是以刘国轩为代表的一些人,认识到:“今澎湖已失,人心怀疑”,“从来识时务者为豪杰,大势已去,速当顺天(指归清)”[36]。在冯锡范的支持下,郑克妨采纳了后一种意见,并随即遣使赴闽与姚启圣谈判。康熙抓住这一时机,立刻给郑克统下了一道敕谕,耐心开导他说:“尔等果能悔罪投诚,率所属伪官军民人等,悉行登岸,将前罪尽行赦免,仍加恩安插,务令得所”[37]
七月初,郑克快派亲信冯锡圭等赴澎湖议和,正式表示归附清朝,听从安置。郑克决等人在关键时刻能认清形势,做出这一顺应历史潮流的决定,这对于促进祖国的统一,无疑起了重要的作用。
七月十五日,冯锡圭等到达澎湖,奉表归降。施琅将此事即奏清延。康熙接到奏疏,正值中秋佳节,即席欣然赋诗,盛赞祖国的统一:“万里扶桑早挂弓,水犀军指岛门空。来廷岂为修文德,柔远初非颗武功。开帐受降秋色外,羽林奏捷月明中。海隅久念苍生困,耕凿从今九壤同!”[38]
八月十一日,施琅率领清军向台湾进发。一路上军纪严明,“士无乱行,民不知兵”[39]。十三日到达台湾,“其各乡社百姓以及土番壶浆迎师,接踵而至”[40]。全国人民听到台湾和*重新统一的消息时,更是“腾欢父老咙”[41]。十八日,郑克填率领冯锡范、刘国轩以及所有文武*,缴册印降清。
清*对于回到祖国怀抱的台湾各方人士,均给予优惠待遇和妥善安置:将郑克坟、冯锡范、刘国轩等迎到北京,封官赐宅;对于郑氏广大官兵,愿意人伍及归农者,听其自便;对于归来的亡明宗室,给予屯田、种牛,安置在山东、河南等地。康熙三十九年,康熙又下诏说,郑成功不同于“三藩”,并非“叛臣贼子”,令将其父子两枢归葬故地南安。康熙的这些善后措施,有力地保证了台湾问题的*解决。
这里有一个问题应该指出:以往有些著述比较强调刘国轩在郑克块归清过程中的作用,而对于郑氏权臣冯锡范,却往往只强调他在郑经死后帮助郑克决夺权的行动,而忽视了他对促成克坟降清的贡献。
实际上,冯锡范不仅在郑经时代主持“军国事宜”,而且在郑克块即位后更是大权独揽,“事无大小皆决于冯锡范矣”[42]。如果没有冯锡范的支持,郑克块是不可能毅然降清的。据史载:刘国轩在康熙二十一年“大修战舰,缮甲兵”,欲与施琅决一雌雄时,冯锡范即嘲弄他:“吴、耿、尚三王皆靡,延平乃赖公独存?”[43]表明他对于郑军与清军决战能否取胜持怀疑态度。当郑军在澎湖覆没的消息传到台湾时,“锡范首倡议降”[44],并于八月初与刘国轩分别致书施琅,请他速至台湾,以防“事久生端”[45]。施琅正是接受了冯、刘的建议后,立即率师进抵台湾的。这些事实说明,冯锡范在台湾和*重新统一的过程中是有一定贡献的。
1683年康熙统一台湾,不仅是有清一代的重大事件,而且在我国的历史上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第一,使清**的统治权力进一步得到加强。
康熙二十三年四月,清*在台湾设置一府三县,即台湾府和台湾、凤山、诸罗三县,隶福建省管辖。同时设官兵镇守:台湾设巡道一员、总兵官一员、副将二员,兵8000人;设澎湖副将一员,兵2000人。国家统一局面的形成,为整个社会的*安定和经济发展创造了重要的前提。
第二,增强了抵御外侮的力量,维护了祖国的独立和安宁。
16世纪,欧洲的一些国家进人了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时期,并开始了海外的掠夺。17世纪,沙俄扩张主义者利用清军南下。黑龙江流域防务空虚之机,大肆侵占我国领土,压榨和残杀当地的人民。面对沙俄的侵略气焰,康熙虽然决定予以反击,但在台湾未统一之前,难免有掣肘之虑。台湾统一后,清朝*不仅解除了后顾之忧,而且可以集中全国的人力、物力来加强黑龙江流域的防务,抗击沙俄的侵略。康熙于二十三年十二月,给兵部下了一道“征剿罗刹”的谕旨,令从郑氏降兵中选取一部分精壮士卒和双层坚好藤牌,“速送至京”[46],以加强清朝军队的战斗力。这对于此后取得反击沙俄侵略者的巨大胜利,无疑有积极意义。 荷兰殖民主义者于明熹宗天启四年(162)侵人台湾,并以台湾为基地,经常在沿海截劫商船,掠夺财富,不仅给台湾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而且破坏了沿海人民正常的生产和生活。郑成功收复台湾之后,荷兰殖民者仍然阴谋首先占领鸡笼,“征服厦门和金门”[47],准备重占台湾。因此,清*统一台湾,维护了祖国领土的完整,也可以说是继承了郑成功的未竟事业。正如施琅所指出的,如果不使台湾归附*,那么,“无时不在涎贪,亦”必乘隙以图”的荷兰殖民者就会卷土重来,一旦再得此地,“必合党移,窃窥边场,迫近门庭,此乃种祸后来,沿海诸省断难晏然无虞”[48]。台湾归附*之后,荷兰及其他殖民者便不得不偃旗息鼓,台湾和东南沿海数省从此得到了将近二百年的安宁。
第三,密切了台湾同祖国*的联系,促进了沿海数省和台湾经济、文化的发展。
清初,清*为了割断郑成功和沿海数省人民的联系,曾实行海禁,造成沿海地区土地荒芜,人民流离失所,妻离子散。台湾和*重新统一后,清*即于康熙二十三年宣布解除海禁,招民垦荒。从此,离乡背井的人们纷纷还归乡里。如福建回乡的农民,“认故亩,以耕以凿,一岁蓄,三岁舍,渐次垦辟,至无旷土”[49]。浙江也是“昔时迁界土田,陆续招徕垦复”[50]清翰林院侍读陈迁鹤于康熙四十四年秋和四十六年春,两次由京回到福建家乡,亲眼看到了沿海地区生产蒸蒸日上、百姓“还界之乐”的情景:“望界外疆场或或,禾麦裢推……一望良畴”。“台湾未平,此皆界外荒区。平后而荒烟野草,复为绿畦黄茂;圯墙她垣,复为华堂雕桶”。[51]可见,台湾归附*以后,东南沿海地区的经济得到了迅速的发展。 台湾和*重新统一以后,清*为了促进台湾经济的发展,从康熙、雍正到乾隆都采取了一系列的有力措施:
(1)大力推行垦荒*。一是组织在台清军参加垦荒。施琅的一个参将陈致远就“募佃开垦田园二万余亩”[52]。二是招徕流民。原来,阎省人民大多在春时往台耕种,秋时回籍。康熙五十一年,清*允许内地知县对去台之人发给执照,文武汛口员弁验照放行。雍正十年以后,清*进一步允许去台之人携带家眷。这就促使台湾人口激增,“漳泉子弟视(台湾)为乐土,相,率而往者岁数千人”[53]乾隆年间,来台湾定居的东南沿海各省人民达数十万之多。追至嘉庆十六年,在台汉民已逾200万。他们纷纷将*上先进的铁制耕具和生产技术带到台湾,同当地汉人、高山族人民一起掀起了开发台湾的新*。以台湾府为例,在郑氏统治时期,全府田园总数为18753甲(每甲约合十一亩);在康熙二十四年至雍正十三年的五十一年间,共开垦田园34400甲;在乾隆五年至九年,又增垦2850甲[54]。台地日辟,生齿日繁,人烟辐辏,市摩渐兴。到雍正年间,清*在诸罗县之北增置了彰化县,彰化之北又增置了淡水厅,在澎湖设置了澎湖厅。嘉庆十六年,清*又在淡水之北设置噶玛兰厅。
(2)兴修水利。康熙年间,台湾府所属各县广泛兴修水利,取得了很大成绩。如诸罗县就曾修破70、圳5,“蓄泄三年之间,田谷倍获”[55]
(3)减轻台湾人民的负担。康、雍、乾时期,清*采取了一些措施,以减轻台湾人民的负担。首先,减免赋税。台湾在荷兰殖民者和郑经统治时期赋税繁重:“上则(田)年征谷十八石,中十五石六斗,下十石二斗”;康熙时减为:上则田年征粟八石八斗,中则田七百四斗,下则田五石五斗[56];雍正时再减为:上则田二石八斗,中则田二石二斗,下则田一石九斗[57]。乾隆时更多次下令,对台湾“应加薄赋之恩”[58],同时采取了一些相应的措施,其中包括把施琅后代每年在澎湖倚势得的 1200两规礼银予以废除[59]。其次是减少丁银。郑经统治时期,“每一丁年征银六钱。本朝(康熙时期)征额每一了年四钱七分”[60];再次是降低物价。康熙二十二年,即台湾未归附*之前,台湾米“每石某银五两”。归附*的第二年,台湾“百货俱贱”,“谷价每石二钱”。康熙二十五年,“上好白谷,每石一钱六分”。[61]
康、雍,乾时代,台湾的农业、畜牧业和手工业都有了很大的发展。雍正年间,“上田一甲收谷百石,中七十石,下四十石”[62],每年稻米产量达七八百万石之多。桑棉种植十分普遍和兴旺,“鸡豚之畜数倍内地”。手工业。尤其是制糖业更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在康熙年间,台湾三县“植蔗为糖,岁产五六十万(篓)”[63]。每篓合一百七八十斤,总产量一亿多斤,不仅销售沿海,进人京津,而且远销国外。因此,史称台湾“糖谷之利甲天下”。
随着农业、手工业的发展,台湾社会也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康熙时期,在制糖业中就出现了“雇募人工” 的手工工场,以后又出现了先付钱。后取货的资本主义经营方式,即国家包买商。他们“于新谷未熟,新油。新糖未收时给银先定价值,俟熟收而还之”。[64]
与此同时,清*还大办学校,“择汉人之通文理者,给以馆谷,教诸番童”。在这些学校中,高山族子弟进步很快,“有背诵诗、易经无讹者,作字颇有楷法”[65]。高山族文化得到了迅速的发展。
由于各项事业的发展,台湾与内地的联系与往来不断加强。清朝*允许沿海地区的百姓浮海贸易,同时还对“捕鱼虾小船及民间日用之物并湖口贸易,悉免其出税”[66]。因此,海上贸易十分盛行,地区也相当广泛,“北至宁波、上海、天津、锦州,南至粤东,对渡台湾,一岁往来数次”[67]。进行贸易的商品种类繁多,据记载:台湾“海船多漳泉商贾贸易,于漳州则载丝线、漳纱。剪绒、纸料、烟、布、席草、砖瓦、小杉料、鼎铛、雨伞、柑。袖、青果、桔饼、柿饼;泉州则载磁器、纸张;兴化则载杉板。砖瓦;福州则载大小杉料、于笋、香菇;建宁则载茶。回时则载米、麦、寂豆、黑白糖、锡、番薯、鹿肉,售于厦门请海口。载糖、靛、鱼翅至上海,小艇拨运姑苏行市,船回则载布匹、纱缎、桌棉、凉暖、帽子、牛油、金腿、包酒、惠泉酒。……关东贩卖乌茶、黄茶、绸缎、布匹、碗、纸、糖、面、胡椒、苏木,回日则载药材、瓜子、松子、棒子、海参、银龟、蛏干”[68]。通过贸易往来,互通有无,有力地促进了台湾和*经济的迅速发展。所有这些,只有在统一的政权之下才能真正做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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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3-05-30 09:54
康熙初年的*形势
康熙幼年即位,他所继承的是一个饱经战火、经济凋零、国弱民贫、群雄逐鹿、四分五裂的国家基业。
康熙逐渐成年,首先擒拿鳌拜,夺取权力,消除了朝廷内部的隐忧,随即集中力量对付吴三桂、尚可喜、耿精忠等南方三藩,经过八年苦战,平定了吴三桂等三藩叛乱,趁着告捷余威,再次把注意力转向台湾。康熙统一台湾是战争与谈判交替使用的复杂过程,是力量、智慧与争取人心的长期斗争。
与台湾又战又谈
康熙元年(1662年)郑成功收复台湾,驱逐荷兰侵略者,不久即病逝,内部发生争讧。清朝乘机派使者,企图说服郑成功之子郑经归降清朝。郑经为了减轻压力,与清朝谈判,交出南明皇帝赐给的敕书、印玺。清朝要求台湾人众迁回内地,剃发易服,郑经不允,谈判未成。康熙二年(1663年),清朝出兵攻打郑氏据守在*上的最后一个据点厦门,郑经战败,退出厦门,逃奔台湾。清朝乘胜派舟师出征台湾,在海上突遇台风,船只沉没,无功而返。
当时两岸虽武装对峙,但又都有一定的和平愿望。清王朝三藩未除,经济不稳,无力用兵海上。而台湾郑氏,土地初辟,人口甚少,生产落后,经济困难,急需*的粮食和物资供应。且郑部大多是福建人,离家日久,思恋乡土,私下渡海来归者络绎不绝。康熙六年(1667年),清廷派总兵孔元章,赴台湾议抚,答应郑经如归顺,可封“八闽王”,郑经犹豫不决,后以“和议之策不可久,先王之志不可坠”(《海纪辑要》),拒绝清朝的招抚。康熙亲政后,邢部尚书明珠奉旨入福建,主持和议,派知府慕天颜入台,宣示招抚之意。清廷做了重大让步,允许郑氏封藩,世守台湾。郑经则提出:“苟能照朝鲜事例,不削发,称臣纳贡,尊事大之意,则可矣”(江日升《台湾外记》)。康熙答复:“若郑经留恋台湾,不思抛弃,亦可任从其便。至于比朝鲜不剃发,愿进贡投诚之说,不便允从。朝鲜系从未所有之外国,郑经乃中国之人”(《明清史料丁编》第三本)。康熙不愿台湾成为独立于中国之外的国家,故谈判破裂。
此后发生三藩之乱,中原战火弥漫。郑经乘机与吴三桂、耿精忠勾结,占领厦门与漳州、泉州、潮州、惠州各地。转战数年,吴三桂失败,郑经孤军难支,又退回台湾。清朝再一次争取谈判,郑经再次要求“请照琉球、高丽外国之例”,而康熙坚决不同意,双方各持自己的立场谈判又无结果。
决策选将
不久,郑经病逝,其子郑克嗣位。清廷讨论如何解决台湾问题,反对武力攻取台湾的人很多。康熙排除了众多反对意见,决定采取“剿抚并用”的方针,“底定海疆”。
台湾地处大海中,波涛万顷,作战需赖水师,满族将士娴习马步,而不习水战,必须另选将帅,训练士卒。李光地、福建总督姚启圣推荐施琅可当此重任。
施琅,福建晋江人,有勇略。早年为郑芝龙(编者注:郑芝龙为郑成功之父)部下,后随芝龙降清。郑成功将其父子兄侄一门杀害,结下深仇。施琅在福建与郑氏作战多年,了解台湾情况,熟悉水师机宜及海上风涛之变幻。他一贯主张攻取台湾,但因曾是郑氏部属、清廷并不信任他,把他安置在北京居住,投闲十三年。
康熙决定起用施琅,授福建水师提督。福建总督姚启圣只管后勤供应,与施琅和衷共济,保证了施琅出征的粮食和物资供应。
战斗与善后
康熙二十二年六月十四日(1683年7月8日)施琅率兵两万余人,乘战船二百余艘出征。郑克则派勇敢善战的刘国轩守澎湖,所率兵将战船与施琅相当。两军展开激战,历时七昼夜。施琅右眼负伤,游击兰理中炮“腹破肠流出,为掬而纳诸腹,持匹练缚其创。理呼杀贼,麾兵进”(《清史稿》)卷二百六十一·兰理传)。澎湖大战,郑军大败。清军击沉敌船159艘,郑军死伤12000人,浮尸遍海,刘国轩仅率31艘船逃回台湾。
澎湖战败,郑克等极为恐慌。施琅进行*争取工作,对被俘的台湾兵将,优礼相待,赏给银米。800名伤残者医治之后,释放回台,令他们宣示招抚之意,台湾民众“莫不解体归心,唯恐(编者注:今作惟恐)王师之不早来”(阮锡《海上见闻录》)。郑氏已无抵抗能力,于7月27日向清军奉表纳降,呈交延平王金印和户口土地册籍。康熙接受投降,优待郑氏,称:“尔等从前抗违之罪,全行赦免。仍从优叙录。”(《清圣祖实录》卷一百一十一)。郑氏人众俱得妥善安置。台湾遂告统一。
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清廷始设台湾府与台湾、凤山、诸罗三县,隶属福建省,在台澎分别驻兵1万人,设官治理、筑城戍守,台湾宝岛得以统一于清朝*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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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3-05-30 09:55
清朝如何统一台湾 康熙皇帝的战略
http://www.china.com.cn/aboutchina/txt/2008-11/20/content_16795516.htm
(此后略去若干字,看链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