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浒传>是谁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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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2-04-27 04: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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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2-06-26 09:34
说来话长。
在清代和在*年间，《水浒传》最流行的版本是贯华堂刊本，即金圣叹评本（七十回本），它所题署的作者为施耐庵。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文化大*”之前，《水浒传》最流行的版本则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整理本，它所题署的作者仍然是施耐庵。同时，在许多文学史著作的论述中，也把《水浒传》的著作权归之于施耐庵一人。因此，长期以来，“《水浒传》的作者是施耐庵” 这个看法已经给人们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其实，关于《水浒传》的作者，历来存在着多种说法，“施耐庵撰”只不过是其中的一种而已。撇开那些荒诞不经的说法（例如，《水浒传》藜光堂刊本题“姚宗镇国藩父编”）不算，明、清两代，在《水浒传》版本上，在文人们的笔记和书目的记载中，主要的说法有如下三种：（一）罗贯中撰 见于郎瑛《七修类稿》、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余》、王圻《续文献通考》、《稗史汇编》、许自昌《樗斋漫录》、阮葵生《茶余客话》等书的记载，以及钱曾《也是国书目》的著录。
（二）施耐庵、罗贯中合撰 见于高儒《百川书志》的著录，《水浒传》“嘉靖本”（北京图书馆藏八回残本）、天都外臣序本、袁无涯刊本的题署，以及容与堂刊本的李卓吾序、映雪草堂刊本的五湖老人序、芥子园刊本大涤余人序的叙述。
（三）施耐庵撰 见于《水浒传》雄飞馆刊本、贯华堂刊本为题号，以及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徐复祚《三家村老委谈》、徐树丕《识小录》、周晖《金陵琐事》、钱希言《戏瑕》、刘仕义《玩易轩新知录》、曹玉珂《过梁山记》、王士祯《居易录》、金埴《巾箱说》、梁玉绳《瞥记》、焦循《剧说》、李超琼《柜轩笔记》等书的记载。
哪一种说法最可靠或比较可靠呢？
先从文人的记载看。
第一种说法，首见于郎瑛（1487-1566）的《七修类稿》。而郎瑛乃明代嘉靖时人。第二种说法，首见于高儒的《百川书志》。高儒的生卒年不详，但《百川书志》卷首有高儒嘉靖十九年（1540）自序，可知他的和郎瑛同时，也是嘉靖时人。第三种说法，首见于胡应麟（1551－1602）的《少室山房笔丛》。而胡应麟乃万历时人。因此，从它们分别出现的时间上比较而言，第一种说法和第二种说法无疑要早于第三种说法。
再从《水浒传》版本的题署看。
第一种说法不见于现存的任何版本的题署，以第二种说法为题署的版本大多出现于明代的嘉靖、万历年间，第三种说法的两种版本则出现于明末的崇祯年间；因此，从时间上说，也同样是第三种说法要晚于第一种说法和第二种说法。
这样说，是不是意味着第一种说法、第二种说法比较可靠，第三种说法最不可靠呢？ 这倒不一定。
以第一种说法而论，它恐怕是最不可靠的。我们知道，罗贯中是《三国志演义》的作者。在这一点上，并不存在争议。而《三国志演义》和《水浒传》两部小说，在语言形式上完全不用。前者用的是浅近的文言。后者却出之以通俗的白话。说它们出于同一作者的笔下，实在很难获得人们的首肯。
第二种说法和第三种说法虽然有出现早和出现晚的差别，但它们却有着共同点：以施耐庵为作者或作者之一，它们实际上是相互支持的。因此，从这个角度说，它们都是比较可靠的。
第二种说法，以施耐庵、罗贯中为共同的作者，有一定的道理。但缺憾在于，它没有交代清楚他们是什么样的合作关系：二人之中，谁为主，谁为次？依照常理来判断，不可能恰好是50%对50%，没有那么的凑巧。
在清代，也有人（例如，《水浒一百单八将图》题跋的作者徐渭仁）坐实了施、罗二人的分工，把前七十回给予施耐庵，把后五十回给予罗贯中。这仅仅是一种凭空的猜测，而且出现的时间太晚：只有在《水浒传》一百二十回本、七十回本流行之后，它才可能在人们的头脑中萌生。
要比较准确地理解他们的合作关系，目前唯一的途径便是考察明代有关《水浒传》作者的题署 高儒《百川书志》：“施耐庵的本，罗贯中编次”；“嘉靖本”、天都外臣序本、袁无涯刊本：“施耐庵集撰，罗贯中纂修”。
所谓“的本”，是宋、元、明时代的常用语。即“真本”。“集撰”含有“撰写”之意。这表明，施耐庵是作者，是执笔人。所谓“纂修”，可解释为“‘编辑”，和“编次”是同样的意思。这等于说，罗贯中是编者，或整理者、加工者。
因此，第一，施耐庵的著作权应该得到毫不含糊的确认；第二，罗贯中参预了创作的过程，他是施耐庵的合作者，应该得到公正的对待。
基于上述认识，我认为，从狭义上说，施耐庵是《水浒传》的作者；从广义上说，《水浒传》是施耐庵、罗贯中二人合作的产品。
总之，电视连续剧《水浒传》标明原作者为施、罗二人，是有根据的，并没有什么错处可以指摘。
电视连续剧《水浒传》标明原作者为施耐庵、罗贯中 人，引起许多观众的疑惑：《水浒传》的作者不明明是施耐庵一个人吗，怎么变成了施耐庵、罗贯中两个人？
说来话长。
在清代和在*年间，《水浒传》最流行的版本是贯华堂刊本，即金圣叹评本（七十回本），它所题署的作者为施耐庵。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文化大*”之前，《水浒传》最流行的版本则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整理本，它所题署的作者仍然是施耐庵。同时，在许多文学史著作的论述中，也把《水浒传》的著作权归之于施耐庵一人。因此，长期以来，“《水浒传》的作者是施耐庵” 这个看法已经给人们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其实，关于《水浒传》的作者，历来存在着多种说法，“施耐庵撰”只不过是其中的一种而已。撇开那些荒诞不经的说法（例如，《水浒传》藜光堂刊本题“姚宗镇国藩父编”）不算，明、清两代，在《水浒传》版本上，在文人们的笔记和书目的记载中，主要的说法有如下三种：（一）罗贯中撰 见于郎瑛《七修类稿》、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余》、王圻《续文献通考》、《稗史汇编》、许自昌《樗斋漫录》、阮葵生《茶余客话》等书的记载，以及钱曾《也是国书目》的著录。
（二）施耐庵、罗贯中合撰 见于高儒《百川书志》的著录，《水浒传》“嘉靖本”（北京图书馆藏八回残本）、天都外臣序本、袁无涯刊本的题署，以及容与堂刊本的李卓吾序、映雪草堂刊本的五湖老人序、芥子园刊本大涤余人序的叙述。
（三）施耐庵撰 见于《水浒传》雄飞馆刊本、贯华堂刊本为题号，以及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徐复祚《三家村老委谈》、徐树丕《识小录》、周晖《金陵琐事》、钱希言《戏瑕》、刘仕义《玩易轩新知录》、曹玉珂《过梁山记》、王士祯《居易录》、金埴《巾箱说》、梁玉绳《瞥记》、焦循《剧说》、李超琼《柜轩笔记》等书的记载。
哪一种说法最可靠或比较可靠呢？
先从文人的记载看。
第一种说法，首见于郎瑛（1487-1566）的《七修类稿》。而郎瑛乃明代嘉靖时人。第二种说法，首见于高儒的《百川书志》。高儒的生卒年不详，但《百川书志》卷首有高儒嘉靖十九年（1540）自序，可知他的和郎瑛同时，也是嘉靖时人。第三种说法，首见于胡应麟（1551－1602）的《少室山房笔丛》。而胡应麟乃万历时人。因此，从它们分别出现的时间上比较而言，第一种说法和第二种说法无疑要早于第三种说法。
再从《水浒传》版本的题署看。
第一种说法不见于现存的任何版本的题署，以第二种说法为题署的版本大多出现于明代的嘉靖、万历年间，第三种说法的两种版本则出现于明末的崇祯年间；因此，从时间上说，也同样是第三种说法要晚于第一种说法和第二种说法。
这样说，是不是意味着第一种说法、第二种说法比较可靠，第三种说法最不可靠呢？ 这倒不一定。
以第一种说法而论，它恐怕是最不可靠的。我们知道，罗贯中是《三国志演义》的作者。在这一点上，并不存在争议。而《三国志演义》和《水浒传》两部小说，在语言形式上完全不用。前者用的是浅近的文言。后者却出之以通俗的白话。说它们出于同一作者的笔下，实在很难获得人们的首肯。
第二种说法和第三种说法虽然有出现早和出现晚的差别，但它们却有着共同点：以施耐庵为作者或作者之一，它们实际上是相互支持的。因此，从这个角度说，它们都是比较可靠的。
第二种说法，以施耐庵、罗贯中为共同的作者，有一定的道理。但缺憾在于，它没有交代清楚他们是什么样的合作关系：二人之中，谁为主，谁为次？依照常理来判断，不可能恰好是50%对50%，没有那么的凑巧。
在清代，也有人（例如，《水浒一百单八将图》题跋的作者徐渭仁）坐实了施、罗二人的分工，把前七十回给予施耐庵，把后五十回给予罗贯中。这仅仅是一种凭空的猜测，而且出现的时间太晚：只有在《水浒传》一百二十回本、七十回本流行之后，它才可能在人们的头脑中萌生。
要比较准确地理解他们的合作关系，目前唯一的途径便是考察明代有关《水浒传》作者的题署 高儒《百川书志》：“施耐庵的本，罗贯中编次”；“嘉靖本”、天都外臣序本、袁无涯刊本：“施耐庵集撰，罗贯中纂修”。
所谓“的本”，是宋、元、明时代的常用语。即“真本”。“集撰”含有“撰写”之意。这表明，施耐庵是作者，是执笔人。所谓“纂修”，可解释为“‘编辑”，和“编次”是同样的意思。这等于说，罗贯中是编者，或整理者、加工者。
因此，第一，施耐庵的著作权应该得到毫不含糊的确认；第二，罗贯中参预了创作的过程，他是施耐庵的合作者，应该得到公正的对待。
基于上述认识，我认为，从狭义上说，施耐庵是《水浒传》的作者；从广义上说，《水浒传》是施耐庵、罗贯中二人合作的产品。
总之，电视连续剧《水浒传》标明原作者为施、罗二人，是有根据的，并没有什么错处可以指摘。
电视连续剧《水浒传》标明原作者为施耐庵、罗贯中 人，引起许多观众的疑惑：《水浒传》的作者不明明是施耐庵一个人吗，怎么变成了施耐庵、罗贯中两个人？
说来话长。
在清代和在*年间，《水浒传》最流行的版本是贯华堂刊本，即金圣叹评本（七十回本），它所题署的作者为施耐庵。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文化大*”之前，《水浒传》最流行的版本则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整理本，它所题署的作者仍然是施耐庵。同时，在许多文学史著作的论述中，也把《水浒传》的著作权归之于施耐庵一人。因此，长期以来，“《水浒传》的作者是施耐庵” 这个看法已经给人们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其实，关于《水浒传》的作者，历来存在着多种说法，“施耐庵撰”只不过是其中的一种而已。撇开那些荒诞不经的说法（例如，《水浒传》藜光堂刊本题“姚宗镇国藩父编”）不算，明、清两代，在《水浒传》版本上，在文人们的笔记和书目的记载中，主要的说法有如下三种：（一）罗贯中撰 见于郎瑛《七修类稿》、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余》、王圻《续文献通考》、《稗史汇编》、许自昌《樗斋漫录》、阮葵生《茶余客话》等书的记载，以及钱曾《也是国书目》的著录。
（二）施耐庵、罗贯中合撰 见于高儒《百川书志》的著录，《水浒传》“嘉靖本”（北京图书馆藏八回残本）、天都外臣序本、袁无涯刊本的题署，以及容与堂刊本的李卓吾序、映雪草堂刊本的五湖老人序、芥子园刊本大涤余人序的叙述。
（三）施耐庵撰 见于《水浒传》雄飞馆刊本、贯华堂刊本为题号，以及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徐复祚《三家村老委谈》、徐树丕《识小录》、周晖《金陵琐事》、钱希言《戏瑕》、刘仕义《玩易轩新知录》、曹玉珂《过梁山记》、王士祯《居易录》、金埴《巾箱说》、梁玉绳《瞥记》、焦循《剧说》、李超琼《柜轩笔记》等书的记载。
哪一种说法最可靠或比较可靠呢？
先从文人的记载看。
第一种说法，首见于郎瑛（1487-1566）的《七修类稿》。而郎瑛乃明代嘉靖时人。第二种说法，首见于高儒的《百川书志》。高儒的生卒年不详，但《百川书志》卷首有高儒嘉靖十九年（1540）自序，可知他的和郎瑛同时，也是嘉靖时人。第三种说法，首见于胡应麟（1551－1602）的《少室山房笔丛》。而胡应麟乃万历时人。因此，从它们分别出现的时间上比较而言，第一种说法和第二种说法无疑要早于第三种说法。
再从《水浒传》版本的题署看。
第一种说法不见于现存的任何版本的题署，以第二种说法为题署的版本大多出现于明代的嘉靖、万历年间，第三种说法的两种版本则出现于明末的崇祯年间；因此，从时间上说，也同样是第三种说法要晚于第一种说法和第二种说法。
这样说，是不是意味着第一种说法、第二种说法比较可靠，第三种说法最不可靠呢？ 这倒不一定。
以第一种说法而论，它恐怕是最不可靠的。我们知道，罗贯中是《三国志演义》的作者。在这一点上，并不存在争议。而《三国志演义》和《水浒传》两部小说，在语言形式上完全不用。前者用的是浅近的文言。后者却出之以通俗的白话。说它们出于同一作者的笔下，实在很难获得人们的首肯。
第二种说法和第三种说法虽然有出现早和出现晚的差别，但它们却有着共同点：以施耐庵为作者或作者之一，它们实际上是相互支持的。因此，从这个角度说，它们都是比较可靠的。
第二种说法，以施耐庵、罗贯中为共同的作者，有一定的道理。但缺憾在于，它没有交代清楚他们是什么样的合作关系：二人之中，谁为主，谁为次？依照常理来判断，不可能恰好是50%对50%，没有那么的凑巧。
在清代，也有人（例如，《水浒一百单八将图》题跋的作者徐渭仁）坐实了施、罗二人的分工，把前七十回给予施耐庵，把后五十回给予罗贯中。这仅仅是一种凭空的猜测，而且出现的时间太晚：只有在《水浒传》一百二十回本、七十回本流行之后，它才可能在人们的头脑中萌生。
要比较准确地理解他们的合作关系，目前唯一的途径便是考察明代有关《水浒传》作者的题署 高儒《百川书志》：“施耐庵的本，罗贯中编次”；“嘉靖本”、天都外臣序本、袁无涯刊本：“施耐庵集撰，罗贯中纂修”。
所谓“的本”，是宋、元、明时代的常用语。即“真本”。“集撰”含有“撰写”之意。这表明，施耐庵是作者，是执笔人。所谓“纂修”，可解释为“‘编辑”，和“编次”是同样的意思。这等于说，罗贯中是编者，或整理者、加工者。
因此，第一，施耐庵的著作权应该得到毫不含糊的确认；第二，罗贯中参预了创作的过程，他是施耐庵的合作者，应该得到公正的对待。
基于上述认识，我认为，从狭义上说，施耐庵是《水浒传》的作者；从广义上说，《水浒传》是施耐庵、罗贯中二人合作的产品。
总之，电视连续剧《水浒传》标明原作者为施、罗二人，是有根据的，并没有什么错处可以指摘。
电视连续剧《水浒传》标明原作者为施耐庵、罗贯中 人，引起许多观众的疑惑：《水浒传》的作者不明明是施耐庵一个人吗，怎么变成了施耐庵、罗贯中两个人？
说来话长。
在清代和在*年间，《水浒传》最流行的版本是贯华堂刊本，即金圣叹评本（七十回本），它所题署的作者为施耐庵。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文化大*”之前，《水浒传》最流行的版本则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整理本，它所题署的作者仍然是施耐庵。同时，在许多文学史著作的论述中，也把《水浒传》的著作权归之于施耐庵一人。因此，长期以来，“《水浒传》的作者是施耐庵” 这个看法已经给人们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其实，关于《水浒传》的作者，历来存在着多种说法，“施耐庵撰”只不过是其中的一种而已。撇开那些荒诞不经的说法（例如，《水浒传》藜光堂刊本题“姚宗镇国藩父编”）不算，明、清两代，在《水浒传》版本上，在文人们的笔记和书目的记载中，主要的说法有如下三种：（一）罗贯中撰 见于郎瑛《七修类稿》、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余》、王圻《续文献通考》、《稗史汇编》、许自昌《樗斋漫录》、阮葵生《茶余客话》等书的记载，以及钱曾《也是国书目》的著录。
（二）施耐庵、罗贯中合撰 见于高儒《百川书志》的著录，《水浒传》“嘉靖本”（北京图书馆藏八回残本）、天都外臣序本、袁无涯刊本的题署，以及容与堂刊本的李卓吾序、映雪草堂刊本的五湖老人序、芥子园刊本大涤余人序的叙述。
（三）施耐庵撰 见于《水浒传》雄飞馆刊本、贯华堂刊本为题号，以及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徐复祚《三家村老委谈》、徐树丕《识小录》、周晖《金陵琐事》、钱希言《戏瑕》、刘仕义《玩易轩新知录》、曹玉珂《过梁山记》、王士祯《居易录》、金埴《巾箱说》、梁玉绳《瞥记》、焦循《剧说》、李超琼《柜轩笔记》等书的记载。
哪一种说法最可靠或比较可靠呢？
先从文人的记载看。
第一种说法，首见于郎瑛（1487-1566）的《七修类稿》。而郎瑛乃明代嘉靖时人。第二种说法，首见于高儒的《百川书志》。高儒的生卒年不详，但《百川书志》卷首有高儒嘉靖十九年（1540）自序，可知他的和郎瑛同时，也是嘉靖时人。第三种说法，首见于胡应麟（1551－1602）的《少室山房笔丛》。而胡应麟乃万历时人。因此，从它们分别出现的时间上比较而言，第一种说法和第二种说法无疑要早于第三种说法。
再从《水浒传》版本的题署看。
第一种说法不见于现存的任何版本的题署，以第二种说法为题署的版本大多出现于明代的嘉靖、万历年间，第三种说法的两种版本则出现于明末的崇祯年间；因此，从时间上说，也同样是第三种说法要晚于第一种说法和第二种说法。
这样说，是不是意味着第一种说法、第二种说法比较可靠，第三种说法最不可靠呢？ 这倒不一定。
以第一种说法而论，它恐怕是最不可靠的。我们知道，罗贯中是《三国志演义》的作者。在这一点上，并不存在争议。而《三国志演义》和《水浒传》两部小说，在语言形式上完全不用。前者用的是浅近的文言。后者却出之以通俗的白话。说它们出于同一作者的笔下，实在很难获得人们的首肯。
第二种说法和第三种说法虽然有出现早和出现晚的差别，但它们却有着共同点：以施耐庵为作者或作者之一，它们实际上是相互支持的。因此，从这个角度说，它们都是比较可靠的。
第二种说法，以施耐庵、罗贯中为共同的作者，有一定的道理。但缺憾在于，它没有交代清楚他们是什么样的合作关系：二人之中，谁为主，谁为次？依照常理来判断，不可能恰好是50%对50%，没有那么的凑巧。
在清代，也有人（例如，《水浒一百单八将图》题跋的作者徐渭仁）坐实了施、罗二人的分工，把前七十回给予施耐庵，把后五十回给予罗贯中。这仅仅是一种凭空的猜测，而且出现的时间太晚：只有在《水浒传》一百二十回本、七十回本流行之后，它才可能在人们的头脑中萌生。
要比较准确地理解他们的合作关系，目前唯一的途径便是考察明代有关《水浒传》作者的题署 高儒《百川书志》：“施耐庵的本，罗贯中编次”；“嘉靖本”、天都外臣序本、袁无涯刊本：“施耐庵集撰，罗贯中纂修”。
所谓“的本”，是宋、元、明时代的常用语。即“真本”。“集撰”含有“撰写”之意。这表明，施耐庵是作者，是执笔人。所谓“纂修”，可解释为“‘编辑”，和“编次”是同样的意思。这等于说，罗贯中是编者，或整理者、加工者。
因此，第一，施耐庵的著作权应该得到毫不含糊的确认；第二，罗贯中参预了创作的过程，他是施耐庵的合作者，应该得到公正的对待。
基于上述认识，我认为，从狭义上说，施耐庵是《水浒传》的作者；从广义上说，《水浒传》是施耐庵、罗贯中二人合作的产品。
总之，电视连续剧《水浒传》标明原作者为施、罗二人，是有根据的，并没有什么错处可以指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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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2-06-26 09:35
元末明初作家，戏曲家
罗贯中，原名罗才本，字贯中，号湖海散人。生于杭州，祖籍太原。罗贯中生于元末社会*之时，有自己的*理想，不苟同于流俗，曾参与反元的起义斗争。明朝建立之后，专心致力于文学创作。今存署名由罗贯中编著的小说有《三国志通俗演义》、《隋唐志传》、《残唐五代史演传》、《三遂平妖传》。《三国志通俗演义》(又称《三国演义》)是罗贯中的力作，它“文不甚深，言不甚俗”，宏大的结构描写了三国时期尖锐复杂的*军事斗争，塑造了曹操、刘备、周瑜、诸葛亮、关羽等众多的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揭露了封建统治者的残暴罪行，寄托了人民渴求*清明、社会安定的愿望。这*篇小说对后世文学创作影响深远。罗贯中有着多方面的艺术才能，除小说创作外，尚存杂剧《赵太祖龙虎风云会》。
长期以来，中国学界对古典小说《三国演义》一书作者罗贯中籍贯问题存有多种说法，如山西太原说，山东东原说，浙江钱塘说，浙江慈溪说等。20多年的学界争论，一直未有定论。在中国古典文史领域多有建树的孟繁仁，历经20多年潜心研究后认为：中国元末明初发现的《录鬼薄续篇》史料中，有关罗贯中是太原人，及罗氏别号、性格、作品、行踪等记载，是确定罗贯中籍贯的重要资料。他在太原市清徐县乡村发现的《罗氏家谱》及罗氏后代，考证出自“五代后唐”时，罗氏家族就居住在此地。罗贯中原名“罗才本”，后略名为“罗本”，字“贯中”。这部《罗氏家谱》始修于明代穆宗隆庆元年，后经多次续修，由罗氏22世后裔罗礼重保存至今。相关大量史料证实，罗贯中籍贯太原清徐无疑。孟繁仁反复细读《三国演义》等罗贯中的作品，发现：这些作品中隐含着作者诸多的故事情节，其中有大量的清徐一带所特有的方言俚语，更使他确信自己的结论。他还通过对太原近郊“晋阳古城”遗址史料研究，考证古代唐尧初迁太原，遗名“唐城”。公元前497年前晋安予重修晋阳；李唐王朝太原起兵，建立“唐朝”和北宋初年赵匡胤、赵匡义兄弟毁灭太原城等系列重大历史事件，及对罗贯中文学创作的影响等，证实自己对罗氏籍贯的发现。
施耐庵，元末明初小说家，原籍东都，一说钱塘。曾中进士，做过官，与当道不合，弃官回家，从事著述。与*田为同门师兄弟，青田先生曾仕胡元，施耐庵以为耻，致书诮之，友谊遂绝。施耐庵博通古今，才气横溢，举凡群经诸子，词章诗歌，天文、地理、医卜、星相，一切技术无不精通。洪武初，隐于江阴，设馆授徒，从学者甚众。每为人卜决疑难，当验如响；邻近有病者，自往诊视，药之无不愈，群诧为神。自言青田刘伯温长于为政而拙于军旅，中驷材耳。若余不仕则已，仕必文为宰辅，武致将帅，握兵十万定天下，如一棋一局而已。尝取梁山泊故事，著成《水浒》一百二十回，文笔精工，状物肖妙，坊贾喜而刻之，风行遐迩。贾因而致富。此书后展转流入禁中，太祖见而恶之，曰： “ 此倡乱之书。是人胸中定有逆谋。不除之必贻大患。 ” 密令疆吏捕之。兵至日，耐庵先已遁去，莫知所终。
《水浒传》也称《水浒》、《忠义水浒传》。《水浒传》是明代长篇小说，它的作者，明人说法不一，有说施耐庵和他的学生罗贯中合作，现在大都认为是施耐庵所作。它是我国文学史上第一部描写农民起义全过程的长篇小说，并非一人一时之作，而是在民间口头传说、艺人讲说演唱的基础上，由文人加工编撰而成。全书前半部写 “ 官*民反 ” ，好汉林冲、鲁智深等一个个被 “ *上梁山 ” ，在宋江上山后，写了几场反土豪、打官军的战争；后半部写宋江被招安，攻辽，打方腊，最后以悲剧结局。它反映农民起义发生发展的规律。起义英雄的行动，是由小到大，由个人反抗到集体行动，由无组织到有组织，最后汇成一股浩浩荡荡的起义大军。作者对起义英雄予以充分的肯定和热情的讴歌，特别是对一些出身下层社会的英雄，如李逵、三阮、武松、石秀等，他们受剥削压迫最深重，反抗性也最强，为了正义事业，赴汤蹈火在所不辞。这些朝廷的叛逆，所谓 “ 不赦 ” 的罪人，个个可敬可爱，光辉动人。对封建阶级的黑暗势力则尽情揭露，从最基层的郑屠、西门庆等，到上层的梁中书、高廉之流，以及他们的靠山蔡京、高俅，将他们写得丑恶不堪，和梁山英雄形成鲜明的对比。本书结构严整，以官*民反、替天行道为主线，每一个故事如林冲上山、武松打虎、智取生辰纲等章回，又具有相对的独立性。语言以口语为基础，明快、洗练、准确、生动。叙事绘声绘色，极为传神。总的说来全书的艺术水平是不平衡的，后半部不如前半部。
吴承恩(约1500-约1582)，字汝忠，号射阳山人，淮安府山阳县（今江苏淮安）人。
我国明代著名小说家，他所创作的《西游记》为我国古代四大名着之一。
吴承恩出生于一个由下级官吏沦落为小商人家庭，他的父亲吴锐性格乐观旷达，奉行常乐哲学，为他取名承恩，字汝忠，意思希望他能读书做官，上承皇恩，下泽黎民，做一个青史留名的忠臣。
吴承恩小时候勤奋好学，一目十行，过目成诵。少年时，就已名冠乡里，他除奋好学外，特别喜欢搜奇猎怪，爱看神仙鬼怪，狐妖猴精之类的书籍。如《百怪录》、《酉阳杂俎》之类的小说野史，这类五光十色的神话世界，潜默化中养成了搜奇猎怪的嗜好，这对他创作《西游记》有着重大的影响。
步入青年时代的吴承恩是狂放不羁、轻世傲物的年青人。社会地位的低下，贫穷困苦的处境，使这位大才子狂放不羁，招来了纷至沓来的笑声，被人交口称誉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
吴承恩约二十岁时，与同乡一位姓叶的姑娘结婚，婚后感情甚笃。吴承恩虽然狂放不羁，但他品行端 ，忠于自己的妻室。
嘉靖十年，吴承恩在府学岁考和科考中获得了优异成绩，取得了科举生员的资格，与朋友结伴去南京应乡试。然而才华不如他的同伴考取了，他这位誉满乡里的才子竟名落孙山。
第二年春天，他的父亲怀着遗憾去世了。接受初次失败的教训，吴承恩在以后三年内，专心致意地在时文上下了一番苦功，在嘉靖十三年秋的考试中却仍然没有考中。吴承恩羞恨交加，这年冬天，竟病倒了。
两次乡试的失利，再加上父亲的去世，对吴承恩的打系是沉重的。在他看来，考不取举人，不仅付资无由，而且愧对父母，有负先人。但他并不以为自己没考取是没本事，而只是命运不济，他认为"功名富贵自有命，必须得之无乃痴？"
生活困顿给吴承恩带来的压力并不小于科考的失利。父亲去世以后，他需要操持全家的所有开支，但他却没有支撑门户的能力，更没有养家活口的手段。家中生活来源，除了每月从学府里领回六斗米外，只能坐食父亲所留遗产了。
品尝了社会人生酸甜苦辣的吴承恩，开始更加清醒地、深沉地考虑社会人生的问题，并且用自己的诗文向不合理的社会进行抗争。
一生穷困的吴承恩，奋尽全力完成中外闻名的《西游记》后，带着悲喜交加的心情，约于万历十年离开了人世。
他虽然终身未能腾达，但他和他的《西游记》，在中国学史上取得了光辉而崇高的地位，永将光照千秋。
水浒传
（一名《京本忠义传》） 存
明高儒《百川书志》所录《水浒传》题“施耐庵的本”、“罗贯中编次”。今所见明本，有题“施耐庵编辑”者（明雄飞馆英雄谱本）；有题“施耐庵集撰”、“罗贯中纂修”者，（郑振铎藏明嘉靖残本、天都外臣序本）；有题“中原罗贯中道本名卿父编辑”者（明余氏双峰堂志传评林本）。
施耐庵生平资料极少。明人记载多说他是元末明初钱塘人。从二十年代起就有人提出施耐庵是苏北人。后陆续发现《施氏族谱》、淮安王道生撰《施耐庵墓志》等材料。近来在江苏又发现一批文物，主要有施家桥出土的《施让地券》、《施廷佐墓志铭》、《施氏家簿谱》等，据此，施氏生平可作如下勾勒：施耐庵系元末明初人，名子安，又名肇瑞，字彦端，耐庵为其又字或别号，“鼻祖世居扬之兴化，后徙海陵白驹”，至顺间“乡贡进士”，流寓钱塘。曾入张士诚幕，张败后，隐居白驹著书，避朱元璋征往淮安，卒。乃孙迁其骨归葬白驹乡间施家桥，墓今存，列为江苏省重点保护文物。学术界对此有持不同意见者。
罗贯中生平著述，见《三国志演义》条。
《水浒传》版本极为复杂。可分为繁本（或称文繁事简本）和简本（或称文简事繁本）两个系统。
繁本系统，又可分为百回，百廿回和七十回三种，现存百回繁本有：
《京本忠义传》，残页（分别为十卷第十七页和第三十六页下半页及上半页三行）。1957年发现。正文半叶十一三行，行二十八字。未见题署。全书当为二十卷。明正德、嘉靖间书坊所刻。【藏上海图书馆】
《忠义水浒传》残本（残存第十一卷五回，即第五十一回至五十五回）。正文半叶十行，行二十字。全书当为二十卷一百回。题“施耐庵集撰”，“罗贯中纂修”。【郑振铎旧藏，现归北京图书馆】1960年，北京图书馆又发现第十卷第四十七至四十九团，与郑氏藏本相同。将此三回补入，即此残本存八回。此书当为嘉靖本。有人认为郑氏藏本即武定版《水浒传》。
《忠义水浒传》，一百卷，一百回。题“施耐庵集撰”，“罗贯中纂修”。正文半叶十二行，行二十四字。有图。首天都外臣（汪道昆）序。明万历十七年己丑（1589）刊本。现存的是清康熙年间石渠阁补刊本，并不是原刻本。
《李卓吾先生批评忠义水浒传》，一百卷，一百回。半叶十一行，行二十二字。明万历三十八年（1610）容与堂刊本。分有序本与无序本两种。北京图书馆藏本，题“施耐庵集撰”，“罗贯中纂修”。无李贽序，称无序本。正文前有小沙弥怀林的四篇文字，即《批评水浒传述语》，《梁山泊一百单八人优劣》，《水浒传一百回文字优劣》，《又论水浒传文字》。正文中有眉批，行间评语和每回总评；每回前有图二幅，共二百幅。日本内阁文库，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藏本，与北京图书馆藏本同属一个版子，但不题撰人，无图，前有李贽序，亦称有序本。1965年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将北京图书馆藏本影印出版。1973年，上海人民出版社据影印本翻印出版。
以上四种是现存最重要的百回繁本。其中《京本忠义传》虽刊刻于明正德、嘉靖年间，但成书可能在元末明初，是现存百回繁本中最早的本子。郑氏藏嘉靖残本是介于《京本忠义传》，和天都外臣序本、容与堂本之间的本子。天都外臣序本虽比容与堂本早，但现存的不是原刻本而是清康熙年间的补刊本，所以容与堂本是现存最完整的百回繁本，在《水浒传》的版本中具有重要的地位。
除以上四种百回繁本外，尚有明芥子园刊本《李卓吾评忠义水浒传》，一百回。正文半叶十行，行二十二字。有图五十叶。记刻工姓名曰“黄诚之刻”、“新安刘启先刻”，版心下有“芥子园藏版”五字。首有大涤余人序。有旁批，眉批；李玄伯藏明刻本《忠义水浒传》，一百回。正文半叶十行，行二十二字，有图五十叶，亦记曰“新安黄诚之刻”，“新安刘启先刻”。首有大涤余人序。有眉批，圈点，与芥子园本同出一版；《钟伯敬先生批评忠义水浒传》，一百卷一百回。半叶十二行，行二十六字。首有钟伯敬序及《水浒传》人物品评。
芥子园本、李玄伯藏本是与容与堂本不同的百回繁本，其中李贽评语与容与堂本不同，而与百廿回的袁无涯刊本相同，是据袁无涯刊本删去征田虎、王庆故事后的百回繁本。
百廿回繁本：《新镌李氏藏本忠义水浒传》，一百廿回。明袁无涯刊本。正文半叶十行，行二十二字。图六十页。题“施耐庵集撰”，“罗贯中纂修”。首李贽序，杨定见小引。有旁批，眉评。在百回本基础上，增加据简本改写的征田虎、王庆故事。其所据底本、李贽评语均与容与堂本不同。另有郁郁堂、宝翰楼刊本，内容全同。
七十回繁本：《第五才子书施耐庵水浒传》，七十回。明崇祯间贯华堂刊本，题“东都施耐庵撰”，无图，半叶八行，行十九字。卷一有金人瑞序三篇。卷二有宋史纲、宋史目。卷三为读第五才子书法。卷四为金人瑞伪撰施耐庵序。卷五以下始为正文。有回评，夹批。此系金圣叹用袁无涯刊本、芥子园本作底本的删节本，仅取前七十回，并将“梁山泊英雄排座次”改写为“梁山泊英雄惊噩梦”结束全书。
简本系统较为重要的版本有：
《新刊京本全像插增田虎王庆忠义水浒传》（《新刊京本全像插增忠义水浒传》），残本。上图下文，正文半叶十三行，行二十二字，仅残存第二十五卷五回和第二十一卷一回缺半页，所叙为王庆故事。据残本推断全书当为二十四卷或二十五卷共一百十五回到一百二十四，明刊本。【藏巴黎国家图书馆】
《京本增补校正全像忠义水浒志传评林》，二十五卷。题“中原贯中罗道本名卿父编辑”，“后学仰止余宗云登父评校”，“书林文台余象斗子高义补梓”。明万历二十二年（1594）双峰堂刊本。上评，中图，下文。半叶十回行，行二十字。【藏日本日光晃山慈眼堂】北京古籍出版社影印出版。
除此以外，简本还有万历黎光堂刊行的《鼎镌全像水浒忠义传》，一百十五回，前有温陵郑大郁序（明崇祯富沙刘兴我刊本即据此本翻刻）；清聚德堂刊行的《新刻出像京本忠义水浒传》，十卷，一百十五回；明雄飞馆合刻《英雄谱》本《水浒传》，二十卷，一百十回；《绣像汉宋奇书》本，一百十五回；宝翰楼刊行的《忠义水浒传》三十卷，不分回，首有五湖老人序；映雪草堂刊行的《水浒全传》，三十卷，不分回，首有五湖老人序；坊刻《水浒全传》十二卷，一百廿四回，首有乾隆丙辰（1736）古杭陈枚简侯序。
以上各种简本均有征田虎、王庆故事。
关于简本、繁本的关系，学术界长期以来存在简先繁后，繁本是在简本基础上加工而成的；繁先简后，简本是繁本的删节本；简本和繁本是两个系统，同时发展三种不同意见
施耐庵年表
浦玉生
元成宗元贞二年丙申（1296）1岁
十月初二诞生于泰州海陵县白驹场（现属江苏大丰市白驹镇），取名彦端，字子安。属相：猴。父亲施元
德，字长卿；母亲卞淑贞，与苏州枫桥迁盐城便仓卞氏为同一支。
元武宗至大元年戊申（1308）13岁
在苏州城外的浒墅关季氏家塾就读。
元至大三年庚戌（1310）15岁
继续在季氏家塾就读。
延佑元年寅（1314）19岁
实行科举，史称“延佑科举”，此前的元朝科举已废。这一年考中秀才。因在季氏家塾就读时间较长，交谊
甚厚，所以与季氏女儿季丹红结婚。
延佑七年庚申（1320）25岁
被苏州官吏于诸户内特别推荐为孝行信义。
元泰定帝泰定元年甲子（1324）29岁
赴杭州参加江浙行省乡试，中举人。
天历三年至顺元年庚午（1330）35岁
赴大都（北京）会试途中，考察梁山泊，应试不第。
至顺二年辛未（1331）36岁
因地方*推荐称“乡贡进士”或“赐进士”。经国子监司业刘本善推荐，任郓城县训导。
元宁宗至顺三年壬申（1332）37岁
继续在郓城县训导任上，力倡农桑，搜集水浒英雄轶事。
至顺四年元惠宗元统元年癸酉（1333）38岁
再赴大都（北京）会试，应试不第。浙*田（现文成）人刘伯温作《龙虎台赋》，中三甲第二名进士。因
同为江浙行省人，同应会试，故有同窗之称。
元统二年甲戍（1334）39岁
赴任钱塘县丞，想有所作为，但大权掌握在达鲁花赤手中。
元统三年至元元年乙亥（1335）40岁
继续在钱塘县丞任上。从元代中叶起，元杂剧的中心由大都南移至杭州，搜集整理水浒戏。
至元二年丙子（1336）41岁
“官钱塘二载”之后辞官归苏州故里。苏州怀胥桥北有施家巷，阊门外有施子祠。先祖是孔子高足施之常后
裔，唐朝时从吴兴（湖州）迁至苏州，传至施耐庵是十五世。这一年，刘伯温任江西瑞州路高安县丞。
至元三年丁丑（1337）42岁
在苏州设塾教书。并漫游四方。
至元六年庚辰（1340）45岁
刘伯温辞官江西，赴丹徒任教，在苏州教书的施耐庵应欧阳修后裔、丹徒太守之邀，与刘伯温相会。
至正元年辛已（1340）46岁
应刘伯温之邀，赴温州（鹿城）同游江心屿，赴处州青田县南田山武阳村（现属文成县）访刘伯温故里。刘
伯温隐居力学三年，作《百战奇略》。
至正七年丁亥（1347）52岁
在苏州设馆，收太原清徐人罗贯中为门徒，罗贯中约18岁，是“有志图王者”。
至正八年戊子（1348）53岁
台州方国珍起兵反元。
至正十一年辛卯（1351）56岁
四月，贾鲁治黄河。
五月，韩山童、刘福通在颖州起义。
八月，徐寿辉在蕲州起义，国号天完，改元治平。
芝麻李占领徐州，次年被元军*。
刘伯温带病从杭州返回青田，施耐庵往来于苏州与泰州白驹场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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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2-06-26 09:35
第三种说法，是施耐庵一个人写的。这个最早也见于明朝人，但是时间比较晚。那尤其是金圣叹那个本子。流行以后，由于它前边加了一个冒充的施耐庵的序，那个序是假的，是金圣叹自己写的，那个文章是很漂亮。有些句子也很流传，但是那个是假的，和施耐庵没有关系。那么大家就比较熟悉的作者就变成了施耐庵一个人。1949年开国以后，当时有一个规定地方出版社不能够印古典小说，只有人民文学出版社可以印古典小说。而人民文学出版社印的古典小说《水浒传》里边，就署的是施耐庵。所以大家普遍的都知道《水浒传》的作者是施耐庵。我觉得这个说法也没什么错误，但是它有缺陷，就是把罗贯中给完全抹杀了。所以关于这个作者问题，我的基本看法就是，施耐庵是主要的作者，罗贯中是他的合作者。从狭义的方面来说，我们可以承认作者是施耐庵。从广义的方面来说，应该说《水浒传》是他们两个人共同创作的。所以，第一，不能够剥夺施耐庵的创作权；第二，不能够抹杀罗贯中为《水浒传》付出的劳动，这个就是关于《水浒传》的作者，我想就讲这么几个问题。
那么可能有的同志问，既然施耐庵是作者，那么这施耐庵是什么时代的人、什么地方的人？他的生平事迹又怎么样呢？非常遗憾，关于施耐庵的生平事迹现在一无所知。我们仅仅能够确定下来的就是他是浙江杭州人，当时叫做钱塘。最早的版本和最早的书目上都说是钱塘施耐庵，就是今天的浙江杭州。这个好像在今天的浙江省不太重视这个问题，倒是别的地方老要抢施耐庵，把施耐庵认为是他们当地的。浙江杭州毫无动静，大概浙江杭州名人很多，不在乎多一个施耐庵、少一个施耐庵。那么前一阵子比较轰动的呢就是有江苏省一个大丰，一个兴化来抢施耐庵。那这是怎么回事呢？大丰有一个施耐庵的墓，这个墓现在是一个文物。那么有的人说既然他的墓在这里，那当然施耐庵就是我们本地人。但是不，我可以告诉大家，这个墓是上一个世纪四十年代建立的。当时在解放战争时期，当地是民主*，就是我们*党领导的*，那个*姓李，他建的这个墓。那么你想想看，上一个世纪四十年代建的墓，这是不能够作为他的籍贯的一个凭证。那么大丰，大丰是1949年以后新设立的一个县，它以前没有这个县。由于历史上记载，传说施耐庵是白驹桥的人，这个白驹桥恰恰原来属于兴化，现在划到了大丰了，所以大丰在争这个。我曾经奉*领导同志之命，到大丰专门去调查这个事情。当地出现了施耐庵的家谱，还出现了地下挖出来的墓志铭，墓志铭上头那个人有人说是施耐庵，有人说是他的后人，这些全是假的，我们现在惟一能够知道的，就是他是浙江杭州人。从前叫做钱塘，这是他的籍贯。他的生平事迹毫无所知，这个籍贯是比较可靠的，因为《水浒传》里写到了很多浙江的地名，和现在的地理情况完全符合的。他写别的省，山东省河南省很多地理呀，它都是错乱的。由于作者知识有限，在封建社会一个交通不是很发达，所以他有些地理情况不熟悉，出现了错误。但是，在浙江省杭州附近的地名全部是没有错误。
电视连续剧《水浒传》标明原作者为施耐庵、罗贯中 人，引起许多观众的疑惑：《水浒传》的作者不明明是施耐庵一个人吗，怎么变成了施耐庵、罗贯中两个人？
说来话长。
在清代和在*年间，《水浒传》最流行的版本是贯华堂刊本，即金圣叹评本（七十回本），它所题署的作者为施耐庵。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文化大*”之前，《水浒传》最流行的版本则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整理本，它所题署的作者仍然是施耐庵。同时，在许多文学史著作的论述中，也把《水浒传》的著作权归之于施耐庵一人。因此，长期以来，“《水浒传》的作者是施耐庵” 这个看法已经给人们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其实，关于《水浒传》的作者，历来存在着多种说法，“施耐庵撰”只不过是其中的一种而已。撇开那些荒诞不经的说法（例如，《水浒传》藜光堂刊本题“姚宗镇国藩父编”）不算，明、清两代，在《水浒传》版本上，在文人们的笔记和书目的记载中，主要的说法有如下三种：（一）罗贯中撰 见于郎瑛《七修类稿》、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余》、王圻《续文献通考》、《稗史汇编》、许自昌《樗斋漫录》、阮葵生《茶余客话》等书的记载，以及钱曾《也是国书目》的著录。
（二）施耐庵、罗贯中合撰 见于高儒《百川书志》的著录，《水浒传》“嘉靖本”（北京图书馆藏八回残本）、天都外臣序本、袁无涯刊本的题署，以及容与堂刊本的李卓吾序、映雪草堂刊本的五湖老人序、芥子园刊本大涤余人序的叙述。
（三）施耐庵撰 见于《水浒传》雄飞馆刊本、贯华堂刊本为题号，以及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徐复祚《三家村老委谈》、徐树丕《识小录》、周晖《金陵琐事》、钱希言《戏瑕》、刘仕义《玩易轩新知录》、曹玉珂《过梁山记》、王士祯《居易录》、金埴《巾箱说》、梁玉绳《瞥记》、焦循《剧说》、李超琼《柜轩笔记》等书的记载。
哪一种说法最可靠或比较可靠呢？
先从文人的记载看。
第一种说法，首见于郎瑛（1487-1566）的《七修类稿》。而郎瑛乃明代嘉靖时人。第二种说法，首见于高儒的《百川书志》。高儒的生卒年不详，但《百川书志》卷首有高儒嘉靖十九年（1540）自序，可知他的和郎瑛同时，也是嘉靖时人。第三种说法，首见于胡应麟（1551－1602）的《少室山房笔丛》。而胡应麟乃万历时人。因此，从它们分别出现的时间上比较而言，第一种说法和第二种说法无疑要早于第三种说法。
再从《水浒传》版本的题署看。
第一种说法不见于现存的任何版本的题署，以第二种说法为题署的版本大多出现于明代的嘉靖、万历年间，第三种说法的两种版本则出现于明末的崇祯年间；因此，从时间上说，也同样是第三种说法要晚于第一种说法和第二种说法。
这样说，是不是意味着第一种说法、第二种说法比较可靠，第三种说法最不可靠呢？ 这倒不一定。
以第一种说法而论，它恐怕是最不可靠的。我们知道，罗贯中是《三国志演义》的作者。在这一点上，并不存在争议。而《三国志演义》和《水浒传》两部小说，在语言形式上完全不用。前者用的是浅近的文言。后者却出之以通俗的白话。说它们出于同一作者的笔下，实在很难获得人们的首肯。
第二种说法和第三种说法虽然有出现早和出现晚的差别，但它们却有着共同点：以施耐庵为作者或作者之一，它们实际上是相互支持的。因此，从这个角度说，它们都是比较可靠的。
第二种说法，以施耐庵、罗贯中为共同的作者，有一定的道理。但缺憾在于，它没有交代清楚他们是什么样的合作关系：二人之中，谁为主，谁为次？依照常理来判断，不可能恰好是50%对50%，没有那么的凑巧。
在清代，也有人（例如，《水浒一百单八将图》题跋的作者徐渭仁）坐实了施、罗二人的分工，把前七十回给予施耐庵，把后五十回给予罗贯中。这仅仅是一种凭空的猜测，而且出现的时间太晚：只有在《水浒传》一百二十回本、七十回本流行之后，它才可能在人们的头脑中萌生。
要比较准确地理解他们的合作关系，目前唯一的途径便是考察明代有关《水浒传》作者的题署 高儒《百川书志》：“施耐庵的本，罗贯中编次”；“嘉靖本”、天都外臣序本、袁无涯刊本：“施耐庵集撰，罗贯中纂修”。
所谓“的本”，是宋、元、明时代的常用语。即“真本”。“集撰”含有“撰写”之意。这表明，施耐庵是作者，是执笔人。所谓“纂修”，可解释为“‘编辑”，和“编次”是同样的意思。这等于说，罗贯中是编者，或整理者、加工者。
因此，第一，施耐庵的著作权应该得到毫不含糊的确认；第二，罗贯中参预了创作的过程，他是施耐庵的合作者，应该得到公正的对待。
基于上述认识，我认为，从狭义上说，施耐庵是《水浒传》的作者；从广义上说，《水浒传》是施耐庵、罗贯中二人合作的产品。
总之，电视连续剧《水浒传》标明原作者为施、罗二人，是有根据的，并没有什么错处可以指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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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2-06-26 09:36
在清代和在*年间，《水浒传》最流行的版本是贯华堂刊本，即金圣叹评本（七十回本），它所题署的作者为施耐庵。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文化大*”之前，《水浒传》最流行的版本则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整理本，它所题署的作者仍然是施耐庵。同时，在许多文学史著作的论述中，也把《水浒传》的著作权归之于施耐庵一人。因此，长期以来，“《水浒传》的作者是施耐庵” 这个看法已经给人们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其实，关于《水浒传》的作者，历来存在着多种说法，“施耐庵撰”只不过是其中的一种而已。撇开那些荒诞不经的说法（例如，《水浒传》藜光堂刊本题“姚宗镇国藩父编”）不算，明、清两代，在《水浒传》版本上，在文人们的笔记和书目的记载中，主要的说法有如下三种：（一）罗贯中撰 见于郎瑛《七修类稿》、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余》、王圻《续文献通考》、《稗史汇编》、许自昌《樗斋漫录》、阮葵生《茶余客话》等书的记载，以及钱曾《也是国书目》的著录。
（二）施耐庵、罗贯中合撰 见于高儒《百川书志》的著录，《水浒传》“嘉靖本”（北京图书馆藏八回残本）、天都外臣序本、袁无涯刊本的题署，以及容与堂刊本的李卓吾序、映雪草堂刊本的五湖老人序、芥子园刊本大涤余人序的叙述。
（三）施耐庵撰 见于《水浒传》雄飞馆刊本、贯华堂刊本为题号，以及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徐复祚《三家村老委谈》、徐树丕《识小录》、周晖《金陵琐事》、钱希言《戏瑕》、刘仕义《玩易轩新知录》、曹玉珂《过梁山记》、王士祯《居易录》、金埴《巾箱说》、梁玉绳《瞥记》、焦循《剧说》、李超琼《柜轩笔记》等书的记载。
哪一种说法最可靠或比较可靠呢？
先从文人的记载看。
第一种说法，首见于郎瑛（1487-1566）的《七修类稿》。而郎瑛乃明代嘉靖时人。第二种说法，首见于高儒的《百川书志》。高儒的生卒年不详，但《百川书志》卷首有高儒嘉靖十九年（1540）自序，可知他的和郎瑛同时，也是嘉靖时人。第三种说法，首见于胡应麟（1551－1602）的《少室山房笔丛》。而胡应麟乃万历时人。因此，从它们分别出现的时间上比较而言，第一种说法和第二种说法无疑要早于第三种说法。
再从《水浒传》版本的题署看。
第一种说法不见于现存的任何版本的题署，以第二种说法为题署的版本大多出现于明代的嘉靖、万历年间，第三种说法的两种版本则出现于明末的崇祯年间；因此，从时间上说，也同样是第三种说法要晚于第一种说法和第二种说法。
这样说，是不是意味着第一种说法、第二种说法比较可靠，第三种说法最不可靠呢？ 这倒不一定。
以第一种说法而论，它恐怕是最不可靠的。我们知道，罗贯中是《三国志演义》的作者。在这一点上，并不存在争议。而《三国志演义》和《水浒传》两部小说，在语言形式上完全不用。前者用的是浅近的文言。后者却出之以通俗的白话。说它们出于同一作者的笔下，实在很难获得人们的首肯。
第二种说法和第三种说法虽然有出现早和出现晚的差别，但它们却有着共同点：以施耐庵为作者或作者之一，它们实际上是相互支持的。因此，从这个角度说，它们都是比较可靠的。
第二种说法，以施耐庵、罗贯中为共同的作者，有一定的道理。但缺憾在于，它没有交代清楚他们是什么样的合作关系：二人之中，谁为主，谁为次？依照常理来判断，不可能恰好是50%对50%，没有那么的凑巧。
在清代，也有人（例如，《水浒一百单八将图》题跋的作者徐渭仁）坐实了施、罗二人的分工，把前七十回给予施耐庵，把后五十回给予罗贯中。这仅仅是一种凭空的猜测，而且出现的时间太晚：只有在《水浒传》一百二十回本、七十回本流行之后，它才可能在人们的头脑中萌生。
要比较准确地理解他们的合作关系，目前唯一的途径便是考察明代有关《水浒传》作者的题署 高儒《百川书志》：“施耐庵的本，罗贯中编次”；“嘉靖本”、天都外臣序本、袁无涯刊本：“施耐庵集撰，罗贯中纂修”。
所谓“的本”，是宋、元、明时代的常用语。即“真本”。“集撰”含有“撰写”之意。这表明，施耐庵是作者，是执笔人。所谓“纂修”，可解释为“‘编辑”，和“编次”是同样的意思。这等于说，罗贯中是编者，或整理者、加工者。
因此，第一，施耐庵的著作权应该得到毫不含糊的确认；第二，罗贯中参预了创作的过程，他是施耐庵的合作者，应该得到公正的对待。
基于上述认识，我认为，从狭义上说，施耐庵是《水浒传》的作者；从广义上说，《水浒传》是施耐庵、罗贯中二人合作的产品。
总之，电视连续剧《水浒传》标明原作者为施、罗二人，是有根据的，并没有什么错处可以指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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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2-06-26 09:36
说来话长。
在清代和在*年间，《水浒传》最流行的版本是贯华堂刊本，即金圣叹评本（七十回本），它所题署的作者为施耐庵。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文化大*”之前，《水浒传》最流行的版本则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整理本，它所题署的作者仍然是施耐庵。同时，在许多文学史著作的论述中，也把《水浒传》的著作权归之于施耐庵一人。因此，长期以来，“《水浒传》的作者是施耐庵” 这个看法已经给人们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其实，关于《水浒传》的作者，历来存在着多种说法，“施耐庵撰”只不过是其中的一种而已。撇开那些荒诞不经的说法（例如，《水浒传》藜光堂刊本题“姚宗镇国藩父编”）不算，明、清两代，在《水浒传》版本上，在文人们的笔记和书目的记载中，主要的说法有如下三种：（一）罗贯中撰 见于郎瑛《七修类稿》、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余》、王圻《续文献通考》、《稗史汇编》、许自昌《樗斋漫录》、阮葵生《茶余客话》等书的记载，以及钱曾《也是国书目》的著录。
（二）施耐庵、罗贯中合撰 见于高儒《百川书志》的著录，《水浒传》“嘉靖本”（北京图书馆藏八回残本）、天都外臣序本、袁无涯刊本的题署，以及容与堂刊本的李卓吾序、映雪草堂刊本的五湖老人序、芥子园刊本大涤余人序的叙述。
（三）施耐庵撰 见于《水浒传》雄飞馆刊本、贯华堂刊本为题号，以及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徐复祚《三家村老委谈》、徐树丕《识小录》、周晖《金陵琐事》、钱希言《戏瑕》、刘仕义《玩易轩新知录》、曹玉珂《过梁山记》、王士祯《居易录》、金埴《巾箱说》、梁玉绳《瞥记》、焦循《剧说》、李超琼《柜轩笔记》等书的记载。
哪一种说法最可靠或比较可靠呢？
先从文人的记载看。
第一种说法，首见于郎瑛（1487-1566）的《七修类稿》。而郎瑛乃明代嘉靖时人。第二种说法，首见于高儒的《百川书志》。高儒的生卒年不详，但《百川书志》卷首有高儒嘉靖十九年（1540）自序，可知他的和郎瑛同时，也是嘉靖时人。第三种说法，首见于胡应麟（1551－1602）的《少室山房笔丛》。而胡应麟乃万历时人。因此，从它们分别出现的时间上比较而言，第一种说法和第二种说法无疑要早于第三种说法。
再从《水浒传》版本的题署看。
第一种说法不见于现存的任何版本的题署，以第二种说法为题署的版本大多出现于明代的嘉靖、万历年间，第三种说法的两种版本则出现于明末的崇祯年间；因此，从时间上说，也同样是第三种说法要晚于第一种说法和第二种说法。
这样说，是不是意味着第一种说法、第二种说法比较可靠，第三种说法最不可靠呢？ 这倒不一定。
以第一种说法而论，它恐怕是最不可靠的。我们知道，罗贯中是《三国志演义》的作者。在这一点上，并不存在争议。而《三国志演义》和《水浒传》两部小说，在语言形式上完全不用。前者用的是浅近的文言。后者却出之以通俗的白话。说它们出于同一作者的笔下，实在很难获得人们的首肯。
第二种说法和第三种说法虽然有出现早和出现晚的差别，但它们却有着共同点：以施耐庵为作者或作者之一，它们实际上是相互支持的。因此，从这个角度说，它们都是比较可靠的。
第二种说法，以施耐庵、罗贯中为共同的作者，有一定的道理。但缺憾在于，它没有交代清楚他们是什么样的合作关系：二人之中，谁为主，谁为次？依照常理来判断，不可能恰好是50%对50%，没有那么的凑巧。
在清代，也有人（例如，《水浒一百单八将图》题跋的作者徐渭仁）坐实了施、罗二人的分工，把前七十回给予施耐庵，把后五十回给予罗贯中。这仅仅是一种凭空的猜测，而且出现的时间太晚：只有在《水浒传》一百二十回本、七十回本流行之后，它才可能在人们的头脑中萌生。
要比较准确地理解他们的合作关系，目前唯一的途径便是考察明代有关《水浒传》作者的题署 高儒《百川书志》：“施耐庵的本，罗贯中编次”；“嘉靖本”、天都外臣序本、袁无涯刊本：“施耐庵集撰，罗贯中纂修”。
所谓“的本”，是宋、元、明时代的常用语。即“真本”。“集撰”含有“撰写”之意。这表明，施耐庵是作者，是执笔人。所谓“纂修”，可解释为“‘编辑”，和“编次”是同样的意思。这等于说，罗贯中是编者，或整理者、加工者。
因此，第一，施耐庵的著作权应该得到毫不含糊的确认；第二，罗贯中参预了创作的过程，他是施耐庵的合作者，应该得到公正的对待。
基于上述认识，我认为，从狭义上说，施耐庵是《水浒传》的作者；从广义上说，《水浒传》是施耐庵、罗贯中二人合作的产品。
总之，电视连续剧《水浒传》标明原作者为施、罗二人，是有根据的，并没有什么错处可以指摘。
第一种说法不见于现存的任何版本的题署，以第二种说法为题署的版本大多出现于明代的嘉靖、万历年间，第三种说法的两种版本则出现于明末的崇祯年间；因此，从时间上说，也同样是第三种说法要晚于第一种说法和第二种说法。
这样说，是不是意味着第一种说法、第二种说法比较可靠，第三种说法最不可靠呢？ 这倒不一定。
以第一种说法而论，它恐怕是最不可靠的。我们知道，罗贯中是《三国志演义》的作者。在这一点上，并不存在争议。而《三国志演义》和《水浒传》两部小说，在语言形式上完全不用。前者用的是浅近的文言。后者却出之以通俗的白话。说它们出于同一作者的笔下，实在很难获得人们的首肯。
第二种说法和第三种说法虽然有出现早和出现晚的差别，但它们却有着共同点：以施耐庵为作者或作者之一，它们实际上是相互支持的。因此，从这个角度说，它们都是比较可靠的。
第二种说法，以施耐庵、罗贯中为共同的作者，有一定的道理。但缺憾在于，它没有交代清楚他们是什么样的合作关系：二人之中，谁为主，谁为次？依照常理来判断，不可能恰好是50%对50%，没有那么的凑巧。
在清代，也有人（例如，《水浒一百单八将图》题跋的作者徐渭仁）坐实了施、罗二人的分工，把前七十回给予施耐庵，把后五十回给予罗贯中。这仅仅是一种凭空的猜测，而且出现的时间太晚：只有在《水浒传》一百二十回本、七十回本流行之后，它才可能在人们的头脑中萌生。
要比较准确地理解他们的合作关系，目前唯一的途径便是考察明代有关《水浒传》作者的题署 高儒《百川书志》：“施耐庵的本，罗贯中编次”；“嘉靖本”、天都外臣序本、袁无涯刊本：“施耐庵集撰，罗贯中纂修”。
所谓“的本”，是宋、元、明时代的常用语。即“真本”。“集撰”含有“撰写”之意。这表明，施耐庵是作者，是执笔人。所谓“纂修”，可解释为“‘编辑”，和“编次”是同样的意思。这等于说，罗贯中是编者，或整理者、加工者。
因此，第一，施耐庵的著作权应该得到毫不含糊的确认；第二，罗贯中参预了创作的过程，他是施耐庵的合作者，应该得到公正的对待。
基于上述认识，我认为，从狭义上说，施耐庵是《水浒传》的作者；从广义上说，《水浒传》是施耐庵、罗贯中二人合作的产品。
总之，电视连续剧《水浒传》标明原作者为施、罗二人，是有根据的，并没有什么错处可以指摘。
